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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WTO规范具有深刻的公共卫生含义。作为WTO的主要规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尽管TRIPs协定中包含了出于公共卫生考量而规定的灵活措施，然而，WTO并非以公共卫生为导向，其中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决定了WTO对于发展中國家的公共卫生而言是弊大于利。鉴于我同目前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和正在酝酿的医疗体制改革，我國应勇于利用WTO规范中的灵活性条款，提高药品的可获得性，从而促进我國的公共卫生治理，这本身也是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WTO)；全球公共卫生治理；TRIPS协定
“数千年来，商人、入侵者和自然力量使疾病四处传播，从而改变了历史。”这就说明，贸易和公共卫生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在19世纪早期，传染病的國际传播主要被建构为对各國经济利益的一个威胁，这种模式主导了当时國际卫生合作的方式。后来的《國际卫生条例》也反映了贸易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密切联系。“以针对公共卫生风险，同时又避免对國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适当方式，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國际传播”，是《國际卫生条例》的宗旨。该宗旨表明了全球贸易利益与公共卫生利益之间相互协调的重要性。“如果说在旧殖民时代贸易跟着旗帜走是事实，那么，最初國际公共卫生合作跟着贸易走也同样是事实。”也就是说，公共卫生问题与贸易问题在旧殖民时代就已经粘连在一起了。
“WTO正在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单一的最重要的國际机制。”虽然WTO并不是一个以公共卫生为导向的國际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考量居于次要地位，但作为最重要的國际贸易机制，WTO以其他國际机制无与伦比的规范能力而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架构。美國公共卫生专家詹姆森(D.T.Jamison)等甚至认为，WTO是在公共卫生方面最具有影响力的國际机制。
一、WTO及其政策文件的公共卫生含义
WTO的成立基于以下假设：不断扩展的贸易会对福利产生积极影响。WTO协定前言中包含了支持发展和改善生活水平的目标，其中自然也包括公共卫生问题。尽管WTO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很多公共卫生危机都反映了全球化的基本经济现实：最富有的國家是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WTO协定对世界各國特别是发展中國家的公共卫生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和WTO联合发表的报告显示，WTO有关协定与公共卫生在很多方面密切相关。“贸易和公共卫生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点，公共卫生的决策者和贸易的决策者可以在各自负责的不同领域通过更紧密的合作保证两者的和谐。”國际贸易催生了全球化，而“全球化正在改变公共卫生的图景”。因此，作为全球化的代名词，WTO对公共卫生具有重要含义。
首先，WTO要求成员方在对贸易具有限制作用的公共卫生领域解除管制，结果发展中國家成员方在如何实现公共卫生目标的方式方面失去了自主性。WTO前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迪(Supachai Panitchpakdi)声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WTO仅仅习惯于处理外部问题，现在到了解决那些妨碍贸易自由化的國内规制的时候了。”例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规定，所有國家必须为新型药品提供至少20年的专利保护，这样一来，发展中國家成员方在有关专利保护方面失去了自主性。这种千篇一律的规定导致专利药品价格高昂。当然，这并不是说知识产权制度一无是处，而是说这种制度的实施应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正如美國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Lester C.Thurow)所言：“经济全球化需要知识产权制度的全球化。该制度必须同时反映发达國家和发展中國家的需求。第三世界國家对低价药品的需求不能与对低价CD的需求相提并论，如果产权制度像目前一样对二者等同视之，那它就不是一个好制度，也不是一个可行的制度。”再例如，《食品法典》(CodexAlimentarious)为世界各國的食品安全提供了科学、自愿的标准，而该《食品法典》成为《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适用协定》用来判断成员方食品标准和卫生措施合法性的标尺。《贸易技术壁垒协定》也规定了相似的标准和管制准绳。上述WTO协定极大地限制了成员方在公共卫生治理中的自主性，导致成员方无法根据自身具体的公共卫生形势而采取相应的公共卫生政策。
其次，WTO推动了对人类健康具有必要性的知识或产品的私有化，也推动了國家公共卫生体系的私有化。以TRIPS协定为例，诸如必要药品(essenlia[drugs)知识产权的私有化给公共卫生造成负面影响。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曾用“公地悲剧”(the tragedy 0f the commons)一间来阐述公共资源由于没有相应的使用规范而被滥用的情况。而在生物医学领域，知识产权的全球推广现已暗示一种别样的悲剧，由于“反公用”，太多的所有者相互封锁，人们不能充分使用一些稀缺资源，太多的知识产权可能会自相矛盾，从而导致人们改善健康状况所需的药品减少。同样，《服务贸易总协定》把诸如公共卫生这样的必要服务看做是一种可以采取竞争自由放任政策的领域，而不是公共产品。正如WTO专家奥瓦因?威廉姆斯(()wain Williams)所言：“《服务贸易总协定》正在全球公共卫生瘫痪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WTO协定的这种私有化导向加剧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特别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國家，公共卫生领域的私有化使得先天不足的公共卫生体系变得更脆弱。正如约翰?布兰特(John H.Bryant)所言：“不受限制和充分调节的私有市场是导致卫生方面不平等的最强大的全球化力量。”
二、WTO关于公共卫生的条款：以TRIPS协定为例
WTO不但是一个主要致力于自由贸易的机制，而且还是一个发展机制。而公共卫生问题就是一个发展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协定之一，TRIPS协定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自2001年以来，发展中國家频发的公共卫生危机日益受到國际社会的关注。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等致命性传染病正在成为狙击当地民众健康的杀手。造成这些公共卫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当地居民无法获得有效的廉价治疗药品。國际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2001年出版了一份报告，分析了WTO的专利体制造成的药品价格高昂问题及其给贫困國家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例如，施多宁(efavirenz)和奈非纳韦(nelfinavir)是两种治疗艾滋病的西方专利药物。施多宁在专利保护下的售价是4730美元，而同类非专利药物售价仅为485美元；奈非纳韦在专利保护下的售价是3508美元，而同类非专利药物售价仅为201美元。据发展中國家估计，如果生产非专利药物，能够节约80％－90％的开支。
具体而言，TRIPS协定就是试图平衡专利权(私利)和药品的可获得性(公共利益)之间的关 会将《宣言》和《议定书》的有关内容纳入了TRIPS协定。这标志着WTO最终在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方面达成共识。正如素帕猜?巴尼巴迪所言：“这是WTO的一个历史性决议，允许一些國家充分运用WTO知识产权规则应对國内的疾病，证明了WTO可以同时处理人道主义问题和与贸易有关的问题。”《议定书》对TRIPS协定的改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议定书》，修改后的TRIPS协定规定，在符合有关条件的前提下，WTO成员可以授予其國内企业专利药品的强制许可，不再局限于供应國内市场，而那些不具有实施强制许可能力的國家则可以从实施强制许可的國家以较低的价格进口相关药品，也即平行进口(parallel import)。这突破了原TRIPS协定关于强制许可的使用“应主要为供应國内市场”的规定，这种改进使制药能力落后的不发达國家可以从其他实施强制许可的发展中國家通过平行进口的方式进口廉价的仿制药品。
第二，TRIPS协定原则上规定，WTO成员方授予强制许可时应向专利权持有人支付报酬。而《议定书》进一步明确，在出口成员和进口成员对同一产品授予强制许可的情况下，专利许可费应由出口成员支付，进口成员无须再行支付。这就减轻了发展中國家执行强制许可的成本。
四、WTO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和矛盾
尽管WTO围绕专利权和发展中國家药品可及性之间的矛盾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力图在两者之间达成平衡，但鉴于发达國家利用知识产权机制获取垄断利润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WTO依然存在一些结构性缺陷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WTO的“自由贸易至上主义”。WTO认为，國际贸易中的开放市场和竞争会促进所有國家的福利。近年来，很多有关全球化和公共卫生之间关系的分析都反映了上述观点。“在WTO机制中，全球贸易优先于任何事情，例如民主、公共卫生、公正、必要服务的获得、环境、食品安全等等。”WTO奉行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结果导致WTO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市场失灵”。正如詹姆斯?奥尔宾斯基(James Orbinski)和巴瑞?布瑞休(Barry Burciul)所指出，缺乏治疗“被忽略的疾病”的药品，并不是因为知识水平低，或者科学家力不能逮，而是因为“市场失败”，因为在目前的体系下，新药品主要开发企业在人们最需要的药品研究方面不存在既得利益。
以TRIPS协定为例，WTO认为，该协定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和自由贸易。然而，许多研究表明，专利保护通常并不能构成研发的动力。专利在地域上的扩展将增加垄断权利，在分配和交易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并且无法实现发展中國家在科研与开发上的增长。负责非洲艾滋病问题的联合國特使史蒂芬?路易斯(Stephen Lewis)把这种将知识产权和自由贸易置于人的健康权之上的做法称为“得意的大谋杀”(mass murder by complacency)。美國经济学家约翰?吉克斯(John Jewkes)等更是犀利地批评道：“几乎无法想象会有如此漏洞百出的社会制度(专利制度)，其存在仅仅是因为似乎再无更好的制度了。”知识产权成为富國的养料、穷國的毒药。”
其二，WTO规范加剧了发达國家与发展中國家之间的公共卫生差距。在威胁世界重要平衡的诸多现象中，南北间的“公共卫生差距”或许是最令人担忧的现象之一。WTO规范不但对这种差距于事无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剧了这种公共卫生不平等的鸿沟。再以TRIPS协定为例，发展中國家总体上都是技术的净进口國，这些技术大部分由发达國家提供，全球绝大多数的专利都属于发达國家的组织。所以发达國家在制定有关药品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方面不遗余力，然而“对于发展中國家来说，专利制度的引入并不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福音”。发达國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议程内对广大发展中國家的公共卫生危机无动于衷。如果肆虐非洲的艾滋病大量爆发在美國，很难想象美國还会如此大肆推行药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正如有学者指出：“WTO呈现出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但显而易见的是，有一个为富國的规则和另外一个为穷國的规则。”正是这种不同的规则体系造成或恶化了南北公共卫生差距。
其三，WTO规范导致了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私有化”。公共卫生安全具有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性质。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失灵”问题。國际社会中不存在一统天下的“世界政府”，而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应中的“市场失灵”现象更是严重。私有市场既无动力、也无能力去解决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供应问题。然而，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协定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事关公共卫生安全的领域倡导私有化。由发达國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试图用“私有市场”的方法来解决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供应问题。在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供给方面，WTO的这种私有化导向在有关药品的知识产权方面表现特别明显。TRIPS协定明确宣布知识产权为私权。言外之意，有关药品的知识产权也是一种私权。跨國公司的逐利动机使得它们在进行医药研发时，以发达國家的市场而不是以发展中國家贫穷人口的需求为导向来制订研究计划，因此，研究的重点主要是非传染性疾病，而不是肆虐于发展中國家的疟疾、霍乱、艾滋病、登革热等传染病。据估计，在全球用于医药研发的经费中，只有不到5％用于研究主要影响发展中國家的疾病。这也拉大了发达國家和发展中國家在享有健康产品方面的差距，不同区域在全球药品市场的占有份额差距巨大(表2)。在1975－1999年间批准研制的1393种药品中，估计只有13种是专为治疗热带病的。这种私有化不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通途，它只会加剧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应中的“市场失灵”问题。
其四，WTO中的权力政治因素。尽管WTO是一个功能性的组织，但它依然没有摆脱大國权力政治的窠臼。这种权力表现在“决策权”和“问题联系性权力”两个方面。“在当今WTO的运作中，弱國经常在WTO的决策权方面被边缘化。”以美國为首的发达國家首先通过强势决策权在WTO内将自身的药品知识产权利益固定化，然后以“问题联系性权力”来威胁那些有可能利用“强制许可”或“平行进口”的國家。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TRIPS协定的强制许可条款“原本是作为一条救生索，但实际上，任何伸手去够这条救生索的國家都已被美國贸易谈判者戴上了手铐”。这种权力政治因素还表现在西方发达國家在药品知识产权方面的“双重标准”上。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TRIPS协定中有关药品专利权的“强制许可”。1997年，鉴于國内的艾滋病危机，南非政府颁布了《医药与相关物质控制修正案》，其中规定了有关艾滋病治疗药品专利权的强制许可措施，该法案促进了艾滋病药品的可及性。然而，美國却与当时的欧共体以贸易制裁相威胁，企图迫使南非撤销该法案。尽管美國最终作出了让步，但那是迫于國际社会舆论的压力。在“9?11”恐怖袭击后发生的炭疽恐怖袭击使美國需要大量的环丙沙星(Cipro tablets)，而德國拜尔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WTO)；全球公共卫生治理；TRIPS协定
“数千年来，商人、入侵者和自然力量使疾病四处传播，从而改变了历史。”这就说明，贸易和公共卫生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在19世纪早期，传染病的國际传播主要被建构为对各國经济利益的一个威胁，这种模式主导了当时國际卫生合作的方式。后来的《國际卫生条例》也反映了贸易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密切联系。“以针对公共卫生风险，同时又避免对國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适当方式，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國际传播”，是《國际卫生条例》的宗旨。该宗旨表明了全球贸易利益与公共卫生利益之间相互协调的重要性。“如果说在旧殖民时代贸易跟着旗帜走是事实，那么，最初國际公共卫生合作跟着贸易走也同样是事实。”也就是说，公共卫生问题与贸易问题在旧殖民时代就已经粘连在一起了。
“WTO正在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单一的最重要的國际机制。”虽然WTO并不是一个以公共卫生为导向的國际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考量居于次要地位，但作为最重要的國际贸易机制，WTO以其他國际机制无与伦比的规范能力而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架构。美國公共卫生专家詹姆森(D.T.Jamison)等甚至认为，WTO是在公共卫生方面最具有影响力的國际机制。
一、WTO及其政策文件的公共卫生含义
WTO的成立基于以下假设：不断扩展的贸易会对福利产生积极影响。WTO协定前言中包含了支持发展和改善生活水平的目标，其中自然也包括公共卫生问题。尽管WTO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很多公共卫生危机都反映了全球化的基本经济现实：最富有的國家是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WTO协定对世界各國特别是发展中國家的公共卫生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和WTO联合发表的报告显示，WTO有关协定与公共卫生在很多方面密切相关。“贸易和公共卫生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点，公共卫生的决策者和贸易的决策者可以在各自负责的不同领域通过更紧密的合作保证两者的和谐。”國际贸易催生了全球化，而“全球化正在改变公共卫生的图景”。因此，作为全球化的代名词，WTO对公共卫生具有重要含义。
首先，WTO要求成员方在对贸易具有限制作用的公共卫生领域解除管制，结果发展中國家成员方在如何实现公共卫生目标的方式方面失去了自主性。WTO前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迪(Supachai Panitchpakdi)声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WTO仅仅习惯于处理外部问题，现在到了解决那些妨碍贸易自由化的國内规制的时候了。”例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规定，所有國家必须为新型药品提供至少20年的专利保护，这样一来，发展中國家成员方在有关专利保护方面失去了自主性。这种千篇一律的规定导致专利药品价格高昂。当然，这并不是说知识产权制度一无是处，而是说这种制度的实施应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正如美國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Lester C.Thurow)所言：“经济全球化需要知识产权制度的全球化。该制度必须同时反映发达國家和发展中國家的需求。第三世界國家对低价药品的需求不能与对低价CD的需求相提并论，如果产权制度像目前一样对二者等同视之，那它就不是一个好制度，也不是一个可行的制度。”再例如，《食品法典》(CodexAlimentarious)为世界各國的食品安全提供了科学、自愿的标准，而该《食品法典》成为《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适用协定》用来判断成员方食品标准和卫生措施合法性的标尺。《贸易技术壁垒协定》也规定了相似的标准和管制准绳。上述WTO协定极大地限制了成员方在公共卫生治理中的自主性，导致成员方无法根据自身具体的公共卫生形势而采取相应的公共卫生政策。
其次，WTO推动了对人类健康具有必要性的知识或产品的私有化，也推动了國家公共卫生体系的私有化。以TRIPS协定为例，诸如必要药品(essenlia[drugs)知识产权的私有化给公共卫生造成负面影响。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曾用“公地悲剧”(the tragedy 0f the commons)一间来阐述公共资源由于没有相应的使用规范而被滥用的情况。而在生物医学领域，知识产权的全球推广现已暗示一种别样的悲剧，由于“反公用”，太多的所有者相互封锁，人们不能充分使用一些稀缺资源，太多的知识产权可能会自相矛盾，从而导致人们改善健康状况所需的药品减少。同样，《服务贸易总协定》把诸如公共卫生这样的必要服务看做是一种可以采取竞争自由放任政策的领域，而不是公共产品。正如WTO专家奥瓦因?威廉姆斯(()wain Williams)所言：“《服务贸易总协定》正在全球公共卫生瘫痪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WTO协定的这种私有化导向加剧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特别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國家，公共卫生领域的私有化使得先天不足的公共卫生体系变得更脆弱。正如约翰?布兰特(John H.Bryant)所言：“不受限制和充分调节的私有市场是导致卫生方面不平等的最强大的全球化力量。”
二、WTO关于公共卫生的条款：以TRIPS协定为例
WTO不但是一个主要致力于自由贸易的机制，而且还是一个发展机制。而公共卫生问题就是一个发展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协定之一，TRIPS协定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自2001年以来，发展中國家频发的公共卫生危机日益受到國际社会的关注。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等致命性传染病正在成为狙击当地民众健康的杀手。造成这些公共卫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当地居民无法获得有效的廉价治疗药品。國际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2001年出版了一份报告，分析了WTO的专利体制造成的药品价格高昂问题及其给贫困國家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例如，施多宁(efavirenz)和奈非纳韦(nelfinavir)是两种治疗艾滋病的西方专利药物。施多宁在专利保护下的售价是4730美元，而同类非专利药物售价仅为485美元；奈非纳韦在专利保护下的售价是3508美元，而同类非专利药物售价仅为201美元。据发展中國家估计，如果生产非专利药物，能够节约80％－90％的开支。
具体而言，TRIPS协定就是试图平衡专利权(私利)和药品的可获得性(公共利益)之间的关 会将《宣言》和《议定书》的有关内容纳入了TRIPS协定。这标志着WTO最终在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方面达成共识。正如素帕猜?巴尼巴迪所言：“这是WTO的一个历史性决议，允许一些國家充分运用WTO知识产权规则应对國内的疾病，证明了WTO可以同时处理人道主义问题和与贸易有关的问题。”《议定书》对TRIPS协定的改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议定书》，修改后的TRIPS协定规定，在符合有关条件的前提下，WTO成员可以授予其國内企业专利药品的强制许可，不再局限于供应國内市场，而那些不具有实施强制许可能力的國家则可以从实施强制许可的國家以较低的价格进口相关药品，也即平行进口(parallel import)。这突破了原TRIPS协定关于强制许可的使用“应主要为供应國内市场”的规定，这种改进使制药能力落后的不发达國家可以从其他实施强制许可的发展中國家通过平行进口的方式进口廉价的仿制药品。
第二，TRIPS协定原则上规定，WTO成员方授予强制许可时应向专利权持有人支付报酬。而《议定书》进一步明确，在出口成员和进口成员对同一产品授予强制许可的情况下，专利许可费应由出口成员支付，进口成员无须再行支付。这就减轻了发展中國家执行强制许可的成本。
四、WTO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和矛盾
尽管WTO围绕专利权和发展中國家药品可及性之间的矛盾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力图在两者之间达成平衡，但鉴于发达國家利用知识产权机制获取垄断利润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WTO依然存在一些结构性缺陷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WTO的“自由贸易至上主义”。WTO认为，國际贸易中的开放市场和竞争会促进所有國家的福利。近年来，很多有关全球化和公共卫生之间关系的分析都反映了上述观点。“在WTO机制中，全球贸易优先于任何事情，例如民主、公共卫生、公正、必要服务的获得、环境、食品安全等等。”WTO奉行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结果导致WTO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市场失灵”。正如詹姆斯?奥尔宾斯基(James Orbinski)和巴瑞?布瑞休(Barry Burciul)所指出，缺乏治疗“被忽略的疾病”的药品，并不是因为知识水平低，或者科学家力不能逮，而是因为“市场失败”，因为在目前的体系下，新药品主要开发企业在人们最需要的药品研究方面不存在既得利益。
以TRIPS协定为例，WTO认为，该协定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和自由贸易。然而，许多研究表明，专利保护通常并不能构成研发的动力。专利在地域上的扩展将增加垄断权利，在分配和交易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并且无法实现发展中國家在科研与开发上的增长。负责非洲艾滋病问题的联合國特使史蒂芬?路易斯(Stephen Lewis)把这种将知识产权和自由贸易置于人的健康权之上的做法称为“得意的大谋杀”(mass murder by complacency)。美國经济学家约翰?吉克斯(John Jewkes)等更是犀利地批评道：“几乎无法想象会有如此漏洞百出的社会制度(专利制度)，其存在仅仅是因为似乎再无更好的制度了。”知识产权成为富國的养料、穷國的毒药。”
其二，WTO规范加剧了发达國家与发展中國家之间的公共卫生差距。在威胁世界重要平衡的诸多现象中，南北间的“公共卫生差距”或许是最令人担忧的现象之一。WTO规范不但对这种差距于事无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剧了这种公共卫生不平等的鸿沟。再以TRIPS协定为例，发展中國家总体上都是技术的净进口國，这些技术大部分由发达國家提供，全球绝大多数的专利都属于发达國家的组织。所以发达國家在制定有关药品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方面不遗余力，然而“对于发展中國家来说，专利制度的引入并不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福音”。发达國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议程内对广大发展中國家的公共卫生危机无动于衷。如果肆虐非洲的艾滋病大量爆发在美國，很难想象美國还会如此大肆推行药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正如有学者指出：“WTO呈现出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但显而易见的是，有一个为富國的规则和另外一个为穷國的规则。”正是这种不同的规则体系造成或恶化了南北公共卫生差距。
其三，WTO规范导致了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私有化”。公共卫生安全具有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性质。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失灵”问题。國际社会中不存在一统天下的“世界政府”，而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应中的“市场失灵”现象更是严重。私有市场既无动力、也无能力去解决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供应问题。然而，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协定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事关公共卫生安全的领域倡导私有化。由发达國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试图用“私有市场”的方法来解决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供应问题。在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供给方面，WTO的这种私有化导向在有关药品的知识产权方面表现特别明显。TRIPS协定明确宣布知识产权为私权。言外之意，有关药品的知识产权也是一种私权。跨國公司的逐利动机使得它们在进行医药研发时，以发达國家的市场而不是以发展中國家贫穷人口的需求为导向来制订研究计划，因此，研究的重点主要是非传染性疾病，而不是肆虐于发展中國家的疟疾、霍乱、艾滋病、登革热等传染病。据估计，在全球用于医药研发的经费中，只有不到5％用于研究主要影响发展中國家的疾病。这也拉大了发达國家和发展中國家在享有健康产品方面的差距，不同区域在全球药品市场的占有份额差距巨大(表2)。在1975－1999年间批准研制的1393种药品中，估计只有13种是专为治疗热带病的。这种私有化不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通途，它只会加剧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应中的“市场失灵”问题。
其四，WTO中的权力政治因素。尽管WTO是一个功能性的组织，但它依然没有摆脱大國权力政治的窠臼。这种权力表现在“决策权”和“问题联系性权力”两个方面。“在当今WTO的运作中，弱國经常在WTO的决策权方面被边缘化。”以美國为首的发达國家首先通过强势决策权在WTO内将自身的药品知识产权利益固定化，然后以“问题联系性权力”来威胁那些有可能利用“强制许可”或“平行进口”的國家。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TRIPS协定的强制许可条款“原本是作为一条救生索，但实际上，任何伸手去够这条救生索的國家都已被美國贸易谈判者戴上了手铐”。这种权力政治因素还表现在西方发达國家在药品知识产权方面的“双重标准”上。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TRIPS协定中有关药品专利权的“强制许可”。1997年，鉴于國内的艾滋病危机，南非政府颁布了《医药与相关物质控制修正案》，其中规定了有关艾滋病治疗药品专利权的强制许可措施，该法案促进了艾滋病药品的可及性。然而，美國却与当时的欧共体以贸易制裁相威胁，企图迫使南非撤销该法案。尽管美國最终作出了让步，但那是迫于國际社会舆论的压力。在“9?11”恐怖袭击后发生的炭疽恐怖袭击使美國需要大量的环丙沙星(Cipro tablets)，而德國拜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