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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术训练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在学术训练中经常要涉及文章的写作，历史学的学术训练需要注意的方面也不少，本文大致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与读者共同探讨。
关键词 学生视角 学术视角 历史学
一、选题
选题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问题意识”，即一篇论文首先需要让人家看懂是说了一件什么事情，是有新的发现，还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仅仅“炒冷饭”；是做了一堆资料整理还是有明确的史论结合；是一篇空泛的论述，还是有丰富坚实史料支撑的真知灼见。近年来，学界文章关注点开始转向微观层面，研究一个地方、一个人的文章大量出现，并且随着地方档案文件的开放，使得这一研究成为了可能。越来越多的个案研究开始向之前的宏观研究发起了挑战，之前认为理所当然的结论，现在被各地的个案研究分解地七零八落，于是开始了争论，有争论就有新发现，这无疑是进步的。随着大量微观史料的研究，在选题上则会更看重小角度的选题结构，尤其在史学角度，选取一个大角度的课题未免限于空泛，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在往小处着眼，希望以小见大，从微观层面构建历史的复杂性，使学术建立在扎实的根基上，这当然是很好的研究思路。
二、材料及其引用
支撑一篇文章的主体无疑是大量丰富的材料，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先有“史”才能有“论”。就中国近现代史来看，地方档案资料的查找是最多的，也是当下应用最广的。同学都有去档案馆找资料的经历，一篇文章也主要是靠这些资料支撑起来。诚然，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原料与基石，整理历史资料是一项默默无闻的智力劳动，异常艰苦，它本身就属于历史研究活动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也是史学训练的一项重要方式。
除了自己的资料外，文章中必然要用到其他学者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引文和注释。这在引用的时候要尽可能注明资料出处，以免抄袭之嫌。学者郭世佑就此总结出注明引文出处的好处：
第一，能表明作者的诚实，可以避免抄袭之嫌。
第二，能表明作者的自信，敢于接受关于资料出处查证的约束，可以确保资料的可信度。
第三，有助于传播重要资料与学术思想，增加知识含量，维护知识产权。
第四，可望帮助论者在较高的学术起点上行走，凸显问题意识，排除重复性劳动的可能。
第五，可望约束论者的研究与叙述过程，摒弃学术懒汉思想，随时提醒论者朝创新的目标努力。
第六，可望引导初学者去查找有效资料和思考问题，避免走弯路。
第七，有助于准确地反映学术成果的转载率，支持国际化学术评价标准的确立，为淡化人为的和成本昂贵的官方学术评价而有所贡献。
联系到当下环境中，学生文章中的注释引用往往漏洞百出，不规范的现象层出不穷。经常将别人的结论或材料直接拿来用，这实际上属于不够诚实的抄袭或剽窃行为，没有做到学术研究的严谨客观。
三、文章论证
史学论著必须兼具论证与论据，不可能只有史料，史料需要我们自己的解读与论证。在论证和解读时，老师们不止一次地提醒，尤其是解读近代史资料，不要被档案资料的感情倾向所限制，必须跳出材料的窠臼客观解读。对我们来说，往往陷入有意无意、不自觉地跟随了档案中的主观倾向。如把清朝称作“满清”、把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的武装响应称作“光复”，把近代来华的外国人全都称之为“帝国主义”或“西方列强”等，从学术角度看，这些都是带有感情色彩的用语，在历史研究这样客观的学术语境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使用中既要分清材料的意图，又要在自己应用时保持客观。
史论结合，每篇文章的作者都希望从文章中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而近代史问题庞杂，史料众多，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几乎都被研究遍了，许多问题和结论都是研究过好多次了，就我们学生来说，一些论点并不是越新奇越好。但同样是写论文研究一件事情，随着时代的发展、材料的增多，结论必定会逐渐深入，我们在论证时就必须了解有关此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能做出哪些不一样的结论，看到哪些他们没有看到的问题。尤其在当下学术氛围相对宽松的条件下，结合时代特点，根据材料阐发自己的观点，或重新对已有的争论进行研究，都会有新的结论和定论源源不断地出现。
近代史研究中，档案的利用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档案的获得和解读，就成为相关学术研究必须重视的关键。可喜的是，最近以来，地方档案的不断开放，一大批学者和相关研究人员的孜孜不倦地收集，近代史档案的整理和解读工作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关注点也从之前的政治史、经济史扩大到地方史、社会史等具体领域，近现代史呈现出不同地方的不同特点。具体来看，就是从一个政策、决定如何在基层地方的运行，到地方老百姓如何看待等具体而微的历史层面。除了运用地方档案外，还经常实地走访并做口述，将人们的记忆唤醒，以此作为档案的补充部分，尽最大努力还原几十年前的历史。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如口述资料的主观性、档案资料的不全面等）存在。
在近代史史观上，最容易出现的莫过于有关近代史研究中的“民族情结”。一部中国近代史夹杂着太多的屈辱和遗憾，作为中国人治中国史，常常在叙述中流露出自己带有“后见之明”的感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客观而滑向主观判断。近代史领域资料繁多，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其方方面面都在经受发掘研究，逐渐变得清晰。对我们而言，整体地把握历史显得力有不逮，最有效的还是从手头做起，细致整理和研究，做实每一步，为之后的深入研究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郭世佑.记问浮沉：近代史的求真之旅.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关键词 学生视角 学术视角 历史学
一、选题
选题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问题意识”，即一篇论文首先需要让人家看懂是说了一件什么事情，是有新的发现，还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仅仅“炒冷饭”；是做了一堆资料整理还是有明确的史论结合；是一篇空泛的论述，还是有丰富坚实史料支撑的真知灼见。近年来，学界文章关注点开始转向微观层面，研究一个地方、一个人的文章大量出现，并且随着地方档案文件的开放，使得这一研究成为了可能。越来越多的个案研究开始向之前的宏观研究发起了挑战，之前认为理所当然的结论，现在被各地的个案研究分解地七零八落，于是开始了争论，有争论就有新发现，这无疑是进步的。随着大量微观史料的研究，在选题上则会更看重小角度的选题结构，尤其在史学角度，选取一个大角度的课题未免限于空泛，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在往小处着眼，希望以小见大，从微观层面构建历史的复杂性，使学术建立在扎实的根基上，这当然是很好的研究思路。
二、材料及其引用
支撑一篇文章的主体无疑是大量丰富的材料，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先有“史”才能有“论”。就中国近现代史来看，地方档案资料的查找是最多的，也是当下应用最广的。同学都有去档案馆找资料的经历，一篇文章也主要是靠这些资料支撑起来。诚然，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原料与基石，整理历史资料是一项默默无闻的智力劳动，异常艰苦，它本身就属于历史研究活动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也是史学训练的一项重要方式。
除了自己的资料外，文章中必然要用到其他学者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引文和注释。这在引用的时候要尽可能注明资料出处，以免抄袭之嫌。学者郭世佑就此总结出注明引文出处的好处：
第一，能表明作者的诚实，可以避免抄袭之嫌。
第二，能表明作者的自信，敢于接受关于资料出处查证的约束，可以确保资料的可信度。
第三，有助于传播重要资料与学术思想，增加知识含量，维护知识产权。
第四，可望帮助论者在较高的学术起点上行走，凸显问题意识，排除重复性劳动的可能。
第五，可望约束论者的研究与叙述过程，摒弃学术懒汉思想，随时提醒论者朝创新的目标努力。
第六，可望引导初学者去查找有效资料和思考问题，避免走弯路。
第七，有助于准确地反映学术成果的转载率，支持国际化学术评价标准的确立，为淡化人为的和成本昂贵的官方学术评价而有所贡献。
联系到当下环境中，学生文章中的注释引用往往漏洞百出，不规范的现象层出不穷。经常将别人的结论或材料直接拿来用，这实际上属于不够诚实的抄袭或剽窃行为，没有做到学术研究的严谨客观。
三、文章论证
史学论著必须兼具论证与论据，不可能只有史料，史料需要我们自己的解读与论证。在论证和解读时，老师们不止一次地提醒，尤其是解读近代史资料，不要被档案资料的感情倾向所限制，必须跳出材料的窠臼客观解读。对我们来说，往往陷入有意无意、不自觉地跟随了档案中的主观倾向。如把清朝称作“满清”、把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的武装响应称作“光复”，把近代来华的外国人全都称之为“帝国主义”或“西方列强”等，从学术角度看，这些都是带有感情色彩的用语，在历史研究这样客观的学术语境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使用中既要分清材料的意图，又要在自己应用时保持客观。
史论结合，每篇文章的作者都希望从文章中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而近代史问题庞杂，史料众多，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几乎都被研究遍了，许多问题和结论都是研究过好多次了，就我们学生来说，一些论点并不是越新奇越好。但同样是写论文研究一件事情，随着时代的发展、材料的增多，结论必定会逐渐深入，我们在论证时就必须了解有关此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能做出哪些不一样的结论，看到哪些他们没有看到的问题。尤其在当下学术氛围相对宽松的条件下，结合时代特点，根据材料阐发自己的观点，或重新对已有的争论进行研究，都会有新的结论和定论源源不断地出现。
近代史研究中，档案的利用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档案的获得和解读，就成为相关学术研究必须重视的关键。可喜的是，最近以来，地方档案的不断开放，一大批学者和相关研究人员的孜孜不倦地收集，近代史档案的整理和解读工作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关注点也从之前的政治史、经济史扩大到地方史、社会史等具体领域，近现代史呈现出不同地方的不同特点。具体来看，就是从一个政策、决定如何在基层地方的运行，到地方老百姓如何看待等具体而微的历史层面。除了运用地方档案外，还经常实地走访并做口述，将人们的记忆唤醒，以此作为档案的补充部分，尽最大努力还原几十年前的历史。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如口述资料的主观性、档案资料的不全面等）存在。
在近代史史观上，最容易出现的莫过于有关近代史研究中的“民族情结”。一部中国近代史夹杂着太多的屈辱和遗憾，作为中国人治中国史，常常在叙述中流露出自己带有“后见之明”的感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客观而滑向主观判断。近代史领域资料繁多，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其方方面面都在经受发掘研究，逐渐变得清晰。对我们而言，整体地把握历史显得力有不逮，最有效的还是从手头做起，细致整理和研究，做实每一步，为之后的深入研究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郭世佑.记问浮沉：近代史的求真之旅.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