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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十四行诗的历史和传统、莎翁生平史实考证以及莎诗艺术特点等角度出发，梳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有关莎诗创作的自传性批评，发现莎诗中W.H.先生、竞争诗人以及黑皮肤女郎的原型假设鲜有史料给予证实。但是莎诗的现实主义特征和真实的情感体验以及十四行诗的传统又告诫我们，断然否定莎诗的自我写实性也不尽合理，因此莎诗批评目前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和迷惑。
关键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自传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187-03
一、引言
半个多世纪以前，特尔特鲁斯（Telltruth）说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似乎比莎翁戏剧和他的生平史料能提供更多有关莎翁的个人信息。这种状况至今也没有多少改变。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以下简称莎诗）从1599年出版以来，其艺术成就得到举世公认，但因W.H.先生性别身份而引起的同性情爱观也饱受争议。有些学者如布鲁斯·史密斯、玛格丽特·德·格拉西亚、希瑟·杜布罗、皮特·斯德利布拉斯和乔尔·范恩门等大胆指出诗中爱情乃有违伦理的“同性之恶”，但是大部分“18世纪以来的学者对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避而不谈，要么以社会文化语境化理论给与解释”，以此证明莎诗表现的主题是伊丽莎白时期为社会所接受的“男性友谊”。这种考量可能是出于对“同性恋”文化的恐惧心理，害怕这种“恶行”玷污了莎士比亚的英名。于是乎，学术界长期以来从十四行诗创造传统、莎士比亚生平史实以及莎诗艺术特点出发，力图在男性友谊或断臂之爱的主题讨论中，对莎诗创作做自传性或戏仿性解读。本文力图梳理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批评界在自传性批评方法上所遭遇的困境和迷惑。
二、自传批评
十四行诗起源于意大利，后经法国传入英国。其早期的题材和类型是由意大利诗人、学者和欧洲人文主义主要代表彼特拉克开创，后人称之为彼特拉克体，或意大利十四行诗。其主旨大意通常是描述作者对某一女郎毫无希望的爱恋，“内容上缺少激情，形式上却巧夺天工”，这其中翘楚之作当属卡里提奥（Cariteo）奢华的明喻，提巴尔迪奥（Tebaldeo）夸张的隐喻，塞拉菲诺（Serafino）铺张的幻想，本博（Bembo）哀伤而清澈的倾诉和维特多利亚（Vittoria）神圣而优雅的忧愁，十四行诗的诗学艺术因他们达到了极致。尽管这些诗歌少有彼特拉克式的现实描写，但不宜否定其中的自传元素，亦非断然肯定诗中表现的就是诗人发自内心的爱恋情感。这种难于区分诗歌中爱情和恭维的情形在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的著作《献媚者》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该书告诫女子不要轻易相信仰慕者不断送上的恭维，也不能草率地否认一个真爱者的倾心爱慕。这说明了诗歌语言中的爱情和献媚在当时十分相似而难以区分，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就更难予以甄别了。
十四行诗创作在英国的情形也大体如此，虽然没有外部的史实证据证明这些诗歌的传记性，但是一般认为它们既有写实的一面也有虚构的成分，前者如斯宾塞（Spenser）1595年写给一位女子（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求爱诗，后者如贾尔斯·弗莱彻（Giles Fletcher）诗中的Licia，诗人声称他的女神就是指“学问”、“某所大学”、“知识的影像”、或者“他自己假装一无是处的幻想”。当然大部分诗歌介于两者之间，其内容杂异，传记性程度也参差不齐，既有简单恭维的话语，也有热血沸腾的表白。
对于莎诗而言，几百年来人们不但被其优美的语言所折服，而且对诗中的人物和扉页上的献词充满疑惑，这些疑惑既体现了十四行诗传记性的审美传统，也表明了后世想要挖掘更多有关莎翁生平细节的期望。多年前，基特里奇指出“十四行诗的作者似乎必须敞开心扉”，这种修辞上必不可少的要素使人不知不觉滑入了自传性质的现实中，特别是经浪漫主义诗学过滤后的诗歌尤其如此。诗人必须言如其实，言之朴素，像对着一群人谈话一般，而非故作姿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是爱情诗，读者也难以抵挡对诗歌进行史实或传记解读的诱惑。
19世纪绝大部分批评家对莎诗自传性不予质疑。海因那（Heine）相信“莎诗真实地记录了莎士比亚的生活状况”；卡莱尔（Carlyle）认为莎士比亚高于但丁，只因莎翁真诚地战斗并用语言征服了世界，他相信这些诗歌清晰地证明了他生活中的曲折和拼斗；尼采也相信诗歌展现了莎士比亚人生中的汹涌暗流，他说基督教努力地在爱情和婚姻中制造凶恶的妖魔，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莎翁那样有勇气展示这种基督徒的阴暗面；而英国湖畔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直面那种“恶中之恶”时毫不怀疑莎翁笔尖流淌的就是他本人的心路历程。
莎诗献词只有短短30词，但引起的争议恐怕最大。疑点之一是对献词中“onlie begetter”一语的理解，它既可指为出版商搜集十四行诗原稿或者抄本者，也可指启发作者创作该十四行诗集灵感之人。但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认为该词语无从确定其含义，可见理解上的差别之大，以致批评考证的方向迥异。不过，佛斯特从文艺复兴时期语言使用规约和献词的格式出发，认为“begetter”一词意指“创造者或创作者”，而“ovr ever-living poet”则指代“全能的上帝”。因此第一种解释是，托马斯·索普在献词中以戏谑的方式告诫读者所出版的十四行诗真正出自莎士比亚之手，Mr.W.H.就是Mr. William Himself或者是Mr. W. Sh之勘误；第二种解释是十四行诗根本不是莎士比亚所写，因为begetter后面还添加了似乎是多余的一个形容词同位语“Mr. W. H.”；第三种解释是索普利用戏仿的风格，使献词取得幽默的效果，原因是不论W. H.作何解释（William Himself或者故意的首字母不正确使用），它在传统的献词中都是不入流俗的，而且四开本的标题页和其他34处都印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字样。
不过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恐怕是把Mr.W.H.可和南安普顿伯爵或者潘伯鲁克伯爵相联系。史书记载南安普顿伯爵Henry Wriothesley小莎士比亚近10岁，7岁世袭爵位，深得女王喜爱，后因“恶行”失宠很久，一度还曾入狱。不过他年轻时外表俊美，风流倜傥，与莎士比亚私交甚好，为此，莎士比亚曾把两部诗集献给他。但是史料未曾提到1594年后他与莎士比亚的友谊和交情，莎诗中也未提到南安普顿伯爵的后世坎坷，且他的姓名缩写应该是H.W.，而非反之，因此怀疑这种推测者较多。而潘伯鲁克伯爵指William Herbert，早年也是风流人物，莎士比亚和他的家族交往甚久。莎翁早年的戏剧就是在“潘伯鲁克剧团”演出，演员的保护人就是第三任潘伯鲁克伯爵的父亲。莎翁第一对折本剧就是献给他们兄弟俩的，献词中提到他们多年的知遇之恩。该说最大漏洞是莎士比亚写这首诗时是1593年，潘伯鲁克当时才13岁，诗歌中的1～17首劝婚篇似乎有悖常理，而且诗人对一个少年热烈奔放的爱情表白似乎也显得滑稽可笑。另外，人们仔细研究潘伯鲁克年轻时期的史料，发现他是一位积极主动、稳健成熟且富有进取心的朝臣，他志向远大，肩负重任，远非十四行诗中被描绘成没有雄心、缺乏家庭责任感之青年（劝婚诗1～17）。因此这种假设，怀疑者甚众。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W.H先生是指William Hall。根据知名莎学研究专家塞缪尔·肖恩伯姆（Samuel Schoenbaum）的观点，一个名为Forsyt的人指出献辞第三行中H后面的句点是印刷者因误加上的，西德尼·李（Sidney Lee）接受了这个观点，认为W. H.就是William Hall（威廉姆·霍尔），一个文具店里的助理。在1609年莎诗出版时，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出版社。不过没有多少人相信李的观点，因为史料中没有找到这个威廉·霍尔的记载，人们也不理解一个人既然有自己的出版社，为何还要让别的出版公司出版莎诗。
但是，历史上确有另外一个威廉姆·霍尔，他不但认识莎士比亚，其子约翰·霍尔还娶了莎士比亚的大女儿苏珊娜。作为一名医生，威廉·霍尔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极有可能获得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稿本。威廉死后，他让自己的小儿子约翰继承了部分书籍。由于约翰不愿履行继承人的义务，威廉的遗产最终由他的大儿子戴夫（Dive）处置。根据记载，戴夫德行似乎欠佳，在父亲的遗嘱中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当发现这个莎诗稿本后，他很有可能把它售给了另一个出版商汤姆斯·索普（Thomas Thorpe），即献词落款处的T.T.，并嘱咐把这本诗集献给他刚刚死去的父亲，以求快速得到一笔财富。这个结论当然是基于推测得出的，但却也能自圆其说。不过莎诗中爱情独白的对象和威廉·霍尔就没有多少联系了，这对探讨莎翁的情爱观及家庭观的研究似乎意义不大。
对于W.H.先生的身份，学界存在多种其他推测理论，但可信度均相对较低。至于黑皮肤女士和竞争诗人的原形的考证也基本上属于推测性质，故争论较多。同样地，黑皮肤女郎也充满神秘感，萧伯纳试图把她和玛丽·菲顿小姐联系起来，后来却发现菲顿小姐原是金发女郎。于是许多学者仿照但丁批评的路子把她隐喻化，即莎翁把她比作引诱他的虚假而朦胧的哲学，或是杯中之物；也有人认为莎翁利用黑皮肤女郎隐射伊丽莎白女王；而在“孩子王”理论中，潘博鲁克伯爵是十四行诗的作者，他的妻子就是黑皮肤女郎，而从妈妈那偷心的翩翩少年朋友就是伯爵夫妇的儿子。假说种种，不一而足。对于竞争诗人的身份，猜测更是多于史实。马龙认为他是斯宾塞，这恐怕也是大家乐意接受的理论，可惜斯宾塞当时生活在爱尔兰。
三、结语
19世纪末的1898年，苏格兰戏剧评论家威廉姆·阿彻（William Archer）和英国评论家斯德尼·李（Sidney Lee）进行了一场有关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W. H先生的身份大辩论，前者是潘伯鲁克伯爵（Pembrok）假说的支持者，后者则是南安普顿伯爵假说（Southampton）的拥护者，双方精彩的考证提供了足够的理由驳倒对方，结果是两种理论皆不为所信；而诗中其他人物如黑皮肤女郎及作为对手的诗人在浩如烟海的史实中也趋于虚无。对于严肃的历史学家来说，莎诗人物所指代的可能对象在史料中没有找到任何让人信服的蛛丝马迹，于是莎学研究在19世纪的尾声中无奈地摒弃了自传性批评范式。正如西德尼·李在他的著作《莎士比亚的生活》中所言：伊丽莎白时代的十四行诗创作存在一个规则，即诗人的真实情感和个人经历很少成为诗歌创作的灵感，莎诗也不例外。
这种论调自然影响着评论界对莎诗的批评策略。穆尔（Muir）断言莎诗不是自传，但事实上人们似乎又假定它是自传。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书中坦言：“读者不应该对Mr.W.H.的身份有什么期待，也不必弄清他是否是组诗倾诉的对象还仅仅是组诗诗稿的获得者。”一些诸如黑皮肤女郎是否是Lucy Negro，Emilia Lanier或者是《上帝——犹太人国王万岁！》虔诚的作者，或是虚构的人物等问题对于传记作者而言当然重要，但是对于莎诗批评却几乎没有关系。上世纪80年代，斯蒂芬·布斯曾声言：“我不想考证谁是M.H.先生和黑皮肤女士的身份，推测某些十四行诗创作的历史背景，也不想确定这些诗歌的写作时间，或者对整个诗集的时序重新安排，或者支持四开本的顺序。我只想弄清楚莎诗在批评界和普通读者之中如何获得这样高的地位。”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策略，指出了莎诗批评所遭受的困境及其原因，那就是把莎诗看作是自传体和史实性质的文学作品而解读只能是徒劳。
参考文献：
〔1〕Bates， E. Sutherland， 1910. The Sincerity of Shakespeare’s Sonnets. Modern Philology， Vol. 8， No. 1， pp. 87-106.Belse， Catherine. 1985. Disrupting Sexual Difference： Meaning and Gender in the Comedies Alternative Shakespeare， ed. John Drakakis. London： Methuen. pp.166-190.
〔2〕Boe， John. 1986. Mr. W. H.： A New Candidate. Shakespeare Quarterly， Vol. 37， No. 1， pp. 97-98.
〔3〕Booth， Stephen. An Essay on Shakespeare’s Sonnets.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69.
〔4〕Foster， D. W. 1987. PMLA， Vol. 102， No. 1， pp. 42-54.
〔5〕Muir， Kenneth. Shakespeare’s Sonnets. London： Allen，1979.
〔6〕Rosmarin， Adena. 1985. Hermeneutics versus Erotics： Shakespeare’s Sonnets and Interpretive History. PMLA， Vol. 100， No. 1， pp. 20-37.
〔7〕Stapleton， M. L. 2004. Making the Woman of Him： Shakespeare’s Man Right Fair as Sonnet Lady.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Vol. 46， No. 3， pp. 271-295.
〔8〕Taylor， Dick. Jr. The Earl of Pembroke and the Youth of Shakespeare’s Sonnets： An Essay in Rehabilitation. Studies in Philology， Vol. 56， No. 1 （Jan.， 1959）， pp. 26-54.
〔9〕Telltruth， Ira. p.184. The Irish Monthly， Vol.77，No.910（Apr.， 1949），pp.178-186.
〔10〕Wilson， Katharine M. 1974. Shakespeare’s Sugared Sonnets. New York： Barnes.
〔11〕梁实秋.莎士比亚全集——十四行诗.中国广播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徐阳）
关键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自传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187-03
一、引言
半个多世纪以前，特尔特鲁斯（Telltruth）说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似乎比莎翁戏剧和他的生平史料能提供更多有关莎翁的个人信息。这种状况至今也没有多少改变。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以下简称莎诗）从1599年出版以来，其艺术成就得到举世公认，但因W.H.先生性别身份而引起的同性情爱观也饱受争议。有些学者如布鲁斯·史密斯、玛格丽特·德·格拉西亚、希瑟·杜布罗、皮特·斯德利布拉斯和乔尔·范恩门等大胆指出诗中爱情乃有违伦理的“同性之恶”，但是大部分“18世纪以来的学者对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避而不谈，要么以社会文化语境化理论给与解释”，以此证明莎诗表现的主题是伊丽莎白时期为社会所接受的“男性友谊”。这种考量可能是出于对“同性恋”文化的恐惧心理，害怕这种“恶行”玷污了莎士比亚的英名。于是乎，学术界长期以来从十四行诗创造传统、莎士比亚生平史实以及莎诗艺术特点出发，力图在男性友谊或断臂之爱的主题讨论中，对莎诗创作做自传性或戏仿性解读。本文力图梳理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批评界在自传性批评方法上所遭遇的困境和迷惑。
二、自传批评
十四行诗起源于意大利，后经法国传入英国。其早期的题材和类型是由意大利诗人、学者和欧洲人文主义主要代表彼特拉克开创，后人称之为彼特拉克体，或意大利十四行诗。其主旨大意通常是描述作者对某一女郎毫无希望的爱恋，“内容上缺少激情，形式上却巧夺天工”，这其中翘楚之作当属卡里提奥（Cariteo）奢华的明喻，提巴尔迪奥（Tebaldeo）夸张的隐喻，塞拉菲诺（Serafino）铺张的幻想，本博（Bembo）哀伤而清澈的倾诉和维特多利亚（Vittoria）神圣而优雅的忧愁，十四行诗的诗学艺术因他们达到了极致。尽管这些诗歌少有彼特拉克式的现实描写，但不宜否定其中的自传元素，亦非断然肯定诗中表现的就是诗人发自内心的爱恋情感。这种难于区分诗歌中爱情和恭维的情形在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的著作《献媚者》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该书告诫女子不要轻易相信仰慕者不断送上的恭维，也不能草率地否认一个真爱者的倾心爱慕。这说明了诗歌语言中的爱情和献媚在当时十分相似而难以区分，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就更难予以甄别了。
十四行诗创作在英国的情形也大体如此，虽然没有外部的史实证据证明这些诗歌的传记性，但是一般认为它们既有写实的一面也有虚构的成分，前者如斯宾塞（Spenser）1595年写给一位女子（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求爱诗，后者如贾尔斯·弗莱彻（Giles Fletcher）诗中的Licia，诗人声称他的女神就是指“学问”、“某所大学”、“知识的影像”、或者“他自己假装一无是处的幻想”。当然大部分诗歌介于两者之间，其内容杂异，传记性程度也参差不齐，既有简单恭维的话语，也有热血沸腾的表白。
对于莎诗而言，几百年来人们不但被其优美的语言所折服，而且对诗中的人物和扉页上的献词充满疑惑，这些疑惑既体现了十四行诗传记性的审美传统，也表明了后世想要挖掘更多有关莎翁生平细节的期望。多年前，基特里奇指出“十四行诗的作者似乎必须敞开心扉”，这种修辞上必不可少的要素使人不知不觉滑入了自传性质的现实中，特别是经浪漫主义诗学过滤后的诗歌尤其如此。诗人必须言如其实，言之朴素，像对着一群人谈话一般，而非故作姿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是爱情诗，读者也难以抵挡对诗歌进行史实或传记解读的诱惑。
19世纪绝大部分批评家对莎诗自传性不予质疑。海因那（Heine）相信“莎诗真实地记录了莎士比亚的生活状况”；卡莱尔（Carlyle）认为莎士比亚高于但丁，只因莎翁真诚地战斗并用语言征服了世界，他相信这些诗歌清晰地证明了他生活中的曲折和拼斗；尼采也相信诗歌展现了莎士比亚人生中的汹涌暗流，他说基督教努力地在爱情和婚姻中制造凶恶的妖魔，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莎翁那样有勇气展示这种基督徒的阴暗面；而英国湖畔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直面那种“恶中之恶”时毫不怀疑莎翁笔尖流淌的就是他本人的心路历程。
莎诗献词只有短短30词，但引起的争议恐怕最大。疑点之一是对献词中“onlie begetter”一语的理解，它既可指为出版商搜集十四行诗原稿或者抄本者，也可指启发作者创作该十四行诗集灵感之人。但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认为该词语无从确定其含义，可见理解上的差别之大，以致批评考证的方向迥异。不过，佛斯特从文艺复兴时期语言使用规约和献词的格式出发，认为“begetter”一词意指“创造者或创作者”，而“ovr ever-living poet”则指代“全能的上帝”。因此第一种解释是，托马斯·索普在献词中以戏谑的方式告诫读者所出版的十四行诗真正出自莎士比亚之手，Mr.W.H.就是Mr. William Himself或者是Mr. W. Sh之勘误；第二种解释是十四行诗根本不是莎士比亚所写，因为begetter后面还添加了似乎是多余的一个形容词同位语“Mr. W. H.”；第三种解释是索普利用戏仿的风格，使献词取得幽默的效果，原因是不论W. H.作何解释（William Himself或者故意的首字母不正确使用），它在传统的献词中都是不入流俗的，而且四开本的标题页和其他34处都印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字样。
不过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恐怕是把Mr.W.H.可和南安普顿伯爵或者潘伯鲁克伯爵相联系。史书记载南安普顿伯爵Henry Wriothesley小莎士比亚近10岁，7岁世袭爵位，深得女王喜爱，后因“恶行”失宠很久，一度还曾入狱。不过他年轻时外表俊美，风流倜傥，与莎士比亚私交甚好，为此，莎士比亚曾把两部诗集献给他。但是史料未曾提到1594年后他与莎士比亚的友谊和交情，莎诗中也未提到南安普顿伯爵的后世坎坷，且他的姓名缩写应该是H.W.，而非反之，因此怀疑这种推测者较多。而潘伯鲁克伯爵指William Herbert，早年也是风流人物，莎士比亚和他的家族交往甚久。莎翁早年的戏剧就是在“潘伯鲁克剧团”演出，演员的保护人就是第三任潘伯鲁克伯爵的父亲。莎翁第一对折本剧就是献给他们兄弟俩的，献词中提到他们多年的知遇之恩。该说最大漏洞是莎士比亚写这首诗时是1593年，潘伯鲁克当时才13岁，诗歌中的1～17首劝婚篇似乎有悖常理，而且诗人对一个少年热烈奔放的爱情表白似乎也显得滑稽可笑。另外，人们仔细研究潘伯鲁克年轻时期的史料，发现他是一位积极主动、稳健成熟且富有进取心的朝臣，他志向远大，肩负重任，远非十四行诗中被描绘成没有雄心、缺乏家庭责任感之青年（劝婚诗1～17）。因此这种假设，怀疑者甚众。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W.H先生是指William Hall。根据知名莎学研究专家塞缪尔·肖恩伯姆（Samuel Schoenbaum）的观点，一个名为Forsyt的人指出献辞第三行中H后面的句点是印刷者因误加上的，西德尼·李（Sidney Lee）接受了这个观点，认为W. H.就是William Hall（威廉姆·霍尔），一个文具店里的助理。在1609年莎诗出版时，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出版社。不过没有多少人相信李的观点，因为史料中没有找到这个威廉·霍尔的记载，人们也不理解一个人既然有自己的出版社，为何还要让别的出版公司出版莎诗。
但是，历史上确有另外一个威廉姆·霍尔，他不但认识莎士比亚，其子约翰·霍尔还娶了莎士比亚的大女儿苏珊娜。作为一名医生，威廉·霍尔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极有可能获得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稿本。威廉死后，他让自己的小儿子约翰继承了部分书籍。由于约翰不愿履行继承人的义务，威廉的遗产最终由他的大儿子戴夫（Dive）处置。根据记载，戴夫德行似乎欠佳，在父亲的遗嘱中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当发现这个莎诗稿本后，他很有可能把它售给了另一个出版商汤姆斯·索普（Thomas Thorpe），即献词落款处的T.T.，并嘱咐把这本诗集献给他刚刚死去的父亲，以求快速得到一笔财富。这个结论当然是基于推测得出的，但却也能自圆其说。不过莎诗中爱情独白的对象和威廉·霍尔就没有多少联系了，这对探讨莎翁的情爱观及家庭观的研究似乎意义不大。
对于W.H.先生的身份，学界存在多种其他推测理论，但可信度均相对较低。至于黑皮肤女士和竞争诗人的原形的考证也基本上属于推测性质，故争论较多。同样地，黑皮肤女郎也充满神秘感，萧伯纳试图把她和玛丽·菲顿小姐联系起来，后来却发现菲顿小姐原是金发女郎。于是许多学者仿照但丁批评的路子把她隐喻化，即莎翁把她比作引诱他的虚假而朦胧的哲学，或是杯中之物；也有人认为莎翁利用黑皮肤女郎隐射伊丽莎白女王；而在“孩子王”理论中，潘博鲁克伯爵是十四行诗的作者，他的妻子就是黑皮肤女郎，而从妈妈那偷心的翩翩少年朋友就是伯爵夫妇的儿子。假说种种，不一而足。对于竞争诗人的身份，猜测更是多于史实。马龙认为他是斯宾塞，这恐怕也是大家乐意接受的理论，可惜斯宾塞当时生活在爱尔兰。
三、结语
19世纪末的1898年，苏格兰戏剧评论家威廉姆·阿彻（William Archer）和英国评论家斯德尼·李（Sidney Lee）进行了一场有关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W. H先生的身份大辩论，前者是潘伯鲁克伯爵（Pembrok）假说的支持者，后者则是南安普顿伯爵假说（Southampton）的拥护者，双方精彩的考证提供了足够的理由驳倒对方，结果是两种理论皆不为所信；而诗中其他人物如黑皮肤女郎及作为对手的诗人在浩如烟海的史实中也趋于虚无。对于严肃的历史学家来说，莎诗人物所指代的可能对象在史料中没有找到任何让人信服的蛛丝马迹，于是莎学研究在19世纪的尾声中无奈地摒弃了自传性批评范式。正如西德尼·李在他的著作《莎士比亚的生活》中所言：伊丽莎白时代的十四行诗创作存在一个规则，即诗人的真实情感和个人经历很少成为诗歌创作的灵感，莎诗也不例外。
这种论调自然影响着评论界对莎诗的批评策略。穆尔（Muir）断言莎诗不是自传，但事实上人们似乎又假定它是自传。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书中坦言：“读者不应该对Mr.W.H.的身份有什么期待，也不必弄清他是否是组诗倾诉的对象还仅仅是组诗诗稿的获得者。”一些诸如黑皮肤女郎是否是Lucy Negro，Emilia Lanier或者是《上帝——犹太人国王万岁！》虔诚的作者，或是虚构的人物等问题对于传记作者而言当然重要，但是对于莎诗批评却几乎没有关系。上世纪80年代，斯蒂芬·布斯曾声言：“我不想考证谁是M.H.先生和黑皮肤女士的身份，推测某些十四行诗创作的历史背景，也不想确定这些诗歌的写作时间，或者对整个诗集的时序重新安排，或者支持四开本的顺序。我只想弄清楚莎诗在批评界和普通读者之中如何获得这样高的地位。”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策略，指出了莎诗批评所遭受的困境及其原因，那就是把莎诗看作是自传体和史实性质的文学作品而解读只能是徒劳。
参考文献：
〔1〕Bates， E. Sutherland， 1910. The Sincerity of Shakespeare’s Sonnets. Modern Philology， Vol. 8， No. 1， pp. 87-106.Belse， Catherine. 1985. Disrupting Sexual Difference： Meaning and Gender in the Comedies Alternative Shakespeare， ed. John Drakakis. London： Methuen. pp.166-190.
〔2〕Boe， John. 1986. Mr. W. H.： A New Candidate. Shakespeare Quarterly， Vol. 37， No. 1， pp. 97-98.
〔3〕Booth， Stephen. An Essay on Shakespeare’s Sonnets.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69.
〔4〕Foster， D. W. 1987. PMLA， Vol. 102， No. 1， pp. 42-54.
〔5〕Muir， Kenneth. Shakespeare’s Sonnets. London： Allen，1979.
〔6〕Rosmarin， Adena. 1985. Hermeneutics versus Erotics： Shakespeare’s Sonnets and Interpretive History. PMLA， Vol. 100， No. 1， pp. 20-37.
〔7〕Stapleton， M. L. 2004. Making the Woman of Him： Shakespeare’s Man Right Fair as Sonnet Lady.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Vol. 46， No. 3， pp. 271-295.
〔8〕Taylor， Dick. Jr. The Earl of Pembroke and the Youth of Shakespeare’s Sonnets： An Essay in Rehabilitation. Studies in Philology， Vol. 56， No. 1 （Jan.， 1959）， pp. 26-54.
〔9〕Telltruth， Ira. p.184. The Irish Monthly， Vol.77，No.910（Apr.， 1949），pp.178-186.
〔10〕Wilson， Katharine M. 1974. Shakespeare’s Sugared Sonnets. New York： Barnes.
〔11〕梁实秋.莎士比亚全集——十四行诗.中国广播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