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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22年再遇空难，汉莎GEO斯波尔面临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
Carsten Spohr Leads Lufthansa to Survive Crisis
3月24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DeutscheLufthansa AC）遭遇“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旗下德国之翼航空（ Cermanwings） 一架A320客机坠毁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山区，机上144名乘客及6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这场空难迅速让世界将目光聚焦在汉莎航空CEO卡尔斯滕·斯波尔（ Carsten Spohr）身上。斯波尔恐怕是世界上最时运不济的CEO之一，上任不到一年便遇上最令航企闻之色变的空难。要知道，汉莎航空公司一直保持着“令人羡慕”的安全纪录，而距离它上一次遭遇空难已有20多年。1993年，同样一架A320飞机在波兰首都华沙冲出机场跑道，导致2人死亡。时隔22年冉遇空难，这让斯波尔面临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
巧合的是，这两起事故都与A320飞机相关，而斯波尔也曾作为汉莎机长驾驶过A320这一型号的飞扰。
掌舵汉莎
“热诚，经验老道、执行能力强，忠于公司。”沃尔夫冈·麦亚胡伯（Wolfgang Mayrhuher）这样评价他的后辈。麦亚胡伯也曾担任过汉莎CEO之职，现已是汉莎监事会主席。
麦亚胡伯十分看好斯波尔，曾大力推举斯波尔接任CEO一职，“将汉莎航空的未来交到他（斯波尔）的手中，会让这家公司得到更好的前景。”麦亚胡伯在一次采访中称。不过，尽管在公司内部得到极高的人气，斯波尔在就任CEO-职的路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201 3年9月，前任CEO克里斯托夫·弗兰兹（ Christoph Franz）在任期未满时便宣布不冉连任，并且接受了全球最大的医药制造企业瑞士罗氏（ Roche）的聘请，准备前往制药领域再次大展拳脚，而这一跨界跳槽事件一时成为CEO界的美淡。不过这对于当时弗兰兹的东家汉莎航空公司而言，就不那么美好了。
“弗兰兹的离开对于汉莎航空是个巨大的打击。他一直是推动这个欧洲最大航空集团进行重组和革新的幕后主脑。”德国库尼特银行（ Equinet Bant AC）分析师约亨·罗森巴彻（ Jochen Rothenbacher）说。
而弗兰兹的离任让高层在汉莎航空选择接替人选上犯了难。按照汉莎高层最初的计划，是准备效仿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United Airlines）和达美航空（DeltaAir Lines），在公司外部寻找接任人选，甚至还曾考虑跟罗氏一样跨界挖角其他行业的CEO，以期为这个欧洲老牌航空公司注入新的活力。
其实，在航空业界，CEO一职由外行担任早有先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亚洲航空集团（ AirAsia），这家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国际航企便是在一位门外汉的领导下，闯出了一番天地。其现任CEO东尼·费尔南德斯尔（ Tony Fernandes）原是从事唱片业，但他仅用了10余年的时间，就将亚洲航空打造成了亚洲最大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并改变了不少人的出行习惯。“真正做一个行业，对于‘门外汉’来说，反而要比出身于这个行业的人更容易一些，因为你能带来新的想法。”费尔南德斯尔说。
汉莎高层也希望通过借CEO更替之机，引入新思路，还曾与德国电信（ Deutsche Telekom AC）前任CEO瑞勒·奥伯曼（Rene Obermann）洽谈过此事。但在经过长达5个月的思量之后，汉莎最终决定启用公司内部呼声较高的“老将”，时任汉莎客运业务负责人的斯波尔。
斯波尔自称是“土生土长”的汉莎人，而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卡尔斯鲁厄大学获得工业工程学位之后，斯波尔便进入汉莎航空位于德国北部城市不莱梅港的飞行培训学校，在那里获得商用飞行执照，以及机长执照。随后，他并没有立即进入汉莎航空，而是在慕尼黑德国宇航公司（ DeutscheAerospace AC）谋得一份短期的差事，他在这段期间里完成经营管理课程。
1994年10月，斯波尔重返汉莎航空，负责总部人才招聘T作。1995年，他成为CEO于尔根·韦伯（ Juergen Weber）的私人助理；1998年，他开始负责汉莎航空地区合作业务；2000年，他出任汉莎联盟合作公司（Alliances&Cooperations）副总经理一职，负责管理协调集团全球合作业务，包括星空联盟（ Star Alliance）和地區合作业务；2004年10月，他进入汉莎客运航空公司管理委员会，负责服务和人力T作；2007年1月15日，他被选为德国汉莎货运航空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而四年后，他出任汉莎航空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和汉莎客运航空公司CEO。
在汉莎航空长达20多年的职业生涯，斯波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展示了杰出的管理能力。而在汉莎正式宣布确立斯波尔为CEO最终人选当天，公司股票开盘上扬2%，显示出投资者对这位时年47岁的新任掌舵者的信心。
应对市场之危
去年的劳动节，弗兰兹斯波尔正式从弗兰兹手中接下了领导汉莎航空的重任。总部没在科隆的汉莎航空在德国以7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垄断同内市场，在国际航空业务中，也居于领先地位，与英国航空（ British Airways）、法航荷航集团（Air France-KLMCroup）并称为欧洲航空业三大巨头。
然而，近年来，汉莎航空的发展却屡遇瓶颈。与其他欧洲的老牌航企一样，受困于日益增长的航运成本，如燃油、税费、机队等。作为对策，上任后不久的斯波尔就表示，将继续推行原有的Score重组计划，该项计划从2011年前任CEO弗兰兹上任时便开始实施，并定下了在2015年之前节省15亿欧元成本，并取得23亿欧元运营利润的目标。斯波尔深信精简成本是解决目前难题的出路之一。 然而，这项计划其中涉及“逐步取消原有员工的退休计划”严重损害了员工利益，实施之初便遭到了来自工会的强烈反对，激化了集团内部劳资矛盾。2012年2月，汉莎航空就爆发了为期4天的大罢T，导致800余架航班被取消，导火索便是刚刚实行的Score计划。而实施该项计划的弗兰兹也因推行成本缩减计划而备受劳工指责。
此前，弗兰兹南于裁员3500人的计划与劳T代表发生了冲突，还因此被冠上“顽同、沟通笨拙”的名声，在工会内部更有“魔鬼”之称。对此，弗兰兹在离任前便表示，“鉴于我们身处的竞争环境，我深信前进的道路只有一条，尽管這其中包含了一些不受欢迎的决策。”
而显然，他的接任者也将沿着这一运营方针走。“公司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为未来成功奠定了良好基础。”斯波尔对于这项重组计划如此评价。
确实，若是让强大的工会拖住手脚，加上沉重的人力成本负担，汉莎可能寸步难行。在集团内部，斯波尔继续延续弗兰兹铁腕作风，削减短程运输业务、加大长途廉价航空业务的比重。而在国外市场，也重拳出击，加大对在美国、中国、日本等市场投入。
斯波尔奉行国际扩张战略，也是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反击。在欧洲市场，汉莎航空不仅受到瑞安航空（ Ryanair）、易捷航空（Easy Jet Airlines）等本土廉价航空公司的市场挤压，而且还要面对来自海湾航企的竞争，如阿联酋航空（ Emirates Airlines）、阿提哈德航空（ Etihad Airways）和卡塔尔航空（QatarAirways）。
在欧洲短线航程市场，以瑞安航空为首的廉价航企以价格优势迅速横扫欧洲市场，2012年，在欧洲短线航程市场的份额已提升到38%，而在远程航线市场，海湾航企通过迪拜、多哈和阿布扎比的海湾机场，吸引亚欧航线15%的客流量，对传统航空大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面对廉价航空和海湾航企的左有夹击，斯波尔采取进击的态度。在刚刚接任CEO一职后不久，斯波尔便造访了美国白宫，与奥巴马讨论在美投资。“低能源价格和基础设施给予汉莎航空这样的公司在美国投资的充足理南。”斯波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国际合作方面，斯波尔称将进一步密切与美国联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和日本全日空航空（AllNippon Airways）的合作，也会考虑未来会通过联营的方式进入亚洲市场。同时他还准备在中东地区拓展航空业务。
应对空难之危
对于雄心勃勃的斯波尔而言，他的第一年任期注定是不平静的，短短一年便遭遇10次员工罢工，而德国之翼事故的发生更是让他承受巨压。作为汉莎航空廉价航空战略重要一环，德国之翼公司以客机数和载客量在德国排行第三。白2012年起，德国之翼就承担了汉莎航空在德国及欧洲境内的飞行任务。
公开数据显示，汉莎先后将约800名机组人员和超过30架飞机转交给德国之翼，期望德国之翼的运营成本可以比汉莎降低20%-30%。但相比于汉莎另外一家低成本子公司欧洲之翼（ Eurowings），德国之翼的运营成本并不具有优势。
据悉，斯波尔有意取消德国之翼，但是尚未实施，空难便发生了。在内忧外患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德国之翼空难无异于雪上加霜。根据调查结果，失事航班的副驾驶涉嫌蓄意坠机，根据蒙特利尔公约，如果旅客伤亡最终被判定为承运人的过错，则承运人将对家属承担无限赔偿责任，这或将德国之翼拖人严重的债务之中。事实上，事故发生6天后，德国之翼航空公司高层公开表示，受坠机事件影响，航空公司“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
祸不单行，随着德国之翼事件越演越烈，渐渐暴露出汉莎航空最大的隐患：难以平衡低成本航空与传统航空服务。而一直以来汉莎员工对于发展廉价航空的战略也颇具争议，“此次的坠机事件很有可能演化为导火索，让汉莎原本就崎岖的道路更加负重难行。”一位曾在某欧洲航空公司任职高层的人士分析。
通常情况下，飞机坠毁事件发生后，一旦暴露航运公司潜在的问题，往往便会拉开CEO引咎辞职的序曲。艾哈迈德·焦哈里·阿末佐哈（ AhmadJauhari Yahya），这位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alaysiaAirlines）CEO便是凶为去年最受世人瞩目两起空难——MH370失联及MH17在乌克兰被击落，而引咎辞职，定于4月30日离任。若是斯波尔无法领导汉莎航空走出德同之翼空难的阴影，那么他也很可能被迫下台。
截至目前，斯波尔在处理这一最大危机上可圈可点。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危机公关，并向公众表示歉意。事故当天，便协同德国之翼航空CEO托马斯·温克尔曼前往位于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区的勒韦尔内村，在为遇难者树立的纪念碑前致哀。并且积极与当局进行调查配合。不久前，斯波尔将从保险公司获得的3亿美元赔款，用以支付遇难的144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家属。
瑞士尼翁航空咨询公司Aviation Advocacy总经理安德鲁·查尔顿（ Andrew Charlton）评价道：“斯波尔在应对这件事上表现卅了应有的庄重。”
Carsten Spohr Leads Lufthansa to Survive Crisis
3月24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DeutscheLufthansa AC）遭遇“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旗下德国之翼航空（ Cermanwings） 一架A320客机坠毁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山区，机上144名乘客及6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这场空难迅速让世界将目光聚焦在汉莎航空CEO卡尔斯滕·斯波尔（ Carsten Spohr）身上。斯波尔恐怕是世界上最时运不济的CEO之一，上任不到一年便遇上最令航企闻之色变的空难。要知道，汉莎航空公司一直保持着“令人羡慕”的安全纪录，而距离它上一次遭遇空难已有20多年。1993年，同样一架A320飞机在波兰首都华沙冲出机场跑道，导致2人死亡。时隔22年冉遇空难，这让斯波尔面临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
巧合的是，这两起事故都与A320飞机相关，而斯波尔也曾作为汉莎机长驾驶过A320这一型号的飞扰。
掌舵汉莎
“热诚，经验老道、执行能力强，忠于公司。”沃尔夫冈·麦亚胡伯（Wolfgang Mayrhuher）这样评价他的后辈。麦亚胡伯也曾担任过汉莎CEO之职，现已是汉莎监事会主席。
麦亚胡伯十分看好斯波尔，曾大力推举斯波尔接任CEO一职，“将汉莎航空的未来交到他（斯波尔）的手中，会让这家公司得到更好的前景。”麦亚胡伯在一次采访中称。不过，尽管在公司内部得到极高的人气，斯波尔在就任CEO-职的路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201 3年9月，前任CEO克里斯托夫·弗兰兹（ Christoph Franz）在任期未满时便宣布不冉连任，并且接受了全球最大的医药制造企业瑞士罗氏（ Roche）的聘请，准备前往制药领域再次大展拳脚，而这一跨界跳槽事件一时成为CEO界的美淡。不过这对于当时弗兰兹的东家汉莎航空公司而言，就不那么美好了。
“弗兰兹的离开对于汉莎航空是个巨大的打击。他一直是推动这个欧洲最大航空集团进行重组和革新的幕后主脑。”德国库尼特银行（ Equinet Bant AC）分析师约亨·罗森巴彻（ Jochen Rothenbacher）说。
而弗兰兹的离任让高层在汉莎航空选择接替人选上犯了难。按照汉莎高层最初的计划，是准备效仿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United Airlines）和达美航空（DeltaAir Lines），在公司外部寻找接任人选，甚至还曾考虑跟罗氏一样跨界挖角其他行业的CEO，以期为这个欧洲老牌航空公司注入新的活力。
其实，在航空业界，CEO一职由外行担任早有先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亚洲航空集团（ AirAsia），这家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国际航企便是在一位门外汉的领导下，闯出了一番天地。其现任CEO东尼·费尔南德斯尔（ Tony Fernandes）原是从事唱片业，但他仅用了10余年的时间，就将亚洲航空打造成了亚洲最大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并改变了不少人的出行习惯。“真正做一个行业，对于‘门外汉’来说，反而要比出身于这个行业的人更容易一些，因为你能带来新的想法。”费尔南德斯尔说。
汉莎高层也希望通过借CEO更替之机，引入新思路，还曾与德国电信（ Deutsche Telekom AC）前任CEO瑞勒·奥伯曼（Rene Obermann）洽谈过此事。但在经过长达5个月的思量之后，汉莎最终决定启用公司内部呼声较高的“老将”，时任汉莎客运业务负责人的斯波尔。
斯波尔自称是“土生土长”的汉莎人，而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卡尔斯鲁厄大学获得工业工程学位之后，斯波尔便进入汉莎航空位于德国北部城市不莱梅港的飞行培训学校，在那里获得商用飞行执照，以及机长执照。随后，他并没有立即进入汉莎航空，而是在慕尼黑德国宇航公司（ DeutscheAerospace AC）谋得一份短期的差事，他在这段期间里完成经营管理课程。
1994年10月，斯波尔重返汉莎航空，负责总部人才招聘T作。1995年，他成为CEO于尔根·韦伯（ Juergen Weber）的私人助理；1998年，他开始负责汉莎航空地区合作业务；2000年，他出任汉莎联盟合作公司（Alliances&Cooperations）副总经理一职，负责管理协调集团全球合作业务，包括星空联盟（ Star Alliance）和地區合作业务；2004年10月，他进入汉莎客运航空公司管理委员会，负责服务和人力T作；2007年1月15日，他被选为德国汉莎货运航空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而四年后，他出任汉莎航空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和汉莎客运航空公司CEO。
在汉莎航空长达20多年的职业生涯，斯波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展示了杰出的管理能力。而在汉莎正式宣布确立斯波尔为CEO最终人选当天，公司股票开盘上扬2%，显示出投资者对这位时年47岁的新任掌舵者的信心。
应对市场之危
去年的劳动节，弗兰兹斯波尔正式从弗兰兹手中接下了领导汉莎航空的重任。总部没在科隆的汉莎航空在德国以7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垄断同内市场，在国际航空业务中，也居于领先地位，与英国航空（ British Airways）、法航荷航集团（Air France-KLMCroup）并称为欧洲航空业三大巨头。
然而，近年来，汉莎航空的发展却屡遇瓶颈。与其他欧洲的老牌航企一样，受困于日益增长的航运成本，如燃油、税费、机队等。作为对策，上任后不久的斯波尔就表示，将继续推行原有的Score重组计划，该项计划从2011年前任CEO弗兰兹上任时便开始实施，并定下了在2015年之前节省15亿欧元成本，并取得23亿欧元运营利润的目标。斯波尔深信精简成本是解决目前难题的出路之一。 然而，这项计划其中涉及“逐步取消原有员工的退休计划”严重损害了员工利益，实施之初便遭到了来自工会的强烈反对，激化了集团内部劳资矛盾。2012年2月，汉莎航空就爆发了为期4天的大罢T，导致800余架航班被取消，导火索便是刚刚实行的Score计划。而实施该项计划的弗兰兹也因推行成本缩减计划而备受劳工指责。
此前，弗兰兹南于裁员3500人的计划与劳T代表发生了冲突，还因此被冠上“顽同、沟通笨拙”的名声，在工会内部更有“魔鬼”之称。对此，弗兰兹在离任前便表示，“鉴于我们身处的竞争环境，我深信前进的道路只有一条，尽管這其中包含了一些不受欢迎的决策。”
而显然，他的接任者也将沿着这一运营方针走。“公司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为未来成功奠定了良好基础。”斯波尔对于这项重组计划如此评价。
确实，若是让强大的工会拖住手脚，加上沉重的人力成本负担，汉莎可能寸步难行。在集团内部，斯波尔继续延续弗兰兹铁腕作风，削减短程运输业务、加大长途廉价航空业务的比重。而在国外市场，也重拳出击，加大对在美国、中国、日本等市场投入。
斯波尔奉行国际扩张战略，也是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反击。在欧洲市场，汉莎航空不仅受到瑞安航空（ Ryanair）、易捷航空（Easy Jet Airlines）等本土廉价航空公司的市场挤压，而且还要面对来自海湾航企的竞争，如阿联酋航空（ Emirates Airlines）、阿提哈德航空（ Etihad Airways）和卡塔尔航空（QatarAirways）。
在欧洲短线航程市场，以瑞安航空为首的廉价航企以价格优势迅速横扫欧洲市场，2012年，在欧洲短线航程市场的份额已提升到38%，而在远程航线市场，海湾航企通过迪拜、多哈和阿布扎比的海湾机场，吸引亚欧航线15%的客流量，对传统航空大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面对廉价航空和海湾航企的左有夹击，斯波尔采取进击的态度。在刚刚接任CEO一职后不久，斯波尔便造访了美国白宫，与奥巴马讨论在美投资。“低能源价格和基础设施给予汉莎航空这样的公司在美国投资的充足理南。”斯波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国际合作方面，斯波尔称将进一步密切与美国联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和日本全日空航空（AllNippon Airways）的合作，也会考虑未来会通过联营的方式进入亚洲市场。同时他还准备在中东地区拓展航空业务。
应对空难之危
对于雄心勃勃的斯波尔而言，他的第一年任期注定是不平静的，短短一年便遭遇10次员工罢工，而德国之翼事故的发生更是让他承受巨压。作为汉莎航空廉价航空战略重要一环，德国之翼公司以客机数和载客量在德国排行第三。白2012年起，德国之翼就承担了汉莎航空在德国及欧洲境内的飞行任务。
公开数据显示，汉莎先后将约800名机组人员和超过30架飞机转交给德国之翼，期望德国之翼的运营成本可以比汉莎降低20%-30%。但相比于汉莎另外一家低成本子公司欧洲之翼（ Eurowings），德国之翼的运营成本并不具有优势。
据悉，斯波尔有意取消德国之翼，但是尚未实施，空难便发生了。在内忧外患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德国之翼空难无异于雪上加霜。根据调查结果，失事航班的副驾驶涉嫌蓄意坠机，根据蒙特利尔公约，如果旅客伤亡最终被判定为承运人的过错，则承运人将对家属承担无限赔偿责任，这或将德国之翼拖人严重的债务之中。事实上，事故发生6天后，德国之翼航空公司高层公开表示，受坠机事件影响，航空公司“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
祸不单行，随着德国之翼事件越演越烈，渐渐暴露出汉莎航空最大的隐患：难以平衡低成本航空与传统航空服务。而一直以来汉莎员工对于发展廉价航空的战略也颇具争议，“此次的坠机事件很有可能演化为导火索，让汉莎原本就崎岖的道路更加负重难行。”一位曾在某欧洲航空公司任职高层的人士分析。
通常情况下，飞机坠毁事件发生后，一旦暴露航运公司潜在的问题，往往便会拉开CEO引咎辞职的序曲。艾哈迈德·焦哈里·阿末佐哈（ AhmadJauhari Yahya），这位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alaysiaAirlines）CEO便是凶为去年最受世人瞩目两起空难——MH370失联及MH17在乌克兰被击落，而引咎辞职，定于4月30日离任。若是斯波尔无法领导汉莎航空走出德同之翼空难的阴影，那么他也很可能被迫下台。
截至目前，斯波尔在处理这一最大危机上可圈可点。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危机公关，并向公众表示歉意。事故当天，便协同德国之翼航空CEO托马斯·温克尔曼前往位于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区的勒韦尔内村，在为遇难者树立的纪念碑前致哀。并且积极与当局进行调查配合。不久前，斯波尔将从保险公司获得的3亿美元赔款，用以支付遇难的144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家属。
瑞士尼翁航空咨询公司Aviation Advocacy总经理安德鲁·查尔顿（ Andrew Charlton）评价道：“斯波尔在应对这件事上表现卅了应有的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