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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在《现代汉语字典》上是这样解释的，即：为了使别人不知道真实姓名而用的假名字或别的名字。在开国元勋陈云早期的革命生涯及在“文革”期间，他曾多次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先后在不同场合或特定的环境中使用过不同的化名。在这一个个化名的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革命轶事，有着一个个真实而不失传奇的历史细节，有着一个个辛酸或曲折的人生履历。
“化名”，在《现代汉语字典》上是这样解释的，即：为了使别人不知道真实姓名而用的假名字或别的名字。在开国元勋陈云早期的革命生涯及在“文革”期间，他曾多次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先后在不同场合或特定的环境中使用过不同的化名。在这一个个化名的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革命轶事，有着一个个真实而不失传奇的历史细节，有着一个个辛酸或曲折的人生履历。
陈云的父亲陈梅堂，是个纯朴善良的农民，深得大家的尊重。家里一无房产，二无田地，母亲廖顺妹祖籍广东。1905年6月13日（农历乙巳年五月十一日），江苏省（今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下塘街西头一处前对街、后靠河的闵家小屋里传出“呱呱呱”婴孩的啼哭声，冲破茫茫夜色，长久地回荡在小镇的上空。这个新生的小男孩就是陈云。
父母亲不幸先后亡故，幼小的陈云成了可怜的孤儿。
（一）血雨腥风的岁月，化名“陈明”或“陈亨”在家乡播撒革命火种，顾不上看望亲友，出生入死发动暴动，铲除恶霸。
在“五卅运动”之后工人运动渐入低潮时，国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组织下，于1926月7月正式出师北伐，向盘踞在中国大部土地上的反动军阀展开了一次猛烈的进攻。为了配合北伐，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了3次武装起义。这3次起义，陈云都参加了。
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秘密来到上海，组织酝酿第3次武装起义。陈云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返回当时已暂时离开的上海参加起义，不分昼夜地投入到研究、组织商务印书馆工人参加第3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工作之中。
经过近30个小时的血战，第3次武装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随后，陈云参加了成立上海特别市政府的筹备工作。这时，上海人民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但是，蒋介石的反革命面貌逐渐暴露，他不甘心把政权交给人民。1927年4月12日，他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派兵强行收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器，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顿时，上海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片白色恐怖。
7月15日，汪精卫也提出“分共”，大肆搜捕和屠杀革命者。紧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地，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大屠杀。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也在北平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中华大地一时陷于腥风血雨之中。
在革命危机存亡时刻，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实行了改组，领导南昌起义，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布置秋收起义。这时，中共江苏省委指示陈云于10月初到青浦，发动农民暴动。
在青浦，陈云领导农民军抗租抗息，扫奸除霸，为民除害。枫泾暴动失利后，青浦、松江两县国民党反动政府先后进行7次大规模武装搜捕，松江驻军团部和松江县政府贴出布告，通缉枫泾区“案犯” 陈云等24人。陈云临危不惧，机智灵活，在各地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屡屡化险为夷。此后，陈云化名“陈亨”，隐蔽在群众家中坚持斗争，继续秘密指导各地方的斗争，根据江苏省委秋收斗争决议的精神，重建基层组织。再后，陈云转移至浙江嘉善，继续坚持领导松江区的农民斗争。
（二）从“廖程云”到“黄苏”，从中央候补委员到中央委员。25岁那年，跻身中共中央领导层。
1929年初，陈云因组织上工作需要，来到了上海。在他到上海之前，中共江苏省委就任命他为省农委委员。他到上海之后不久，省委又指派他为江苏省沪宁巡视员，负责在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南京等地一线地下工作的巡视。
不多久，陈云增补为江苏省委候补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还兼管了一段时间上海闸北区委的工作。1930年春，他又兼任上海市法南区委书记。
9月24日，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一幢豪华的花园洋房里，神不知，鬼不晓，46名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聚集在那儿，开了4天会，这便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主持会议的是戴近视眼镜的“白面书生”式的人物，在会议上他用“之夫”为名。其实，他便是瞿秋白。“少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少山”便是周恩来的化名。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定下的基调，那就是“批判柏山‘左’倾机会主义”。“柏山”，也就是李立三。25岁的陈云以“廖程云”的名字出席会议。对于陈云来说，这是平生第一回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上，陈云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开始了他进入中央领导层的人生里程。
当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改组为江南省委，管辖江苏（包括上海）、浙江、安徽3省的党组织。改组后的省委常委由刘少奇、夏采曦、王克全、陈云、何孟雄等组成，刘少奇为书记（此时刘在苏联，回国前由王明代理书记）。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八号秘密举行。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不见“廖程云”，却在“补选的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见到“黄苏”。这“黄苏”其实就是陈云的化名。这样，陈云由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升为中共中央委员。这时，陈云不过26岁。
（三）在上海中央机关险遭灭顶之灾之际，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化险为夷。这位“先生”又一次化名“李介生”，从事地下斗争。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后，由于叛徒王竹樵的指认，在汉口被捕叛变。顾的叛变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 当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没有立刻获悉顾顺章在武汉叛变的消息。
这真是十万火急、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面对险恶的形势，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立即同陈云先商定对策，然后召集特科的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在这次事件中，陈云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沉着、勇敢、果断与超人的智慧及胆略，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整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和特科工作机构，由周恩来、康生（赵容）、陈云、潘汉年、邝惠安5人主持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工作（周恩来到苏区后，中央特科改由康生、陈云、潘汉年、陈寿昌组成），调陈云担任特工委成员和特科的总负责人。
从此，陈云离开了战斗近两年的江苏省委，接受到一个特别使命，全力投入到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在特科，陈云化名“李介生”，党内别称“先生”。
（四）在长征队伍中突然“蒸发”后，乔装打扮成商人绝密行动，闯关过卡安全到达成都后，在《新新新闻》报上极不惹眼处刊登《廖家骏启事》以示个人行踪。
长征出发时，陈云的身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红五军团中央代表。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将军委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和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这样，陈云就离开了红五军团，前往军委纵队就职。正是由于这个身份，刘伯承和陈云担任了遵义会议的警备工作，分别担任遵义会议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935年6月以后，当长征队伍到达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时，同行的人才发现陈云从队伍中神秘消失了，没有任何消息。于是，在当时红军中有了各种传说。有的说，陈云同志牺牲了，更多的人却说，陈云同志失踪了。这种传说竟流传了好几年。就连抗战初期给陈云当秘书的刘家栋，也曾多次问陈云：“您当时到哪里去了？”
其实，陈云并未“失踪”，而是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陈云是受中央派遣，去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情况，并到上海去恢复地下党工作，重建上海地下党与中央的联系。和陈云一道担负此项任务的，还有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他们都曾于30年代初在中央特科工作过，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
1935年2月底或者3月初，中共中央决定陈云、潘汉年先去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
6月7日至8日，中央红军攻占天全、芦山两县。陈云离开了长征队伍，开始了一次秘密之行。几天后，陈云在天全县灵关殿村与一位神秘人物席懋昭见面。席的公开身份是天全县灵关殿村小学校长，其实是一位地下党员，熟悉当地情况，他负责掩护陈云离开四川。
陈云对于掩护过自己的席懋昭，一直挂念在心头。陈云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后，还见过他，但是后来就失去了联系。1949年11月27日，席懋昭遇害于国民党重庆渣滓洞集中营。但由于种种原因，席懋昭没有被定为烈士。1983年7月，席懋昭的家乡四川仪陇县委给陈云来信，询问席懋昭是否曾在30年代护送他出川。陈云委托秘书复信仪陇县委，后来还委托秘书给中共四川省委打电话查询此事。四川方面经过周密的调查，1983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将席懋昭的情况报送给陈云，并请陈云为其写一份证明材料。
想到了这位曾冒险护送自己的患难战友，陈云百感交集。12月20日，陈云为席懋昭提供了书面证明材料，证明席懋昭是1935年护送他到成都、重庆的地下党员，并说：“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给予追记大功一次。
（五）在莫斯科，“史平”既当学生又当先生。向共产国际的汇报经以“施平”名义整理发表的文章《英勇的西征》，成为最早宣传中国长征的文献。随后，以“廉臣”为笔名写作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首次向世界广泛报道长征内幕。
1935年7月，陈云由重庆到达上海，住在法租界天主堂街永安旅馆，化名李介生。几经周折，总算与当地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迫害，陈云、潘汉年在上海难以立足，便派人前来上海，指示他们同赴苏联。
在莫斯科，陈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化名“史平”。当年的学员韩光后来回忆说：“我们经常听王明、史平等领导人的报告，王明作报告总要捧着厚厚的一摞书，讲讲翻翻，翻翻讲讲，使人听不明白；而史平讲课，从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如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批评等等，使我们这些远在异国他乡的青年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以后回国才知道，史平就是陈云。”
长征前，共产国际通过往来的电报对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但长征开始后不久，这种联系就中断了，共产国际的同志们迫切希望了解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情况，陈云的到来使他们喜出望外。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向西北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使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红军长征前失利的原因和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所在，了解了新的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英明和正确领导。应该说，共产国际开始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与陈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后来，有人将陈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汇报加以整理，并增加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内容，冠以《英勇的西征》之题，署名“施平”，发表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随后还出版了小册子。这是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在世界革命阵营中最早宣传红军长征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人物的文献。这本小册子不是陈云的亲笔，但另一本小册子虽然署名“廉巨”，却出自陈云笔下，那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陈云早在上海时就开始酝酿，到了莫斯科开始撰写完成的。
当时，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世人对于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知之甚少，国民党的新闻工具把红军叫做“赤匪”，比做洪水猛兽，把共产党的领袖描写成三头六臂的怪物。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更是得意地向全世界宣称，他的“剿匪”已获得成功，红军已被“击溃”。为了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向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陈云在莫斯科完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写作。 作者视角独特，文字生动，读来兴致盎然，中间再辅以一些细节描写和感受描述，更是增加了该书的感染力。叙述细腻、精彩，令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
1937年曾发生过一件轰动英国文坛的事。这就是一名来西方“自由世界”的记者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在遥远、古老而又带着一些神秘的东方大国——中国发生的闻所未闻的故事，书的名字叫《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10月，该书的英文版在英国首次出版发行。通过这本部的介绍，西方世界了解到在那个被拿破仑称为“睡狮”的国度有那么一支人数不多、衣服破旧，但斗志昂扬、英勇善战的队伍，徒步完成了长达25000里的战斗行军，创造出一个人间的奇迹。许多人就此开始关注这些中国共产党人，斯诺从此终生与的革命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人们常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者，其实，当斯诺1936年7月到陕北采访时，陈云的这本小册子已公诸于世了。
文章作者“廉臣”就是中共领导人陈云的谜底，直到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通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才首次向公众揭开，并随即以作者的原名公开发表了全书内容。这一年6月，红旗出版社重印发行了该书。今天，《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第1本向世界人民广泛宣传当时尚且鲜为人知的红军长征壮举的著作将永载史册。
（六）乌云蔽日之时，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再一次化名“陈元方”，工人们压根也没有想到，一位重量级的“北京客人”与自己朝夕相处。
“文革”开始后，陈云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造反派声称“对陈云的大批判、大斗争，是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这一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9年3月，苏联军队4次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制造严重流血事件。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陈云、邓小平、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等被疏散到江西。限令3天之内启程。10月18日，陈云连全国粮票都来不及调换，在“战略疏散”的名义下自北京匆匆南下，由秘书肖华光、警卫员李奇和厨师老汪等陪同，乘火车途经上海，于20日上午到达南昌。
11月4日晚，陈云乘坐的轿车驶入与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紧相邻的青云谱干休所8号房前缓缓停下。陈云慢慢走下车来，早在等候的沈玉贵迎上前去表示欢迎。他一看，觉得这位北京客人很面熟，但一时没有想起来，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啊！这位北京客人不是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同志吗？！上级怎么通知称是一位叫‘陈元方’的北京客人呢？”沈玉贵几乎喊起来，碍于上级有通知精神，才没有作声，只好照章行事。
沈玉贵笑笑又进一步说：“我常在报纸上看到您的照片，您怎么把名字都改了，叫‘陈元方’？” 陈云沉思片刻之后，面带难色而幽默地回答道：“上头叫改的，说是为了保密，要我起个化名。还好，名字改了，姓没改，我还姓陈嘛！”沈玉贵不禁打破砂锅问到底，又好奇地问：“那为什么不叫别的，叫‘陈元方’呢？” 陈云笑了笑，解释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陈元，一个叫陈方，把两个儿子的名字合在一起就叫陈元方。我现在不叫陈云，叫陈元方。对此，要保密，这是纪律！”
“好，好，请首长放心。”沈玉贵又说：“首长怎么来我们这个小地方？” 陈云答道：“上头叫来的！”接着又说：“我到这里来要麻烦你们。”沈玉贵说：“首长，这不是麻烦，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有什么事就让我们去办。”话说到这里，沈玉贵心中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陈云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北被尊称为“客人”。
陈云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知名度高，谁人不认识呢？保密谈何容易。陈云第1次进厂后，人们一眼就认出了“客人”的真实身份，实际上是保而不密。全厂职工似哑口吃汤圆，心里有数。只是碍于上级规定、才没有公开称呼陈云的职衔和姓名。在厂内谁也没有照规定称呼“客人”，而是以尊敬的口吻称呼首长或老首长。但是在社会上谁也没有泄露陈云在厂“蹲点”的消息。
1972年4月中旬，陈云结束在这里的将近3年的“闲居”生活。告别时，陈云眼眶潮湿，他凝视着那一张张熟悉而又朴实的面孔，使劲地摇动着每一位干休所工作人员与工厂工人的双手，亲切地一个个呼喊他们的姓名。
5月1日，陈云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北京中山公园参加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园活动。这是他复出后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此后，人们在报纸上、从广播里重新看见或听到了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的名字。熟悉、了解陈云的老战友、老同事，以及当年曾经在陈主任领导下，胜利完成经济领域“三大战役”任务而从经济上使“天下大定”的同志们纷纷奔走相告：“陈云同志回来了！”
“陈元方”可以说是陈云在特殊年代所用的最后一个化名。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到底曾用过多少个化名，可以说即使是权威的党史研究专家一时也难以真正探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那就是：这X个化名背后如果串联起来，就像一粒粒耀眼的珠宝，无不展现了作为开国功勋的陈云“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伟大光辉的一生、也是一个革命者丰富多彩的一生”。
“化名”，在《现代汉语字典》上是这样解释的，即：为了使别人不知道真实姓名而用的假名字或别的名字。在开国元勋陈云早期的革命生涯及在“文革”期间，他曾多次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先后在不同场合或特定的环境中使用过不同的化名。在这一个个化名的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革命轶事，有着一个个真实而不失传奇的历史细节，有着一个个辛酸或曲折的人生履历。
陈云的父亲陈梅堂，是个纯朴善良的农民，深得大家的尊重。家里一无房产，二无田地，母亲廖顺妹祖籍广东。1905年6月13日（农历乙巳年五月十一日），江苏省（今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下塘街西头一处前对街、后靠河的闵家小屋里传出“呱呱呱”婴孩的啼哭声，冲破茫茫夜色，长久地回荡在小镇的上空。这个新生的小男孩就是陈云。
父母亲不幸先后亡故，幼小的陈云成了可怜的孤儿。
（一）血雨腥风的岁月，化名“陈明”或“陈亨”在家乡播撒革命火种，顾不上看望亲友，出生入死发动暴动，铲除恶霸。
在“五卅运动”之后工人运动渐入低潮时，国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组织下，于1926月7月正式出师北伐，向盘踞在中国大部土地上的反动军阀展开了一次猛烈的进攻。为了配合北伐，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了3次武装起义。这3次起义，陈云都参加了。
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秘密来到上海，组织酝酿第3次武装起义。陈云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返回当时已暂时离开的上海参加起义，不分昼夜地投入到研究、组织商务印书馆工人参加第3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工作之中。
经过近30个小时的血战，第3次武装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随后，陈云参加了成立上海特别市政府的筹备工作。这时，上海人民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但是，蒋介石的反革命面貌逐渐暴露，他不甘心把政权交给人民。1927年4月12日，他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派兵强行收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器，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顿时，上海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片白色恐怖。
7月15日，汪精卫也提出“分共”，大肆搜捕和屠杀革命者。紧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地，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大屠杀。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也在北平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中华大地一时陷于腥风血雨之中。
在革命危机存亡时刻，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实行了改组，领导南昌起义，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布置秋收起义。这时，中共江苏省委指示陈云于10月初到青浦，发动农民暴动。
在青浦，陈云领导农民军抗租抗息，扫奸除霸，为民除害。枫泾暴动失利后，青浦、松江两县国民党反动政府先后进行7次大规模武装搜捕，松江驻军团部和松江县政府贴出布告，通缉枫泾区“案犯” 陈云等24人。陈云临危不惧，机智灵活，在各地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屡屡化险为夷。此后，陈云化名“陈亨”，隐蔽在群众家中坚持斗争，继续秘密指导各地方的斗争，根据江苏省委秋收斗争决议的精神，重建基层组织。再后，陈云转移至浙江嘉善，继续坚持领导松江区的农民斗争。
（二）从“廖程云”到“黄苏”，从中央候补委员到中央委员。25岁那年，跻身中共中央领导层。
1929年初，陈云因组织上工作需要，来到了上海。在他到上海之前，中共江苏省委就任命他为省农委委员。他到上海之后不久，省委又指派他为江苏省沪宁巡视员，负责在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南京等地一线地下工作的巡视。
不多久，陈云增补为江苏省委候补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还兼管了一段时间上海闸北区委的工作。1930年春，他又兼任上海市法南区委书记。
9月24日，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一幢豪华的花园洋房里，神不知，鬼不晓，46名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聚集在那儿，开了4天会，这便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主持会议的是戴近视眼镜的“白面书生”式的人物，在会议上他用“之夫”为名。其实，他便是瞿秋白。“少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少山”便是周恩来的化名。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定下的基调，那就是“批判柏山‘左’倾机会主义”。“柏山”，也就是李立三。25岁的陈云以“廖程云”的名字出席会议。对于陈云来说，这是平生第一回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上，陈云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开始了他进入中央领导层的人生里程。
当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改组为江南省委，管辖江苏（包括上海）、浙江、安徽3省的党组织。改组后的省委常委由刘少奇、夏采曦、王克全、陈云、何孟雄等组成，刘少奇为书记（此时刘在苏联，回国前由王明代理书记）。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八号秘密举行。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不见“廖程云”，却在“补选的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见到“黄苏”。这“黄苏”其实就是陈云的化名。这样，陈云由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升为中共中央委员。这时，陈云不过26岁。
（三）在上海中央机关险遭灭顶之灾之际，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化险为夷。这位“先生”又一次化名“李介生”，从事地下斗争。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后，由于叛徒王竹樵的指认，在汉口被捕叛变。顾的叛变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 当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没有立刻获悉顾顺章在武汉叛变的消息。
这真是十万火急、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面对险恶的形势，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立即同陈云先商定对策，然后召集特科的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在这次事件中，陈云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沉着、勇敢、果断与超人的智慧及胆略，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整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和特科工作机构，由周恩来、康生（赵容）、陈云、潘汉年、邝惠安5人主持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工作（周恩来到苏区后，中央特科改由康生、陈云、潘汉年、陈寿昌组成），调陈云担任特工委成员和特科的总负责人。
从此，陈云离开了战斗近两年的江苏省委，接受到一个特别使命，全力投入到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在特科，陈云化名“李介生”，党内别称“先生”。
（四）在长征队伍中突然“蒸发”后，乔装打扮成商人绝密行动，闯关过卡安全到达成都后，在《新新新闻》报上极不惹眼处刊登《廖家骏启事》以示个人行踪。
长征出发时，陈云的身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红五军团中央代表。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将军委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和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这样，陈云就离开了红五军团，前往军委纵队就职。正是由于这个身份，刘伯承和陈云担任了遵义会议的警备工作，分别担任遵义会议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935年6月以后，当长征队伍到达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时，同行的人才发现陈云从队伍中神秘消失了，没有任何消息。于是，在当时红军中有了各种传说。有的说，陈云同志牺牲了，更多的人却说，陈云同志失踪了。这种传说竟流传了好几年。就连抗战初期给陈云当秘书的刘家栋，也曾多次问陈云：“您当时到哪里去了？”
其实，陈云并未“失踪”，而是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陈云是受中央派遣，去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情况，并到上海去恢复地下党工作，重建上海地下党与中央的联系。和陈云一道担负此项任务的，还有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他们都曾于30年代初在中央特科工作过，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
1935年2月底或者3月初，中共中央决定陈云、潘汉年先去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
6月7日至8日，中央红军攻占天全、芦山两县。陈云离开了长征队伍，开始了一次秘密之行。几天后，陈云在天全县灵关殿村与一位神秘人物席懋昭见面。席的公开身份是天全县灵关殿村小学校长，其实是一位地下党员，熟悉当地情况，他负责掩护陈云离开四川。
陈云对于掩护过自己的席懋昭，一直挂念在心头。陈云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后，还见过他，但是后来就失去了联系。1949年11月27日，席懋昭遇害于国民党重庆渣滓洞集中营。但由于种种原因，席懋昭没有被定为烈士。1983年7月，席懋昭的家乡四川仪陇县委给陈云来信，询问席懋昭是否曾在30年代护送他出川。陈云委托秘书复信仪陇县委，后来还委托秘书给中共四川省委打电话查询此事。四川方面经过周密的调查，1983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将席懋昭的情况报送给陈云，并请陈云为其写一份证明材料。
想到了这位曾冒险护送自己的患难战友，陈云百感交集。12月20日，陈云为席懋昭提供了书面证明材料，证明席懋昭是1935年护送他到成都、重庆的地下党员，并说：“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给予追记大功一次。
（五）在莫斯科，“史平”既当学生又当先生。向共产国际的汇报经以“施平”名义整理发表的文章《英勇的西征》，成为最早宣传中国长征的文献。随后，以“廉臣”为笔名写作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首次向世界广泛报道长征内幕。
1935年7月，陈云由重庆到达上海，住在法租界天主堂街永安旅馆，化名李介生。几经周折，总算与当地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迫害，陈云、潘汉年在上海难以立足，便派人前来上海，指示他们同赴苏联。
在莫斯科，陈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化名“史平”。当年的学员韩光后来回忆说：“我们经常听王明、史平等领导人的报告，王明作报告总要捧着厚厚的一摞书，讲讲翻翻，翻翻讲讲，使人听不明白；而史平讲课，从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如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批评等等，使我们这些远在异国他乡的青年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以后回国才知道，史平就是陈云。”
长征前，共产国际通过往来的电报对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但长征开始后不久，这种联系就中断了，共产国际的同志们迫切希望了解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情况，陈云的到来使他们喜出望外。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向西北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使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红军长征前失利的原因和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所在，了解了新的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英明和正确领导。应该说，共产国际开始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与陈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后来，有人将陈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汇报加以整理，并增加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内容，冠以《英勇的西征》之题，署名“施平”，发表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随后还出版了小册子。这是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在世界革命阵营中最早宣传红军长征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人物的文献。这本小册子不是陈云的亲笔，但另一本小册子虽然署名“廉巨”，却出自陈云笔下，那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陈云早在上海时就开始酝酿，到了莫斯科开始撰写完成的。
当时，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世人对于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知之甚少，国民党的新闻工具把红军叫做“赤匪”，比做洪水猛兽，把共产党的领袖描写成三头六臂的怪物。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更是得意地向全世界宣称，他的“剿匪”已获得成功，红军已被“击溃”。为了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向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陈云在莫斯科完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写作。 作者视角独特，文字生动，读来兴致盎然，中间再辅以一些细节描写和感受描述，更是增加了该书的感染力。叙述细腻、精彩，令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
1937年曾发生过一件轰动英国文坛的事。这就是一名来西方“自由世界”的记者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在遥远、古老而又带着一些神秘的东方大国——中国发生的闻所未闻的故事，书的名字叫《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10月，该书的英文版在英国首次出版发行。通过这本部的介绍，西方世界了解到在那个被拿破仑称为“睡狮”的国度有那么一支人数不多、衣服破旧，但斗志昂扬、英勇善战的队伍，徒步完成了长达25000里的战斗行军，创造出一个人间的奇迹。许多人就此开始关注这些中国共产党人，斯诺从此终生与的革命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人们常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者，其实，当斯诺1936年7月到陕北采访时，陈云的这本小册子已公诸于世了。
文章作者“廉臣”就是中共领导人陈云的谜底，直到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通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才首次向公众揭开，并随即以作者的原名公开发表了全书内容。这一年6月，红旗出版社重印发行了该书。今天，《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第1本向世界人民广泛宣传当时尚且鲜为人知的红军长征壮举的著作将永载史册。
（六）乌云蔽日之时，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再一次化名“陈元方”，工人们压根也没有想到，一位重量级的“北京客人”与自己朝夕相处。
“文革”开始后，陈云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造反派声称“对陈云的大批判、大斗争，是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这一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9年3月，苏联军队4次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制造严重流血事件。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陈云、邓小平、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等被疏散到江西。限令3天之内启程。10月18日，陈云连全国粮票都来不及调换，在“战略疏散”的名义下自北京匆匆南下，由秘书肖华光、警卫员李奇和厨师老汪等陪同，乘火车途经上海，于20日上午到达南昌。
11月4日晚，陈云乘坐的轿车驶入与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紧相邻的青云谱干休所8号房前缓缓停下。陈云慢慢走下车来，早在等候的沈玉贵迎上前去表示欢迎。他一看，觉得这位北京客人很面熟，但一时没有想起来，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啊！这位北京客人不是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同志吗？！上级怎么通知称是一位叫‘陈元方’的北京客人呢？”沈玉贵几乎喊起来，碍于上级有通知精神，才没有作声，只好照章行事。
沈玉贵笑笑又进一步说：“我常在报纸上看到您的照片，您怎么把名字都改了，叫‘陈元方’？” 陈云沉思片刻之后，面带难色而幽默地回答道：“上头叫改的，说是为了保密，要我起个化名。还好，名字改了，姓没改，我还姓陈嘛！”沈玉贵不禁打破砂锅问到底，又好奇地问：“那为什么不叫别的，叫‘陈元方’呢？” 陈云笑了笑，解释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陈元，一个叫陈方，把两个儿子的名字合在一起就叫陈元方。我现在不叫陈云，叫陈元方。对此，要保密，这是纪律！”
“好，好，请首长放心。”沈玉贵又说：“首长怎么来我们这个小地方？” 陈云答道：“上头叫来的！”接着又说：“我到这里来要麻烦你们。”沈玉贵说：“首长，这不是麻烦，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有什么事就让我们去办。”话说到这里，沈玉贵心中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陈云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北被尊称为“客人”。
陈云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知名度高，谁人不认识呢？保密谈何容易。陈云第1次进厂后，人们一眼就认出了“客人”的真实身份，实际上是保而不密。全厂职工似哑口吃汤圆，心里有数。只是碍于上级规定、才没有公开称呼陈云的职衔和姓名。在厂内谁也没有照规定称呼“客人”，而是以尊敬的口吻称呼首长或老首长。但是在社会上谁也没有泄露陈云在厂“蹲点”的消息。
1972年4月中旬，陈云结束在这里的将近3年的“闲居”生活。告别时，陈云眼眶潮湿，他凝视着那一张张熟悉而又朴实的面孔，使劲地摇动着每一位干休所工作人员与工厂工人的双手，亲切地一个个呼喊他们的姓名。
5月1日，陈云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北京中山公园参加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园活动。这是他复出后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此后，人们在报纸上、从广播里重新看见或听到了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的名字。熟悉、了解陈云的老战友、老同事，以及当年曾经在陈主任领导下，胜利完成经济领域“三大战役”任务而从经济上使“天下大定”的同志们纷纷奔走相告：“陈云同志回来了！”
“陈元方”可以说是陈云在特殊年代所用的最后一个化名。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到底曾用过多少个化名，可以说即使是权威的党史研究专家一时也难以真正探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那就是：这X个化名背后如果串联起来，就像一粒粒耀眼的珠宝，无不展现了作为开国功勋的陈云“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伟大光辉的一生、也是一个革命者丰富多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