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苏中四分区已顺利转入农村休整的短暂间隙。4月10日，利用日伪在占领主要城镇后忙于修筑据点的空隙，四分区在角斜旧场召开了干部动员大会。时任苏中四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钟民骄傲地向粟裕汇报：“我们苏中地区最年轻的区委书记只有17岁！”
　　在如东马塘一带，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至今还记得一个“小兔子”。“小兔子”是当年风靡如皋东乡的抗日话剧《游击队的生长》中的一个角色，“小兔子”的扮演者名叫顾斌。
　　这个17岁就成了区委书记的正是老人们记忆中的“小兔子”顾斌，现在已是一位89岁高龄的老人。我与顾斌约在她位于南京鼓楼高云岭的家中。
　　多少崎岖坎坷途
　　顾斌原名顾尚劼，1924年10月27日生于天津，是家中的老二。父亲顾光实祖籍南通，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毕业后，四处漂泊求职。母亲吴敬德曾以绝食争取读书的权利，成为如皋师范的第一批女毕业生和女教师。婚后，为了生计和操持小家庭，拖儿带女辗转于天津、北京和江苏各地。
　　顾斌自幼爱听母亲讲故事。从梁红玉抗金、文天祥殉国、展昭的侠义、冰心的仁爱，到张謇的造福桑梓……涓涓滴滴，滋润了顾斌幼小的心灵，她一心想着行侠仗义，铲除人间不平，报效祖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顾斌父亲在铁路南京浦口段做财务工作，一家人在三牌楼附近的出租房居住，顾斌就在三牌楼小学读书。顾斌回忆道：“1937年冬，国民政府撤离南京，我父亲留了下来，他让母亲带我们先到南通避难。”没来得及和父母分享考上南京第一女中的喜悦，12岁的顾斌就和4个兄弟姐妹一起，跟着怀孕的母亲坐上了开往南通的江轮，父亲则跟随国民政府一路西迁，从此天各一方。
　　子夜，船到天生港。狂风大作，过江的小划子船根本无法靠上江轮，只好继续东去，停靠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寒风中一家人好不容易挤上了船，妈妈拉着顾斌的手，站在甲板上，船缓缓驶离码头。突然间，岸上船上，撕心裂肺的嚎哭声，盖过了江水的呜咽和汽笛的吼叫。妈妈抽泣着说：“孩子，这就是国破家亡啊！”
　　一家人在平潮老家惊魂未定，侵略军的炸弹就落在了南通。刚分娩的母亲带着老小七口人，蜷缩在一条铺着稻草的船中，继续向东逃去。
　　投身革命得新生
　　1938年开春，在如东曹埠镇何灶一所废弃的小学教室里，顾斌母亲招了二三十个学生。那时考上中学的顾斌因逃难没法上学，就帮母亲教学生识字，辅导小学生做功课，教他们唱《义勇军进行曲》。秋天到了，金色的阳光照在禾场上。一天顾斌正带着学生们出操。禾场边走来一男一女两个外乡人，女的还戴着眼镜。来人走进教室，和母亲攀谈起来。见顾斌进来，对她说：“你带的这帮孩子多好啊，为什么不组织儿童团呢！小孩子能为抗日做好多事呢……”这两人是驻扎在曹埠镇的国民党“特务总队”政训处的郭守信和姜辛耘。这支队伍的政训处和政工队由从上海和南通来的一批进步青年组成，受中共江北特委领导，这二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10月下旬，曹埠响了一夜枪声。天亮了，特务总队没了踪影。一连十几天，顾斌像丢了魂儿似的逢人就打听郭守信、姜辛耘们的下落。听说他们已经转到了马塘的“抗战支队”中，顾斌穿着一身芦花布的小褂裤，一口气从曹埠赶到马塘镇西头的农民仓库，见到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再回去了。眼看天快黑了，顾斌发现他们对一个笑眯眯在旁不作声的人很尊重，就蹭到他跟前。他拍拍顾斌的肩膀说：“我们这里苦得很咧，你不怕啊？”“当然不怕！”他听了，笑着说：“好！那就留下吧。”这个笑眯眯的人，就是中共江北特委在“抗战支队”的地下党负责人陈伟达。
　　随后的日子里，顾斌和“抗战支队”的同志们一起，组织儿童团、妇女姐妹会、巡逻队，办农民识字班，教大家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话剧等等。他们白天四处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演出，吃饭有一顿没一顿，晚上睡在地上的稻草窝。年少的顾斌剪一头西式短发，赤脚穿着一双破力士鞋，她却一点不觉得苦。
　　这年冬天，后来以一曲《别处哪儿有》闻名苏中解放区的政治处宣传干事史白，编写了一出五幕话剧《游击队的生长》。顾尔钥扮徐二先生，顾斌扮小游击队员小兔子，史白扮小兔子的爷爷。
　　剧中的高潮部分，是游击队得到情报去伏击日军，小兔子争着要去参加战斗。伏击胜利了，小兔子却身负重伤。爷爷来部队看望孙子，当他把一个脆饼塞到小兔子手中，小兔子带着微笑喊了声“爷爷”，永远闭上了双眼，手中的脆饼掉在地上。爷爷扑上去，悲痛欲绝地呼唤：“我的小兔子啊……”此时，台上台下一片泪眼朦胧，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呐喊：“为小兔子报仇！”“打倒日本鬼子！”
　　从掘港、苴镇到丰利，这部戏演到哪里火到哪里，四乡八镇的孩子们成了顾斌的追随者，见了顾斌就跟在后面喊：“小兔子！小兔子！”
　　顾斌的号召力让“抗战支队”的同志很欣赏，他们把顾斌当作重点对象培养，而且安排她再次进入学校读书。“我不想上学，可领导说这是任务，让我在上学期间隐蔽着，在学生中发展抗日进步力量。”这样一来，顾斌就同意了，她来到马塘镇的邱升中学成为一名初中生。邱升中学其实是为解决逃难学生读书而设立的，建议开这间学校的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曾任江苏省长的爱国士绅韩国钧出任校董事会董事长，而“南通四才子”之一的顾贶予就在这里做老师。
　　读书期间，顾斌与顾贶予老师的儿子、地下党员顾尔钥成为了好朋友。平时，顾斌和同学们一起听课学习，课余时间，她便寻找机会给大家宣传抗日思想，很多中学生们被吸收到当时中共的一个半地下组织“青年抗日协会”中。
　　“1940年2月2日，我正式入党了，顾尔钥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顾斌回忆道，那天下午，顾尔钥把她叫到学校河西教工宿舍后面的一间草房里，拿出一个火柴盒。顾斌拉开一看，里面是一面鲜红的党旗，镰刀铁锤灼灼闪光。见顾尔钥含笑注视着自己，顾斌一下子明白了——盼望已久的时刻到了！刹那间，热泪夺眶而出。16岁的顾斌举起右拳，庄严地一字一句地跟着顾尔钥宣誓，成为“邱中”的“二号红色种子”。“我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可我不害怕，做好了一切准备。”顾斌说，为防止家人担心，她入党的事情没告诉母亲。 　　抗日的烽火，在“邱中”越燃越旺，地下党支部很快发展到19名党员。黄桥决战后，新四军主力东进至海安、如东，顾斌和战友们秘密送了一批又一批战友和进步学生加入革命队伍。
　　1941年初，顾斌被组织上委派到丰利区担任区工委书记。这个长着娃娃脸、身背小马枪的“细女伢儿”，成了丰利坝一带群众爱戴、敌伪畏惧的风云人物。
　　难忘区队通信员
　　1941年日军“八一三”扫荡后，顾斌领导的丰西区陷入敌人据点的包围中，与县委的联系被隔断。她把乡自卫队集中起来，建立了一支区武工队。这支30多号人、20来条枪的区队惯于昼伏夜行，声东击西。每次行动，顾斌都是带着两个机灵的战士走在队伍前面几百米当尖兵，他们“锄奸”“打狗”，顽强地与日伪斗争。
　　一天晚上，按照惯例，顾斌带着三名武工队小组成员和区队通信员管唯高一起外出侦察。当时原区队通信员田宝荣参军离开后，年轻小伙管唯高因为酷爱驳壳枪便自告奋勇成了新的区队通信员。
　　他们五人在拂晓时分听到敌人集合号后才划着小船回头，途经冯家荡村头时，管唯高上岸取寄存在村长家的文件。此时敌人悄悄进了村，被放哨的民兵发现后两方打了起来。管唯高从村长家取回文件时正遇上逃跑的群众，群众叫他赶紧掉头离开，管唯高却坚持要回到船上：“不行，顾政委的驳壳枪还在我这里，我要回去保护她的安全！”
　　往回跑的路上，管唯高与敌人遭遇，相持中他只得开枪警示船上剩余四人。顾斌在船上听到枪声后，命令其余三个会水的武工队员赶紧下水，自己则用手慢慢划船驶离岸边。
　　敌人在微弱的光线下发现了河上的动静，情急之下顾斌提高声音装作是半夜出来收鱼卡子的渔民。此时放哨的农抗队员陈万圆和他的侄子认出了顾斌的声音，便自己靠向前吸引敌人，顾斌这才得以划船离开。
　　上岸后眼看着天快亮了，顾斌先是抱着大树的躯干藏了一会儿，后来又爬到被百姓称为“蛇园”的大坟堆里躲着。敌人放高哨了，她便躺在芦苇之中隐藏起来。敌人忙活了一上午，中午时分开始杀鸡宰猪。顾斌趁着高哨上的敌人下去吃饭才敢活动身体。下午顾斌躺在芦苇丛中听到百姓活动的声音，料想敌人应该是走了，这才爬了起来准备回去。
　　回河边找船的路上，她看到路边躺着一个人，便急忙上前。走近了才发现这人身上多处伤口已经去世，他的胸口被刺伤，从他身体流出的血已经变黑。因为血流干了，脸也变得清瘦，顾斌一时没能认出这个人，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个躺在地上的正是自己的通信员管唯高。
　　因为管唯高是家中的独子，他去世后组织上就把他已出嫁的姐姐找回来照顾父母，当地群众拿出棺材将他入殓安葬，还找来和尚为他超度。
　　面前这位和蔼的长者，讲到这些往事时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流下了痛心的眼泪：“我有过三次惊险的经历，幸得百姓和其他同志的帮助才能一次次死里逃生，现在每逢清明节，我唯有烧些纸钱给他们，写上他们的名字，奉上我的不尽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