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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陆路茶马古道不仅仅通过西南和西北在欧亚大陆上延伸。唐代已经有塞外回鹘大驱名马市茶而归的记录，饮茶习俗从唐代开始向塞北传播。唐代地理学家贾耽提到通往塞北有两条古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和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为弄清草原茶马古道的传播线路和语言地理分布，20多年来我们围绕这两条古道对陕北、秦晋黄河两岸、河套地区、汾河流域、桑干河流域、洋河流域做了多次考察，大量证据把我们引向了张家口。2014年夏，为纪念茶马古道首次徒步考察25周年，我们考察队一行在张家口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高戈毓先生的帮助下，对张家口一带做了进一步考察。张家口在明代已经上升为汉蒙茶叶贸易集散地。清代随着俄罗斯民族饮茶习俗的兴起，茶叶进一步从中国南方北上，经过大同、张家口、库伦（呼和浩特）和中俄边境恰克图运往俄罗斯和欧洲，于是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了一条远征的草原茶马古道。
塞外回鹘饮茶习俗的兴起
草原茶马古道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和回鹘汗国的交易。回鹘是阿尔泰语民族的一支，在唐代已经有了饮茶习俗，《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陆羽传》中有记载：
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回纥即回鹘。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也记录了回鹘有饮茶风俗（赵贞信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
晋时谢安诣陆纳，纳无所供办，设茶果而已。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
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纥建立汗国，以贝加尔湖南面的色楞格河为中心，可以说草原茶马古道在唐代至少已经延伸到贝加尔湖一带。回鹘汗国后来不断发展，按《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回鹘汗国“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可见回鹘汗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帝国。回鹘不仅和唐有贸易，而且和中亚的粟特（Sogdia）有大量的贸易，这些贸易占当时丝绸之路上贸易的主要部分，饮茶的习俗可能在这一带传播。
宋辽时期，北方草原上辽人（契丹人）饮茶也已经成为一种习俗。宋彧《萍洲可谈》卷1记述：
茶见于唐时，味苦而转甘，晚采者为茗。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食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
出居庸关道与张家口茶事活动的兴起
唐代贾耽提到的七条通四夷道中，有两条是去北方草原的，一条是大同云中道，一条是受降城入回鹘道。
《新唐书·地理志》：
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髙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云。（《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三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P1146））
唐代茶向塞外的传播，应该广泛利用了这两条通道。大同云中道是经过大同的一条重要通道，主要是沿着阴山南路沿东西方向走。晋方言大包片（大同包头片）的存在是这条线路存在的一个重要证据。大同云中道到桑干河地带后继续往东走可接张家口，这是后来张家口重镇兴起的一个重要条件。
五代时，由太行山东侧去张家口一带的古道已经有记录。这条古道的出现和契丹的兴起有关系。《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第二记录了胡峤在契丹七年的见闻，有关于道路的记载，出发所经过的几个地点和张家口一带关系密切：
自幽州西北入居庸关，明日，又西北入石门关，关路崖狭，一夫可以当百，此中国控扼契丹之险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台山，其一峰最髙者，东台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鸡鸣山，云唐太宗北伐，闻鸡鸣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关，此唐故关也。又四日，至归化州，又三日登天岭，岭东西连亘，有路北下，四顾冥然，黄云白草不可穷极。契丹谓峤曰：“此辞乡岭也，可一南望而为永诀。”同行者皆恸哭，往往絶而复苏。又行三四日，至黒榆林，时七月，寒如深冬。又眀日，入斜谷，谷长五十里，髙崖峻谷，仰不见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气稍温。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3年版，P905）
这条出契丹的古道可称为出居庸关道，是宋辽来往的主要通道，后来成为中原出塞北的重要通道。这条古道的一段从居庸关（昌平）、石门关（八达岭）、可汗州（怀来镇）、新武州（涿鹿县西南）、鸡鸣山（今鸡鸣山）、永定关（怀来）到归化（宣化），正是现在由北京昌平居庸关去张家口宣化的线路。
1993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村辽金张氏墓群里发现了一幅关于备茶的壁画，该墓群的其他壁画也有关于饮茶活动的记录（见茶事图）。壁画上的饮茶活动涉及茶碾子、茶饼、茶壶、茶、茶盘等工具和煎茶等活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1995），由此可见辽代出居庸关道的茶事活动相当活跃。
由于辽人（契丹人）饮茶习俗的兴起，茶叶成为出居庸关道的必需品，出居庸关道也转型成为一条茶马古道。宋辽时代，太行山东路开始置榷务，包括管理茶叶交易。《宋史·食货下八》：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
太平兴国二年即公元977年，宋在镇州（石家庄一带）、易州（治今河北易县）、雄州（保定）、霸州（今河北霸州）、沧州等置榷场。以上榷场的地点都在太行山东南山脚一带。马帮可直接取道太行山东路，取道居庸关经张北去塞北。也可取道易县城西的紫荆关或保定西面的倒马关，翻越太行山后进入山西，再接居庸关道北上去塞北。在交易的多种商品中，茶是草原民族的生活必须品，因此是榷场和古道的维系商品，由此形成了太行山东麓榷茶和茶马古道的格局。 居庸关道在宣化转向赤城方向，这是宋辽时期一条重要的古道。居庸关道由宣化再往西北即到张家口。张家口既可北上塞北，也可西去河套地区，由于这一有利条件，张家口的地位开始上升。张家口，蒙语为Kalgan，即“大门”之意，专指长城的大门。乾隆《万全县志》记载张家口为与蒙古通商互市之要镇。明代商人从大同取道张家口再去库伦，主要利用了宋辽以来从居庸关经石门关、鸡鸣山、永定关出塞北的古道，这条古道也是宋辽以来草原民族入燕京的主要通道。
张家口怀来县鸡鸣驿是北上草原的重要驿站，也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古驿站，现在也叫鸡鸣驿村，位于河北怀来县洋河北岸的鸡鸣山下。经过鸡鸣驿的古驿路，自古为交通要道，为居庸关到宣化的必经之地。驿站历史悠久。据明嘉靖《宣府镇志》，明永乐年间开始于此地置城。是明代北方九个边防重镇宣府的组成部分。
张家口宣化古城从明代开始一直是出入北京与草原的兵家重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古城断垣残壁（见宣化古城墙图），从中仍可见宏伟气势。还有始建于明代的宣化清远楼、镇朔楼等多处古迹，也都是古道重镇的见证。明代为了防止蒙古人南侵，加固长城，设置了九个边镇，宣化府所设宣府镇乃其中之一，为镇守边关的重要关口。张家口之名始于明代，属宣府西路万全都司所辖的万全右卫，在塞北茶路上具有重要地位。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说宣府（宣化）“南屏京师， 后控沙漠， 左扼居庸之险， 右拥云中之固”。说出了宣化西南连大同，东南连昌平居庸关的重要地位。这里的云中即大同。
张家口北连草原茶马古道，南接江南茶山，形成了一条远征茶马古道。西方也有人把连接福州、湖南和恰克图的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若加上西南的茶叶在张家口的汇集，张家口的重镇地位更为凸显。《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四卷记录说张家口西帮茶商有百余家，也反映出这条线路的茶叶贸易的繁荣。
俄罗斯民族茶习俗的兴起和张家口的繁荣
塞北回鹘、契丹、金、蒙古饮茶习俗的兴起是草原茶马古道繁荣的第一个浪潮，蒙古族甚至一度用砖茶作货币。近代由于俄罗斯民族饮茶习俗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草原茶马古道的性质，使草原茶马古道成为一条跨越欧亚的远征古道，俄罗斯饮茶习俗的出现带来了草原茶马古道繁荣的第二个浪潮。
根据Baddeley（1919）的研究，俄国使者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已经带从北方带回茶叶给沙皇，这是目前俄罗斯接触茶叶的最早记录。根据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第六条“两国既永远和好，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中俄交流开始增加，中国和俄国茶叶和皮革等贸易也开始兴起，草原茶马古道得到迅速发展，茶进入俄国可进一步进入欧洲，这一连锁过程极大地推动了草原茶马古道的发展。1727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准许俄国商人在恰克图贸易，后来贸易不断扩大，恰克图成了中俄贸易的中心，兴盛时间长达200年。恰克图又被称为“买卖城”，茶逐渐变成恰克图最大的买卖。根据俄语文献记载，乾隆十五年（1755），经恰克图运俄的砖茶七千普特、白毫茶六千普特。嘉庆十五年（1810）年，这两类茶已达七万五千普特（1普特≈16.38公斤）， 几乎增长六倍了（蔡鸿生，1982）。据孙守春（2003）整理的结果，经过恰克图输入俄国的茶叶1821到1830已经达到每年十四万三千普特，1850年已经达到三十万普特。
大规模的中俄茶叶贸易甚至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他在积累《资本论》资料的过程中调查了中俄茶叶贸易材料，1857年写了《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专门描述了恰克图中俄茶叶贸易：
这种由1768年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以恰克图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蒙古）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在伊尔库茨克城南离城100英里。这种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进行的贸易， 由十二个中间人经管， 其中六个是俄国人， 六个是中国人； 他们在恰克图会商， 由于贸易完全是以货易货， 还要决定双方所应提供交换的商品比例。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 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毛织品。近几年来， 这种贸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十年或十二年以前， 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 平均每年不超过4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175000箱， 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 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 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中国人出卖的其他商品都是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不过这一切数量都很有限，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属品，皮毛以致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1500万美元以上的巨额。……
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 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边区的首府， 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900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来传递公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2008，P167-168）
根据蔡鸿生（1982.6）所整理的俄文资料，18世纪上半叶，中俄边境的恰克图（现在为蒙古和俄罗斯边境城市）已经成为以茶为主的交易城市。
随着中俄茶叶贸易的兴起，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了一条远征茶马古道，其特点是线路长，运载方式多样：福建、湖南、西南的黑茶、红茶靠马帮、牛帮和船帮北上运到张家口汇集，再由驼帮、马帮、牛帮、车帮经过库伦、恰克图托运到贝加尔湖，再交替使用马车、舟船、雪橇等工具向西穿越西伯利亚高原，渡过叶尼塞河、鄂毕河，再翻越乌拉尔山，过伏尔加河到莫斯科，最后从莫斯科西去欧洲各地。
茶进入俄国还可走海路，海路分南海线路和东海线路。东海线路由东海、日本海进入到海参崴，再通过乌苏里江、黑龙江进入俄国各地。南海线路南下太平洋，经苏伊士运河到黑海西北港口敖德萨，再去俄国和欧洲各地。由于20世纪以前防潮措施不完善，海上茶叶容易受潮变质，不像走草原茶马古道的茶叶那样更能保持茶性，所以蒙古人、俄罗斯人和欧洲各地民族更喜欢草原茶马古道上的茶，草原茶马古道仍然是进入蒙古、俄罗斯的主要线路。根据《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提供的数字，可作一个估计，直到1894年，恰克图茶叶输出约50万担，是南海线路的3倍，是东海线路的5倍多，而恰克图的茶又主要来自张家口，由此可以看出张家口的重要地位。 张家口：南控太行山东西茶路
张家口在近代一举成为草原茶马古道集散重镇，是因为近代有两条重要茶路在张家口汇集。
南方茶叶可分两路到张家口。一路在太行山以西，经过大同沿桑干河谷地和南洋河谷地往张家口。一路在太行山以东，经过天津、北京取道居庸关往张家口。
晋商在太行山东路的运茶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茶市杂咏》记载：
清初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运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P304）
晋商的队伍很庞大，徐柯《清稗类钞》有记载：
晋中行商，运货来往关外诸地，虑有盗，往往结为车帮，此即泰西之商队也。每帮多者百余辆，其车略似大古鲁车（达呼利之车名），轮差小，一车约可载重五百斤，驾一牛。一御者可御十余车，日入而驾，夜半而止。白昼牧牛，必求有水之地而露宿焉，以此无定程，日率以行三四十里为常。每帮车必挈犬数头，行则系诸车中。止宿，则列车为两行，成椭圆形，以为营卫。御者聚帐棚中，镖师数人更番巡逻，人寝，则以犬代之，谓之卫犬。某商铺所畜之犬尤猛，能以鼻嗅，得宵人踪迹，遂以破获。（徐柯《清稗类钞》农商类，中华书局1974，P2309）
大同自古为出塞外的重镇。走大同线路的西路马帮商队先从福建、湖南等地运茶到河南，然后经过山西晋城、祁县、平遥、太原到大同。从大同有三条线路北上库伦、恰克图。一条从大同往西经过右玉县的杀虎口，再经过归化（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然后去库伦、恰克图。一条从大同直接北上经过乌兰察布去库伦、恰克图。一条从大同往东沿桑干河谷地和南洋河谷地到宣化，再北上张家口交易，然后去库伦、恰克图。第三条线路最为繁荣，主要凭借了宋辽以来出居庸关古道在人文地理上的活力。
张家口由于是北京的门户，明代得到迅速发展，成为重镇，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宋辽以来已经存在的居庸关、鸡鸣驿、永定关等有利设施条件和人文条件，商队沿途能及时得到修整补充，所以明清茶商多取道张家口去库伦，张家口的地位日益上升。由张家口去库伦、恰克图成为明清以来茶叶出塞北再去俄罗斯、欧洲的主要线路。从张家口还有一条线路直接北去锡林郭勒，这部分的茶叶主要去蒙古东部和俄罗斯东部。
从天津经过北京西北居庸关到张家口的这条线路主要是因为俄商的兴起而繁荣起来的。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和同治元年（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是这条线路兴盛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两个条约的签订使得俄商可以从南方各地收购茶叶，直接在汉口加工制作，然后从汉口直接沿着长江水路运茶到上海，再走海路到天津，再从天津到北京，过居庸关、鸡鸣驿、宣化去张家口，由此形成太行山东路运茶格局。东路运茶虽起步晚，但由于俄商的资本雄厚，技术先进，茶叶数量远远超过了太行山西路晋商所运的茶叶。
茶叶是草原茶马古道的维系商品，张家口也因为草原茶马古道的兴盛而繁荣，随着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东海海路得到迅速发展，一条从中国沿海运茶到海参崴，再由海参崴北上接西伯利亚铁路的远征茶路开始形成，其运输成本远远低于草原茶马古道，张家口的茶叶商贸一度走入低谷，主要限于供应蒙古，很少再运往俄罗斯，中俄之间的恰克图也随之衰落。
现代交通线路往往依赖古道的安全线路和沿途城镇供给，草原茶马古道尽管已经成为历史，但草原茶马古道沿途地理环境和村落城镇为现代公里、铁路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今天张家口跨国公路、铁路走过的路线正是当年草原茶马古道的绵延的线路，很多中国南方茶叶借助新的交通工具继续经过张家口运往蒙古、俄罗斯和欧洲。
参考文献
Baddeley， John F.，1919，Russia， Mongolia， China，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Reprinted Mansfield Centre， Conn.： Martino Pub.， 2006.
蔡鸿生，1982.2，《“商队茶”考》，《历史研究》。
陈保亚，2011.5，《论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从词与物的传播说起》，《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陈保亚、袁琳，2015.1《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茶马古道》，《思想战线》。
管家骝，1999.1，《中国茶叶外传及“茶之路”》，《中国茶叶加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管理所，宣化区文物管理所，1995.2，《宣化辽代壁画墓群》，《文物》。
贾敬颜，1983.4，《胡峤陷辽记疏证》，《史学集刊》。
角山荣（日），1992.4，《茶入欧洲之经纬》，《农业考古》。
李炳泽，2002，《茶由南向北的传播：语言痕迹考察》，张公瑾主编《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民族出版社。
彭泽益，1957，《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
孙守春，2003.3，《早期恰克图贸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辽宁师大学报》。
作者简介：
陈保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荣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丁崇明，北京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
何方，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陈樾，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生
本项调查得到以下项目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中国语言及方言的语言接触类型和演化建模研究，批准号14ZBD102。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严格语音对应的汉语与民族语关系字专题研究，批准号13AZD05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系统语音对应的核心词分阶及建模研究，批准号11JJD740004。
陆路茶马古道不仅仅通过西南和西北在欧亚大陆上延伸。唐代已经有塞外回鹘大驱名马市茶而归的记录，饮茶习俗从唐代开始向塞北传播。唐代地理学家贾耽提到通往塞北有两条古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和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为弄清草原茶马古道的传播线路和语言地理分布，20多年来我们围绕这两条古道对陕北、秦晋黄河两岸、河套地区、汾河流域、桑干河流域、洋河流域做了多次考察，大量证据把我们引向了张家口。2014年夏，为纪念茶马古道首次徒步考察25周年，我们考察队一行在张家口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高戈毓先生的帮助下，对张家口一带做了进一步考察。张家口在明代已经上升为汉蒙茶叶贸易集散地。清代随着俄罗斯民族饮茶习俗的兴起，茶叶进一步从中国南方北上，经过大同、张家口、库伦（呼和浩特）和中俄边境恰克图运往俄罗斯和欧洲，于是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了一条远征的草原茶马古道。
塞外回鹘饮茶习俗的兴起
草原茶马古道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和回鹘汗国的交易。回鹘是阿尔泰语民族的一支，在唐代已经有了饮茶习俗，《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陆羽传》中有记载：
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回纥即回鹘。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也记录了回鹘有饮茶风俗（赵贞信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
晋时谢安诣陆纳，纳无所供办，设茶果而已。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
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纥建立汗国，以贝加尔湖南面的色楞格河为中心，可以说草原茶马古道在唐代至少已经延伸到贝加尔湖一带。回鹘汗国后来不断发展，按《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回鹘汗国“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可见回鹘汗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帝国。回鹘不仅和唐有贸易，而且和中亚的粟特（Sogdia）有大量的贸易，这些贸易占当时丝绸之路上贸易的主要部分，饮茶的习俗可能在这一带传播。
宋辽时期，北方草原上辽人（契丹人）饮茶也已经成为一种习俗。宋彧《萍洲可谈》卷1记述：
茶见于唐时，味苦而转甘，晚采者为茗。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食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
出居庸关道与张家口茶事活动的兴起
唐代贾耽提到的七条通四夷道中，有两条是去北方草原的，一条是大同云中道，一条是受降城入回鹘道。
《新唐书·地理志》：
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髙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云。（《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三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P1146））
唐代茶向塞外的传播，应该广泛利用了这两条通道。大同云中道是经过大同的一条重要通道，主要是沿着阴山南路沿东西方向走。晋方言大包片（大同包头片）的存在是这条线路存在的一个重要证据。大同云中道到桑干河地带后继续往东走可接张家口，这是后来张家口重镇兴起的一个重要条件。
五代时，由太行山东侧去张家口一带的古道已经有记录。这条古道的出现和契丹的兴起有关系。《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第二记录了胡峤在契丹七年的见闻，有关于道路的记载，出发所经过的几个地点和张家口一带关系密切：
自幽州西北入居庸关，明日，又西北入石门关，关路崖狭，一夫可以当百，此中国控扼契丹之险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台山，其一峰最髙者，东台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鸡鸣山，云唐太宗北伐，闻鸡鸣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关，此唐故关也。又四日，至归化州，又三日登天岭，岭东西连亘，有路北下，四顾冥然，黄云白草不可穷极。契丹谓峤曰：“此辞乡岭也，可一南望而为永诀。”同行者皆恸哭，往往絶而复苏。又行三四日，至黒榆林，时七月，寒如深冬。又眀日，入斜谷，谷长五十里，髙崖峻谷，仰不见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气稍温。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3年版，P905）
这条出契丹的古道可称为出居庸关道，是宋辽来往的主要通道，后来成为中原出塞北的重要通道。这条古道的一段从居庸关（昌平）、石门关（八达岭）、可汗州（怀来镇）、新武州（涿鹿县西南）、鸡鸣山（今鸡鸣山）、永定关（怀来）到归化（宣化），正是现在由北京昌平居庸关去张家口宣化的线路。
1993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村辽金张氏墓群里发现了一幅关于备茶的壁画，该墓群的其他壁画也有关于饮茶活动的记录（见茶事图）。壁画上的饮茶活动涉及茶碾子、茶饼、茶壶、茶、茶盘等工具和煎茶等活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1995），由此可见辽代出居庸关道的茶事活动相当活跃。
由于辽人（契丹人）饮茶习俗的兴起，茶叶成为出居庸关道的必需品，出居庸关道也转型成为一条茶马古道。宋辽时代，太行山东路开始置榷务，包括管理茶叶交易。《宋史·食货下八》：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
太平兴国二年即公元977年，宋在镇州（石家庄一带）、易州（治今河北易县）、雄州（保定）、霸州（今河北霸州）、沧州等置榷场。以上榷场的地点都在太行山东南山脚一带。马帮可直接取道太行山东路，取道居庸关经张北去塞北。也可取道易县城西的紫荆关或保定西面的倒马关，翻越太行山后进入山西，再接居庸关道北上去塞北。在交易的多种商品中，茶是草原民族的生活必须品，因此是榷场和古道的维系商品，由此形成了太行山东麓榷茶和茶马古道的格局。 居庸关道在宣化转向赤城方向，这是宋辽时期一条重要的古道。居庸关道由宣化再往西北即到张家口。张家口既可北上塞北，也可西去河套地区，由于这一有利条件，张家口的地位开始上升。张家口，蒙语为Kalgan，即“大门”之意，专指长城的大门。乾隆《万全县志》记载张家口为与蒙古通商互市之要镇。明代商人从大同取道张家口再去库伦，主要利用了宋辽以来从居庸关经石门关、鸡鸣山、永定关出塞北的古道，这条古道也是宋辽以来草原民族入燕京的主要通道。
张家口怀来县鸡鸣驿是北上草原的重要驿站，也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古驿站，现在也叫鸡鸣驿村，位于河北怀来县洋河北岸的鸡鸣山下。经过鸡鸣驿的古驿路，自古为交通要道，为居庸关到宣化的必经之地。驿站历史悠久。据明嘉靖《宣府镇志》，明永乐年间开始于此地置城。是明代北方九个边防重镇宣府的组成部分。
张家口宣化古城从明代开始一直是出入北京与草原的兵家重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古城断垣残壁（见宣化古城墙图），从中仍可见宏伟气势。还有始建于明代的宣化清远楼、镇朔楼等多处古迹，也都是古道重镇的见证。明代为了防止蒙古人南侵，加固长城，设置了九个边镇，宣化府所设宣府镇乃其中之一，为镇守边关的重要关口。张家口之名始于明代，属宣府西路万全都司所辖的万全右卫，在塞北茶路上具有重要地位。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说宣府（宣化）“南屏京师， 后控沙漠， 左扼居庸之险， 右拥云中之固”。说出了宣化西南连大同，东南连昌平居庸关的重要地位。这里的云中即大同。
张家口北连草原茶马古道，南接江南茶山，形成了一条远征茶马古道。西方也有人把连接福州、湖南和恰克图的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若加上西南的茶叶在张家口的汇集，张家口的重镇地位更为凸显。《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四卷记录说张家口西帮茶商有百余家，也反映出这条线路的茶叶贸易的繁荣。
俄罗斯民族茶习俗的兴起和张家口的繁荣
塞北回鹘、契丹、金、蒙古饮茶习俗的兴起是草原茶马古道繁荣的第一个浪潮，蒙古族甚至一度用砖茶作货币。近代由于俄罗斯民族饮茶习俗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草原茶马古道的性质，使草原茶马古道成为一条跨越欧亚的远征古道，俄罗斯饮茶习俗的出现带来了草原茶马古道繁荣的第二个浪潮。
根据Baddeley（1919）的研究，俄国使者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已经带从北方带回茶叶给沙皇，这是目前俄罗斯接触茶叶的最早记录。根据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第六条“两国既永远和好，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中俄交流开始增加，中国和俄国茶叶和皮革等贸易也开始兴起，草原茶马古道得到迅速发展，茶进入俄国可进一步进入欧洲，这一连锁过程极大地推动了草原茶马古道的发展。1727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准许俄国商人在恰克图贸易，后来贸易不断扩大，恰克图成了中俄贸易的中心，兴盛时间长达200年。恰克图又被称为“买卖城”，茶逐渐变成恰克图最大的买卖。根据俄语文献记载，乾隆十五年（1755），经恰克图运俄的砖茶七千普特、白毫茶六千普特。嘉庆十五年（1810）年，这两类茶已达七万五千普特（1普特≈16.38公斤）， 几乎增长六倍了（蔡鸿生，1982）。据孙守春（2003）整理的结果，经过恰克图输入俄国的茶叶1821到1830已经达到每年十四万三千普特，1850年已经达到三十万普特。
大规模的中俄茶叶贸易甚至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他在积累《资本论》资料的过程中调查了中俄茶叶贸易材料，1857年写了《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专门描述了恰克图中俄茶叶贸易：
这种由1768年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以恰克图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蒙古）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在伊尔库茨克城南离城100英里。这种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进行的贸易， 由十二个中间人经管， 其中六个是俄国人， 六个是中国人； 他们在恰克图会商， 由于贸易完全是以货易货， 还要决定双方所应提供交换的商品比例。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 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毛织品。近几年来， 这种贸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十年或十二年以前， 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 平均每年不超过4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175000箱， 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 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 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中国人出卖的其他商品都是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不过这一切数量都很有限，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属品，皮毛以致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1500万美元以上的巨额。……
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 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边区的首府， 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900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来传递公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2008，P167-168）
根据蔡鸿生（1982.6）所整理的俄文资料，18世纪上半叶，中俄边境的恰克图（现在为蒙古和俄罗斯边境城市）已经成为以茶为主的交易城市。
随着中俄茶叶贸易的兴起，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了一条远征茶马古道，其特点是线路长，运载方式多样：福建、湖南、西南的黑茶、红茶靠马帮、牛帮和船帮北上运到张家口汇集，再由驼帮、马帮、牛帮、车帮经过库伦、恰克图托运到贝加尔湖，再交替使用马车、舟船、雪橇等工具向西穿越西伯利亚高原，渡过叶尼塞河、鄂毕河，再翻越乌拉尔山，过伏尔加河到莫斯科，最后从莫斯科西去欧洲各地。
茶进入俄国还可走海路，海路分南海线路和东海线路。东海线路由东海、日本海进入到海参崴，再通过乌苏里江、黑龙江进入俄国各地。南海线路南下太平洋，经苏伊士运河到黑海西北港口敖德萨，再去俄国和欧洲各地。由于20世纪以前防潮措施不完善，海上茶叶容易受潮变质，不像走草原茶马古道的茶叶那样更能保持茶性，所以蒙古人、俄罗斯人和欧洲各地民族更喜欢草原茶马古道上的茶，草原茶马古道仍然是进入蒙古、俄罗斯的主要线路。根据《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提供的数字，可作一个估计，直到1894年，恰克图茶叶输出约50万担，是南海线路的3倍，是东海线路的5倍多，而恰克图的茶又主要来自张家口，由此可以看出张家口的重要地位。 张家口：南控太行山东西茶路
张家口在近代一举成为草原茶马古道集散重镇，是因为近代有两条重要茶路在张家口汇集。
南方茶叶可分两路到张家口。一路在太行山以西，经过大同沿桑干河谷地和南洋河谷地往张家口。一路在太行山以东，经过天津、北京取道居庸关往张家口。
晋商在太行山东路的运茶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茶市杂咏》记载：
清初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运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P304）
晋商的队伍很庞大，徐柯《清稗类钞》有记载：
晋中行商，运货来往关外诸地，虑有盗，往往结为车帮，此即泰西之商队也。每帮多者百余辆，其车略似大古鲁车（达呼利之车名），轮差小，一车约可载重五百斤，驾一牛。一御者可御十余车，日入而驾，夜半而止。白昼牧牛，必求有水之地而露宿焉，以此无定程，日率以行三四十里为常。每帮车必挈犬数头，行则系诸车中。止宿，则列车为两行，成椭圆形，以为营卫。御者聚帐棚中，镖师数人更番巡逻，人寝，则以犬代之，谓之卫犬。某商铺所畜之犬尤猛，能以鼻嗅，得宵人踪迹，遂以破获。（徐柯《清稗类钞》农商类，中华书局1974，P2309）
大同自古为出塞外的重镇。走大同线路的西路马帮商队先从福建、湖南等地运茶到河南，然后经过山西晋城、祁县、平遥、太原到大同。从大同有三条线路北上库伦、恰克图。一条从大同往西经过右玉县的杀虎口，再经过归化（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然后去库伦、恰克图。一条从大同直接北上经过乌兰察布去库伦、恰克图。一条从大同往东沿桑干河谷地和南洋河谷地到宣化，再北上张家口交易，然后去库伦、恰克图。第三条线路最为繁荣，主要凭借了宋辽以来出居庸关古道在人文地理上的活力。
张家口由于是北京的门户，明代得到迅速发展，成为重镇，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宋辽以来已经存在的居庸关、鸡鸣驿、永定关等有利设施条件和人文条件，商队沿途能及时得到修整补充，所以明清茶商多取道张家口去库伦，张家口的地位日益上升。由张家口去库伦、恰克图成为明清以来茶叶出塞北再去俄罗斯、欧洲的主要线路。从张家口还有一条线路直接北去锡林郭勒，这部分的茶叶主要去蒙古东部和俄罗斯东部。
从天津经过北京西北居庸关到张家口的这条线路主要是因为俄商的兴起而繁荣起来的。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和同治元年（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是这条线路兴盛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两个条约的签订使得俄商可以从南方各地收购茶叶，直接在汉口加工制作，然后从汉口直接沿着长江水路运茶到上海，再走海路到天津，再从天津到北京，过居庸关、鸡鸣驿、宣化去张家口，由此形成太行山东路运茶格局。东路运茶虽起步晚，但由于俄商的资本雄厚，技术先进，茶叶数量远远超过了太行山西路晋商所运的茶叶。
茶叶是草原茶马古道的维系商品，张家口也因为草原茶马古道的兴盛而繁荣，随着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东海海路得到迅速发展，一条从中国沿海运茶到海参崴，再由海参崴北上接西伯利亚铁路的远征茶路开始形成，其运输成本远远低于草原茶马古道，张家口的茶叶商贸一度走入低谷，主要限于供应蒙古，很少再运往俄罗斯，中俄之间的恰克图也随之衰落。
现代交通线路往往依赖古道的安全线路和沿途城镇供给，草原茶马古道尽管已经成为历史，但草原茶马古道沿途地理环境和村落城镇为现代公里、铁路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今天张家口跨国公路、铁路走过的路线正是当年草原茶马古道的绵延的线路，很多中国南方茶叶借助新的交通工具继续经过张家口运往蒙古、俄罗斯和欧洲。
参考文献
Baddeley， John F.，1919，Russia， Mongolia， China，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Reprinted Mansfield Centre， Conn.： Martino Pub.， 2006.
蔡鸿生，1982.2，《“商队茶”考》，《历史研究》。
陈保亚，2011.5，《论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从词与物的传播说起》，《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陈保亚、袁琳，2015.1《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茶马古道》，《思想战线》。
管家骝，1999.1，《中国茶叶外传及“茶之路”》，《中国茶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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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山荣（日），1992.4，《茶入欧洲之经纬》，《农业考古》。
李炳泽，2002，《茶由南向北的传播：语言痕迹考察》，张公瑾主编《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民族出版社。
彭泽益，1957，《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
孙守春，2003.3，《早期恰克图贸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辽宁师大学报》。
作者简介：
陈保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荣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丁崇明，北京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
何方，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陈樾，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生
本项调查得到以下项目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中国语言及方言的语言接触类型和演化建模研究，批准号14ZBD102。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严格语音对应的汉语与民族语关系字专题研究，批准号13AZD05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系统语音对应的核心词分阶及建模研究，批准号11JJD74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