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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矛盾是社会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保障不健全、社会公平缺失、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都是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动因。各国执政党根据各自国情，应对和处理矛盾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其中一般性的做法是，把发展看作是解决这类矛盾的关键，同时注重社会公平。
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1．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严重的弊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以及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越、朝、古、老等国执政党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越南共产党的革新开放始于1986年，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粮食不足和面临的困难。随着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革新的市场化取向逐步确立。2001年4月，越共九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越南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体制革新的目标模式，提出到2010年“基本上形成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老挝人民革命党根据形势变化提出了革新理论和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推出了一系列以建立市场体系为目标的经济革新的政策和措施。
2．把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在特殊重要的位置。当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来说，只有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抵御外来的干涉和破坏；才能让人民切身感受到实惠，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才能消除隐患，维护社会安宁与稳定。越南共产党提出“追赶战略”，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争取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2020年，“基本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老挝人民革命党七大制定了2001年至2005年经济发展规划，规定GDP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7％，重点发展农业、能源、矿产、旅游等优势产业，增加出口。至2020年人均GDP翻三番，达到1500美元。古巴共产党把工作的重心始终放在解群众的燃眉之急上。1997年古共五大强调，必须把食品生产搞上去，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近年来，古巴经济逐渐好转：2004年经济增长率为5％，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古巴职工平均月工资也从185比索增加到245比索，加上其他收入，人均月收入达359比索。
3．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以此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追求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古巴共产党从1959年革命胜利后，始终高举社会公平的旗帜，注意维护广大群众的社会福利，一直实行全民和全面的免费社会保障，对弱势社会群体予以特别关注，用仅有的少量东西以最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古巴宪法承认公民有劳动权，享有免费医疗和免费受各级教育的权利和无依无靠者享受保护的权利。近十年来，古巴在美国的封锁下，经济虽然十分困难，但是每年仍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9％和11％分别用于公共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朝鲜劳动党从1953年1月开始，就实施了由国家负担的普遍免费医疗制度，随后又相继实行了住房免费和教育免费。目前，人均寿命已从解放前的36岁增加到74．5岁。朝鲜人民亲身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即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仍保持团结和旺盛的斗志。
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处理经济方面的社会矛盾上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落后国家爆发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在长期僵化的模式桎梏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维护社会公平，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是把打破西方敌对势力的经济制裁和封锁作为处理经济矛盾的一个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把经济制裁和经济封锁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西化”和“分化”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急剧恶化。面对严峻的挑战，越、朝、古、老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相继经受住了最艰难时期的考验。
三是不同程度地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着力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越南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实行全方位开放政策，古巴共产党实行有条件的开放政策，朝鲜劳动党实行的是有限度开放政策。这些国家的执政党还对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分配方式等方面的改革进行了探索，在经济运行中引入了中场经济或市场调节手段。
四是把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凝聚人心、维护稳定和团结的重要手段。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但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没有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公平就会失去物质保证；同样，社会公平缺失，贫富差距扩大，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最终会影响发展的大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注重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需求，从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二、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经济矛盾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表现及作用的形式各不相同。各国执政党只有认清经济矛盾的性质及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脉络，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推行合乎国情的发展战略，才能赢得民心，巩固执政根基。否则，终将被人民所唾弃。
1．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世界各国执政党共同的任务。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贫穷和落后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只有经济总量、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是维持其较高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如果发展停滞，各种被繁华掩盖的矛盾也将不断地滋生。
经济发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前提。马来西亚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1957年巫统执政后立即颁布“新兴工业法”，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到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到80％，马来族与华族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民族矛盾大为缓和。
经济发展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了条件，1994年4月南非非国大执政后，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堆积如山，种族对立和仇恨相当严重。1996年，非国大政府实施了《增长、就业与重新分配》战略，努力做大经济“蛋糕”，以缓解高失业率压力，纠正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同时重视改善黑人群体的生活，提高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减少黑人的贫困人口。
经济发展战略要符合国情，不能盲目照搬。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盲目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 策，借助国外资本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一些产业不经过保护就全面地对外开放，导致经济危机频发、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贫困人口激增，革命制度党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丢失了执掌几十年的政权。
2．注重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6％，2003年更创造了8．1％的佳绩，但经济增长没能促成贫困问题的解决。人民党的发展战略并没有使大量的贫困人口分享到改革成果，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从而失去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支持。在2004年大选中，人民党惨遭失败。
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社会动荡、贫困蔓延、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等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欧国家执政党将社会公正引入社会政治经济机制之中，把经济效率、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融合起来，为保持社会公平和稳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减震器”和社会竞争的“安全网”。
瑞典社民党始终把追求平等和公正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和制定各项政策的指导思想。以收入平等和普遍福利为特点的“瑞典模式”成为“福利国家”的典型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样板。社民党政府通过累进税制和二次分配等手段进行收入调节，有效地缩小了贫富差距。瑞典绝大多数居民属于中间收入阶层，形成了“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成为瑞典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福利制度不仅惠及到全体国民，而且覆盖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2002年，瑞典的基尼系数仅为0．25，社会公平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是以高福利促进发展的“瑞典模式”，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突出地表现在巨额福利支出给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也使一些人养成了惰性。1994年开始，社会民主党调整政策，把消灭财政赤字作为首要目标，紧缩公共开支，调整和改革社会福利制度。这标志着社会民主党已经从过去主要关心社会公正向既关心公正也重视经济发展、既重视社会分配也重视社会效率转变。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也十分注重防止贫困化的扩大和社会两极分化。泰国泰爱泰党通过平等地赋予民众教育的机会，激发更多的经济增长点。泰国政府设立了“农村发展基金”，并将中央预算的一部分直接划拨到农村，归农民无偿使用。许多农民因而获得了创业的机会。
3．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一个国家里，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差别，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此以往，会造成不同地区间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区域间的矛盾在加深。对于执政党而言，在正视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基础上，执行特殊的地区倾斜政策，努力缩小地区间的隔阂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在相互协调中共同发展，是及时缓解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重要举措。
一是制定和完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法律法规。德国执政党促成政府制定较为健全、完善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如《联邦德国基本法》、《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财政平衡法》等。联邦、州与地方政府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各司其职。意大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颁布了20多项有关扶持欠发达南方地区的法律。通过立法，西欧各国执政党对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国家的各项计划和政策措施的落实提供了保障。
二是设立财政转移支付、地区发展基金。1991年，德国重新统一后，德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了“统一基金”，以支持东部地区的发展。如每年对东部地区支付100亿马克补贴；建立了援助基金，西德地区的每个公民按工资收入的6％缴纳援建税等。德国执政党区域政策的经验表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是区域政策的核心，是落后地区发展和振兴的重要保障。
三是制定促进地区之间平衡发展的相关政策。意大利天民党在20世纪50年代制定了开发落后南方地区的总体规划，后又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分别制定了不同阶段的开发目标、开发规划和干预重点，对于有效实施对南方的开发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为促进边远地区人民的经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扶助政策，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通过政府拨款、减税和成立“发展基金”等手段鼓励到边远地区投资，吸引外资支持边远地区经济发展等，目前边远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
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处理经济领域社会矛盾上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在发展中解决社会矛盾成为许多国家执政党的共识。只有发展经济，让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才能赢得民心，巩固执政根基；只有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才能缓解和消化社会冲突的隐患；也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确保社会保障和社会再分配政策的贯彻、实施。
二是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侧重点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而言，往往突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发达国家的执政党来说，效率和公平并重是现实的选择。
三是一些西欧国家执政党实行高福利等一系列促进社会公平的做法，体现了独特的政治文化，适应了各自的国情，其他国家不可以简单模仿。瑞典等国具有阶级妥协和社会改良的传统，为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寻求改良主义的妥协政治提供了特别的政治文化土壤。从根本上讲，社会民主党人选择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是其处理社会公正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这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秉承的社会公正的理念有本质的区别。
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1．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严重的弊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以及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越、朝、古、老等国执政党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越南共产党的革新开放始于1986年，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粮食不足和面临的困难。随着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革新的市场化取向逐步确立。2001年4月，越共九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越南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体制革新的目标模式，提出到2010年“基本上形成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老挝人民革命党根据形势变化提出了革新理论和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推出了一系列以建立市场体系为目标的经济革新的政策和措施。
2．把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在特殊重要的位置。当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来说，只有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抵御外来的干涉和破坏；才能让人民切身感受到实惠，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才能消除隐患，维护社会安宁与稳定。越南共产党提出“追赶战略”，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争取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2020年，“基本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老挝人民革命党七大制定了2001年至2005年经济发展规划，规定GDP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7％，重点发展农业、能源、矿产、旅游等优势产业，增加出口。至2020年人均GDP翻三番，达到1500美元。古巴共产党把工作的重心始终放在解群众的燃眉之急上。1997年古共五大强调，必须把食品生产搞上去，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近年来，古巴经济逐渐好转：2004年经济增长率为5％，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古巴职工平均月工资也从185比索增加到245比索，加上其他收入，人均月收入达359比索。
3．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以此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追求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古巴共产党从1959年革命胜利后，始终高举社会公平的旗帜，注意维护广大群众的社会福利，一直实行全民和全面的免费社会保障，对弱势社会群体予以特别关注，用仅有的少量东西以最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古巴宪法承认公民有劳动权，享有免费医疗和免费受各级教育的权利和无依无靠者享受保护的权利。近十年来，古巴在美国的封锁下，经济虽然十分困难，但是每年仍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9％和11％分别用于公共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朝鲜劳动党从1953年1月开始，就实施了由国家负担的普遍免费医疗制度，随后又相继实行了住房免费和教育免费。目前，人均寿命已从解放前的36岁增加到74．5岁。朝鲜人民亲身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即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仍保持团结和旺盛的斗志。
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处理经济方面的社会矛盾上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落后国家爆发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在长期僵化的模式桎梏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维护社会公平，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是把打破西方敌对势力的经济制裁和封锁作为处理经济矛盾的一个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把经济制裁和经济封锁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西化”和“分化”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急剧恶化。面对严峻的挑战，越、朝、古、老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相继经受住了最艰难时期的考验。
三是不同程度地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着力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越南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实行全方位开放政策，古巴共产党实行有条件的开放政策，朝鲜劳动党实行的是有限度开放政策。这些国家的执政党还对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分配方式等方面的改革进行了探索，在经济运行中引入了中场经济或市场调节手段。
四是把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凝聚人心、维护稳定和团结的重要手段。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但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没有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公平就会失去物质保证；同样，社会公平缺失，贫富差距扩大，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最终会影响发展的大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注重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需求，从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二、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经济矛盾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表现及作用的形式各不相同。各国执政党只有认清经济矛盾的性质及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脉络，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推行合乎国情的发展战略，才能赢得民心，巩固执政根基。否则，终将被人民所唾弃。
1．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世界各国执政党共同的任务。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贫穷和落后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只有经济总量、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是维持其较高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如果发展停滞，各种被繁华掩盖的矛盾也将不断地滋生。
经济发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前提。马来西亚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1957年巫统执政后立即颁布“新兴工业法”，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到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到80％，马来族与华族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民族矛盾大为缓和。
经济发展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了条件，1994年4月南非非国大执政后，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堆积如山，种族对立和仇恨相当严重。1996年，非国大政府实施了《增长、就业与重新分配》战略，努力做大经济“蛋糕”，以缓解高失业率压力，纠正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同时重视改善黑人群体的生活，提高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减少黑人的贫困人口。
经济发展战略要符合国情，不能盲目照搬。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盲目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 策，借助国外资本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一些产业不经过保护就全面地对外开放，导致经济危机频发、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贫困人口激增，革命制度党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丢失了执掌几十年的政权。
2．注重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6％，2003年更创造了8．1％的佳绩，但经济增长没能促成贫困问题的解决。人民党的发展战略并没有使大量的贫困人口分享到改革成果，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从而失去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支持。在2004年大选中，人民党惨遭失败。
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社会动荡、贫困蔓延、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等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欧国家执政党将社会公正引入社会政治经济机制之中，把经济效率、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融合起来，为保持社会公平和稳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减震器”和社会竞争的“安全网”。
瑞典社民党始终把追求平等和公正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和制定各项政策的指导思想。以收入平等和普遍福利为特点的“瑞典模式”成为“福利国家”的典型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样板。社民党政府通过累进税制和二次分配等手段进行收入调节，有效地缩小了贫富差距。瑞典绝大多数居民属于中间收入阶层，形成了“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成为瑞典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福利制度不仅惠及到全体国民，而且覆盖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2002年，瑞典的基尼系数仅为0．25，社会公平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是以高福利促进发展的“瑞典模式”，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突出地表现在巨额福利支出给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也使一些人养成了惰性。1994年开始，社会民主党调整政策，把消灭财政赤字作为首要目标，紧缩公共开支，调整和改革社会福利制度。这标志着社会民主党已经从过去主要关心社会公正向既关心公正也重视经济发展、既重视社会分配也重视社会效率转变。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也十分注重防止贫困化的扩大和社会两极分化。泰国泰爱泰党通过平等地赋予民众教育的机会，激发更多的经济增长点。泰国政府设立了“农村发展基金”，并将中央预算的一部分直接划拨到农村，归农民无偿使用。许多农民因而获得了创业的机会。
3．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一个国家里，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差别，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此以往，会造成不同地区间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区域间的矛盾在加深。对于执政党而言，在正视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基础上，执行特殊的地区倾斜政策，努力缩小地区间的隔阂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在相互协调中共同发展，是及时缓解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重要举措。
一是制定和完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法律法规。德国执政党促成政府制定较为健全、完善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如《联邦德国基本法》、《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财政平衡法》等。联邦、州与地方政府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各司其职。意大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颁布了20多项有关扶持欠发达南方地区的法律。通过立法，西欧各国执政党对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国家的各项计划和政策措施的落实提供了保障。
二是设立财政转移支付、地区发展基金。1991年，德国重新统一后，德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了“统一基金”，以支持东部地区的发展。如每年对东部地区支付100亿马克补贴；建立了援助基金，西德地区的每个公民按工资收入的6％缴纳援建税等。德国执政党区域政策的经验表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是区域政策的核心，是落后地区发展和振兴的重要保障。
三是制定促进地区之间平衡发展的相关政策。意大利天民党在20世纪50年代制定了开发落后南方地区的总体规划，后又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分别制定了不同阶段的开发目标、开发规划和干预重点，对于有效实施对南方的开发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为促进边远地区人民的经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扶助政策，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通过政府拨款、减税和成立“发展基金”等手段鼓励到边远地区投资，吸引外资支持边远地区经济发展等，目前边远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
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处理经济领域社会矛盾上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在发展中解决社会矛盾成为许多国家执政党的共识。只有发展经济，让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才能赢得民心，巩固执政根基；只有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才能缓解和消化社会冲突的隐患；也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确保社会保障和社会再分配政策的贯彻、实施。
二是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侧重点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而言，往往突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发达国家的执政党来说，效率和公平并重是现实的选择。
三是一些西欧国家执政党实行高福利等一系列促进社会公平的做法，体现了独特的政治文化，适应了各自的国情，其他国家不可以简单模仿。瑞典等国具有阶级妥协和社会改良的传统，为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寻求改良主义的妥协政治提供了特别的政治文化土壤。从根本上讲，社会民主党人选择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是其处理社会公正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这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秉承的社会公正的理念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