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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中日两国爆发全面战争的消息传到了土耳其，惊动了一名正在安卡拉大学神学院留学的中国小伙子马明道。这位北京牛街阿訇之子选择投笔从戎，进入土耳其陆军军官学校受训。毕业后，马明道曾在多个中东国家担任武官，成为民国军队中极为罕见的留学土耳其军官。
民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来源驳杂，被称为“万国武器博览会”。与此相应，民国军人为了获取军事新知，也曾在世界各国军校求学问道，同样使民国军队成了“万国军校同学会”。
日本军校里的“清国学生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各省纷纷发动起义响应。1912年民国肇建时，18省都督中有5位——关东都督蓝天蔚、陕西都督张凤翙、山西都督阎锡山、云南都督蔡锷、贵州都督杨荩诚——是同校同学，他们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各省军队的师长、旅长、参谋长中，陆士学生更比比皆是。
这一现象与晚清军事改革息息相关。甲午战争后，各省督抚纷纷向清政府建言派员出国留学各类新式知识。日本军政界为了改善两国关系，培养中国士人对日本的好感，也打开了包括军校在内的各类学校大门。1898年起，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等陆续派遣学生赴日本。1900年7月，第一批留学生从预科学校成城学校毕业，到日军部队入伍训练半年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已经有8批共553名中国留学生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陆士毕业生回国时，适逢清政府大举编练新式陆军，风生水起，一步登天。以蔡锷为例，他22岁时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到29岁时已担任云南新军第37协统领官，赏协都统衔，相当于少将旅长。陆军士官学校同龄的日本毕业生，这个年龄普遍还只是中尉。
盛名所及，坊间出现了许多不实传闻，诸如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三人夺得陆士毕业前三名，使日本人大丢脸面等。其实，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学生并非混合编组、同时受训，而是单独编列期别，在晚清称为“清国学生队”，进入民国后称为“中国学生队”。如蔡锷所在的清国学生队第3期毕业于1904年，同年毕业的日本学生则为第16期。两者课程科目虽然相近，但中国学生学习时间较短，内容也有所精简。
从晚清、北洋到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青年前往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通道始终畅通。中央政府可派遣，地方军阀有途径，甚至可以自费前往。陆士毕业生回国后在军队中分布广泛，被称为“陆士系”，与后来的“保定系”“黄埔系”鼎足而三。蒋介石也抱着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目的留学日本，但下部队入伍训练期间就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去了。尽管如此，他也要给中国的陆士同学会捐款，以示自己是圈内人，该校影响力可见一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队第23、24期学生愤而退学，其中包括日后的新儒家学者徐复观、国防部第3厅厅长郭汝瑰。虽然两国官方交往中断，但从1932年入学的中国学生队第25期起，仍有中国学生怀着“师敌长技以制敌”的想法自费入学，直到1937年中日全面爆发战争为止。抗战胜利后，在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王武，和负责协调中国军队赴日担任占领军的廖季威，都是这一阶段的陆士毕业生。
陆士之外，培养军事技术人员的陆军测量学校、陆军经理学校，对指挥军官进行兵种教育的步兵学校、骑兵学校、宪兵学校等都有中国留学生的身影，连专门培训射击、拼刺技术的陆军户山学校也不例外。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先后担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黄郛，便是陆军测量学校毕业生。《巨流河》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和蒋介石的爱将“鹰犬将军”宋希濂，则是日本陆军步兵学校的同期生。
日本陆军以能否考取陆军大学作为衡量军官发展前途的标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是陆大毕业生。这所学校同样产生了许多民国上将，包括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中国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以及抗战胜利后担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的陈仪、担任东北行辕主任的熊式辉等。
与日本陆军不同，日本海军相对保守，负责军官养成教育的海军兵学校没有招收过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中国海军军人只能选择在东京商船学校接受基础航海教育后，再到海军炮术学校、水雷学校、海军大学等处继续深造。据日本方面统计，截至1940年，共有21所陆海军学校培养了1865名中国留学生。
赴欧留学源远流长
1942年5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阵亡于山西辽县。消息传开，全国各界纷纷悼念。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发表文章，回忆他们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情景：左权学习认真，“凡教员指定的参考诸书，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故其在军事政治试题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始终是一个最进步、最诚朴、最本色的同学”。
多年之后陆续浮现的史料丰富了左权留苏期间的形象。蒋经国写信给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说“我看你给屈武写的信说，左权说你得了相思病，你可在相思谁呢？为什么他们要这样问你呢？左权他真是好玩极了”。原来，他们都是同一时期留学的好朋友。
事情要追溯到1925年，国民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实施国共合作，不但办起了黄埔军校，还派遣超过200名青年学生和军人到苏联学习军事，刘伯承、左权、蒋经国都身列其中。刘、左先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蒋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其它诸如莫斯科步兵学校、莫斯科工兵学校、莫斯科炮兵学校、基辅联合军校、加里宁格勒骑兵学校等都有中国学生。
国共分裂后，留苏学生也分道扬镳。同为莫斯科炮兵学校的同學，朱茂臻选择回国加入国民党军，曾任第5军炮兵团少将团长，参加了昆仑关之役和远征缅甸；朱瑞则与许多人一样选择了红军，日后成为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炮兵司令员。留学基辅联合军校的郝鹏举在抗战期间当了汉奸，成为汪伪军上将，抗战胜利后最终被新四军击毙。
中国向欧洲派遣军事留学生并非从苏联开始，只是此前规模较小，学习情况也不够系统。19世纪后期，清政府就曾向欧洲派遣过军事留学生。1876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派淮军游击卞长胜等7人“遍赴德国各厂局军营及炮台兵船”“讲习水陆军械技艺”。此后，清政府及湖广、两江总督都曾派遣学生赴德学习陆军，清政府末代陆军部尚书荫昌、北洋皖系领袖段祺瑞身列其中。 海军方面则以英为师，但学习情况也颇为随意。以1877年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为例，萨镇冰等5人在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学了一个学期后就上船实习，严复被作为师资培养，学了2年却没有上过船，刘步蟾等6人未入学而直接随船见习。海军这种留学模式细水长流，一直延续到北洋时期，学生集中在英国格林尼治、朴茨茅茨两所海军学院。
继留学苏联之后，民国时期第二次大规模向欧洲派遣军事留学生始于1930年。国民政府在定都南京后开始着手建设国防。日本虽然近在咫尺，且有大量陆军学校对华开放，但终究是潜在敌国，且不是军事学术第一线，苏联又因国共分裂而断绝了外交关系，欧洲传统军事强国便成为国民政府派遣留学生的第一选择。
1929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留学军官预备班，招收黄埔军校毕业生，施以8个月的外语和数理化训练后派遣留学。第一批留欧军事学生的目标是英、法、德三国，但因前期沟通不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据留学军官预备班学生杨中平回忆，去德国的原本有13人，但德国方面只接收5人，于是徐焕升等准备学习空军的转入了意大利空军学校，蒋铁雄等人转入了瑞士军校，柴钊等人转入了奥地利军校。欧陆大地到处都有星星点点的中国军事留学生。
作为接受过军官养成教育的现役军人，留学军官预备班成员普遍倾向于进入更高层次的军校学习。第三批留欧的邱清泉毕业于黄埔军校第2期工兵科，他先进入德国陆军工兵学校就读一年，毕业时适逢希特勒撕毀《凡尔赛条约》，以参谋部军官教育班为基础重建柏林军事学院（邱清泉以中国习惯，称之为“德国陆军大学”），他又进入该校学习。
当然也有截然不同的选择。第一批留欧的廖耀湘毕业于黄埔军校第6期骑兵科，他选择到法国陆军预备学校从头读起，之后又转入作为军官养成学校的圣西尔军校就读，并在法军经历多个岗位见习，历经6年才回到中国。邱清泉、廖耀湘二人在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新编第22师多次搭档，一起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和昆仑关之战。
留学军官预备班成员之外，也有其他中国人赴欧留学军事。蒋介石次子蒋纬国以学生身份赴德，先在德军入伍见习，之后进入慕尼黑军校受训，又下部队担任过排长后回国。
随着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派遣赴欧军事留学生的活动逐渐停止。到1942年，为了在战后重建海军，国民政府又选派20名海军军官赴英留学。他们的经历和前辈颇为相似——在院校学习的时间短，随舰练习、实践的时间长，甚至有一部分人还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
留美资历从冷到热
“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通常给人先进的感觉，他们的学识即使理论上很先进，大多数情况下却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过他们的长官仍然很看重他们，原因是可以替部门带来装饰的效果。”这段牢骚来自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回忆的则是1947年至1948年他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5厅担任上尉参谋的时光，那时他负责“将美军提供的文献译成中文”，但黄仁宇沮丧地发现“美军的流程绝对无法适用于中国”。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公认的头号军事强国，留美军事学历也成为国民党军中炙手可热的资历。黄仁宇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6期，曾在野战部队担任连长，给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郑洞国担任副官，如果不是因为考上了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他也不会得到在国防部坐办公室的安逸职位。
留美军校的资历并非始终炙手可热。早在1904年，清政府就派遣南洋公学铁路专班学生温应星、陈廷甲进入西点军校学习。这只是大规模留学外国学习先进军事学术的点缀罢了，以至于直到1949年西点军校中国毕业生也只有8人，在军界成不了气候。温应星和他的师弟们多年在参谋、科员的职位上打转，有的人更是直接做了大学教师和外交官。
西点军校之外，美国法典还规定了6所“高等军事学院”，这些学院日常教学、科系设置与一般大学没有区别，但按照西点的标准实施军校化管理和全面军事训练，学生毕业后如果决定成为军官可以直接分配至现役部队。孙中山的卫士长、美籍华人姚观顺便是6所学院之一诺维奇大学1914届的毕业生。
北洋政府时期，清华大学还是依托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该校毕业生中，心怀从军志愿者，难以获得进入西点军校的许可，普遍选择这些高等军事学院作为入门之阶，6所学院中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诺维奇大学、要塞军校、德州农工大学都有中国学生就读的记录。
这些学生回国从军时已经是国民政府时期，处境比温应星等前辈略好，但也普遍聚集在两个地方：一是温应星和另一位西点军校毕业生王赓执掌的税警总团，二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28届毕业生李忍涛创立的化学兵总队。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随着中美军事同盟的建立，这些留美学生和留美军事学历才变得炙手可热起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27届的毕业生孙立人先后担任新编第38师师长、新编第1军军长，以在印缅战场痛击日军扬名全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25届毕业生曾锡珪担任了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联络参谋，成为蒋介石与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之间的联络人。西点军校1932届毕业生王之担任了驻太平洋盟军总部联络参谋，1945年参加了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军投降仪式。
随着中美军事合作深入，美国陆海军各兵种学校都有中国留学生的身影。1941年，中国空军上尉衣复恩前往美国受训，曾驾驶一架C-47运输机从美国返回中国。1942年起，中国海军、空军都成批选派军官和军校学生赴美，进入各相关学校、部队受训。抗战胜利后，黄仁宇这样的陆军基层军官也获得了报考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的机会。
二战后，德国、日本成为战败国，留学日本、德国军校的光环被留学美国军校的资历压过一头，同时，门派众多的国内军校出身也被“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所统一，军官养成的渠道越来越规范，也越来越单一。随着老一辈留学军人逐渐退出舞台，“万国军校同学会”也走入了历史。
（作者系文史学者）
民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来源驳杂，被称为“万国武器博览会”。与此相应，民国军人为了获取军事新知，也曾在世界各国军校求学问道，同样使民国军队成了“万国军校同学会”。
日本军校里的“清国学生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各省纷纷发动起义响应。1912年民国肇建时，18省都督中有5位——关东都督蓝天蔚、陕西都督张凤翙、山西都督阎锡山、云南都督蔡锷、贵州都督杨荩诚——是同校同学，他们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各省军队的师长、旅长、参谋长中，陆士学生更比比皆是。
这一现象与晚清军事改革息息相关。甲午战争后，各省督抚纷纷向清政府建言派员出国留学各类新式知识。日本军政界为了改善两国关系，培养中国士人对日本的好感，也打开了包括军校在内的各类学校大门。1898年起，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等陆续派遣学生赴日本。1900年7月，第一批留学生从预科学校成城学校毕业，到日军部队入伍训练半年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已经有8批共553名中国留学生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陆士毕业生回国时，适逢清政府大举编练新式陆军，风生水起，一步登天。以蔡锷为例，他22岁时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到29岁时已担任云南新军第37协统领官，赏协都统衔，相当于少将旅长。陆军士官学校同龄的日本毕业生，这个年龄普遍还只是中尉。
盛名所及，坊间出现了许多不实传闻，诸如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三人夺得陆士毕业前三名，使日本人大丢脸面等。其实，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学生并非混合编组、同时受训，而是单独编列期别，在晚清称为“清国学生队”，进入民国后称为“中国学生队”。如蔡锷所在的清国学生队第3期毕业于1904年，同年毕业的日本学生则为第16期。两者课程科目虽然相近，但中国学生学习时间较短，内容也有所精简。
从晚清、北洋到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青年前往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通道始终畅通。中央政府可派遣，地方军阀有途径，甚至可以自费前往。陆士毕业生回国后在军队中分布广泛，被称为“陆士系”，与后来的“保定系”“黄埔系”鼎足而三。蒋介石也抱着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目的留学日本，但下部队入伍训练期间就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去了。尽管如此，他也要给中国的陆士同学会捐款，以示自己是圈内人，该校影响力可见一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队第23、24期学生愤而退学，其中包括日后的新儒家学者徐复观、国防部第3厅厅长郭汝瑰。虽然两国官方交往中断，但从1932年入学的中国学生队第25期起，仍有中国学生怀着“师敌长技以制敌”的想法自费入学，直到1937年中日全面爆发战争为止。抗战胜利后，在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王武，和负责协调中国军队赴日担任占领军的廖季威，都是这一阶段的陆士毕业生。
陆士之外，培养军事技术人员的陆军测量学校、陆军经理学校，对指挥军官进行兵种教育的步兵学校、骑兵学校、宪兵学校等都有中国留学生的身影，连专门培训射击、拼刺技术的陆军户山学校也不例外。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先后担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黄郛，便是陆军测量学校毕业生。《巨流河》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和蒋介石的爱将“鹰犬将军”宋希濂，则是日本陆军步兵学校的同期生。
日本陆军以能否考取陆军大学作为衡量军官发展前途的标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是陆大毕业生。这所学校同样产生了许多民国上将，包括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中国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以及抗战胜利后担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的陈仪、担任东北行辕主任的熊式辉等。
与日本陆军不同，日本海军相对保守，负责军官养成教育的海军兵学校没有招收过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中国海军军人只能选择在东京商船学校接受基础航海教育后，再到海军炮术学校、水雷学校、海军大学等处继续深造。据日本方面统计，截至1940年，共有21所陆海军学校培养了1865名中国留学生。
赴欧留学源远流长
1942年5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阵亡于山西辽县。消息传开，全国各界纷纷悼念。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发表文章，回忆他们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情景：左权学习认真，“凡教员指定的参考诸书，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故其在军事政治试题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始终是一个最进步、最诚朴、最本色的同学”。
多年之后陆续浮现的史料丰富了左权留苏期间的形象。蒋经国写信给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说“我看你给屈武写的信说，左权说你得了相思病，你可在相思谁呢？为什么他们要这样问你呢？左权他真是好玩极了”。原来，他们都是同一时期留学的好朋友。
事情要追溯到1925年，国民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实施国共合作，不但办起了黄埔军校，还派遣超过200名青年学生和军人到苏联学习军事，刘伯承、左权、蒋经国都身列其中。刘、左先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蒋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其它诸如莫斯科步兵学校、莫斯科工兵学校、莫斯科炮兵学校、基辅联合军校、加里宁格勒骑兵学校等都有中国学生。
国共分裂后，留苏学生也分道扬镳。同为莫斯科炮兵学校的同學，朱茂臻选择回国加入国民党军，曾任第5军炮兵团少将团长，参加了昆仑关之役和远征缅甸；朱瑞则与许多人一样选择了红军，日后成为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炮兵司令员。留学基辅联合军校的郝鹏举在抗战期间当了汉奸，成为汪伪军上将，抗战胜利后最终被新四军击毙。
中国向欧洲派遣军事留学生并非从苏联开始，只是此前规模较小，学习情况也不够系统。19世纪后期，清政府就曾向欧洲派遣过军事留学生。1876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派淮军游击卞长胜等7人“遍赴德国各厂局军营及炮台兵船”“讲习水陆军械技艺”。此后，清政府及湖广、两江总督都曾派遣学生赴德学习陆军，清政府末代陆军部尚书荫昌、北洋皖系领袖段祺瑞身列其中。 海军方面则以英为师，但学习情况也颇为随意。以1877年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为例，萨镇冰等5人在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学了一个学期后就上船实习，严复被作为师资培养，学了2年却没有上过船，刘步蟾等6人未入学而直接随船见习。海军这种留学模式细水长流，一直延续到北洋时期，学生集中在英国格林尼治、朴茨茅茨两所海军学院。
继留学苏联之后，民国时期第二次大规模向欧洲派遣军事留学生始于1930年。国民政府在定都南京后开始着手建设国防。日本虽然近在咫尺，且有大量陆军学校对华开放，但终究是潜在敌国，且不是军事学术第一线，苏联又因国共分裂而断绝了外交关系，欧洲传统军事强国便成为国民政府派遣留学生的第一选择。
1929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留学军官预备班，招收黄埔军校毕业生，施以8个月的外语和数理化训练后派遣留学。第一批留欧军事学生的目标是英、法、德三国，但因前期沟通不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据留学军官预备班学生杨中平回忆，去德国的原本有13人，但德国方面只接收5人，于是徐焕升等准备学习空军的转入了意大利空军学校，蒋铁雄等人转入了瑞士军校，柴钊等人转入了奥地利军校。欧陆大地到处都有星星点点的中国军事留学生。
作为接受过军官养成教育的现役军人，留学军官预备班成员普遍倾向于进入更高层次的军校学习。第三批留欧的邱清泉毕业于黄埔军校第2期工兵科，他先进入德国陆军工兵学校就读一年，毕业时适逢希特勒撕毀《凡尔赛条约》，以参谋部军官教育班为基础重建柏林军事学院（邱清泉以中国习惯，称之为“德国陆军大学”），他又进入该校学习。
当然也有截然不同的选择。第一批留欧的廖耀湘毕业于黄埔军校第6期骑兵科，他选择到法国陆军预备学校从头读起，之后又转入作为军官养成学校的圣西尔军校就读，并在法军经历多个岗位见习，历经6年才回到中国。邱清泉、廖耀湘二人在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新编第22师多次搭档，一起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和昆仑关之战。
留学军官预备班成员之外，也有其他中国人赴欧留学军事。蒋介石次子蒋纬国以学生身份赴德，先在德军入伍见习，之后进入慕尼黑军校受训，又下部队担任过排长后回国。
随着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派遣赴欧军事留学生的活动逐渐停止。到1942年，为了在战后重建海军，国民政府又选派20名海军军官赴英留学。他们的经历和前辈颇为相似——在院校学习的时间短，随舰练习、实践的时间长，甚至有一部分人还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
留美资历从冷到热
“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通常给人先进的感觉，他们的学识即使理论上很先进，大多数情况下却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过他们的长官仍然很看重他们，原因是可以替部门带来装饰的效果。”这段牢骚来自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回忆的则是1947年至1948年他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5厅担任上尉参谋的时光，那时他负责“将美军提供的文献译成中文”，但黄仁宇沮丧地发现“美军的流程绝对无法适用于中国”。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公认的头号军事强国，留美军事学历也成为国民党军中炙手可热的资历。黄仁宇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6期，曾在野战部队担任连长，给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郑洞国担任副官，如果不是因为考上了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他也不会得到在国防部坐办公室的安逸职位。
留美军校的资历并非始终炙手可热。早在1904年，清政府就派遣南洋公学铁路专班学生温应星、陈廷甲进入西点军校学习。这只是大规模留学外国学习先进军事学术的点缀罢了，以至于直到1949年西点军校中国毕业生也只有8人，在军界成不了气候。温应星和他的师弟们多年在参谋、科员的职位上打转，有的人更是直接做了大学教师和外交官。
西点军校之外，美国法典还规定了6所“高等军事学院”，这些学院日常教学、科系设置与一般大学没有区别，但按照西点的标准实施军校化管理和全面军事训练，学生毕业后如果决定成为军官可以直接分配至现役部队。孙中山的卫士长、美籍华人姚观顺便是6所学院之一诺维奇大学1914届的毕业生。
北洋政府时期，清华大学还是依托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该校毕业生中，心怀从军志愿者，难以获得进入西点军校的许可，普遍选择这些高等军事学院作为入门之阶，6所学院中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诺维奇大学、要塞军校、德州农工大学都有中国学生就读的记录。
这些学生回国从军时已经是国民政府时期，处境比温应星等前辈略好，但也普遍聚集在两个地方：一是温应星和另一位西点军校毕业生王赓执掌的税警总团，二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28届毕业生李忍涛创立的化学兵总队。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随着中美军事同盟的建立，这些留美学生和留美军事学历才变得炙手可热起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27届的毕业生孙立人先后担任新编第38师师长、新编第1军军长，以在印缅战场痛击日军扬名全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25届毕业生曾锡珪担任了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联络参谋，成为蒋介石与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之间的联络人。西点军校1932届毕业生王之担任了驻太平洋盟军总部联络参谋，1945年参加了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军投降仪式。
随着中美军事合作深入，美国陆海军各兵种学校都有中国留学生的身影。1941年，中国空军上尉衣复恩前往美国受训，曾驾驶一架C-47运输机从美国返回中国。1942年起，中国海军、空军都成批选派军官和军校学生赴美，进入各相关学校、部队受训。抗战胜利后，黄仁宇这样的陆军基层军官也获得了报考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的机会。
二战后，德国、日本成为战败国，留学日本、德国军校的光环被留学美国军校的资历压过一头，同时，门派众多的国内军校出身也被“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所统一，军官养成的渠道越来越规范，也越来越单一。随着老一辈留学军人逐渐退出舞台，“万国军校同学会”也走入了历史。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