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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高兴》的高度,不只在于对农民群体在城乡社会真实生存状况的揭示,还在于对他们生命和心灵的感同身受般的关切,在于对盲目“城市化”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的尖锐批判。刘高兴是附着了贾平凹现实体验与人文理想的自觉了自身价值的新型农民形象,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进步,也看到了人性的弊病,体制的尴尬,文明的迷失。贾平凹举重若轻的叙事和语言的智慧更使《高兴》进入一个美丽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