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为什么呈现出地域聚集现象，为什么有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经济更加繁荣、增长更加强劲，不但是学者们和决策者们探讨的议题，也是企业家和普通民众关心的话题。
　　许多地区的政府都希望制定发展规划和实施相关政策来促进当地发展，一些地方如愿了，也有一些地方没有如愿。长期以来，研究界有所谓“黏性”的说法，即某些地区对特定人群及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具有很强的黏结力。而前些年又流行“世界是平的”这个说法，许多人都相信在交通运输十分发达、信息传递十分通畅、资金和其他要素的流动几无障碍的全球化时代，国界和地域已没有多大重要性。
　　的确，现在不像古典时期，靠近河流、海港、交通要道或资源富集地，就可以一直拥有繁荣。但是，即使在信息化日益加速、要素流动日益便利的21世纪，我們也能看到，区域发展的分化现象并没有弱化，反而还有所强化。笔者将分析未来经济增长的地区分化是否会呈现新的趋势，尤其在数字化和智能转型急速推进时代，分化可能由哪些新因素驱动，并试图从中寻求一些政策意义。

区域经济的新分化与新竞争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经济活动的聚集现象，学者们关于规模效应、集聚效应、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等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多，并对政策制定和招商引资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就很注重工业布局和相关行业配套的组织安排，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时代，尽管中央政府布局规划的作用大大弱化了，但众多的工业园区、开发区，以及城市、乡镇的产业区块，其实各有行业侧重，形成了各自特色和优势，也基本上做到了地理上的适当集中，说明市场自身的内在力量发挥了良好作用。
　　过去几十年里，无论是计划时代或市场时代的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除了由自然条件和一些自发力量带动而形成的繁荣地区之外，政府力量也积极介入区域发展之中，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和服务企业等方面开展竞争，以期使本地经济增长好于其他地区，而更高层政府则会采取措施来扶持重点发展地区，或促使地区之间更加平衡地发展。总的来看，在市场力量越来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禀赋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轻微，优惠政策的吸引力也有所衰减，而基础设施、配套条件，以及政府服务和所谓的营商环境，成为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这些因素驱动下，中国尽管仍然存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增长步伐相对放慢的地区，但还是有许多地区形成了以专业化集中为特色的所谓块状经济，有些地区还发展出更复杂的产业集群。这些块状聚集区和产业集群，不但分布在广东、江浙等沿海地区，也分布在河南、四川等内陆地区，可以说，沿海和内地都积累了如何发展产业板块和产业集群、如何通过产业板块和产业集群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经验。
　　但是未来，仅仅复制或停留于产业板块和产业集群，对于寻求较高经济增速的地区而言，可能远远不够了。
　　在由工业化驱动的高速增长时期，特别是当后发国家和地区处于外延追赶工业化时期，发展一些产业板块和产业集群并不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不过，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这个阶段正在过去。我们虽然还可以从更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引入具有先导性和前沿性的产业与技术，但这个空间远不如几十年前可以大量引入大路货产品和主导性产业那么大了，我们甚至越来越难以知道未来哪些产品、哪些产业会具有较大增长潜力。
　　同时，中国越来越多地区将面临与欧美日在许多产业领域的水平竞争，甚至会在水平竞争程度较高的产业遭遇一些封锁和脱钩。
　　2017年以来中美及全球贸易争端本已将这个问题明朗化，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所产生的冲击波，绝不会仅仅限于短期的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增速骤降，它也会刺激一些国家对重要产业作重新定义，对产业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作重新思考，对产业技术和产业布局作重新规划，这些都会引发供应链重组和产业链洗牌，引起全球以及国内的产业形态、产业布局的深刻变化。即使是那些我们曾经认为不属于水平竞争而属于垂直分工的传统产业，它们其实仍有不小的增长空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现在似乎也开始争夺了，但如果要继续保持和发展这些产业，我们也面临升级转型和提高生产率的重大任务，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产业集群，但又不像建设一个产业板块或产业集群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数字化和智能转型时代正在来临，其对产业发展以及人们生活和社会结构都会产生长期和深刻的影响，不但狭义的数字经济会有越来越大的体量、会成为很具爆发力的产业，而且数字化技术、智能化模式会与许多新技术和传统技术进行嫁接，并向产业领域进行全方位渗透，这会使产业形态和产业关联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会使未来的区域经济增长面临一些新的未知因素。
　　事实上，这个端倪已经出现。最近几年里，可以看到，中国不少地方，即使致力于规划和建设一些产业板块或产业集群，并投入巨资形成了大量基础设施，政府也在尽力改善营商环境，但对于提振当地经济增速的效果，远不如20年前那么明显了。而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似乎也没有那么辛苦地推进建设和招商引资，但却呈现更好的增长趋势。
　　可以说，在产业版图调整重构、产业技术快速推进、产业形态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正在出现并将进一步显现新分化。当然，全球区域经济也会面临同样趋势。未来，我们会看到这种新分化进一步明朗和加剧，并会引发区域经济的新竞争，一些地区将会成为未来增长极，而有些地区则会在增长道路上掉队。

创新与产业及人力资本的新组合

　　未来的区域经济增长，虽然还会继续表现为产业板块和产业集群等原有的外在形式，也会表现为全面性互联和包容性生态等新颖的外在形式，但背后的首要驱动力量，无疑是更加原始、更加复杂的创新。 　　在熊彼特的语义中，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创新其实也非常活跃，但更多的是已有产品的新市场和已有技术的新用途，可视为空间套利和用途套利。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越来越多的与发达国家相平行的创新，我們并没有多少现成的知识和技术可以利用，即使国外有更先进的创新成果，也会进行愈发严密的保护，国外同行可能会对过去视为公共物品的知识进行封锁，甚至会对一些成熟技术和工艺采取外流控制措施。在数字化和智能转型时代，中国在许多科技领域和应用领域与发达国家处于差不多的位置，更需要我们做很多前沿性探索工作。
　　所以，情势会逼迫我们进入技术和产品的无人区。我们在未来还需要突破一些重要的技术瓶颈，尽管不一定算得上严格意义上的发明，但需要更加丰富的数据积累和分析来确定参数，需要更加精细的技术和技能来实现工艺化。即使是传统产业的提效和升级，无论是工艺流程的改造和优化，还是产品设计的改进和升档，抑或是材料的换代与更替，都需要更多的自有和专有创新来实现。
　　未来增长所依靠的创新，不但其本身会更原始、更复杂，而且它与产业及人力资本之间的组合关系也将发生深刻而巨大变化。过去几十年里，中国许多创新活动，与产业和人力资本之间的组合关系比较简单和直接，譬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部门将国有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组织起来联合攻关和试产，获得了一些创新成果。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从大学和科研机构请来“星期日工程师”进行技术指导和成果转让，获得了一些创新成果;之后，专利和技术成果的市场化交易日益增多，并且越来越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和技术中心，获得了一些创新成果。企业将这些创新成果进行产业化，特别是民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引入大量的迁徙性、流动性很强的外来工人。但是，笔者在过去几年的调研发现，创新过程和创新环境已开始了日新月异的进化，用流行的话语来表达，就是创新生态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在生态系统中，创新成果不是在简单明了的交易活动中和僵硬机械的科层制体系中完成，而是在较开放而广阔的交互式沟通、分享及合作中实现，这不仅涉及大学、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和服务性中介、资本机构，也涉及用户、消费者、劳动者群体，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社群和亚社群，这里不仅有科技，也有资本、文化及时尚，更有对未知的探索和讨论。创新生态也与创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大量年轻人群带着新科技、新产品、新模式、新项目，以创业者的身份切入生态圈。所以，创新生态会将更加丰富的人力资本卷入其中。
　　在这样的新组合中，也更加需要强劲的产业基础。产业与创新是否可以更多地分离，是一个有争议的研究议题。哈佛教授皮萨诺的研究表明，如果脱离实体产业，特别是脱离制造业，创新将会难以为继，他认为，创新需要借助产业公地，而制造业是产业公地的基础。笔者对国内一些区域的调研也发现，产业和创新之间的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关系，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密切，反而是那些从前缺乏体制内科研力量但近年来产业兴旺的小地方，正在吸引研发和设计力量的聚集，而且在不断产生一些不起眼但又很有意义的创新成果。笔者认为，产业与创新的密切结合的极度重要性，仍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它们在地域上的密切结合，不但可以促进创新本身的进展，也可以维持和创造大量的灰领就业岗位，以避免创新成果为少数金领和白领人员独享，这对于防止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方面的严重问题，非常有帮助。
　　当然，未来的创新生态中，产业形态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在目前为止可能还具有模糊性和神秘性，甚至未来的产业体系中，什么创新会发展为产业，会有什么样的主导产业，都具有一定的不可知性。但可以预见的是，这将是复杂的产业创新生态圈，而不仅仅是高冷的科技研发生态圈，更不是单调的产业活动生态圈。
　　无疑，没有强劲的产业体系，就没有经济增长。未来的产业体系，不仅行业本身不断消长死生，而且也将不会停留于原有的集群形态。许多人都知道，同为哈佛教授的波特，曾经详细研究并解释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但从当今的情势发展来看，集群本身，引发集群形成的因素，当然还有集群当中的创新行为，都在迅速演变之中。在贸易争端、科技变革、企业组织重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集群的形态和布局必定发生深刻变化。笔者调研发现，集群单体越来越难以独立发展，由多个集群单体相互联系和组合而形成的集群系列，比集群单体更具黏结力，从而更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产业链和创新网分别是集群系列的表层和深层联结纽带。笔者的研究也表明，在由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并继续增收的阶段，也即攀爬经济增长之梯的阶段，外向竞争的踏板大企业尤其重要，这些踏板大企业应该会在集群系列的产业链和创新网中发挥枢纽性作用，它们一方面与中小微企业，包括新创企业，共同形成生态，另一方面也与中小微企业构成竞争关系并随时可能相互换位，从而使这一时段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图景充满魅力和戏剧性。因此，未来的赢家地区，必将能够巧妙地将创新和产业在本地区进行更紧密、更协同地组合起来，并能形成由产业链和创新网所黏结的新型集群系列。
　　此外，尽管波特所强调的投入条件、需求条件、配套体系、企业战略等等，在未来仍然具有重要性，但笔者需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本作为上述要件的载体，其与产业和创新之间的组合性质，至今为止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知。在这方面，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阿格塔米尔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他认为，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是智能转型，未来的核心竞争优势必然是智能创新和智能生产的有机结合，因此，能够提供开放式信息交流、多领域合作的网络化生态系统，将会在地区竞争中胜出，而这样的地区，也与诱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高度自由又充满信任的氛围密切相关。他实际上引出了人的工作与居住这个议题。
　　这其实不是一个理论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和感觉到，良好的自然、人文和法治环境，便利、舒适、安全、公正、平等、自由、合作，越来越成为人的吸引子，特别是那些充满创造力、创业欲和工匠心的人们的吸引子。这样的环境和氛围绝对不是均衡分布和到处都有，而是分别聚合在一定的地理距离内。虽然互联网的使用会越来越多，但是不可编码知识的交流，技艺和能力提升，以及相互激发和相互鼓励，都需要虚拟空间之外的物理地域。在这样的地域，不但有从事经营、研发、金融等工作的金领人口，也有从事管理、设计、销售等工作的白领人口，还有大量从事高技能、高精准度工作的灰领人口和必要的蓝领人口，从而使发展红利能够让更多人群所分享。这样的区域，不但整洁、优美，而且有着较高质量的教育、医卫、文体、购物、娱乐等设施，也有着较高质量的法治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当然，还不能仅仅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待人口在一个地区的聚集。人们也是消费者，其中一部分人可以是创新产品的最早和最挑剔的用户，是使用体验最积极的反馈者，他们实际上也可视为创新全流程的参与者。一些研究表明，这些人对于区域经济的活跃与演进，发挥着微妙却又不易量化的作用。应该可以说，以前那种依靠大量候鸟式外来劳工从事产业工作的地区，不但对创新和创业人才，就连对需要不断积累人力资本的技能人才，以及对用户群体和意见反馈群体，都越来越缺乏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人们是社会的主人，他们不但向往工作上的高回报，也向往平等与法治，可以预料，未来将有大量年轻人涌向那些勿须关系多、背景硬也能获得机会的地区。具有上述吸引子的区域，一方面会吸收和利用人力资本从而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会促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形成，以及人的更全面的发展，从而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这些地区所聚集的人口，其大部分应该是稳定性居住人口。因此，是富集吸引子的地区，而不是业已富集科技资源的地区，更容易将创新、产业和人力资本构成新组合，也更容易使这三者之间产生相互循环的溢出效应从而形成良性的正反馈。

构筑聚合圈比选择产业更易炼成未来增长极

　　无疑，促成上述新组合，炼成未来增长极，包括创业者在内的坚守创新战略的企业家，是一個关键性力量。笔者曾将创新区分为伽利略创新和熊彼特创新，前者限于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而后者才是经济增长意义上的创新，它以产业化为归宿，主要由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推动。
　　不过，在新组合时代，那些兼具思想家内涵、探险家精神的科学家，会具有很大的意见号召力和资源动员力，他们可能会成为未来增长极十分重要的建设者。笔者的研究也发现，可视为增长之梯踏板的一些外向竞争大企业，在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当中往往居于“链主”和“群主”地位，这些企业的骨干人物群体，包括重要股东和董事、高层和重要中层管理人员、核心研发人员和技能人员，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地区能否成为未来增长极。教育家的作用可能日益重要，如果仔细梳理那些日益受到瞩目的创新活跃地区，可以发现大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好的大学不仅可以聚集优秀的教授和输出具有创造力和创业欲的学生，它对已经毕业的学生和其他年轻人来说也具有很强黏性，能将这些对未来增长极不可或缺的重要人力资源黏结在大学所在地周边。
　　此外，风险资本家也可以发挥较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些都可能是促进未来区域经济增长的引领性人物。重要的灰领人员也会发挥应有作用。上述各类人群，当然会有很多本地人，但如果一个地区要成为未来增长极，必定要构造吸引子来吸住和黏住大量外来的上述人群，特别是年轻人群，他们到了一个非熟人的公民化和法治化社会，可以比本地优秀人物更加放胆坚持商业文化和市场原则，更多展现闯劲和创新创业精神，并产生强大的“鲇鱼效应”，大大增强地区活力。
　　要将这些重要的人员和力量，在这个地区而不是那个地区聚集起来，并吸引生产要素和释放增长动能，当然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就是地区政府领导和官员团队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地方政府的传统手法是招商引资，但区域经济在未来的新竞争，将不仅仅限于招商引资。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全球来看，传统的招商引资竞争即使还有不小空间，但所受掣肘将越来越多，例如，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土地价格优惠、用电价格优惠，以及形形色色的补贴，都会受到更多规范性约束。即使是传统的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在未来可能更加侧重对集群系列而不是集群单体进行招商，并进行系列化精准配套。由于产业与创新、人力资本之间形成了新组合，产业发展、创新发生、人才涌现，越来越多地在产业创新生态圈中进行，所以，地方政府需要从传统的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新型的产业创新生态圈政策。当然，这又是另一个议题了。
　　未来的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将不限于可量化的营商环境指标的比拼。首先需要对投资者、创新者、创业者和运营企业提供个性化和全程化的服务，而这些服务又不违背公平竞争政策，譬如，对基础设施缺失进行适用性建设和改造，对运营中的困难进行不破坏市场机制和不违背市场规则的协调和帮助，对配套体系不足进行专门性弥补和升级，等等。
　　其次，需要在整洁优美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方面，在安全、环保、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在服务业的健全，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健全方面，甚至在社会交往和创新创业交流方面，提供更优越的条件，使得产业、创新、居住都有着更适宜的环境和氛围。再次，需要大力推动区域治理的现代化，形成法治化、公民化的社会，不但政府廉洁、透明、高效，而且法治、信任、合作、和谐、参与等社会资本得到不断充实，从而社会资本成为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概而言之，尽管仍会有优惠政策的竞争，但会有更多的个性化和全程化而又亲市场的服务方面的竞争，安环教医文方面的竞争，金融等服务业更加健全的竞争，社会资本充实度和治理现代化程度的竞争。
　　竞争的赢家，能够将产业（Industry）、居住（Habitation）、创新（Innovation）这三个要件聚合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形成产居创聚合圈（简称IHI），产生强大的聚合效应，从而成为未来增长极。当然，三者聚合，并不是说三者之间，特别是居与产之间，勿须保持适当距离。未来增长极，到底应该有哪些主要产业和主导产业，难以事先确定;它必将是产居创聚合圈，则比较确定。抓住确定性，把注意力放在产居创聚合圈的构筑上，而非抓住不确定性，把注意力放在产业选择上，更容易打造未来增长极。当然，未来增长极，不一定都是布局于较大地理范围的大增长极，即使在县和区这样的小地方，也可以通过精准定位和错位竞争，形成专业化特征更加明显的小增长极。在这场新竞争中，地方政府领导及其官员团队，无疑可以发挥有别于“挑选赢家”的传统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
　　当年佩鲁和缪尔达尔等经济学家在研究增长极理论时，本意是希望少数地区先行发展一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发展，从而实现由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的跨越。但是，过去几十年的历程表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长期存在。未来的区域发展格局中，极圈效应一旦形成，就具有较强的稳固性和吸附力，就会对其他区域的赶超构成难度。所以，未来增长极只会出现在少数地区，极圈化现象还可能会更加明显。
　　当然，可能会有大增长极与小增长极并存，大区域聚合圈与小区域聚合圈同在，而且区域之间的经济竞争毕竟不会消失，所以极圈与非极圈之间的相互易位也存在机会。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政府还是应该对产业和人口的集聚进行得当和适度的引导与调控，防止过度聚集和区域之间的发展过于不平衡，但也应该鼓励聚合圈的出现。其他地区，即使成为增长平庸区，它们也可以不甘于别的方面的平庸，借用“极”的概念来表述，它们可以努力成为科研极、教育极、艺术极、生态极，等等。
　　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