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坛向来不乏熱闹，于今尤甚。画家们在面对纸墨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态都有，笔下的作品自然泥沙俱下。当作画成为炫技献媚的手段、画作成为谋利进爵的工具的时候，唯一缺席的是艺术。画家之间比拼的不再是艺术水准，而是生活水平；敬畏的不再是大自然和载入美术史册的丹青手笔，而是腰包与头衔；琢磨的不再是入古出新，而是人事网络。如是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发展下去，真的有点糟糕。
　　名利之风并非只刮入了当下画坛，事实上代不鲜见；澡雪之士绝非只产自昔时，眼下也有踪迹可觅。但若站在古今坐标上作一纵横鸟瞰，单就画家心态而言，则还是当下更“多元”一些。小文不惮浅陋，试作如下扫描。
　　一、为钱画
　　坦白地说，当下许多画家是为钱而画画的。衣食住行，哪样都要和钱说事，画家没钱，会面临无穷无尽的尴尬。画画卖钱，古来有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卖画致富，理应提倡，没什么好指指点点的。问题是，画作的精神文化属性毕竟是第一位的，单纯强调其商品属性，则艺术评价体系势必要出乱子。令人担忧的是，在当下画界，市场标尺竟然成了衡量画家成功与否的首要凭据，谁的画卖得最贵，卖得最多，谁就是最令人羡慕的榜样。在画得好而卖得差与画得差而卖得好之间，画家们的内心或许会倾向于前者，行动上却要毫不犹豫地飞奔投入后者的怀抱。钱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有了钱，宅豪车香、妻娇妾美、画集奢华、彩声如潮，人生至此，夫复何求。至于画得好不好，劝君也莫要迂阔天真，拿钱去艺术界买一些舆论倾向，不说唾手可得，也绝非难事。雪片也似的媒体与羊群也似的评论家，正眼巴巴地等待着一沓沓钞票去滋润他们干涸的喉舌。
　　恕我尖刻，用“癫狂柳絮、轻薄桃花”来形容时下一部分书画媒体和评论家，也许并不过分。名分芜杂的各式报刊，原本就是冲着一个钱字而办，一旦缺少收益，便会饥不择路；而部分貌似傲骨嶙峋、学识渊博的评论家们，心里最在意的反倒是包裹着车马费的大红包，只要有钱喂着，便会恬不知耻。有一些所谓的“著名评论家”，宏论滔滔、著述成堆，却没有一篇文章真正搔着现实的痒处、触及时风的痛点。这样的评论家，往往好为大言，乐于在一些艰涩而又苍白的概念之间作无聊缠绕，对现实症结却不敢也不能亮出自己的药石之言。在书画圈里，这样的评论家往往俗名很大，天天都在打飞的赶场子，忙着出席各式各样的学术活动，收取数额不一的出场费、辛苦费，文章发得满天飞，却没有人记得他究竟都写了些什么。
　　用钱可以轻松收买媒体与评论家，画家的心思不得不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倾力筹谋自己的润格如何快速蹿升。为钱而画，就不得不迎合俗世所好，画得满满的、艳艳的、具有某种象征意味（譬如一轮红日象征飞黄腾达，满壁青崖象征大有靠山，等等）的。就眼下而言，很大一部分画作的归宿，最终将指向礼品消费市场。腰缠万贯的老板要批项目、包工程、钻空子，脑满肠肥的官员要装门面、扮风雅、谄上峰，而书画既可“避贿”，又能“增值”，自然成为绝佳礼品。只有屁颠屁颠地迫近这部分需求的选购标准，画家的作品才可能实现真金白银的价值最大化。
　　在世俗风尚与个性风骨之间作选择，一部分画家会痛苦得辗转反侧，而更多的画家是毫不犹豫的。因为他们深深懂得，钱比艺术更实惠、更紧要，更让人义无反顾。
　　二、为名画
　　有了钱才能更好地“培植”名，有了名就能更多地“招徕”钱，名利从来辅车相依、不可切分。画家如过江之鲫，而市场份额毕竟有限，所以只能让一部分“名角”先富起来。有了名，作品“每平方尺多少钱”这个硬指标才会节节攀升，画家才会频频出镜、前呼后拥、赢得鲜花掌声。所以画家没有不想成名的，为了成名，甚至可以不择手段。
　　大体说来，画家成名的途径有如下数种：在官方主办的重大美术展事中入选、获奖；拜入某个声名显赫、山头高耸、弟子枝分叶布的所谓“书画大师”的门墙，先进圈儿，再竭力侍奉，期求得到提携；在官办美术团体或专业美术机构踞有重要席位；在专业美术学院或知名综合性院校的美术学院身居要职，占领学术高地；有过硬的政治背景或雄厚的资金背景作支撑；自办媒体、拍卖机构，或与诸多有影响力的媒体、拍卖机构互惠互利、关系密切；在政府机构扼要部门担任核心职位，业余酷好丹青；食客三千，豢养有颇具规模的评论家“啦啦队”等等。
　　画家欲要于上述成名途径中有所作为，必须以心思活泛、人情练达、逢迎有方为前提。并不是每个成名心切的画家都具备这种综合斡旋能力的，所以，部分不得门径而入的画家，转而将心思放在绘画题材的选取之上。譬如有人专画“革命”、“前卫”意识浓烈、视觉冲击力巨大的“现代水墨画”，专门让人看不懂，似有高深莫测、石破天惊之效；有人专画某一固定题材，自号“鸡王”、“猫王”、“鹰王”、“虎王”、“狐狸王”、“蔬菜王”等；有人专画裸女，丰乳肥臀，搔首弄姿；有人专画政治领袖，哪个在位画哪个；有人专画重大历史革命题材，场面宏大，表情肃穆，技法繁琐，辄以“学院派画风”自诩云云。
　　黄宾虹曾说，中国画学是有“人格”的，这种人格主要表现在“多读书、广见闻、有胸襟、勤习苦”等方面。其中，他特意指出，如果能够做到“不贪浮誉、轻售图财、心无俗虑”等，便是一个“有胸襟”的画家。若拿这些标准对照当下画家，可能要令人大失所望。然而，假使真按宾翁的标准做到了“有胸襟”，则或许要被讥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冬烘先生。这便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画界之怪现状。
　　三、为官画
　　为官画的目的无他，也是名、利二字。眼皮子活的画家都很明白，向当权者献殷勤，为权杖在握者作画，会换来大把大把的好处，甚至能改变命运、鱼跃龙门。当官者稍有暗示，言辞间略作微妙表达，画家便应当像孙行者领略菩提祖师那三下击打一般，赶紧携画登门。有了这般颖悟通透，不愁博不得官员欢心。
　　为官作画，首先要有谦恭的心态，讲得难听点，便是要有奴性。文人艺术家的那股子清高孤傲的劲儿，是万万使不得的。有些画家怀揣着如饥似渴的名利野心，也深谙为官作画的诸般妙处，却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总要在官员面前张扬个性、展露才华，最终的结果往往令人沮丧。
　　揣摩官员或官方机构的艺术品喜好，从而在画面上予以戮力迎合，成为时下一部分画家的重要课题之一。譬如时刻观察官方推出什么重大活动，宣传什么典型人物，一有动静，便即搜索捕捉、付诸实施，伏案描绘，迅速发表。这样的画作，当然容易在官方主办的美术展览中受到青睐。如是为官而画，日积月累，便成为又红又专的画家；或许在某个机缘凑巧的当口儿，就被提拔为自己心仪已久的某级美术官员。
　　当了美术官，除非特别不上进，一般情况下卖画是不愁的，价格还不会低。操权柄、富润金，扬名立万，充分品尝了绘画所带来的现实甘果——做画家做到这个份上，算是众人心目中的成功者了。至于百年之后能否写入美术史，谁去关心那些扯淡的事呢？
　　当下画家的创作心态盘根错节、相与咬合、互为因果，呈一锅粥状，严格意义上说，许多时候是不容条分缕析的。上述三个方面，抽样试作切片观察，难免挂一漏万、有失偏颇，兹乞教于方家。然而，一个不刊之论是，有什么样的创作心态，便会有什么样的画面艺术效果，这个是绝对糊弄不了的。宣纸和水墨，既不会为浮薄躁乱的创作心态买单，也不会将高洁孤迥的丹青人格遮蔽，一切都在作品中真相还原，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画家注重现实名利没有错，但在求取名利的过程中，注意把持一个适当的度，时刻节制自己，尽可能地多做一些读书养气的课业，还是可以办到的。心态调整到位了，笔墨自有清正之韵，作为一个画家，尤其是中国画家，这一点尤为重要。
　　事实上，尽管今日画坛存在种种失常甚至荒谬的心态与做派，但仍然有部分画家饶有艺术气节。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他们愿意更多地将精力投入自己终生挚爱的绘画创作，上溯下探，孜孜求索，脚跟不随流俗转，笔墨求与古人别，业已有了不错的成绩。笔者以为，这才是值得我们效仿的画界栋梁。
　　（郑志刚/河南省书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