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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画家的家庭，在别人看来，这种家庭的孩子长大做画家，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实正相反，因为自懂事起，听见的、看见的都是画，真想逃出去。自小我就是个坐不住的人，父亲说，你安安静静坐上五分钟，我就给你买冰激凌。就这样我也多半得不到这个奖赏。那时的我从来没有想到去画画。我喜欢戏剧和电影。如果不是父亲的过世和文化大革命，我恐怕一生都会浸淫在戏剧和电影里。”
见到傅益瑶是在由朵云轩主办的“朵云雅集”上。她的亮相也是戏剧化和电影式的。当她化着极具个性的明艳妆容，穿着亮色纤丽洋装，脚蹬细高跟鞋，身姿娉婷地款款登场，在座的所有人，几乎都不敢相信她已然“奔七”的年纪。
“从小我就喜欢看家里人画画，自己有时也画，但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做演员。那个时候我的姐妹里面，大姐得宠，二姐恃宠，我争宠，妹妹拒宠。我一直很爱表现，也比较外向。我总是说，画得出就做大画家，画不出就做大小姐。”傅益瑶是傅抱石的三女儿，她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们无一例外，全都是画家。“父亲曾告诉我说，要‘日月同光’，不要‘和光同尘’，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有自己的理想，不要过于接近芸芸众生。父亲对我说：我不愿你做‘和光同尘’的人，也许这容易得多，我希望你懂得什么叫‘日月同光’，像屈原那样，虽然很难，但人生的意义就大不相同了。”
这些年来，傅益瑶一直活跃于中日两地的水墨画坛，在日本寺院画障壁画，用画笔描绘日本的各种民间祭，也画中国传统的水墨山水，临摹父亲的作品，追缅他的笔墨与画格。对于傅益瑶来说，笔墨情致是她与父亲之间的独特“沟通”。2015年，是画坛巨匠傅抱石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作为女儿的傅益瑶自然也希望能够藉此机会，表达并传递自己对于父亲的怀想与纪念。
“爸爸说的话我一直没有忘记，爸爸叫我做的事我正在做。若要问现在画画对于我是什么，那么最由衷的回答是：它既不是职业，也不是消遣，它是我自身的成长。因为有它，我才会不断地发现新的自己。”
父亲给了我三样好东西
“一个人一生最幸运的是得到三样东西——好父亲、好老师、好朋友。父亲虽然和我相处还不到二十年，但我觉得人生这最幸运的三样事，父亲都给了我。”
在傅益瑶的记忆里，爸爸傅抱石是一个很直率质朴的人，他把家庭当作责任，每天关门关窗都是他做。和孩子谈人生道理，他也不直接说你要怎么样，而是谈他自己的体会，说他小时候是怎么过来的，他是怎么认识做人的，凡事推心置腹。
“我从小就不喜欢画画，水墨画都是墨，黑色的，而我喜欢洋式的东西。”年少时候的傅益瑶特别爱漂亮，总是喜欢一些时髦的东西，“画画太苦了，每次看到父亲驼着背在画桌边画画，我就觉得父亲一生的艰辛都在里边了”。身为大画家的父亲竟也纵容了小女儿的任性。“父亲有句名言，品性是可以打出来的，才气却是打不出来的。因此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勉强过我学什么或者要求我将来成为什么，他只是慈和而热情地把我接纳到他的生活里，使我在认识他的同时，熟悉他的人文思想和艺术气质。”
傅家客厅里有一张小沙发凳，一直放在傅抱石的大沙发旁边，就是在这张凳子上，傅益瑶津津有味地聆听着父亲的高谈阔论。“我们家从来就有一种清谈之风，有客人时，总会谈到深夜，谈的不外乎文、艺、史、哲，就是没有客人，父亲也会对我们谈各种有趣的事。他的记忆力极好，历史典故都倒背如流。我记得最好的散文诗词都是父亲像讲故事一样口传身教给我的。当时我并不理解，可是，后来每当我提笔画画，父亲的教训总会在恰到好处的时候跳出来，给我打开困境。对我来说，真可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不过一心想当电影明星、当戏剧演员的傅益瑶，到底没有如她自己所幻想的那样学习表演艺术。这确实是因为父亲的反对。傅抱石认为，无论将来做什么，都要把中文底子打好，中文包罗万象，是做好一切学问的基础，于是他建议女儿学中文。就这样傅益瑶最终进入了南京师范学院，读的是古典文学。
“父亲说，打下一个中文的基础，将来做什么都行。肚子里有书，画出来才会好，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越往后越知道，中国的那些东西，看上去没有用，都是深山古庙里的人搞的，真的去学了，对人生都是有用的。而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不是笔墨纸，说到最根本，是我自己，我得把我自己先变成这个锋利的器。”
傅益瑶说话有引经据典的习惯，一半是父亲在世时候的熏养，一半则源于求学道路上的积淀。
“现在作为水墨画家，我最喜欢创作的是诗意画。优秀的中国诗词有这一种伟大的美质，那就是永远不失去理想、信念和情操。只有这样的美质和自然融为一体，才会出现历史上那许许多多精彩的诗作。而如何表现这意境，才是判断水墨画家本领的准则。父亲教我念诗时，总是说一定念到有味道才行。这‘味道’二字便是我创作诗意的出发点。每当我品到一首诗的味道时，诗人似乎就会和我站在同一个环境里，欣赏着同一种风景，发出同样的感叹，我隐约地觉得我和诗人重叠起来。”
这“重叠”既是傅益瑶创作诗意的手段，也是她获取灵感的窗户。日本著名美术评论家河北伦明先生看了她的系列作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图》（25幅）时，惊讶地对她说：“这些画让我觉得你好像一直跟在他身边。”
“有人说我爸爸认为不能卖画。其实不是。画家不卖画，好比演员不登台，怎么吃饭？我爸爸的意思是不能为‘卖’而‘画’。他一直说，‘笼鸡有食刀汤近，野鹤无粮天地宽’，要是提起笔来想着此画赠某某权贵，必得重赏，此画鬻某某富豪，必得厚利，那还怎么落得下去笔呢？”在傅益瑶眼中，他们家是“上桌雅，下桌俗”，饭桌上只谈文艺，爸爸妈妈背着她们商量柴米油盐。
“我爸爸不许我跟人借钱，他说，不知饥馑不能成人，没钱坐车就走路。后来到了日本，没钱的时候我就想起他这个话来，没钱坐车就走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爸爸很抓紧时间，要是一天没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到晚上就会感叹：今天算是白吃饭了！他不喜欢过年过节，他说那些都是浪费时间的日子。他很不喜欢春节拜年这件事，不拜年，不串门，只串书店。” 父亲的这些习惯，后来也都深深影响了傅益瑶。
总理要你学画！
1962年，傅抱石应中共浙江省委邀请到杭州修养作画。还在上高二的傅益瑶和姐姐也一起跟着去了。傅抱石喜欢看戏，有一天邀请方请他们全家看苏昆的《西园记》。周恩来总理就坐在他们前一排。休息时，总理过来和傅抱石亲切握手交谈。
“总理问我和姐姐是不是也画画，爸爸说我姐姐正在音乐学院学钢琴，又指着我说：我的这个女儿呢，就喜欢演戏，不喜欢画画。总理说，为什么不学画画呢？音乐、戏剧固然好，可你学画更有利，有个画家爸爸条件更好嘛！如果你是别人的女儿，我就不说了，可是你看你爸爸，走的地方比我还多，笔下出来的都是好东西。像你爸爸一样画祖国河山，多有意义！如果我是你们，我就画画了。”
傅抱石于是对傅益瑶说，听到啦？总理要你学画！尽管当时非常激动，然而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傅益瑶依然没有丝毫想学画的念头，父亲也没有再特意提起要她学画。
“后来我学中文，父亲对我说，只要你肚子里装着书，画画才是最好的。我便想到爸爸可能还是希望我画画的。不过我拿起画笔已是爸爸过世以后的事情。”
傅益瑶大学毕业时正值“文革”，她被分配到苏北最贫困的一个乡村当教师，此时，父亲已经离开了她和她的全家。在最苦闷的时候，傅益瑶开始在毛边纸上临摹父亲的绘画，父亲的形象就好像在画里时时闪烁。就是从这时开始，她决心追随父亲的足迹，从事绘画。“我小时候，最喜欢站在父亲的画桌边盯着他画画。父亲从来不让别人看他画画，可是对我非但不在意，反而常讲些画理、画论让我感兴趣。”那些景象，成了傅益瑶心中最温馨的回忆。“我临摹爸爸画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他。我没有想过要做什么大画家，我只是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怀念父亲，这是我最愉快的事情。”
也许是太熟悉父亲的用笔的缘故，傅益瑶临摹父亲的作品，总能得到长辈们的夸奖，她自己也很满足。但是慢慢地她发现，自己越学父亲反而离父亲越远。特别是到日本后，那千奇百怪、琳琅满目的艺术现象，给她的精神带来了极大的紊乱，经过好几年痛苦的挣扎，傅益瑶终于回到了父亲的教训之下，那就是“富胸中之丘壑，娴古人之技法”。在纯净了自己的思想之后，追寻自己的题材和笔法，就成了她朝斯夕斯，终身不弃的使命。
事实上，她会选择前往日本武藏野美术学校进修也是因为父亲。傅抱石早年就在武藏野美术学校求学。“有段时间画画的人都爱去法国，有人建议我爸爸去法国留学，但是徐悲鸿跟我爸爸说，在法国要重新搞一套，你到法国去，你的这身本领得不到进步，反而还会丢了，还是去日本好，日本把中国文化里的东西保存得特别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延伸。于是我爸爸后来就去了东京都武藏野美术大学。我去的也是这个学校，算是追随我爸爸。他说去日本就是要把中国文化彻底搞通，而不是把中国文化丢掉，去法国可能会学不好。”
平山郁夫、吉村贞司、青山杉雨、河北伦明这些日本第一流的文化人都是傅益瑶在日本时候的良师益友。河北伦明临终前一个月，曾特别绝望、特别悲哀地对她说，日本是个没有文化的国家了，当娱乐文化变成民族文化，这个民族就是一群腐烂之人，再没有一点点价值了。“他一边喝酒，一边不停地说：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傅益瑶顿了顿，“我们中国也得有这样的反思才好。”
令傅益瑶感到快慰的是，“在走自己的路子的时候，反而更能融入父亲的特色，我似乎和父亲有了新的对话。”自小父亲最严厉管束她的就是古典文学和历史知识的学习，这些滋养在而今则帮助她大大地拓宽了创作领域，使她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创作分野，那就是障壁画、民间祭和诗意。
日本地方小、地价高，傅益瑶的画室也就那么点大，画大画的时候根本无法铺开，不过“整个画都在我心里，我说它叫‘云动山不动，纸动人不动’，我用这个方法来画那些很大的画”。创作中每每遇到窘境，她总会想起小时候父亲不断叮嘱她的一句名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父亲总是说，当你效仿他人的时候，看起来似乎是起点很高，其实是站在悬空的涯边上，随时都会摔得粉身碎骨。我下决心‘退而结网’之后，经过多次身体力行，我发现了一个我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养’。当我对画的对象产生亲近感的时候，便是到了可以提笔的时候。”这过程有时很长，像《祖道传东图》《奥州小路》等作品，从定下题到落笔完成都经过四五年。但傅益瑶不觉得这太费时间，因为她经常有八个十个题目在肚子里打滚，这种同时进行的办法，对她特别合适。
在傅益瑶看来，画水墨和打太极拳一样，如何把持自己的身体也至关重要。她说保持脊骨的挺直是中锋用笔的前提，所以不论是站，还是坐，都要先控制好自己的姿势。为了画大画，她也练出了席地而坐的功夫。“现在无论是日本式的正坐还是趺跏坐，都能坚持很久。这是画在训练我。”这样说着的傅益瑶，确实站得身姿挺拔，昂然如松。
如今的傅益瑶依旧单身，但她浑不在意，觉得每天有做不完的事，从不感到寂寞，然而对于父亲傅抱石和母亲之间相濡以沫的情感，却也一直深深感佩也深深羡慕。“我妈妈是个开朗乐观的人，是个大小姐，很调皮也很幽默。虽然我外公对我爸爸印象很好，一开始还是担心他太穷了。我爸爸是跟人借了一张存折，才让我外公同意他的求婚的。那时候外公对我爸爸说：我的这个女儿除了是个人以外，什么也不会，你要一生照顾她。我爸爸没食言。”说到此节，傅益瑶笑得爽朗，“我父亲画大画用墨特多，有时来不及磨墨，母亲就上前助力，戏称自己为‘磨墨妇’。父亲的作品，母亲是第一位观众和评判者。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很多作品的定名，其实都来自母亲。”
见到傅益瑶是在由朵云轩主办的“朵云雅集”上。她的亮相也是戏剧化和电影式的。当她化着极具个性的明艳妆容，穿着亮色纤丽洋装，脚蹬细高跟鞋，身姿娉婷地款款登场，在座的所有人，几乎都不敢相信她已然“奔七”的年纪。
“从小我就喜欢看家里人画画，自己有时也画，但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做演员。那个时候我的姐妹里面，大姐得宠，二姐恃宠，我争宠，妹妹拒宠。我一直很爱表现，也比较外向。我总是说，画得出就做大画家，画不出就做大小姐。”傅益瑶是傅抱石的三女儿，她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们无一例外，全都是画家。“父亲曾告诉我说，要‘日月同光’，不要‘和光同尘’，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有自己的理想，不要过于接近芸芸众生。父亲对我说：我不愿你做‘和光同尘’的人，也许这容易得多，我希望你懂得什么叫‘日月同光’，像屈原那样，虽然很难，但人生的意义就大不相同了。”
这些年来，傅益瑶一直活跃于中日两地的水墨画坛，在日本寺院画障壁画，用画笔描绘日本的各种民间祭，也画中国传统的水墨山水，临摹父亲的作品，追缅他的笔墨与画格。对于傅益瑶来说，笔墨情致是她与父亲之间的独特“沟通”。2015年，是画坛巨匠傅抱石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作为女儿的傅益瑶自然也希望能够藉此机会，表达并传递自己对于父亲的怀想与纪念。
“爸爸说的话我一直没有忘记，爸爸叫我做的事我正在做。若要问现在画画对于我是什么，那么最由衷的回答是：它既不是职业，也不是消遣，它是我自身的成长。因为有它，我才会不断地发现新的自己。”
父亲给了我三样好东西
“一个人一生最幸运的是得到三样东西——好父亲、好老师、好朋友。父亲虽然和我相处还不到二十年，但我觉得人生这最幸运的三样事，父亲都给了我。”
在傅益瑶的记忆里，爸爸傅抱石是一个很直率质朴的人，他把家庭当作责任，每天关门关窗都是他做。和孩子谈人生道理，他也不直接说你要怎么样，而是谈他自己的体会，说他小时候是怎么过来的，他是怎么认识做人的，凡事推心置腹。
“我从小就不喜欢画画，水墨画都是墨，黑色的，而我喜欢洋式的东西。”年少时候的傅益瑶特别爱漂亮，总是喜欢一些时髦的东西，“画画太苦了，每次看到父亲驼着背在画桌边画画，我就觉得父亲一生的艰辛都在里边了”。身为大画家的父亲竟也纵容了小女儿的任性。“父亲有句名言，品性是可以打出来的，才气却是打不出来的。因此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勉强过我学什么或者要求我将来成为什么，他只是慈和而热情地把我接纳到他的生活里，使我在认识他的同时，熟悉他的人文思想和艺术气质。”
傅家客厅里有一张小沙发凳，一直放在傅抱石的大沙发旁边，就是在这张凳子上，傅益瑶津津有味地聆听着父亲的高谈阔论。“我们家从来就有一种清谈之风，有客人时，总会谈到深夜，谈的不外乎文、艺、史、哲，就是没有客人，父亲也会对我们谈各种有趣的事。他的记忆力极好，历史典故都倒背如流。我记得最好的散文诗词都是父亲像讲故事一样口传身教给我的。当时我并不理解，可是，后来每当我提笔画画，父亲的教训总会在恰到好处的时候跳出来，给我打开困境。对我来说，真可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不过一心想当电影明星、当戏剧演员的傅益瑶，到底没有如她自己所幻想的那样学习表演艺术。这确实是因为父亲的反对。傅抱石认为，无论将来做什么，都要把中文底子打好，中文包罗万象，是做好一切学问的基础，于是他建议女儿学中文。就这样傅益瑶最终进入了南京师范学院，读的是古典文学。
“父亲说，打下一个中文的基础，将来做什么都行。肚子里有书，画出来才会好，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越往后越知道，中国的那些东西，看上去没有用，都是深山古庙里的人搞的，真的去学了，对人生都是有用的。而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不是笔墨纸，说到最根本，是我自己，我得把我自己先变成这个锋利的器。”
傅益瑶说话有引经据典的习惯，一半是父亲在世时候的熏养，一半则源于求学道路上的积淀。
“现在作为水墨画家，我最喜欢创作的是诗意画。优秀的中国诗词有这一种伟大的美质，那就是永远不失去理想、信念和情操。只有这样的美质和自然融为一体，才会出现历史上那许许多多精彩的诗作。而如何表现这意境，才是判断水墨画家本领的准则。父亲教我念诗时，总是说一定念到有味道才行。这‘味道’二字便是我创作诗意的出发点。每当我品到一首诗的味道时，诗人似乎就会和我站在同一个环境里，欣赏着同一种风景，发出同样的感叹，我隐约地觉得我和诗人重叠起来。”
这“重叠”既是傅益瑶创作诗意的手段，也是她获取灵感的窗户。日本著名美术评论家河北伦明先生看了她的系列作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图》（25幅）时，惊讶地对她说：“这些画让我觉得你好像一直跟在他身边。”
“有人说我爸爸认为不能卖画。其实不是。画家不卖画，好比演员不登台，怎么吃饭？我爸爸的意思是不能为‘卖’而‘画’。他一直说，‘笼鸡有食刀汤近，野鹤无粮天地宽’，要是提起笔来想着此画赠某某权贵，必得重赏，此画鬻某某富豪，必得厚利，那还怎么落得下去笔呢？”在傅益瑶眼中，他们家是“上桌雅，下桌俗”，饭桌上只谈文艺，爸爸妈妈背着她们商量柴米油盐。
“我爸爸不许我跟人借钱，他说，不知饥馑不能成人，没钱坐车就走路。后来到了日本，没钱的时候我就想起他这个话来，没钱坐车就走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爸爸很抓紧时间，要是一天没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到晚上就会感叹：今天算是白吃饭了！他不喜欢过年过节，他说那些都是浪费时间的日子。他很不喜欢春节拜年这件事，不拜年，不串门，只串书店。” 父亲的这些习惯，后来也都深深影响了傅益瑶。
总理要你学画！
1962年，傅抱石应中共浙江省委邀请到杭州修养作画。还在上高二的傅益瑶和姐姐也一起跟着去了。傅抱石喜欢看戏，有一天邀请方请他们全家看苏昆的《西园记》。周恩来总理就坐在他们前一排。休息时，总理过来和傅抱石亲切握手交谈。
“总理问我和姐姐是不是也画画，爸爸说我姐姐正在音乐学院学钢琴，又指着我说：我的这个女儿呢，就喜欢演戏，不喜欢画画。总理说，为什么不学画画呢？音乐、戏剧固然好，可你学画更有利，有个画家爸爸条件更好嘛！如果你是别人的女儿，我就不说了，可是你看你爸爸，走的地方比我还多，笔下出来的都是好东西。像你爸爸一样画祖国河山，多有意义！如果我是你们，我就画画了。”
傅抱石于是对傅益瑶说，听到啦？总理要你学画！尽管当时非常激动，然而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傅益瑶依然没有丝毫想学画的念头，父亲也没有再特意提起要她学画。
“后来我学中文，父亲对我说，只要你肚子里装着书，画画才是最好的。我便想到爸爸可能还是希望我画画的。不过我拿起画笔已是爸爸过世以后的事情。”
傅益瑶大学毕业时正值“文革”，她被分配到苏北最贫困的一个乡村当教师，此时，父亲已经离开了她和她的全家。在最苦闷的时候，傅益瑶开始在毛边纸上临摹父亲的绘画，父亲的形象就好像在画里时时闪烁。就是从这时开始，她决心追随父亲的足迹，从事绘画。“我小时候，最喜欢站在父亲的画桌边盯着他画画。父亲从来不让别人看他画画，可是对我非但不在意，反而常讲些画理、画论让我感兴趣。”那些景象，成了傅益瑶心中最温馨的回忆。“我临摹爸爸画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他。我没有想过要做什么大画家，我只是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怀念父亲，这是我最愉快的事情。”
也许是太熟悉父亲的用笔的缘故，傅益瑶临摹父亲的作品，总能得到长辈们的夸奖，她自己也很满足。但是慢慢地她发现，自己越学父亲反而离父亲越远。特别是到日本后，那千奇百怪、琳琅满目的艺术现象，给她的精神带来了极大的紊乱，经过好几年痛苦的挣扎，傅益瑶终于回到了父亲的教训之下，那就是“富胸中之丘壑，娴古人之技法”。在纯净了自己的思想之后，追寻自己的题材和笔法，就成了她朝斯夕斯，终身不弃的使命。
事实上，她会选择前往日本武藏野美术学校进修也是因为父亲。傅抱石早年就在武藏野美术学校求学。“有段时间画画的人都爱去法国，有人建议我爸爸去法国留学，但是徐悲鸿跟我爸爸说，在法国要重新搞一套，你到法国去，你的这身本领得不到进步，反而还会丢了，还是去日本好，日本把中国文化里的东西保存得特别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延伸。于是我爸爸后来就去了东京都武藏野美术大学。我去的也是这个学校，算是追随我爸爸。他说去日本就是要把中国文化彻底搞通，而不是把中国文化丢掉，去法国可能会学不好。”
平山郁夫、吉村贞司、青山杉雨、河北伦明这些日本第一流的文化人都是傅益瑶在日本时候的良师益友。河北伦明临终前一个月，曾特别绝望、特别悲哀地对她说，日本是个没有文化的国家了，当娱乐文化变成民族文化，这个民族就是一群腐烂之人，再没有一点点价值了。“他一边喝酒，一边不停地说：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傅益瑶顿了顿，“我们中国也得有这样的反思才好。”
令傅益瑶感到快慰的是，“在走自己的路子的时候，反而更能融入父亲的特色，我似乎和父亲有了新的对话。”自小父亲最严厉管束她的就是古典文学和历史知识的学习，这些滋养在而今则帮助她大大地拓宽了创作领域，使她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创作分野，那就是障壁画、民间祭和诗意。
日本地方小、地价高，傅益瑶的画室也就那么点大，画大画的时候根本无法铺开，不过“整个画都在我心里，我说它叫‘云动山不动，纸动人不动’，我用这个方法来画那些很大的画”。创作中每每遇到窘境，她总会想起小时候父亲不断叮嘱她的一句名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父亲总是说，当你效仿他人的时候，看起来似乎是起点很高，其实是站在悬空的涯边上，随时都会摔得粉身碎骨。我下决心‘退而结网’之后，经过多次身体力行，我发现了一个我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养’。当我对画的对象产生亲近感的时候，便是到了可以提笔的时候。”这过程有时很长，像《祖道传东图》《奥州小路》等作品，从定下题到落笔完成都经过四五年。但傅益瑶不觉得这太费时间，因为她经常有八个十个题目在肚子里打滚，这种同时进行的办法，对她特别合适。
在傅益瑶看来，画水墨和打太极拳一样，如何把持自己的身体也至关重要。她说保持脊骨的挺直是中锋用笔的前提，所以不论是站，还是坐，都要先控制好自己的姿势。为了画大画，她也练出了席地而坐的功夫。“现在无论是日本式的正坐还是趺跏坐，都能坚持很久。这是画在训练我。”这样说着的傅益瑶，确实站得身姿挺拔，昂然如松。
如今的傅益瑶依旧单身，但她浑不在意，觉得每天有做不完的事，从不感到寂寞，然而对于父亲傅抱石和母亲之间相濡以沫的情感，却也一直深深感佩也深深羡慕。“我妈妈是个开朗乐观的人，是个大小姐，很调皮也很幽默。虽然我外公对我爸爸印象很好，一开始还是担心他太穷了。我爸爸是跟人借了一张存折，才让我外公同意他的求婚的。那时候外公对我爸爸说：我的这个女儿除了是个人以外，什么也不会，你要一生照顾她。我爸爸没食言。”说到此节，傅益瑶笑得爽朗，“我父亲画大画用墨特多，有时来不及磨墨，母亲就上前助力，戏称自己为‘磨墨妇’。父亲的作品，母亲是第一位观众和评判者。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很多作品的定名，其实都来自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