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革时代中的个体命运——评俄狄小丰长篇小说《山风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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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小丰长篇小说《山风不朽》旨在揭示凉山彝区特定历史变革时代个体之命运,具体表现为作品与凉山彝区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其史诗性诉求与彝族史诗传统之间的潜在关系,以及彝语、普通话、四川方言等夹杂其间所体现出的小说修辞的杂语性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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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西南云贵地区文教鼎兴,汉文诗文创作兴盛。其中白族、纳西族、彝族三个民族产生了二百五十多位汉文作家,创作出大量的汉文诗文作品。这些作家有五十多位是土司制度下产生的土司作家,有近二百位是“改土归流”后产生的平民作家。显而易见,“土司制”政治环境下呈现出土司统治阶层垄断汉文诗文创作的局限。“改土归流”对云贵少数民族汉文诗文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彰显出其促进中华文学发展的意义。
清初文人顾八代的理学思想源于《易》理,又兼具老庄道义,易道融通,构成其理学思想的内在审美特质。在多维场域的影响下,顾八代诗歌的内容显露理学化倾向,重视对宇宙本原、万物运行规律的思考以及追求穷理尽性;诗歌风貌呈现阶段性特征,前期疏旷质朴、后期冲淡闲适。顾八代诗歌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是清初思想影响下的鲜活个案,丰富了满族文学的创作题材,也为非经典作家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方法论上的借鉴。
元明易代之际的回回诗人丁鹤年,以诗歌演绎着乱世的人生悲剧,说明厌乱思治是回、汉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易代鼎革,丁诗具有执着忠孝却不可得的悲剧崇高美。他以叙事诗展现自我,创作了不少应用性的挽诗;受本民族文化影响,无兵无权的丁鹤年却有“激烈型遗民”的政治主张,且以“英雄”自居,这些使得丁诗富于新质。咏史怀古之作古来有之,丁鹤年的怀古诗少用典故,能以质朴的语言抒发浓烈的兴亡悲剧情怀。阐释丁诗的悲剧意蕴,可以更好地勾勒回回民族渐次融入中华文化的历程。丁氏将自身的民族性格、情感体验融入汉语诗篇,增辉诗史,也证实了回回
千余年的《西游记》演化,归根到底是“西游故事”的演化。整个故事系统的演化以百回本小说“成书—影响”为主要参照系,却不以其为根本线索。该过程是在中华文学版图内,在多民族平等对话和有机融合的动态机制中发生的。一方面,各民族“西游”文本存在“求同”现象,但这不是由汉民族文化传统的辐射式影响造成的,而是基于各民族间天然的文化纽带和叙事实践中的同质心理;另一方面,“存异”是故事多民族演化的主体形态。差异化、个性化的民族叙事交流融合,推动了故事的形成与递变,也构成了整个系统的丰满质感和多元底色。摆脱“百回本中心观”与
使交书,指一国使臣出使他国时递交的外交文书,是一种特殊的纪行文献。主要分两种,一是皇帝诏书,一是使臣到达目的国后与彼国朝廷交通往复的文字。元世祖朝与安南国关系紧张,其频繁派遣使臣,留下来数十篇使交书。这些珍贵的纪行文献,既可藉以了解当时两国之间的交往细节和双方的心理交锋,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其书写方式、行文特点对于深入认识文学体裁的特殊一支,也颇具意义。元世祖朝最后出使的陈孚执笔的四篇使交书,是其中的精彩篇章。
乌古斯是突厥语人群中较重要的一支,他们在历史上活跃于漠北、中亚、伊朗、小亚细亚和东欧。在现代突厥语的分类中,属于乌古斯语支的有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语等。乌古斯人群中最广为流传的口头叙事,是有关“乌古斯可汗”的传说。除了以口头叙事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之外,乌古斯可汗传说还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写成了文本。文章考察了《乌古斯可汗传》的回鹘文、波斯语、奥斯曼语和察合台语四种版本,并对这些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进行了追问。我们对不同版本的《乌古斯可汗传》进行比较后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我们研究不同
云南巍山,史称蒙化。明清时期,蒙化彝族左氏土司传承512年,是云南历史上传承时间最长的土司之一。左氏土司家族成于武功,守于文治。据现存作品可见,这一彝族土司家族的汉文学习濡染深厚,存作不仅合于经典文学之体式(主要是格律诗词),且内蕴深厚,见志趣,显襟怀,可读可赏性较强。左氏土司家族存世诗文作品既可视为左氏土司家族中人以文学为载体书写的心灵史,亦可由此窥知汉族士大夫的文学创作及其襟怀旨趣对滇隅少数民族文人的影响。这也充分显示出这一家族对汉文学的喜好和倾慕,亦是汉文学在边疆少数民族中产生显著影响的力证。
文章用当代记忆理论中的“历史—记忆”框架,思考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叙事中的困境,特别是其中重述民族历史的倾向。在论述中,首先以身体与地点两个记忆媒介为切入点,讨论叙事文本中如何召唤集体记忆,并将它们非历史化。此外,以“废墟和纪念碑”为喻,进一步辨析它们所重构的文化记忆在身份认同功能上的含混特征。
从文本内容与结构分析,《晋书》所录胡义周颂赞统万城的文本,可称作“胡义周《统万城铭》”。该文实际上由胡义周同题之赋、铭二文组成。《统万城铭》属于一篇“京都赋”,具有“颂夏德”之功能,明显继承了汉赋以来的“颂德”传统,体现了大夏自奉“正统”的思想。胡义周《统万城铭》是十六国、北朝多民族文学交流的产物,具有典型的多民族文学交流的意义。
北魏平城时期,文士交游活动仅集中出现于太武帝拓跋焘“神?征士”至“国史案”发期间的近二十年里。这是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文学现象。这些交游活动的出现,是当时民族关系趋于和缓、北方政局趋于稳定的情势下士人们获得一定精神自由空间的体现,也是文学参与当时君权文化、士族文化建构的体现。其交游范围狭窄,交游形式简单,相关作品的创作水准普遍不高,但却是对汉末魏晋以来士风与文风的直接延续,是北魏文学初兴和文坛初步形成的基本表现,对北魏迁洛后的文学兴起也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