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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上旬出版的第12期《人民论坛》杂志的封面,赫然印着一个大标题:《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当读了这个标题下的内容后,发现这篇文章把网络与官员的关系以及当前官员如何看待网络的心态比较充分地进行了揭示。不管我们的大小官员,从这“揭示”中到底能受到什么启发,得到什么教训,但有一点我们不可否认,尽管中国的网络无可争辩地受到一些部门的“关怀”,特别是在一些所谓“非常时期”,大小网站的编辑更是常常接到主管部门下令“撤稿”的通知,与纸媒相比,它们毕竟要强势得多,而体现这个“强势”的标识,就是网络的快和广。
也正是由于网络的这一特性,让我们有些官员感到可怕,甚至恐惧,面对“尤物”而爱不起来,甚至不由自主地拒绝接受“信息时代”的到来。从长期来看,特别是从人类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着想,这种现状,不仅于官员自身不利,更重要的是,将严重影响中国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同步发展,尤其影响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一个官员,如果长时间不能适应网络时代带来的变化,跟不上时代步伐,无疑只能被时代淘汰。无论中国政府如何认为我们有自己的“国情”,都不可能拒先进的科学文明于国门之外,不然,我们又怎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况,在信息时代,即使有心拒绝,估计也只能是一种妄想。这正应了被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那几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其实,凡是真正进入网络世界者,包括通过网络及时浏览新闻、搜索资料、发布广告以及依靠键盘“码字”的人,可以说都早已离不开互联网了,那些官员们的恐惧,可以说与网络无关,“责任”完全出在他们自身。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网络世界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如果没有互联网
早在两年前的2008年3月中旬,总部设在北京的BDA咨询公司就公布了一项研究报告称,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数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而当时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是2.1亿。两年过去,中国目前互联网用户近4亿。由此可见,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的速度是比较高的。互联网不好,网民能增长得如此之快吗?
特别是有些事件如果发生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几乎不为人知;就算你神通广大,得以通过平面媒体报道,由于报纸“喉舌”的性质所决定,最终大多也还是不了了之。可有了互联网,就不一样,不仅传播得广,尤其传播得快,更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网民面前仿佛都有了一个“麦克风”,只要乐意,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发言,表达自己对该事件的态度——正是这一点,往往也就促成一些事件的解决;而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种“解决”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我们看到,随着近年来中国网民不断增加,一个事件上了互联网并引起关注后,往往就有句说法:“该事件发生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可以说,这完全是互联网的功劳。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这种效果。
没有互联网,南京的周久耕就不会因一盒烟而“事发”,继续“好官”他自为之,更不会出现像有人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周久耕事件发生后,南京市的许多官员似乎一夜之间换了一身“马甲”:高档名牌服装不穿了,名牌手表不戴了,高级轿车不坐了,天价香烟也消失了。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逯军事件”,那句“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也不会传得如此之广。没有互联网,看辽宁西丰就像当地县委书记张志国的西丰,就有可能对报道辽宁西丰官员负面新闻的北京女记者纠缠不休,甚至有可能强行把女记者抓走(后果将不堪设想)。没有互联网,“周老虎”就有可能成了“真老虎”,欺骗国人,甚至欺骗整个世界,开国际玩笑。没有互联网,也就不会有“山西黑砖窑事件”,多少人家的孩子仍然过着“暗无天日”的窑奴日子,多少家长要整天以泪洗面。没有互联网,湖北佘祥林冤案、重庆的“彭水诗案”,以及后来的“躲猫猫”、邓玉姣案,都未必会有后来那样的结果。没有互联网,有些地方的强制拆迁也就强制拆迁了,有的人(像聂树斌)冤杀了也就冤杀了……
对社会进步,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言,可以说互联网实在是太好了,我这里所说不过是取其较有影响者,借用鲁迅的话说:“因为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字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账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而互联网之所以如此之好,主要的就是因为它透明度高,影响大,来得快。难怪曾因颁发禁酒令闻名全国的信阳市委书记王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由衷地感叹:“我觉得网络的推动作用太大了。它能让一个地方的事情变得轰动世界。”而南京那个“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在法庭受审时更是直言:“网络太厉害。”当然,最清醒的还是要数广东省委宣传部那位胡姓副部长,他就曾对那些总是埋怨记者不该报道负面新闻,甚至认为“案件上升与记者有关系”的一些政府部门的人“语重心长”地说道:“现代社会信息发达,想要把资讯全部封锁起来是不可能的,以前可以做到,现在就没办法。以前没有互联网,现在你不报道,网上马上就出来了。” 但凡真要说互联网的意义,我觉得只有胡副部长的这几句话才真算说到了“要害”。
网络传达真实民意
网络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这就是可以较为真实地传达民意。尽管我们两亿多网民中可能以浏览者居多,但毕竟有不少网民会通过网络论坛发言,表达自己的好恶。因此,从近年来的媒体上可以发现一个新的词汇,这就是:网络民意。尽管不能说网民就一定代表中国的“大多数”,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网络民意,也是民意。并且从不少网民的发言中,不难得知中国有很大一部分百姓在想什么,又是如何想的。
说到网络民意,不要小看了这种民意表达或叫民意诉求,即使在一定的外力或管束下,它的“能量”仍然是相当大的。不论是遇到一个社会热点,还是国家有大的事件发生,互联网上都一定热闹非凡。近几年,每年春天全国两会期间,当“全国两会·我有问题问总理”在网上一公布,很快就有成千上万条留言汇集上来。此外,还有像华南虎照事件,可以说,就是因为广大网民的认真劲儿,才最终戳穿假象。可以说,时至今日,众多网民通过互联网表达的民意事实上在推动着我们社会的进步。
说网络民意也是民意,正是因中国网民的数量确实可观,自然也就有相当的代表性。而又由于这种“代表性”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媒体上公布的网络民意调查。我想没有人敢于说互联网上的民意调查的有效性就一定比不上网下的“问卷调查”。而况我们知道,在一个民主而公正的社会,既要维护大多数人的公平公正,也不能忽视少数人的合法利益,甚至一个人的诉求也是诉求,一个人的民意也是民意。既如此,即使只是一个网民因现实生活中的合理诉求得不到公正对待,采取在网络论坛上表达民意这种形式,政府仍然需要认真对待。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内涵应该是很宽泛的,除了要保证“这个人”有饭吃有衣穿之外,主要是说要以他的合法权益乃至合法诉求为本。如果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合法诉求得不到维护,就算是让他“有饭吃有衣穿”,也还是不够。换句话说,如果不能维护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合法诉求,“以人为本”的实质就要大打折扣。
说网络民意也是民意,是“从国情出发”。在世界上一些比我们更加文明的发达国家,他们肯定也会尊重网络民意,但未必需要到我们这个程度。这是因为那里的网民可以在更大的领域以更多的形式有更充分的诉求权,不需要采取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比如,一位员工的合法权益受到资方侵害,那么,只要诉诸工会,一般来说,即可得到解决。而我们不少地方的工会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权力,因此,为了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往往还需要走更多的程序,甚至即使走了更多的程序,未必就能得到解决。这大约也是一些网民之所以采取通过网络诉求的形势表达自己意愿的一个因素。如此说来,网络民意,事实上就是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民主表达不足的补充,说白了,求助于网络表达,往往就等于是在求救于更加有效更加宽广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民意可以算是一个社会的“晴雨表”:网络民意越盛,越说明现实生活中的有效民主诉求需要扩大和保证;相反,如果并非因为有关部门对网络表达的过度干预,网络民意数量减少,也就正好说明需要网络诉求减少。因此,可以断定,只有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有效民主的增加,这种网络民意才会“日渐式微”。
行文至此,从南都周刊上读到记者采访中宣部新闻局前局长钟沛璋的一篇报道,其中有钟沛璋一句感叹:“现在的官员,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好像只要有不同的声音,就会影响社会稳定。”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关键还是在于官员为什么敢于“听不进不同的声音”,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回答,这种现象也就仍然会一直存在下去。而正是从这一点来说,互联网让官员有所“恐惧”,甚至弄得“官不聊生”,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如果有哪位官员因听不进不同意见而上了互联网,并由此改变了这种现状,你说又有什么不好呢?
(作者单位:郑州晚报社)
也正是由于网络的这一特性,让我们有些官员感到可怕,甚至恐惧,面对“尤物”而爱不起来,甚至不由自主地拒绝接受“信息时代”的到来。从长期来看,特别是从人类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着想,这种现状,不仅于官员自身不利,更重要的是,将严重影响中国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同步发展,尤其影响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一个官员,如果长时间不能适应网络时代带来的变化,跟不上时代步伐,无疑只能被时代淘汰。无论中国政府如何认为我们有自己的“国情”,都不可能拒先进的科学文明于国门之外,不然,我们又怎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况,在信息时代,即使有心拒绝,估计也只能是一种妄想。这正应了被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那几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其实,凡是真正进入网络世界者,包括通过网络及时浏览新闻、搜索资料、发布广告以及依靠键盘“码字”的人,可以说都早已离不开互联网了,那些官员们的恐惧,可以说与网络无关,“责任”完全出在他们自身。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网络世界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如果没有互联网
早在两年前的2008年3月中旬,总部设在北京的BDA咨询公司就公布了一项研究报告称,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数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而当时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是2.1亿。两年过去,中国目前互联网用户近4亿。由此可见,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的速度是比较高的。互联网不好,网民能增长得如此之快吗?
特别是有些事件如果发生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几乎不为人知;就算你神通广大,得以通过平面媒体报道,由于报纸“喉舌”的性质所决定,最终大多也还是不了了之。可有了互联网,就不一样,不仅传播得广,尤其传播得快,更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网民面前仿佛都有了一个“麦克风”,只要乐意,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发言,表达自己对该事件的态度——正是这一点,往往也就促成一些事件的解决;而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种“解决”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我们看到,随着近年来中国网民不断增加,一个事件上了互联网并引起关注后,往往就有句说法:“该事件发生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可以说,这完全是互联网的功劳。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这种效果。
没有互联网,南京的周久耕就不会因一盒烟而“事发”,继续“好官”他自为之,更不会出现像有人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周久耕事件发生后,南京市的许多官员似乎一夜之间换了一身“马甲”:高档名牌服装不穿了,名牌手表不戴了,高级轿车不坐了,天价香烟也消失了。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逯军事件”,那句“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也不会传得如此之广。没有互联网,看辽宁西丰就像当地县委书记张志国的西丰,就有可能对报道辽宁西丰官员负面新闻的北京女记者纠缠不休,甚至有可能强行把女记者抓走(后果将不堪设想)。没有互联网,“周老虎”就有可能成了“真老虎”,欺骗国人,甚至欺骗整个世界,开国际玩笑。没有互联网,也就不会有“山西黑砖窑事件”,多少人家的孩子仍然过着“暗无天日”的窑奴日子,多少家长要整天以泪洗面。没有互联网,湖北佘祥林冤案、重庆的“彭水诗案”,以及后来的“躲猫猫”、邓玉姣案,都未必会有后来那样的结果。没有互联网,有些地方的强制拆迁也就强制拆迁了,有的人(像聂树斌)冤杀了也就冤杀了……
对社会进步,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言,可以说互联网实在是太好了,我这里所说不过是取其较有影响者,借用鲁迅的话说:“因为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字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账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而互联网之所以如此之好,主要的就是因为它透明度高,影响大,来得快。难怪曾因颁发禁酒令闻名全国的信阳市委书记王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由衷地感叹:“我觉得网络的推动作用太大了。它能让一个地方的事情变得轰动世界。”而南京那个“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在法庭受审时更是直言:“网络太厉害。”当然,最清醒的还是要数广东省委宣传部那位胡姓副部长,他就曾对那些总是埋怨记者不该报道负面新闻,甚至认为“案件上升与记者有关系”的一些政府部门的人“语重心长”地说道:“现代社会信息发达,想要把资讯全部封锁起来是不可能的,以前可以做到,现在就没办法。以前没有互联网,现在你不报道,网上马上就出来了。” 但凡真要说互联网的意义,我觉得只有胡副部长的这几句话才真算说到了“要害”。
网络传达真实民意
网络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这就是可以较为真实地传达民意。尽管我们两亿多网民中可能以浏览者居多,但毕竟有不少网民会通过网络论坛发言,表达自己的好恶。因此,从近年来的媒体上可以发现一个新的词汇,这就是:网络民意。尽管不能说网民就一定代表中国的“大多数”,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网络民意,也是民意。并且从不少网民的发言中,不难得知中国有很大一部分百姓在想什么,又是如何想的。
说到网络民意,不要小看了这种民意表达或叫民意诉求,即使在一定的外力或管束下,它的“能量”仍然是相当大的。不论是遇到一个社会热点,还是国家有大的事件发生,互联网上都一定热闹非凡。近几年,每年春天全国两会期间,当“全国两会·我有问题问总理”在网上一公布,很快就有成千上万条留言汇集上来。此外,还有像华南虎照事件,可以说,就是因为广大网民的认真劲儿,才最终戳穿假象。可以说,时至今日,众多网民通过互联网表达的民意事实上在推动着我们社会的进步。
说网络民意也是民意,正是因中国网民的数量确实可观,自然也就有相当的代表性。而又由于这种“代表性”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媒体上公布的网络民意调查。我想没有人敢于说互联网上的民意调查的有效性就一定比不上网下的“问卷调查”。而况我们知道,在一个民主而公正的社会,既要维护大多数人的公平公正,也不能忽视少数人的合法利益,甚至一个人的诉求也是诉求,一个人的民意也是民意。既如此,即使只是一个网民因现实生活中的合理诉求得不到公正对待,采取在网络论坛上表达民意这种形式,政府仍然需要认真对待。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内涵应该是很宽泛的,除了要保证“这个人”有饭吃有衣穿之外,主要是说要以他的合法权益乃至合法诉求为本。如果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合法诉求得不到维护,就算是让他“有饭吃有衣穿”,也还是不够。换句话说,如果不能维护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合法诉求,“以人为本”的实质就要大打折扣。
说网络民意也是民意,是“从国情出发”。在世界上一些比我们更加文明的发达国家,他们肯定也会尊重网络民意,但未必需要到我们这个程度。这是因为那里的网民可以在更大的领域以更多的形式有更充分的诉求权,不需要采取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比如,一位员工的合法权益受到资方侵害,那么,只要诉诸工会,一般来说,即可得到解决。而我们不少地方的工会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权力,因此,为了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往往还需要走更多的程序,甚至即使走了更多的程序,未必就能得到解决。这大约也是一些网民之所以采取通过网络诉求的形势表达自己意愿的一个因素。如此说来,网络民意,事实上就是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民主表达不足的补充,说白了,求助于网络表达,往往就等于是在求救于更加有效更加宽广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民意可以算是一个社会的“晴雨表”:网络民意越盛,越说明现实生活中的有效民主诉求需要扩大和保证;相反,如果并非因为有关部门对网络表达的过度干预,网络民意数量减少,也就正好说明需要网络诉求减少。因此,可以断定,只有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有效民主的增加,这种网络民意才会“日渐式微”。
行文至此,从南都周刊上读到记者采访中宣部新闻局前局长钟沛璋的一篇报道,其中有钟沛璋一句感叹:“现在的官员,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好像只要有不同的声音,就会影响社会稳定。”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关键还是在于官员为什么敢于“听不进不同的声音”,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回答,这种现象也就仍然会一直存在下去。而正是从这一点来说,互联网让官员有所“恐惧”,甚至弄得“官不聊生”,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如果有哪位官员因听不进不同意见而上了互联网,并由此改变了这种现状,你说又有什么不好呢?
(作者单位:郑州晚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