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现在处于近百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严重的衰退、全球经济脱节以及世界上发达经济体金融部门实质上大量国有化，已经深深地破坏了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平衡。人们都在猜测新的平衡在哪里可以找到。
　　亚当·斯密理想化的市场社会要求国家仅仅起到守夜人的作用。政府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落实产权、维护和平并且征收些许税款用于有限范围的公益。
　　20世纪早期，国家开始在社会公共管理中发挥作用。例如，1889年俾斯麦在德国推出了养老金。但是各国政府继续用限制的眼光来看待其经济作用。
　　这一局面随着社会越发民主、工会以及其他团体越发团结一致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而开始改变。经济大萧条之后，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作用变得广为接受。
　　当今工业化国家中公共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快速上升，从19世纪末的平均10%不到上升到二次大战前的20%以上。二战结束后，大多数国家建立了精密的社会福利。在这些国家中，公共部门扩大到国民收入的平均40%以上。
　　这一“混合经济”模式是20世纪的杰出成就之一。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建立的新平衡开创了发达国家前所未有的社会凝聚、稳定以及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模式受到破坏，现在似乎已经崩溃。可以用一个词来解释其原因，那就是全球化。
　　战后混合经济是为民族国家建立并且在这一层面上运转的。这一局面需要阻止国际经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体制导致国际经济联合的“影子”形式。这一形式对国际资本流动施加控制。这要求各国实行仅仅是有限的贸易自由化，而且对社会敏感部门，例如农业、纺织品以及服务做出了大量的例外。这样，各国只要遵守几个简单的国际规则就可以自由地建立自身的国家市场经济版本。
　　当前的危机表明，形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破坏了旧有的规则。没有什么保护性机制来防止全球流动资金过剩。随后加上美国监管不力，造成庞大的房地产泡沫和崩溃。国际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拦危机蔓延。
　　然而，从这次危机中，西方世界得出的教训并不是资本主义已经死了，而是要重新塑造适应新世纪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新世纪中，经济全球化的力量要远远大于以往。正如亚当·斯密理想化的市场社会转变成为凯恩斯式的混合经济，现在需要考虑各国混合经济转型到全球经济，即重新构想市场及其支撑机制在全球层面上更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