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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为罗织罪状，往往勒令被迫害者以文字的形式交代“罪行”。造反者意欲从字里行间找寻到蛛丝马迹，以便捕风捉影，栽赃罪名；而写作者则希冀通过文字表述来逃脱这种捉捕，以致文字不免诚惶诚恐，避重就轻。今天看来，这种荒谬的“猫鼠游戏”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本文是已故作家周楞伽（1911—1992）于“文革”期间写就的自我检举文章。文中记述了自己解放后写作“黑文”的经历，列举了自己发表在各类刊物上的所谓“毒草”。诚如这篇文章的整理者周允中所言，“在‘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里，阅读这份检查交代，难免不令人怵目惊心。为了弥合这种罕见的时代鸿沟，发表这份交代自然有相当的社会意义，这不啻是一份认识时代悲剧的极佳教材”。鉴于此，作为周楞伽之子，周允中不避繁冗，将这份自父亲旧信中偶然翻检到的文史资料略加整理发表。
我于1956年5月底被安排分配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当时的古典是新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组，但和新文艺隔开，分处两个编辑室，出版物也用古典的名义，不用新文艺出版社的名义。我和刘金（整理者按：当时是新文艺出版社小说组编辑，“文革”以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文革”初期因为责编长篇小说《战斗中的青春》，最早被上海出版界揪了出来。）素不相识，到古典后经钱伯城（按：时任古典文艺编辑室组长，“文革”以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介绍才认识的。但他因我耳朵听不见，也无话可说，并未和我交谈。这时新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俊民。
有一天，刘金叫我到新文艺编辑室，说李俊民要我修改一部稿子，就是茅珵的《监狱里的斗争》。我说我对新文艺作品已经抛荒多年，改不来了。他说，拿去看了再说，把稿子交给我，就没再说别的话。后来，他派新文艺的编辑江鹜、郑嘉治来和我谈话，我刚看了稿子，觉得文笔生硬，结构散漫，形象不突出，对他们说要改写，他们没有表示，好像怀疑我没有修改的能力。不久，我患肺结核病，在家休养，花了约一个月时间，修改重写了开头一部分，约三万字，交给郑嘉治。他看后对李俊民说我修改得不好，主要是没有监狱生活的经验，李俊民就来信，叫我停止修改，把作者原稿退还新文艺编辑室。但因我已花费了相当的劳动，补偿我修改费每千字五元，共计150元。我因修改未成，不好意思接受，退了回去。后来，钱伯城对我说，会计科已发出，退回无法销账，我原有唯利是图的思想，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收了下来，不久，古典脱离新文艺，独立出版，搬到永嘉路，我就没有再见过刘金的面。
我在1957年用周夷的笔名替古典文学出版社注释的《剪灯新话》和补校的《绿窗新话》，都是提倡神鬼迷信，宣扬色情恋爱的封建糟粕。除此以外，我还用柳文英的笔名，在《山西师范学院院报》1957年第四期上，发表过一篇《崔怀宝月下闻筝考》。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发表过《谈裴铏的??传奇??》（1957年12月15日）、《明代的传奇小说》（1958年2月23日）、《谈关汉卿的杂剧》（1958年6月29日），都是美化古人，宣扬封建毒素的毒草，但均系投稿被采用，和编者并不相识，也无信件往来。此后该刊有四年多，没有发表过我的黑文，直到1963年2月3日才发表了我的一篇《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但并非我自动投稿，而是旧中华上编（按：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文革”以后改名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组（按：即第一编辑室）组长受该刊特约，叫我写了送去发表的。
1961秋天起至1962年年底止，我又开始在报刊上放毒，1961年在《江海学刊》九月号上发表《??典论论文??齐气辨》，1962年在《学术月刊》七月号上发表了《谈李商隐的风貌》，也都是投稿关系，连编者是谁都不知道。1961的秋天，我写了两篇有关《文心雕龙》的黑文，由反革命分子陈向平（按：时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所长兼副总编辑）介绍送到《文汇报》去发表。第一篇《说镕裁》原来的署名是华严，但陈向平送去时，竟把我做汉奸文人用过的已经臭了的“周楞伽”的笔名告诉了《文汇报》编者郑心永，编者在打完小样送来时，竟改上了这臭名，我当时没有反对的表示，这说明我有替自己汉奸文人的臭名翻案，想继续在新社会里使用的意图，于是，这篇黑文在8月1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然而这名字毕竟太臭，因而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编者只好在9月14日发表第二篇《谈情采》时，改用了柳文英的笔名。后来，我又自动寄去了一篇《论修辞》，发表于11月12日，用的署名是周华严。我和《文汇报》的编者郑心永并不认识，他虽然先后发表了我的三篇黑文，却从未和我通过信。1962年《文汇报》第三版开辟《说林》一栏，专载数百字的短文，他忽然来信向我征稿，我一共替他写了11篇黑文，因有索引，所以并不难查，兹将篇名、署名、发表日期列表如下：
另外在1962年10月24日，还发表了一篇较长的黑文《蒲松龄的聊斋俚曲集》，是为推荐《蒲松龄集》写的，也是一棵美化封建僵尸的毒草。
在1961—1962年内，我还用萧剑周的笔名在《羊城晚报》副刊《晚会》上放毒，所写的都是宣扬封、资的黑货，也都是投稿被采用的，不知道编者是谁。他们发表后寄来剪报，我未保留，所以究竟发表了多少篇，以及具体篇名、发表日期都记不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曾在资料室查《羊城晚报》，预备开张清单交前工作组（按：指市委宣传部派来的工作组），以便查考批判，但在查报时，工作组通知资料室，不许我查，所以并未查全，这张单子在抄家时被抄走，现在只记得有如下的几篇：1.《谈??江湖奇侠传??》，2.《陈梦雷的冤案》，3.《??中山狼??杂剧的幕后》，4.《蒲松龄与聊斋》，5.《最初的画报》，6.《邵飘萍与林白水之死》，7.《林译小说的辩证》，8.《左翼作家与影评》。好在资料室有《羊城晚报》可以查，凡是1961—62年内用萧剑周署名的黑文，都是我写的。此外在1962年3月初的该报另一副刊《花地》上，我还发表了一篇解释鲁迅旧诗《秋夜有感》的黑文章，具体篇名也记忆不起来了（按：篇名为《鲁迅??秋夜有感??新探》）。 1962年初，《少年文艺》忽然来信，向我征稿，要我写些历史故事，我在唐人裴铏作的《传奇》里面选了一篇《韦自东》翻成白话寄给他们，发表在二月号上，题名下编者加了“降妖记”三字，其实内容并不切合。不久该刊就派了个名叫刘远东的编辑来和我联系，除了提出稿件内容要求之外，没谈别的什么，也无话可谈。后来该刊因我的文笔带鸳蝴派旧小说气息，不合新文艺体裁，叫他把我写的四篇稿子统统带来，退回给我，见我态度冷淡，从此绝迹不来，以后《少年文艺》上，就没有我写的黑文了。
1963年，我又用柳文英的笔名给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写了两篇无聊的封建考据文章：《西施的下落问题》和《锦瑟诗辨》（按：是《锦瑟诗发微》）。该报远在海外，我从未想到为他们写稿，因刘拜山（时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总编辑，系原上海市委书记刘述周的兄长）、富寿荪（时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后为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约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在该刊上搞《唐人绝句选讲》，常有报纸和稿费寄来，我见了眼红，也想捞点稿费，就自动寄了稿子去，很快就被采用了。编者陈凡来了两封信，第二封信上竟说“此地有人说你的真名是周楞伽”，我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又觉得香港是个国际关系复杂的地方，既然已经有人知道，还是不写为妙，就不再寄稿去了。他给我的两封信和报纸都已交前工作组。
此外，我在1961年，还替旧中华上编的大毒草《中华活页文选》注释了两号，一是47号唐人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卢纶的《塞下曲》六首和宋人陆游的词《诉衷情》；一是60号秋瑾诗五首和林觉民的《绝笔书》。同年，又应旧中华书局海外组的要求，翻译了两本唐人传奇和两本聊斋故事，后来有没有出书也不知道。1964年还替大毒草之一的工农通俗文库写了一本《文学家的故事》，后来停止出版，但拿了退稿费50元。
我从古典到旧中华上编，十年来为刘邓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服务，负责编辑加工了不少封建糟粕，自己又在报刊上放毒，先后泡制了三十多篇长短黑文，毒害人民思想健康，罪行非常严重。
至于解放前发表的反动黄色的文艺作品，因为时隔二三十年，具体篇名已难记忆，有的已经辑成小说集出版过的，和替私营出版商编的坏书，以及解放后替人编的和自编自出的投机书，当另作交代，这里仅仅交代我在解放后所写的黑文。
（选自《芳草地》2012年第2期，本刊略有删改。）
（实习编辑 朱琳）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为罗织罪状，往往勒令被迫害者以文字的形式交代“罪行”。造反者意欲从字里行间找寻到蛛丝马迹，以便捕风捉影，栽赃罪名；而写作者则希冀通过文字表述来逃脱这种捉捕，以致文字不免诚惶诚恐，避重就轻。今天看来，这种荒谬的“猫鼠游戏”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本文是已故作家周楞伽（1911—1992）于“文革”期间写就的自我检举文章。文中记述了自己解放后写作“黑文”的经历，列举了自己发表在各类刊物上的所谓“毒草”。诚如这篇文章的整理者周允中所言，“在‘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里，阅读这份检查交代，难免不令人怵目惊心。为了弥合这种罕见的时代鸿沟，发表这份交代自然有相当的社会意义，这不啻是一份认识时代悲剧的极佳教材”。鉴于此，作为周楞伽之子，周允中不避繁冗，将这份自父亲旧信中偶然翻检到的文史资料略加整理发表。
我于1956年5月底被安排分配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当时的古典是新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组，但和新文艺隔开，分处两个编辑室，出版物也用古典的名义，不用新文艺出版社的名义。我和刘金（整理者按：当时是新文艺出版社小说组编辑，“文革”以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文革”初期因为责编长篇小说《战斗中的青春》，最早被上海出版界揪了出来。）素不相识，到古典后经钱伯城（按：时任古典文艺编辑室组长，“文革”以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介绍才认识的。但他因我耳朵听不见，也无话可说，并未和我交谈。这时新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俊民。
有一天，刘金叫我到新文艺编辑室，说李俊民要我修改一部稿子，就是茅珵的《监狱里的斗争》。我说我对新文艺作品已经抛荒多年，改不来了。他说，拿去看了再说，把稿子交给我，就没再说别的话。后来，他派新文艺的编辑江鹜、郑嘉治来和我谈话，我刚看了稿子，觉得文笔生硬，结构散漫，形象不突出，对他们说要改写，他们没有表示，好像怀疑我没有修改的能力。不久，我患肺结核病，在家休养，花了约一个月时间，修改重写了开头一部分，约三万字，交给郑嘉治。他看后对李俊民说我修改得不好，主要是没有监狱生活的经验，李俊民就来信，叫我停止修改，把作者原稿退还新文艺编辑室。但因我已花费了相当的劳动，补偿我修改费每千字五元，共计150元。我因修改未成，不好意思接受，退了回去。后来，钱伯城对我说，会计科已发出，退回无法销账，我原有唯利是图的思想，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收了下来，不久，古典脱离新文艺，独立出版，搬到永嘉路，我就没有再见过刘金的面。
我在1957年用周夷的笔名替古典文学出版社注释的《剪灯新话》和补校的《绿窗新话》，都是提倡神鬼迷信，宣扬色情恋爱的封建糟粕。除此以外，我还用柳文英的笔名，在《山西师范学院院报》1957年第四期上，发表过一篇《崔怀宝月下闻筝考》。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发表过《谈裴铏的??传奇??》（1957年12月15日）、《明代的传奇小说》（1958年2月23日）、《谈关汉卿的杂剧》（1958年6月29日），都是美化古人，宣扬封建毒素的毒草，但均系投稿被采用，和编者并不相识，也无信件往来。此后该刊有四年多，没有发表过我的黑文，直到1963年2月3日才发表了我的一篇《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但并非我自动投稿，而是旧中华上编（按：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文革”以后改名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组（按：即第一编辑室）组长受该刊特约，叫我写了送去发表的。
1961秋天起至1962年年底止，我又开始在报刊上放毒，1961年在《江海学刊》九月号上发表《??典论论文??齐气辨》，1962年在《学术月刊》七月号上发表了《谈李商隐的风貌》，也都是投稿关系，连编者是谁都不知道。1961的秋天，我写了两篇有关《文心雕龙》的黑文，由反革命分子陈向平（按：时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所长兼副总编辑）介绍送到《文汇报》去发表。第一篇《说镕裁》原来的署名是华严，但陈向平送去时，竟把我做汉奸文人用过的已经臭了的“周楞伽”的笔名告诉了《文汇报》编者郑心永，编者在打完小样送来时，竟改上了这臭名，我当时没有反对的表示，这说明我有替自己汉奸文人的臭名翻案，想继续在新社会里使用的意图，于是，这篇黑文在8月1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然而这名字毕竟太臭，因而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编者只好在9月14日发表第二篇《谈情采》时，改用了柳文英的笔名。后来，我又自动寄去了一篇《论修辞》，发表于11月12日，用的署名是周华严。我和《文汇报》的编者郑心永并不认识，他虽然先后发表了我的三篇黑文，却从未和我通过信。1962年《文汇报》第三版开辟《说林》一栏，专载数百字的短文，他忽然来信向我征稿，我一共替他写了11篇黑文，因有索引，所以并不难查，兹将篇名、署名、发表日期列表如下：
另外在1962年10月24日，还发表了一篇较长的黑文《蒲松龄的聊斋俚曲集》，是为推荐《蒲松龄集》写的，也是一棵美化封建僵尸的毒草。
在1961—1962年内，我还用萧剑周的笔名在《羊城晚报》副刊《晚会》上放毒，所写的都是宣扬封、资的黑货，也都是投稿被采用的，不知道编者是谁。他们发表后寄来剪报，我未保留，所以究竟发表了多少篇，以及具体篇名、发表日期都记不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曾在资料室查《羊城晚报》，预备开张清单交前工作组（按：指市委宣传部派来的工作组），以便查考批判，但在查报时，工作组通知资料室，不许我查，所以并未查全，这张单子在抄家时被抄走，现在只记得有如下的几篇：1.《谈??江湖奇侠传??》，2.《陈梦雷的冤案》，3.《??中山狼??杂剧的幕后》，4.《蒲松龄与聊斋》，5.《最初的画报》，6.《邵飘萍与林白水之死》，7.《林译小说的辩证》，8.《左翼作家与影评》。好在资料室有《羊城晚报》可以查，凡是1961—62年内用萧剑周署名的黑文，都是我写的。此外在1962年3月初的该报另一副刊《花地》上，我还发表了一篇解释鲁迅旧诗《秋夜有感》的黑文章，具体篇名也记忆不起来了（按：篇名为《鲁迅??秋夜有感??新探》）。 1962年初，《少年文艺》忽然来信，向我征稿，要我写些历史故事，我在唐人裴铏作的《传奇》里面选了一篇《韦自东》翻成白话寄给他们，发表在二月号上，题名下编者加了“降妖记”三字，其实内容并不切合。不久该刊就派了个名叫刘远东的编辑来和我联系，除了提出稿件内容要求之外，没谈别的什么，也无话可谈。后来该刊因我的文笔带鸳蝴派旧小说气息，不合新文艺体裁，叫他把我写的四篇稿子统统带来，退回给我，见我态度冷淡，从此绝迹不来，以后《少年文艺》上，就没有我写的黑文了。
1963年，我又用柳文英的笔名给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写了两篇无聊的封建考据文章：《西施的下落问题》和《锦瑟诗辨》（按：是《锦瑟诗发微》）。该报远在海外，我从未想到为他们写稿，因刘拜山（时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总编辑，系原上海市委书记刘述周的兄长）、富寿荪（时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后为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约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在该刊上搞《唐人绝句选讲》，常有报纸和稿费寄来，我见了眼红，也想捞点稿费，就自动寄了稿子去，很快就被采用了。编者陈凡来了两封信，第二封信上竟说“此地有人说你的真名是周楞伽”，我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又觉得香港是个国际关系复杂的地方，既然已经有人知道，还是不写为妙，就不再寄稿去了。他给我的两封信和报纸都已交前工作组。
此外，我在1961年，还替旧中华上编的大毒草《中华活页文选》注释了两号，一是47号唐人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卢纶的《塞下曲》六首和宋人陆游的词《诉衷情》；一是60号秋瑾诗五首和林觉民的《绝笔书》。同年，又应旧中华书局海外组的要求，翻译了两本唐人传奇和两本聊斋故事，后来有没有出书也不知道。1964年还替大毒草之一的工农通俗文库写了一本《文学家的故事》，后来停止出版，但拿了退稿费50元。
我从古典到旧中华上编，十年来为刘邓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服务，负责编辑加工了不少封建糟粕，自己又在报刊上放毒，先后泡制了三十多篇长短黑文，毒害人民思想健康，罪行非常严重。
至于解放前发表的反动黄色的文艺作品，因为时隔二三十年，具体篇名已难记忆，有的已经辑成小说集出版过的，和替私营出版商编的坏书，以及解放后替人编的和自编自出的投机书，当另作交代，这里仅仅交代我在解放后所写的黑文。
（选自《芳草地》2012年第2期，本刊略有删改。）
（实习编辑 朱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