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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抓住行业风口是成为富豪的“天时”，创业所在区域的软环境则是“地利”。良好的政策环境、领先的经济基础、优渥的产业土壤、先进的商业理念环境等，都是诞生富人和让其长留的重要原因。反过来，富豪的企业同样对城市的产业规划和发展方向起到了积极作用。
“杭州佬”与“深圳客”：轮值首富的城市身份
如果认真研究富豪与城市的关系，正在轮流当中国首富的“二马”，还真有着不同的身份。
马云出生、念书、工作和家人朋友都在杭州，到现在还是杭州户口，是典型的“杭州佬”。每当说起杭州，都是“谁不说俺家乡好”的理直气壮。马化腾13岁跟随父母移居深圳，此后也在深圳读书成长工作，在家门口亲眼看到国贸大厦创造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但说起这座城市，口气却有点客气：“我很庆幸自己在深圳创业。”
无需质疑的是，马云、阿里和杭州，马化腾、腾讯和深圳，都为我们提供了企业、企业家与城市相互作用的样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我国当前的创新创业模式主要有三个典型的代表，以杭州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创业模式、以深圳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创业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创新型创业模式。很显然，在前两者的形成过程中，马云的阿里和马化腾的腾讯都有积极推动作用。
阿里与杭州，是一家企业与一个城市共同成长的故事。在创立阿里之前，马云曾经在北京和上海尝试过创业。但当时的北京更追捧国有企业；上海则青睐跨国公司；马云才发现，家乡杭州喜欢创业精神，尊重白手起家的人。这里有优秀的人才，有良好的环境，更有为未来拼搏的文化。
阿里总部落户杭州17年，也逐步改造杭州这座城市的气质，以至于杭州被称为“电子商务之都”。而在阿里上市前后，一大批“阿里系”的员工在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之后，纷纷辞职创业做起了互联网。资本市场上，红杉资本、B12粒子基金、天使湾等投资机构正在推动杭州互联网创业。那些在杭的创业者们，都有一个和马云一样的梦想，希望立足杭州，通过互联网这张大网，将自己与整个世界连接起来。
马化腾眼中的深圳创新、务实且包容。在这里，你可以花费不到半天时间，将一个智能硬件的模组全部找齐，是初创团队的理想环境。过去五年，腾讯正在被逐步改造成一个真正互联的生态，这跟深圳敢闯、务实、开放的城市精神，特有的地理位置以及创投资源都有相关之处。
城市与富豪，谁成就谁？
如果说抓住行业风口是成为富豪的“天时”，创业所在区域的软环境则是“地利”。相关调查显示，自2000年后，胡润百富榜共“诞生”了11位中国首富（个人或家族），如果算上马云，12位中国首富的籍贯地最多的省份是浙江（丁磊、宗庆后、马云）、广东（黄光裕、张茵、杨惠妍）；创业地最多的省份是广东（丁磊、张茵、杨惠妍、王传福），浙江居第二（宗庆后、马云）；籍贯地与创业地交集最多的省份则是浙江（宗庆后、马云）与广东（张茵、杨惠妍）。
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外加成渝地区，几乎囊括了所有常青树，形成了明显的富人集聚效应。长三角则是中国造富能力最强的区域。从单个城市来看，北京、上海一骑绝尘，紧随其后是杭州、广州和深圳。东部地区良好的政策环境、领先的经济基础、优渥的产业土壤、先进的商业理念环境等，都是诞生富人和让富人长留的重要原因。
富豪与城市，很显然存在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
以马云和杭州为例，其所在的浙江省一向全民言商、营销为王。在这片躁动不安、活力勃发的大地上，你不难嗅到无处不在的极端功利化商业机会主义的气息：跑码头、走江湖，精于灰色变通的“潜规则”；对短线套利赚快钱始终兴致盎然，而对持久坚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却缺乏足夠的耐心。尤其是当遭遇外部环境异变挤压，群体性的投机主义更是肆意滋长。
也正是如此，城市性格的稳定形成和政府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引导作用也变得尤为重要。马云就曾自认有福气，阿里得到杭州政府和杭州人的支持。阿里上市后的2014年11月，时任浙江省长的李强公开表示，浙江政府要当好园丁，营造更加适宜的气侯，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集聚更多更优的种子，让创业创新的激情竞相迸发。
政商关系的城市演化
1972年，费正清在《中国和美国》一书中不无疑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这个问题，似乎至今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一部中国改革史，就是一部中国政商关系史，一部政府不断探寻权力边界、企业家与权力不断博弈资源配置、切换市场主体的发展史。
作为关注度更高的企业家，富豪们与政府关系更加微妙。
被外界称为“民企不倒翁”的鲁冠球，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是风云人物，至今创业40多年屹立不倒，而当年与他拥有同样知名度的诸多企业家，早已消失在商业大潮中。在中国宏观政策一轮又一轮的洗礼中，鲁冠球练就了超强的政治敏感度。他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必须与政府走得近，但要避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近。与鲁冠球一样，刘永好、刘永行等人也都是在政商关系上拿捏到位的“老司机”了。曾经的湖北省首富兰世立，一手创办的东星航空因资金链问题折翼，他感慨，“民营企业要讲政治，但是不能突破底线，离某些官员要远一点，宁愿少赚点钱，少打交道，其实你不找他，他也不会找你”。
“讲政治”恰是诸多首富在政商关系方面的一致意见。前国内首富王健林拥有18年的军队生涯以及转业后在国企的经历，在处理与政府关系时同样高度敏感。他几乎每天都要拿出一定时间阅读党政报刊，研究政策方针，在企业管理中极其重视党建工作。
2012年9月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在回应美国媒体对他的政商交易调查时谈到：“政商关系其实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你在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他处理政商关系的秘诀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马云的观点虽然更花哨，本质多有相同之处。他认为，和政府要相爱，但不要结婚。“在反腐之前，商人和政府官员走得太近，所以现在会出现《人民的名义》这样的电视剧和小说。但是反腐以后，政商关系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政府怕商人，商人也怕见政府官员，这也不对。”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上深刻阐述了新常态下的新型政商关系。他指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亲”“清”两个字。自此，“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广受关注：“亲”和“清”是一种氛围，也是一种态度，政商之间，不仅要“亲”，还要“亲而有度”，才能让政商关系更和谐，也才能促进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杭州佬”与“深圳客”：轮值首富的城市身份
如果认真研究富豪与城市的关系，正在轮流当中国首富的“二马”，还真有着不同的身份。
马云出生、念书、工作和家人朋友都在杭州，到现在还是杭州户口，是典型的“杭州佬”。每当说起杭州，都是“谁不说俺家乡好”的理直气壮。马化腾13岁跟随父母移居深圳，此后也在深圳读书成长工作，在家门口亲眼看到国贸大厦创造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但说起这座城市，口气却有点客气：“我很庆幸自己在深圳创业。”
无需质疑的是，马云、阿里和杭州，马化腾、腾讯和深圳，都为我们提供了企业、企业家与城市相互作用的样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我国当前的创新创业模式主要有三个典型的代表，以杭州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创业模式、以深圳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创业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创新型创业模式。很显然，在前两者的形成过程中，马云的阿里和马化腾的腾讯都有积极推动作用。
阿里与杭州，是一家企业与一个城市共同成长的故事。在创立阿里之前，马云曾经在北京和上海尝试过创业。但当时的北京更追捧国有企业；上海则青睐跨国公司；马云才发现，家乡杭州喜欢创业精神，尊重白手起家的人。这里有优秀的人才，有良好的环境，更有为未来拼搏的文化。
阿里总部落户杭州17年，也逐步改造杭州这座城市的气质，以至于杭州被称为“电子商务之都”。而在阿里上市前后，一大批“阿里系”的员工在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之后，纷纷辞职创业做起了互联网。资本市场上，红杉资本、B12粒子基金、天使湾等投资机构正在推动杭州互联网创业。那些在杭的创业者们，都有一个和马云一样的梦想，希望立足杭州，通过互联网这张大网，将自己与整个世界连接起来。
马化腾眼中的深圳创新、务实且包容。在这里，你可以花费不到半天时间，将一个智能硬件的模组全部找齐，是初创团队的理想环境。过去五年，腾讯正在被逐步改造成一个真正互联的生态，这跟深圳敢闯、务实、开放的城市精神，特有的地理位置以及创投资源都有相关之处。
城市与富豪，谁成就谁？
如果说抓住行业风口是成为富豪的“天时”，创业所在区域的软环境则是“地利”。相关调查显示，自2000年后，胡润百富榜共“诞生”了11位中国首富（个人或家族），如果算上马云，12位中国首富的籍贯地最多的省份是浙江（丁磊、宗庆后、马云）、广东（黄光裕、张茵、杨惠妍）；创业地最多的省份是广东（丁磊、张茵、杨惠妍、王传福），浙江居第二（宗庆后、马云）；籍贯地与创业地交集最多的省份则是浙江（宗庆后、马云）与广东（张茵、杨惠妍）。
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外加成渝地区，几乎囊括了所有常青树，形成了明显的富人集聚效应。长三角则是中国造富能力最强的区域。从单个城市来看，北京、上海一骑绝尘，紧随其后是杭州、广州和深圳。东部地区良好的政策环境、领先的经济基础、优渥的产业土壤、先进的商业理念环境等，都是诞生富人和让富人长留的重要原因。
富豪与城市，很显然存在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
以马云和杭州为例，其所在的浙江省一向全民言商、营销为王。在这片躁动不安、活力勃发的大地上，你不难嗅到无处不在的极端功利化商业机会主义的气息：跑码头、走江湖，精于灰色变通的“潜规则”；对短线套利赚快钱始终兴致盎然，而对持久坚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却缺乏足夠的耐心。尤其是当遭遇外部环境异变挤压，群体性的投机主义更是肆意滋长。
也正是如此，城市性格的稳定形成和政府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引导作用也变得尤为重要。马云就曾自认有福气，阿里得到杭州政府和杭州人的支持。阿里上市后的2014年11月，时任浙江省长的李强公开表示，浙江政府要当好园丁，营造更加适宜的气侯，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集聚更多更优的种子，让创业创新的激情竞相迸发。
政商关系的城市演化
1972年，费正清在《中国和美国》一书中不无疑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这个问题，似乎至今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一部中国改革史，就是一部中国政商关系史，一部政府不断探寻权力边界、企业家与权力不断博弈资源配置、切换市场主体的发展史。
作为关注度更高的企业家，富豪们与政府关系更加微妙。
被外界称为“民企不倒翁”的鲁冠球，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是风云人物，至今创业40多年屹立不倒，而当年与他拥有同样知名度的诸多企业家，早已消失在商业大潮中。在中国宏观政策一轮又一轮的洗礼中，鲁冠球练就了超强的政治敏感度。他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必须与政府走得近，但要避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近。与鲁冠球一样，刘永好、刘永行等人也都是在政商关系上拿捏到位的“老司机”了。曾经的湖北省首富兰世立，一手创办的东星航空因资金链问题折翼，他感慨，“民营企业要讲政治，但是不能突破底线，离某些官员要远一点，宁愿少赚点钱，少打交道，其实你不找他，他也不会找你”。
“讲政治”恰是诸多首富在政商关系方面的一致意见。前国内首富王健林拥有18年的军队生涯以及转业后在国企的经历，在处理与政府关系时同样高度敏感。他几乎每天都要拿出一定时间阅读党政报刊，研究政策方针，在企业管理中极其重视党建工作。
2012年9月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在回应美国媒体对他的政商交易调查时谈到：“政商关系其实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你在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他处理政商关系的秘诀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马云的观点虽然更花哨，本质多有相同之处。他认为，和政府要相爱，但不要结婚。“在反腐之前，商人和政府官员走得太近，所以现在会出现《人民的名义》这样的电视剧和小说。但是反腐以后，政商关系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政府怕商人，商人也怕见政府官员，这也不对。”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上深刻阐述了新常态下的新型政商关系。他指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亲”“清”两个字。自此，“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广受关注：“亲”和“清”是一种氛围，也是一种态度，政商之间，不仅要“亲”，还要“亲而有度”，才能让政商关系更和谐，也才能促进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