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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扩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后，粤、浙、鄂、川、苏等省开展了更多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一些地方搞得有声有色，但也面临瓶颈，如何保证党代会成为同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核心之处在于重新界定党代会、全委会和常委会之间的权力关系。而这已经超越了地方探索的边界，需要“顶层设计”
在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田心社区的宣传栏里，中共盐田区委书记郭永航以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宣传栏上，公开内容不仅有照片、职务、值班时间，甚至连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也全部对外公布。这种在外人看来的“大胆之举”在深圳盐田已经成为常态，所有党代表、包括每一位区委常委的手机号码都对外公布。
在2011年11月举行的党代表直选中，作为沙头角街道东和社区的党代表候选人，郭永航与其他候选人一样站在了“PK”台上，发表竞选演说，争取选票。
在一些专家看来，基层民主建设的氛围日趋浓厚正是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和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地区的一个显著变化。其突出表现是，党员差额直选党代表，党代表辞职有规范，党代表联系选区有保证，党代表建言献策有渠道，党代表监督党委委员有力度，党代表的身份能够亮出来。
“我们目前思考的很多，但真正操作实施的还不多。”郭永航向《中国新闻周刊》坦承，在他看来，经过数年来各地党代会常任制的摸索后，应该从整体上进行设计、一体化推进，“整个过程既要积极，又要审慎。”
半个世纪曲折探索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中学语文老师鄢秀锦集三个党代表身份于一身。她在2010年当选深圳市党代表，2011年被推选为广东省党代表，2011年底又被票选为盐田区党代表。
“作为区党代表，关注的事情会更细一些；作为市党代表，挂点了两个社区，关注的面要更广一些；作为省党代表，作为调研员的作用可能体现的更明显一些。”鄢秀锦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描述三重代表身份的差别，“我个人感觉，区党代表的身份和群众、基层党代表联系的更密切一些。”
鄢秀锦感受到的身份差异和变化，正是盐田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后产生的变化。广东省先后在2003、2011年启动了第一、二批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佛山市顺德区和深圳市盐田区都成为第二批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区县。
很长一段时间来，党代表大会一般是五年开一次，与人大每年有一次年会、人大代表有发挥职责的多种渠道不同，党代表的“生命”被人戏称为只有几天。党代表只是开会时“吃一顿饭、举一次手、画一次圈”，五年一次的会一开完，就很难感觉到党代表的存在了。
不过，回顾中共党代会的历史，党代会常任制并非一个新课题。中共从“一大”到“六大”时候的《党章》一直坚持年会制。“六大”后因战争原因没有再坚持。
一些专家考证认为，比年会制更健全的党代会常任制的构想实际上是“八大”讨论修改党章期间毛泽东提出的，之后邓小平在报告中代表中央明确提出，要进行“一项根本的改革”，把党的中央、省、县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使之“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
不过，从1959年起，由于各种原因，党代会常任制进程中断达30年，直至十三大以后才重拾这一议题。
1988年起，经中组部同意，浙、黑、晋、冀、湘五省共12个县（市、区），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但是，到十六大以前，除浙江的绍兴市、瑞安市、台州市椒江区和山西的晋中市榆次区、和顺县等5个市县区还在试点外，其他7个市县已停止试点，原因则多与各地“孤军奋战”、缺乏相关部门明确指示有关。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扩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后，粤、浙、鄂、川、苏等省开展了更多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据说在十六大会议期间，曾有党代表在讨论修改报告时提出，经过十多年的试点，全国推行党代会常任制的条件已经成熟，不必继续试点。但更稳妥的意见则认为，党代会年会制实践的经验还不尽成熟。
2007年，十七大提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从“试点”到“试行”，党代会常任制探索的空间进一步扩大。
党代表公推直选
自2011年被确定为广东省第二批党代会常任制改革试点区县之后，除了党代表工作室建设，在深圳首次实现区党代表100%公推直选成为此番盐田区的最大探索。
从2005年开始调任盐田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余功建，已经连续操办了2006年和2011年两次区党代表的换届选举。“当时深圳市提出，党代表的20%进行公推直选，但我们盐田区自己提出要100%实行直选。”
海山街道梧桐社区综合党委书记兼工作站站长吴伟霞就是通过直选，在最后票选环节，和上一任工作站站长“PK”获胜，从而当选了区党代表。她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盛况”，“要在全体120多名党员中发表竞选演说，每个候选人还要把服务理念做成‘招牌’，在会场展示出来。”
此外，按照当时的规定，党代表候选人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走访党员和家庭，进行“拉票”。吴伟霞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仅以一票的优势超越了上一任站长，她将当选的原因归结为“上一任站长已经调任街道，离开了半年多，可能与本社区居民产生了一定距离”。
对于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梧桐社区党代表工作室主任杨婉琪来说，这种直选经历也不陌生，她也曾经和吴伟霞站在社区综合党委副书记的PK台上，“从社区综合党委委员到副书记、书记，全都由直选产生，可以说是‘PK’全覆盖。”
“我们公推直选区党代表，为什么敢这样做，也是因为在此之前，社区综合党委和各级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副书记就是这样选出来的。”盐田区委组织部的廖斯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盐田区于2011年底举行的此次党代表选举工作历时一个月，全区6167名党员和478个基层党组织参与，并全部以“公推直选”的方式选举产生区党代表170名。
在此次直选党代表的过程中，另一个突破以往的大胆设计是，从区委书记、区长到一线党员，所有参选党员无论职务高低，都以普通党员身份进行报名推荐，平等接受党员的挑选。
大会最终由党员无记名投票，直接差额选举，计票结果当场公布。
“这种形式很好，就是应该这样，给每个人带来很大触动，要敞开胸怀、面对群众，在演讲的时候要非常谦恭。”郭永航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自己参与竞选时的感受。不过，他也坦言，由于现在的直选还是初次尝试，里面也有一些组织意图的安排，“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形式是一个极大的跨越，也是未来的方向。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郭永航表示，经过几次摸索逐渐成熟以后，可以探索在更多环节上逐步放开一些，比如现场提问的时候，问题不要再设计、敞开问，且不能回避等。
对这种改革可能产生的风险，如组织确定的候选人没有通过票选环节，怎么评估？在余功建看来，并没有太大风险，一则可以通过“圈选”，有民主，也还是有集中；二则要相信广大党员的觉悟，“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要低估领导，也不要低估普通党员群众”。
而对盐田区“一把手”郭永航来说，盐田区的公推直选，原本的方案是希望走得更为彻底。郭永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党内规定，首先是党员大会选举代表，代表选举委员会，委员会再来选举常委，选出书记、副书记，“我们原先的方案是，首先党代表实现直选，然后委员会实现直选，同时常委、真正的领导班子也实现直选，都通过代表大会产生。”
不过，这种“大胆”的方案并没有实施。“如果这么做，就突破了中央的一些制度设计，步子就迈得过大，影响面也过大。但我个人认为，最终肯定要往这个方向走。”郭永航如此说。
在此轮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中，除了党代表直选，另一个与党代表产生有关的探索则是在顺德大良街道文秀社区进行党代表任期交替制。
“原来基层党代表的任期是三年，到了改选的时候理论上全都要换。在问题复杂的居村，‘大换血’容易引起不稳定的因素，我们就考虑借鉴了国外选举的方法。”大良街道组织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曾景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的设计方案参考了美国众议院的选举办法，美国众议员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一次，“我们参考这个设计，文秀社区有120名党代表，40名是一年任期，40名是两年任期，40名是三年任期。明年选举的时候，一年期的换出来之后，选40名三年期的排在后面，这样每年改选的时候就自然交替了。”
对于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在顺德区委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丁加钢看来，与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后保证党代表队伍的素质和稳定性有关，“以前党代表开个会，举个手就完了，跟几年任期或者有没有交替制没有关系，因为他开完会就走了。但现在党代会常任制之后，要党代表正常发挥作用，就要保证党代表的素质和稳定性。”丁加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实行交替制之后，可以实现党代表的“以老带新”。
遭遇“顶层设计”瓶颈
对于余功建和盐田区委组织部来说，当前党代会常任制探索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顶层设计”，“整个工作不在于我们能走多远，而在于你让我走多远。”余功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看来，从党建来看，党代会常任制是个战略问题而非简单的战术问题，怎么重视、怎么加强都不为过，“从制度突破和建设层面来看，有很多事情可做，天地很大。”
“目前全国各地走走停停，基本走不出去，制度框架内的办法基本已经穷尽了。”余功建希望在常任制改革方面更多先行先试的探索权能赋予盐田。
一项即将于今年年底党代会第一次年会上进行的探索是，开展党代会现场述职测评工作。按照盐田区的设想，在以后在每年的党代会上，不仅要“议事”，也要“议人”，即不仅由区委、区纪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每一位区委常委都要向大会作口头述职。
“以后每一位常委都要向全体党员代表述职，而不是‘作报告’，从态度上就应该恭恭敬敬，而不能高高在上。”郭永航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盐田区当前的党代会述职制度设计跟以往相比，是“往门外迈了半步”，“按道理，常委会是全委会选举的，常委会按年度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就可以了。但现在既然实行了常任制，党代会的年会每年都召开，就不如一体化运作，让常委会直接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常委个人的述职也是如此。”
在郭永航看来，这是为了解决领导干部一票选完以后，五年都高枕无忧的问题。“将来不是这样，年度不仅要述职，还要接受大家评议的。而且很有可能引入一些量化考核，对党委的工作有实质性的检验。”郭永航表示，通过这一举措，同时也向群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党的工作不是虚无缥缈、深不可测的，没有那么多神秘感，“今后要把党委工作逐步透明化。”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试点地区也都面临着一些类似瓶颈，虽跃跃欲试，但在党内民主建设和监督方面终究未能更进一步，如回避了党代表的罢免权等。而盐田区也在积极探索建立党代表提请罢免不称职干部的机制，以弥补自上而下监督制约方式的不足。按照设想，由8名以上党代表联名提出有事实依据的罢免干部的要求后，区委根据相关干部管理权限进行立案调查，经调查属实的，由区委常委会按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研究处理。
而在一系列制度层面的“摸着石头过河”之外，另一个更为核心的目标需要从理念到制度和实践层面加以清晰化，即如何使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而其中的核心之处在于重新界定党代会、全委会和常委会之间的权力关系。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曾分析说，“1988年的试点搞了10多年，成效不大，就是因为在涉及科学分解党委权力，改革‘议行合一’领导体制，改变现行党内权力运行机制方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党员最重要的权利也无从体现和行使，试点缺乏动力源，改革自然会停滞不前或自行中止。”
李永忠的观点是，要巩固执政党长期执政地位，防止“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现象的出现，必须在党委内部“强调必要的分权”，使党代会成为同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
对于深圳盐田来说，类似的理念摸索也在进行。目前已从制度上明确党代会是全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而在更长的时间里，需要摸索的是通过合理定位职能、完善内容、规范程序，来强化党代会年会的决策监督职能。
“这是一个一体化设计。顶层设计完成后，要通过很多路径来实现它，但不能随意探索。”郭永航认为，虽然此前各地在某些方面有一些突破，但盐田区的思路是做整体设计、一体化推进，而不是在某一方面做探索、其他则流于一般，“整个过程既要积极，又要审慎，又要科学，还要实事求是。在制度设计上既不能流于形式化，又不能过于自由化。”
在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田心社区的宣传栏里，中共盐田区委书记郭永航以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宣传栏上，公开内容不仅有照片、职务、值班时间，甚至连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也全部对外公布。这种在外人看来的“大胆之举”在深圳盐田已经成为常态，所有党代表、包括每一位区委常委的手机号码都对外公布。
在2011年11月举行的党代表直选中，作为沙头角街道东和社区的党代表候选人，郭永航与其他候选人一样站在了“PK”台上，发表竞选演说，争取选票。
在一些专家看来，基层民主建设的氛围日趋浓厚正是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和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地区的一个显著变化。其突出表现是，党员差额直选党代表，党代表辞职有规范，党代表联系选区有保证，党代表建言献策有渠道，党代表监督党委委员有力度，党代表的身份能够亮出来。
“我们目前思考的很多，但真正操作实施的还不多。”郭永航向《中国新闻周刊》坦承，在他看来，经过数年来各地党代会常任制的摸索后，应该从整体上进行设计、一体化推进，“整个过程既要积极，又要审慎。”
半个世纪曲折探索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中学语文老师鄢秀锦集三个党代表身份于一身。她在2010年当选深圳市党代表，2011年被推选为广东省党代表，2011年底又被票选为盐田区党代表。
“作为区党代表，关注的事情会更细一些；作为市党代表，挂点了两个社区，关注的面要更广一些；作为省党代表，作为调研员的作用可能体现的更明显一些。”鄢秀锦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描述三重代表身份的差别，“我个人感觉，区党代表的身份和群众、基层党代表联系的更密切一些。”
鄢秀锦感受到的身份差异和变化，正是盐田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后产生的变化。广东省先后在2003、2011年启动了第一、二批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佛山市顺德区和深圳市盐田区都成为第二批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区县。
很长一段时间来，党代表大会一般是五年开一次，与人大每年有一次年会、人大代表有发挥职责的多种渠道不同，党代表的“生命”被人戏称为只有几天。党代表只是开会时“吃一顿饭、举一次手、画一次圈”，五年一次的会一开完，就很难感觉到党代表的存在了。
不过，回顾中共党代会的历史，党代会常任制并非一个新课题。中共从“一大”到“六大”时候的《党章》一直坚持年会制。“六大”后因战争原因没有再坚持。
一些专家考证认为，比年会制更健全的党代会常任制的构想实际上是“八大”讨论修改党章期间毛泽东提出的，之后邓小平在报告中代表中央明确提出，要进行“一项根本的改革”，把党的中央、省、县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使之“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
不过，从1959年起，由于各种原因，党代会常任制进程中断达30年，直至十三大以后才重拾这一议题。
1988年起，经中组部同意，浙、黑、晋、冀、湘五省共12个县（市、区），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但是，到十六大以前，除浙江的绍兴市、瑞安市、台州市椒江区和山西的晋中市榆次区、和顺县等5个市县区还在试点外，其他7个市县已停止试点，原因则多与各地“孤军奋战”、缺乏相关部门明确指示有关。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扩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后，粤、浙、鄂、川、苏等省开展了更多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据说在十六大会议期间，曾有党代表在讨论修改报告时提出，经过十多年的试点，全国推行党代会常任制的条件已经成熟，不必继续试点。但更稳妥的意见则认为，党代会年会制实践的经验还不尽成熟。
2007年，十七大提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从“试点”到“试行”，党代会常任制探索的空间进一步扩大。
党代表公推直选
自2011年被确定为广东省第二批党代会常任制改革试点区县之后，除了党代表工作室建设，在深圳首次实现区党代表100%公推直选成为此番盐田区的最大探索。
从2005年开始调任盐田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余功建，已经连续操办了2006年和2011年两次区党代表的换届选举。“当时深圳市提出，党代表的20%进行公推直选，但我们盐田区自己提出要100%实行直选。”
海山街道梧桐社区综合党委书记兼工作站站长吴伟霞就是通过直选，在最后票选环节，和上一任工作站站长“PK”获胜，从而当选了区党代表。她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盛况”，“要在全体120多名党员中发表竞选演说，每个候选人还要把服务理念做成‘招牌’，在会场展示出来。”
此外，按照当时的规定，党代表候选人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走访党员和家庭，进行“拉票”。吴伟霞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仅以一票的优势超越了上一任站长，她将当选的原因归结为“上一任站长已经调任街道，离开了半年多，可能与本社区居民产生了一定距离”。
对于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梧桐社区党代表工作室主任杨婉琪来说，这种直选经历也不陌生，她也曾经和吴伟霞站在社区综合党委副书记的PK台上，“从社区综合党委委员到副书记、书记，全都由直选产生，可以说是‘PK’全覆盖。”
“我们公推直选区党代表，为什么敢这样做，也是因为在此之前，社区综合党委和各级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副书记就是这样选出来的。”盐田区委组织部的廖斯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盐田区于2011年底举行的此次党代表选举工作历时一个月，全区6167名党员和478个基层党组织参与，并全部以“公推直选”的方式选举产生区党代表170名。
在此次直选党代表的过程中，另一个突破以往的大胆设计是，从区委书记、区长到一线党员，所有参选党员无论职务高低，都以普通党员身份进行报名推荐，平等接受党员的挑选。
大会最终由党员无记名投票，直接差额选举，计票结果当场公布。
“这种形式很好，就是应该这样，给每个人带来很大触动，要敞开胸怀、面对群众，在演讲的时候要非常谦恭。”郭永航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自己参与竞选时的感受。不过，他也坦言，由于现在的直选还是初次尝试，里面也有一些组织意图的安排，“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形式是一个极大的跨越，也是未来的方向。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郭永航表示，经过几次摸索逐渐成熟以后，可以探索在更多环节上逐步放开一些，比如现场提问的时候，问题不要再设计、敞开问，且不能回避等。
对这种改革可能产生的风险，如组织确定的候选人没有通过票选环节，怎么评估？在余功建看来，并没有太大风险，一则可以通过“圈选”，有民主，也还是有集中；二则要相信广大党员的觉悟，“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要低估领导，也不要低估普通党员群众”。
而对盐田区“一把手”郭永航来说，盐田区的公推直选，原本的方案是希望走得更为彻底。郭永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党内规定，首先是党员大会选举代表，代表选举委员会，委员会再来选举常委，选出书记、副书记，“我们原先的方案是，首先党代表实现直选，然后委员会实现直选，同时常委、真正的领导班子也实现直选，都通过代表大会产生。”
不过，这种“大胆”的方案并没有实施。“如果这么做，就突破了中央的一些制度设计，步子就迈得过大，影响面也过大。但我个人认为，最终肯定要往这个方向走。”郭永航如此说。
在此轮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中，除了党代表直选，另一个与党代表产生有关的探索则是在顺德大良街道文秀社区进行党代表任期交替制。
“原来基层党代表的任期是三年，到了改选的时候理论上全都要换。在问题复杂的居村，‘大换血’容易引起不稳定的因素，我们就考虑借鉴了国外选举的方法。”大良街道组织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曾景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的设计方案参考了美国众议院的选举办法，美国众议员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一次，“我们参考这个设计，文秀社区有120名党代表，40名是一年任期，40名是两年任期，40名是三年任期。明年选举的时候，一年期的换出来之后，选40名三年期的排在后面，这样每年改选的时候就自然交替了。”
对于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在顺德区委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丁加钢看来，与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后保证党代表队伍的素质和稳定性有关，“以前党代表开个会，举个手就完了，跟几年任期或者有没有交替制没有关系，因为他开完会就走了。但现在党代会常任制之后，要党代表正常发挥作用，就要保证党代表的素质和稳定性。”丁加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实行交替制之后，可以实现党代表的“以老带新”。
遭遇“顶层设计”瓶颈
对于余功建和盐田区委组织部来说，当前党代会常任制探索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顶层设计”，“整个工作不在于我们能走多远，而在于你让我走多远。”余功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看来，从党建来看，党代会常任制是个战略问题而非简单的战术问题，怎么重视、怎么加强都不为过，“从制度突破和建设层面来看，有很多事情可做，天地很大。”
“目前全国各地走走停停，基本走不出去，制度框架内的办法基本已经穷尽了。”余功建希望在常任制改革方面更多先行先试的探索权能赋予盐田。
一项即将于今年年底党代会第一次年会上进行的探索是，开展党代会现场述职测评工作。按照盐田区的设想，在以后在每年的党代会上，不仅要“议事”，也要“议人”，即不仅由区委、区纪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每一位区委常委都要向大会作口头述职。
“以后每一位常委都要向全体党员代表述职，而不是‘作报告’，从态度上就应该恭恭敬敬，而不能高高在上。”郭永航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盐田区当前的党代会述职制度设计跟以往相比，是“往门外迈了半步”，“按道理，常委会是全委会选举的，常委会按年度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就可以了。但现在既然实行了常任制，党代会的年会每年都召开，就不如一体化运作，让常委会直接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常委个人的述职也是如此。”
在郭永航看来，这是为了解决领导干部一票选完以后，五年都高枕无忧的问题。“将来不是这样，年度不仅要述职，还要接受大家评议的。而且很有可能引入一些量化考核，对党委的工作有实质性的检验。”郭永航表示，通过这一举措，同时也向群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党的工作不是虚无缥缈、深不可测的，没有那么多神秘感，“今后要把党委工作逐步透明化。”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试点地区也都面临着一些类似瓶颈，虽跃跃欲试，但在党内民主建设和监督方面终究未能更进一步，如回避了党代表的罢免权等。而盐田区也在积极探索建立党代表提请罢免不称职干部的机制，以弥补自上而下监督制约方式的不足。按照设想，由8名以上党代表联名提出有事实依据的罢免干部的要求后，区委根据相关干部管理权限进行立案调查，经调查属实的，由区委常委会按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研究处理。
而在一系列制度层面的“摸着石头过河”之外，另一个更为核心的目标需要从理念到制度和实践层面加以清晰化，即如何使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而其中的核心之处在于重新界定党代会、全委会和常委会之间的权力关系。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曾分析说，“1988年的试点搞了10多年，成效不大，就是因为在涉及科学分解党委权力，改革‘议行合一’领导体制，改变现行党内权力运行机制方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党员最重要的权利也无从体现和行使，试点缺乏动力源，改革自然会停滞不前或自行中止。”
李永忠的观点是，要巩固执政党长期执政地位，防止“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现象的出现，必须在党委内部“强调必要的分权”，使党代会成为同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
对于深圳盐田来说，类似的理念摸索也在进行。目前已从制度上明确党代会是全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而在更长的时间里，需要摸索的是通过合理定位职能、完善内容、规范程序，来强化党代会年会的决策监督职能。
“这是一个一体化设计。顶层设计完成后，要通过很多路径来实现它，但不能随意探索。”郭永航认为，虽然此前各地在某些方面有一些突破，但盐田区的思路是做整体设计、一体化推进，而不是在某一方面做探索、其他则流于一般，“整个过程既要积极，又要审慎，又要科学，还要实事求是。在制度设计上既不能流于形式化，又不能过于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