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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必须偿还的文债。
人过七十五岁，是不知明天醒来是否还清健的，所以必须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该做的事情必须抓紧去完成。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我所知道的王元化，因为我欠了元化先生与张可老师一篇纪念文字。
一
有多少人写过纪念王元化先生的文章，大概难以计数了。元化先生自己的著作，大概在他生前就已被出罄了，包括他的《日记》《谈话录》……这是很罕见的，他在生前就被人七手八脚地推到了圣人的祭台上，这与其说是他的愿望，还不如说制造这些文字的人希望以圣徒自居。
我之认识元化先生，是通过王小安兄的关系。小安兄是王金发的孙子，他认定王金发是冤死的，他决心翻这历史旧案。当时我在社科院历史所工作，他三番五次来找我帮忙，带了一捆家谱与有关资料，跟我上天下地穷聊，不坐上三五个钟头是不会走的。即使不给他续茶，他也会自己倒水，直喝到茶清如水。小安兄在街道工厂工作，单纯又没多少文化，性格爽直，什么人都敢骂，连江青也敢骂，他什么人家都敢闯，像走亲戚一样随便。
为了给王金发翻案，他去找剧作家杨材彬和王元美，动员他们在《清宫秘史》基础上写《绿林好汉王金发》，说得他们动了心，还真写了个本子，好像还拍摄了，还把我列为“顾问”。王元美是元化先生姐姐，由此我们又认识了元化先生。小安兄也总是隔三岔五地去元化先生家，也是上天下地乱扯。元化先生虽是忙人，但他毫不厌恶这个没有城府的年轻人。因为小安兄单纯、豪爽、富有正义感，元化先生倒也轻松面对，有时也会说说笑笑，毫无戒备。
我与元化先生聊的则都是文化话题，他知道我是太炎先生嫡孙，便爱屋及乌，与我谈太炎精神，谈鲁迅，谈《文心雕龙》、《五朝学》、新唯识宗、新儒家……话题深入而广泛，愉快而轻松，完全将我视为晚辈。张可老师也对我怀有一种特别好感，常常加入我們聊天。她笑眯眯地坐在我对面，慈祥地对视着我，如同蒙娜丽莎，不时含糊不清地插上几句话，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温情气息……下午她会端出点心，临到吃饭，他们会盛情留饭。他们也邀请我们夫妇去他家吃饭，精致的餐饮，美味的罗宋汤，让人难忘。他们请汪道涵市长吃饭，也让我作陪。
元化先生在张可老师面前，常常会大谈其旧事。元化先生的父亲叫王芳荃，湖北江陵人，早年在码头当工人。元化先生母亲桂月华，她的外祖父叫桂美鹏，是中国最早接受基督教的传教士。元化先生父母是自由恋爱，家庭开明，反送元化父亲去深造去留学，后在清华大学执教。元化先生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清华园给他留下了磨不去的印象，从小受基督教洗礼，笃信宗教，培养了他的善恶观。解放后，毛泽东主席接见过他，但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出于对领袖的虔诚而顶礼膜拜，其他人则蜂拥而上。元化先生认为在神的面前，应该是人人平等的。
元化先生与张可老师也是自由恋爱，张可老师出身富裕家庭，十八岁就翻译出版了奥尼尔的剧作《早餐之前》，并在同名话剧中担任了女主角。十九岁就参加了救亡运动。解放后她却主动放弃了登记革命经历，在音乐学院担任普通教师。她用她的美丽与善良维持他们的家庭，给了元化先生身心的庇护，给了他精致的生活，得体的穿着，始终保持了高贵的贵族气质，而他们从事的事业却是为平民的。
我申报副研究员职称时，元化先生担任了我的推荐人，郑重详尽地写了评语，说我是够格的。我常请他题字，他从无拒绝，如社科院院名、社科院成果展……他办《新启蒙》杂志，甚至请我去担任香港“发行人”。他办《学术集林》杂志，要我提供一篇重量级文章，于是我公开了先祖父《遗嘱》，写了遗嘱的相关背景，成了《学术集林》的第一期第一篇，为此他高兴极了……彼此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
二
我与元化先生建立起上下级的工作关系，是在1980年代末，台湾开放“探亲”之后。两岸关系建立之初，上海成立了“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简称“促进会”）。这是大陆成立最早的交流团体之一，主导此事的是“社联”主席李储文与秘书长乔林。乔林是陈至立的爱人，她刚刚接替了元化先生的宣传部长工作。元化先生退下来后没有去担任作协、文联的领导职务，却愿担任“促进会”的会长，我不知怎么被安排去当秘书长。当时我仅仅是社科院一名普通研究人员，一个普通的市政协委员，在这以前，我连个小组组长也没有担任过，于是跟这些货真价实的领导打起了交道。
对“促进会”和文化交流，元化先生是认真的。他重视统一大业，重视团结上海文化精英，他与乔林先生首先搭起了一个庞大的组织架构，网罗了上海当时所有大佬与精英。名誉会长是巴金；副会长有马达、夏禹龙、姜义华、郭炤烈、张瑞芳、冯英子、邓伟志等；顾问有汪道涵、李储文、李子云、方行、王辛笛、明晹、柯灵、胡道静、施蛰存、徐铸成、张树年、冯契、贺绿汀、陈从周、谢稚柳、谭其骧、顾廷龙等；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张仲礼，副主任有尹继佐、朱维铮、李华兴、马承源、唐振常、徐中玉、程十发、谢晋、钱伯城等；常务理事与学术委员有丁水木、丁夙麟、李小林、李智平、周锦熙、王根发、许四海、吴寄南、马博敏、施炎平、施宣圆、孙颙、陈超南、杨小佛、骆兆添、魏同贤、王战、王沪宁、李良英、周建明、袁恩桢、俞丽拿、许纪霖、葛剑雄、陈思和、陈伟怒、萧功秦、谢遐龄、顾晓明等等。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经历了“文革”，他重视了哪些人，这些人也确实在以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逢有活动、接待、研讨……元化先生与乔林总会反反复复研究请谁参加，排兵布阵，一丝不苟。有重要活动，他总会亲自参加。
我从“促进会”工作中学到了许多，见识了许多。我作为秘书长，要协调各方关系，要了解领导意图，要懂得许多潜规则，但我在这方面是一窍不通的，既不适应也不称职，原有的私密关系，一旦变成工作关系或上下级关系，夹在复杂的高层人际关系中，让我不知所措了。何况元化先生是一个极其有性格的人。
三
元化先生从小沐浴在“清华园”的雨露中，意气风发，积极向上，十七八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北京“一二·九”学运。追求光明、向往真理成了他不二的追求，是党内有知识、追求理想的文化人。他从事地下工作，办进步刊物、教书、写文章、鼓吹革命，在文化界从事统战工作，与知识界有广泛接触，受到传统文化深刻影响，钻研过《文心雕龙》、《韩非子》、龚自珍、黑格尔、莎士比亚……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有“文化托命人”的使命，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党内敢于“思辨发微”的人。 解放前夕，他就娶得娇妻张可。第二年解放了，他那么年轻就迎来了胜利，当上了领导，真让他得志满怀，恃才而傲，狂了起来，对此他自己也不否认。真可谓春风得意，陶醉其中。但好景不长，他因“胡风反党集团案”，遭到株连，也被捕了，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深渊，单独关在一个屋子里，一关两年多。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精神失常了。而关押他的屋子竟是“促进会”一个主要工作员章小东的家，章小东父亲也是元化先生的故旧靳以先生，命运是如此不可思议。释放后旧案又被重提，灾难再次降临，他被送到农场改造，他又疯了，歇斯底里地在田垄上猛砸所见的一切东西……虽然两次失常都被张可老师调养好了，但他心灵深处受到的伤害是很难痊愈的。
这一切让他性格发生了变化，变得敏感多疑，经常疑神疑鬼，懷疑某某某某人在算计他。他变得容易发怒，往往一怒不可竭止。他变得爱道听途说，爱听背后议论，也爱议论他人。他爱听恭维，他太需要听众，太爱讲话了，而他的偏听偏信，让他对有些人造成偏见，造成许多误解。他憎恨“文革”，看不起“新贵”，肆言无忌。他的家中往往高朋满座，相互讲来讲去，卷入许多无谓的纠纷。
这一切让我不得不与他敬而远之了。
四
“文革”后，在思想大解放的大潮中，他俨然是一座明灯，人有“北李南王”之说。“北李”是指李慎之。他说：“中国人必须从自卑与自大之间失去平衡的阿Q，转变成能自尊自律的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南王”是指王元化，他引用胡适的话说：“今天的知识分子，应不降志，不辱身，不追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他率先批判“左倾”思潮，反思“文革”，反思历史上的激进主义，从“五四”的激进主义到鲁迅的激进主义，为遭迫害的文化精英翻案。他敢于为《顾准文集》作序。他探索什么是公意，什么不是公意，什么是异化，什么是精神污染，提倡解放思想，宣扬公民启蒙，他不同意事物都是沿着某种规律而发展……他涉足的几乎都是最有政治争议的话题。他写的《反思录》，对一生经历作了三次沉痛反思，这样勇敢而涉及广泛的反思，在近人中是很少见了。我们姑且不论他的反思与启蒙是否正确，但他实实在在影响了一代人，今天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他一生都在思考，他够得上称为深思博学的人。在改变中国的历史中，在让中国人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上，王元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元化先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但决不是完人，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又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一次，他去参观一个展览会，有些人见到他，纷纷要他签名，于是他坐下来，一一为大家签名。他先一字一句地写下长长的展览会名称，然后签上自己名字，再一丝不苟地写上日期……我望着他乐此不疲签名的身影，不知该为他高兴，还是为他悲哀！
人过七十五岁，是不知明天醒来是否还清健的，所以必须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该做的事情必须抓紧去完成。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我所知道的王元化，因为我欠了元化先生与张可老师一篇纪念文字。
一
有多少人写过纪念王元化先生的文章，大概难以计数了。元化先生自己的著作，大概在他生前就已被出罄了，包括他的《日记》《谈话录》……这是很罕见的，他在生前就被人七手八脚地推到了圣人的祭台上，这与其说是他的愿望，还不如说制造这些文字的人希望以圣徒自居。
我之认识元化先生，是通过王小安兄的关系。小安兄是王金发的孙子，他认定王金发是冤死的，他决心翻这历史旧案。当时我在社科院历史所工作，他三番五次来找我帮忙，带了一捆家谱与有关资料，跟我上天下地穷聊，不坐上三五个钟头是不会走的。即使不给他续茶，他也会自己倒水，直喝到茶清如水。小安兄在街道工厂工作，单纯又没多少文化，性格爽直，什么人都敢骂，连江青也敢骂，他什么人家都敢闯，像走亲戚一样随便。
为了给王金发翻案，他去找剧作家杨材彬和王元美，动员他们在《清宫秘史》基础上写《绿林好汉王金发》，说得他们动了心，还真写了个本子，好像还拍摄了，还把我列为“顾问”。王元美是元化先生姐姐，由此我们又认识了元化先生。小安兄也总是隔三岔五地去元化先生家，也是上天下地乱扯。元化先生虽是忙人，但他毫不厌恶这个没有城府的年轻人。因为小安兄单纯、豪爽、富有正义感，元化先生倒也轻松面对，有时也会说说笑笑，毫无戒备。
我与元化先生聊的则都是文化话题，他知道我是太炎先生嫡孙，便爱屋及乌，与我谈太炎精神，谈鲁迅，谈《文心雕龙》、《五朝学》、新唯识宗、新儒家……话题深入而广泛，愉快而轻松，完全将我视为晚辈。张可老师也对我怀有一种特别好感，常常加入我們聊天。她笑眯眯地坐在我对面，慈祥地对视着我，如同蒙娜丽莎，不时含糊不清地插上几句话，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温情气息……下午她会端出点心，临到吃饭，他们会盛情留饭。他们也邀请我们夫妇去他家吃饭，精致的餐饮，美味的罗宋汤，让人难忘。他们请汪道涵市长吃饭，也让我作陪。
元化先生在张可老师面前，常常会大谈其旧事。元化先生的父亲叫王芳荃，湖北江陵人，早年在码头当工人。元化先生母亲桂月华，她的外祖父叫桂美鹏，是中国最早接受基督教的传教士。元化先生父母是自由恋爱，家庭开明，反送元化父亲去深造去留学，后在清华大学执教。元化先生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清华园给他留下了磨不去的印象，从小受基督教洗礼，笃信宗教，培养了他的善恶观。解放后，毛泽东主席接见过他，但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出于对领袖的虔诚而顶礼膜拜，其他人则蜂拥而上。元化先生认为在神的面前，应该是人人平等的。
元化先生与张可老师也是自由恋爱，张可老师出身富裕家庭，十八岁就翻译出版了奥尼尔的剧作《早餐之前》，并在同名话剧中担任了女主角。十九岁就参加了救亡运动。解放后她却主动放弃了登记革命经历，在音乐学院担任普通教师。她用她的美丽与善良维持他们的家庭，给了元化先生身心的庇护，给了他精致的生活，得体的穿着，始终保持了高贵的贵族气质，而他们从事的事业却是为平民的。
我申报副研究员职称时，元化先生担任了我的推荐人，郑重详尽地写了评语，说我是够格的。我常请他题字，他从无拒绝，如社科院院名、社科院成果展……他办《新启蒙》杂志，甚至请我去担任香港“发行人”。他办《学术集林》杂志，要我提供一篇重量级文章，于是我公开了先祖父《遗嘱》，写了遗嘱的相关背景，成了《学术集林》的第一期第一篇，为此他高兴极了……彼此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
二
我与元化先生建立起上下级的工作关系，是在1980年代末，台湾开放“探亲”之后。两岸关系建立之初，上海成立了“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简称“促进会”）。这是大陆成立最早的交流团体之一，主导此事的是“社联”主席李储文与秘书长乔林。乔林是陈至立的爱人，她刚刚接替了元化先生的宣传部长工作。元化先生退下来后没有去担任作协、文联的领导职务，却愿担任“促进会”的会长，我不知怎么被安排去当秘书长。当时我仅仅是社科院一名普通研究人员，一个普通的市政协委员，在这以前，我连个小组组长也没有担任过，于是跟这些货真价实的领导打起了交道。
对“促进会”和文化交流，元化先生是认真的。他重视统一大业，重视团结上海文化精英，他与乔林先生首先搭起了一个庞大的组织架构，网罗了上海当时所有大佬与精英。名誉会长是巴金；副会长有马达、夏禹龙、姜义华、郭炤烈、张瑞芳、冯英子、邓伟志等；顾问有汪道涵、李储文、李子云、方行、王辛笛、明晹、柯灵、胡道静、施蛰存、徐铸成、张树年、冯契、贺绿汀、陈从周、谢稚柳、谭其骧、顾廷龙等；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张仲礼，副主任有尹继佐、朱维铮、李华兴、马承源、唐振常、徐中玉、程十发、谢晋、钱伯城等；常务理事与学术委员有丁水木、丁夙麟、李小林、李智平、周锦熙、王根发、许四海、吴寄南、马博敏、施炎平、施宣圆、孙颙、陈超南、杨小佛、骆兆添、魏同贤、王战、王沪宁、李良英、周建明、袁恩桢、俞丽拿、许纪霖、葛剑雄、陈思和、陈伟怒、萧功秦、谢遐龄、顾晓明等等。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经历了“文革”，他重视了哪些人，这些人也确实在以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逢有活动、接待、研讨……元化先生与乔林总会反反复复研究请谁参加，排兵布阵，一丝不苟。有重要活动，他总会亲自参加。
我从“促进会”工作中学到了许多，见识了许多。我作为秘书长，要协调各方关系，要了解领导意图，要懂得许多潜规则，但我在这方面是一窍不通的，既不适应也不称职，原有的私密关系，一旦变成工作关系或上下级关系，夹在复杂的高层人际关系中，让我不知所措了。何况元化先生是一个极其有性格的人。
三
元化先生从小沐浴在“清华园”的雨露中，意气风发，积极向上，十七八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北京“一二·九”学运。追求光明、向往真理成了他不二的追求，是党内有知识、追求理想的文化人。他从事地下工作，办进步刊物、教书、写文章、鼓吹革命，在文化界从事统战工作，与知识界有广泛接触，受到传统文化深刻影响，钻研过《文心雕龙》、《韩非子》、龚自珍、黑格尔、莎士比亚……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有“文化托命人”的使命，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党内敢于“思辨发微”的人。 解放前夕，他就娶得娇妻张可。第二年解放了，他那么年轻就迎来了胜利，当上了领导，真让他得志满怀，恃才而傲，狂了起来，对此他自己也不否认。真可谓春风得意，陶醉其中。但好景不长，他因“胡风反党集团案”，遭到株连，也被捕了，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深渊，单独关在一个屋子里，一关两年多。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精神失常了。而关押他的屋子竟是“促进会”一个主要工作员章小东的家，章小东父亲也是元化先生的故旧靳以先生，命运是如此不可思议。释放后旧案又被重提，灾难再次降临，他被送到农场改造，他又疯了，歇斯底里地在田垄上猛砸所见的一切东西……虽然两次失常都被张可老师调养好了，但他心灵深处受到的伤害是很难痊愈的。
这一切让他性格发生了变化，变得敏感多疑，经常疑神疑鬼，懷疑某某某某人在算计他。他变得容易发怒，往往一怒不可竭止。他变得爱道听途说，爱听背后议论，也爱议论他人。他爱听恭维，他太需要听众，太爱讲话了，而他的偏听偏信，让他对有些人造成偏见，造成许多误解。他憎恨“文革”，看不起“新贵”，肆言无忌。他的家中往往高朋满座，相互讲来讲去，卷入许多无谓的纠纷。
这一切让我不得不与他敬而远之了。
四
“文革”后，在思想大解放的大潮中，他俨然是一座明灯，人有“北李南王”之说。“北李”是指李慎之。他说：“中国人必须从自卑与自大之间失去平衡的阿Q，转变成能自尊自律的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南王”是指王元化，他引用胡适的话说：“今天的知识分子，应不降志，不辱身，不追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他率先批判“左倾”思潮，反思“文革”，反思历史上的激进主义，从“五四”的激进主义到鲁迅的激进主义，为遭迫害的文化精英翻案。他敢于为《顾准文集》作序。他探索什么是公意，什么不是公意，什么是异化，什么是精神污染，提倡解放思想，宣扬公民启蒙，他不同意事物都是沿着某种规律而发展……他涉足的几乎都是最有政治争议的话题。他写的《反思录》，对一生经历作了三次沉痛反思，这样勇敢而涉及广泛的反思，在近人中是很少见了。我们姑且不论他的反思与启蒙是否正确，但他实实在在影响了一代人，今天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他一生都在思考，他够得上称为深思博学的人。在改变中国的历史中，在让中国人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上，王元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元化先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但决不是完人，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又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一次，他去参观一个展览会，有些人见到他，纷纷要他签名，于是他坐下来，一一为大家签名。他先一字一句地写下长长的展览会名称，然后签上自己名字，再一丝不苟地写上日期……我望着他乐此不疲签名的身影，不知该为他高兴，还是为他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