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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的源头无疑是中国。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的医书被日本人深入地学习，为日本的医学播下了种子，其又在之后的日本不断地发展，形成了结合日本国情的汉方医学。到了明治时期，由于西方医学在日本的兴起与日本明治政府的打压，直接导致了中医的失势，汉方医学迅速地衰落下来。究其原因，其根本在于西医的实用性，特别是军医的外科手术，以及和外国人纠纷方面需要的法医都是中医所不能胜任的。为了复兴汉医，日本明治时期的皇汉医师开展了同中国民国时期中医光复运动一样的汉方医学复兴运动，最终却以失败告终。至此，日本的汉方医学无可避免地走上了衰落的命运。
关键词：日本；汉方医学；汉方医学复兴运动；温知社
一、汉方医学的历史以及其主要流派
纵观日本汉方医学的历史以及其发展沿革，可以说，日本汉方医学的传来是与汉字传入日本以及佛教传入日本在几乎同一个时期。换句话说，不仅仅限于汉字与佛教（文学与宗教）方面，日本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形地或是无形地受着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
在汉方医学传入日本之前，如果是谁得病了，那只能靠原始的祈祷或是占卜、驱邪等的迷信手段来祈求康复。
佛教和律令传入日本的时期，可以通过史料得以推定其确切的年份。然而有关医术和医疗文化的出现，由于开始于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民间传播，所以要推定其确切的时间非常困难。到了日本的奈良时代，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往返于中日之间，为日本本土输入了大量的医学书籍与本草学书籍，从而在日本本土种下了传统汉方医学的种子。在之后的平安、镰仓乃至室町时代，中国的汉方医学在日本不断得以发展和融合，逐渐发展出了与日本本土风土以及国情相适应的日本汉方医学体系。自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年）起，至江户时代（1603-1868年）末期的近三百年间，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医药学为基础，结合日本国情，参以日本一家的学术观点和治疗经验的日本传统医学。这种源于中国医药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又融汇了日本医家学术思想和经验的学术体系，在明治维新以后被称为汉方医学。
日本汉方医学发展出的流派在明治以前大约分为三派：“一信医圣张仲景之遗训者为古方学派，一奉晋唐宋元明清之医术者为后世学派，一为不分古方及后世者为折衷学派。”
（一）后世派
在中国的宋代，儒家思想的朱子学思想起着支配性的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影响的背景下，中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也受到了朱子学中“理气说”的影响，呈现出了基于“运气说”的“自然哲学式”的重新建构的倾向。这一倾向经过了金元时代的发展，分立出来了四个学派，被世人称为“金元四大家”。金元四大家分别是刘完素的寒凉派，刘完素门人张从正的攻邪派，李杲的補土派和朱震亨的养阴派。其中前两派被称为“刘张医学”，重视猛烈的泻方，后两派被称为“李朱医学”，以温補疗法为主。“刘张医学”和“李朱医学”皆是以五行说、运气说为基础，展开自己的医学理论、药性理论的。金元四大家的医学理论具有十分鲜明的思辨性特点，在之后的明清时代的中国也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同时也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日本室町时代，田代三喜在中国明朝学习了李朱医学之后回国，将自己的医术传给了门人曲直濑道三。从此中国的李朱医学便由曲直濑道三的门派得以在日本广泛流传。直到江户初期日本的医学基本都是以李朱医学为主。指导江户中期，饗庭东庵、林市之进两人开始倡导刘张医学，也使刘张医学得以风靡一时。
在日本，这些秉承“刘张李朱”医学的学派即被称为“后世派”。而会有“后世派”这一名称出现的原因，则是因为在江户日本后来的“古方派”的出现。
（二）古方派
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日本医界对于“刘张李朱”医学批判的声音渐渐增强，以名古屋玄医、吉益东洞、山肋东洋为首的古方派，排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反对“刘张李朱”医论的思辨主义和注重理论的倾向，重视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提倡以临床治疗为中心的亲自实验的古医方治疗。在这之后，古方派的理论体系又几经完善，成为了后来日本江户汉方医学的主流。而相反“刘张李朱”学派渐渐地走向了衰落。
之后，“李朱医学”被称为后世派，“刘张医学”被称为后世派别派。
（三）折衷派
在江户日本，也有一部分医者所学的医术是将古医方与汉唐以后的诸多医学学说进行相对的取舍以及选择后成立的，这样的医学流派后来被称为“折衷派”。
二、西方医学的抬头
随着日本江户时期“享保改革”的实施，政府为扩大生产力，“禁书令”的实行政策被放宽，有关“洋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类）的著作以及书籍被准许流入日本。日本的“洋学”渐渐得以流行和发展，当时的日本所最先接触到的西方文化，大多来自荷兰，这些当时传入日本的荷兰的学问，被称为“兰学”。
“兰学”包含了天文、医学、木草学、兵学等方面的知识，其中也包括从中国方面传来的西方知识。1774年，前野良泽与杉田玄白等把荷兰解剖学翻译成日语《解体新书》并出版发行，此当为日本兰学者对西方医学系统研究的滥觞。在明治时代初期，日本的一些中心地区如当时的江户、大阪、京都以及长崎，兰学的新风就已经在部分医师以及一些知识分子中开始风靡起来。就连下级武士们也开始竞相学习兰学。自然科学进入当时依然闭锁的日本，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下逐渐传播与发展，无疑为西方医学在日本的抬头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床。
1868年（明治1年），新政府在横滨设立临时军事医院，聘请英国人韦利斯（Willis，1837-1894）担任指导，后迁到东京，改为东京府大医院。次年新政府将幕府的医学所和大医院合并，改为医学校兼医院，成为新政府第一所医学教学机关。当时政府从德国请来两名医学教师即外科医生穆勒（Muller，1824-1883）和内科医生霍夫曼（hoffmann，1864-1937），主持医学校的教学和治疗。1877年（明治10年）医学校改为东京大学医学院。随着中央医学教育的确立，地方也纷纷建立医学校，培养西方医学人才。1872年（明治5年）文部省设置医务课，掌管医疗卫生事业。1874年（明治7年）公布医制76条，规定开业医生必须通过考试西医学，正是这一举动，使日本的传统中医学急剧地衰落下去。明治政府为了发展近代医学，派遣成绩优秀的学生到德国留学。当时留学德国成了日本医学界的一股风气。1875年（明治8年）东京医学校设立速成班（三年制），还建立第二医院供速成班学生临床研究之用。这样，使得近代医学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 在日本西方医学抬头的过程中，其中的一位人物所做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忽略的。他的名字是西博尔德，德国人。1823年，西博尔德作为荷兰商馆的医生来到日本长崎，开设了鸣泷塾，为日本人讲授西医知识。他不仅向日本人传授医学和各种自然科学，大力移植欧洲文化，还与幕吏及许多洋学家均有广泛接触。他的门下相继出现了伊东玄朴、小关三英、高野长英等许多有实力的医师和兰学家。伊东门下有绪方洪庵，绪方门下又有长与专斋（医师），后者即是明治时期力主消灭汉方医学的“三巨头”之一。
三、汉方医学与西方医学之比较
汉方医学与西方医学在本质以及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将其两者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的话，则如表所示：
四、汉方医学复兴运动
德川幕府二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破产了，诞生了一个崭新的日本。由于旨在学习欧美先进国家的明治维新的成功，决定了当时必须推行的国策是富国强兵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
当时，对于军队、学校、工厂及集体生活单位来说，建立相应的军事医学，团体预防和治疗医学以及防疫学等这样的现代医学是非常必要的。封建时代的日本军事医学是极为幼稚简单的，产业方面亦只有一些少量的小规模的家庭手工业，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发展团体的预防和治疗医学。
汉方医学，说到底是作为一种个体开业医学，以内科治疗为主而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汉方医学也就不大符合明治政府当时的国策。于是政府便取德国医学为医范，而企图一举灭绝汉方医学。
面对着非法的压迫，当时的汉方医家们都积极起来为挽救汉方医学而到处奔走，日夜奋斗，不借粉身碎骨。下面以年表的形式列举说明这一时期汉方医家们所进行的汉方医学复兴运动。
（一）理论斗争时期
明治12年3月11日（1879），由山田业广、浅田宗伯，森立之，饭田隆安、高桥宗翰、山本高明等人，联合同道成立了温知社，山田业广任第一任社长。同时出版机关杂志《温知医谈》，以保存汉方医术为宗旨，并制订了培养指导青年一代的计划。
明治13年4月（1880），义浅井国干获得官方许可，在名古屋建立了汉方医专门学校，以村濑豆洲为校长，由此汉方医学复兴运动开始付诸实行。
明治14年5月15日（1881），温知社第二次全国大会召开。浅井国干被选为主席，并审议了“肯定汉方医，继续实验”的请愿文件。请愿三次被驳回。同年3月1日，第一代社长山田业广逝世，浅田宗伯继任第二届社长。
明治15年5月15日（1882），第三次温知社全国大会召开，各府县代表200多名参加，决定建立和汉医学讲习所（后改称温知医校）。浅田宗伯和森立之即席题词，以祝贺本届盛会的举行。
明治15年11月（1882），东京温知社和明治14年4月（1881）成立的熊本春雨社（社长村井云台）以及明治13年9月（1880）成立的京都赞育社（社长田中歌永），这中西三大学派成立了联合会。
明治16年3月11日（1883），通过全国温知社社员的捐款，和汉医学讲习所建筑落成。馆主浅井国干，副馆主山田业广之子山田业精。在和汉医学讲习所的开讲典礼上，祭典了福富元璘惠赠的纲吉将军的神农图，于礼堂的正面悬挂着浅田宗伯斋戒沐浴后亲自书写的“温知医黉记”。
明治16年10月23日（1883），政府不顾温知社的继续请愿，公布了太政官布告第34号和第35号医师许可规则，从而杜绝了汉方医保存运动的前进道路。因此，在理论斗争中失败了的汉方医家，就开始转移到治疗斗争上去了。
（二）治疗斗争时期
明治17年3月15日（1884），温知社于东京建立了温知医院，希图以临床实践来赢得舆论。院长是浅田宗伯，副院长是清川玄道和冈田昌春。
在此之前，于明治11年6月（1878）在神田建立了一所国立的脚气病医院，其中有西医代表佐佐木东洋、小林恒。而温知医院的汉方医代表则为今村了庵和远田澄庵。双方展开了治疗成绩的竞争，当时人们称之为“汉洋脚气相扑”。据资料记载，明治11年神田所成立的国立脚气病医院的成立目的，正是为了阻止当时因专治脚气病而名声大噪的老汉医远田澄庵进宫为天皇诊病。
（三）议会斗争时期
明治18年（1885），温知社骨干森立之去世。明治19年（1886），骨干清川玄道去世。请愿运动处于不利的形势，脱离温知社的人与日俱增，温知社的危机迫在眉睫。
明治20年1月10日（1887），温知社解散。
然而由于明治宪法的公布，议会的召开，使汉方医学复兴运动又找到了突破口，从而得以展开议会斗争。
明治23年4月15日（1890），汉方医家在议会上看到了自已的最后希望，于是在浅草的鸥游馆，同志二千大会后，重新组织起来，结成了帝国医会，并得到了十万业外者的援助，至此真正地开展了议会战。
明治25年10月（1892），熊本春雨社发行《医心》杂志。
明治26年11月（1893），回天医会重新发刊《继兴医报》。
明治27年3月16日（1894），汉方医界的实力人物浅田宗伯去世。
明治28年1月（1895）的第8次议会上，汉方医提出的改正法案仅以27票之差被否决，经过长达5年的议会斗争而进行的汉方医学复兴运动，又归一败涂地。
明治33年11月5日（1900），浅井国干返回名古屋故里，将前述浅田宗伯亲书的“温知医黉记”、温知社年大会上的题词、森立之的祝词一轴以及纲吉将军的神农图此4件文物，定为温知社遗物。将多年的汉医复兴运动的历史进行整理，写成《告墓文》。至此，汉方医学复兴运动全部告终。
明治35年1月15日（1902），浅井国干去世，享年56岁。
归结汉方医学复兴运动的失败，究其原因，一是明治政府当时所采取的国策。当时的明治政府需要一个完备的现代化医疗体系，而汉方医学的诸多特点均不符合这一要求。二是时代的潮流所迫。刚刚打开锁国之门的日本民族，其大多数皆对当时欧美的物质机器文明表示惊叹，崇拜外国的空气笼罩着整个日本，大有全盘模仿欧美之势。因此，才输入了德国医学，对传统的汉方医学则是弃之如弊履，亳不可惜。三是汉方医学本身所存在的缺点。比起疗效迅速，对症治疗的西方医学，汉方医学的治疗周期长，不符合现代化的需求。另外，汉方医学在治疗的精确度，对病理的把握，解剖的精度方面，都远远不如西方医学来得先进。四是决定的因素，即政府从法律上粗暴地禁止汉方医学。明治8年2月（1875），政府决定采取西洋七科制，西洋七科的考试不及格者不能当医师。所以，当医生就必须全部是西医医生，从此汉方医学就被根绝了。
【参考文献】
[1]杉本勋著.郑彭年译.日本的中医是怎样衰落的[J].医学界，2014（09）.
[2]孟庆云.明治以来日本汉方医学的变迁[J].中医药学报，1982（01）.
[3]周琦.民国时期中医救亡斗争与日本明治时期汉方医学救亡斗争的比较研究[D].北京中医药大学，2007.
关键词：日本；汉方医学；汉方医学复兴运动；温知社
一、汉方医学的历史以及其主要流派
纵观日本汉方医学的历史以及其发展沿革，可以说，日本汉方医学的传来是与汉字传入日本以及佛教传入日本在几乎同一个时期。换句话说，不仅仅限于汉字与佛教（文学与宗教）方面，日本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形地或是无形地受着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
在汉方医学传入日本之前，如果是谁得病了，那只能靠原始的祈祷或是占卜、驱邪等的迷信手段来祈求康复。
佛教和律令传入日本的时期，可以通过史料得以推定其确切的年份。然而有关医术和医疗文化的出现，由于开始于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民间传播，所以要推定其确切的时间非常困难。到了日本的奈良时代，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往返于中日之间，为日本本土输入了大量的医学书籍与本草学书籍，从而在日本本土种下了传统汉方医学的种子。在之后的平安、镰仓乃至室町时代，中国的汉方医学在日本不断得以发展和融合，逐渐发展出了与日本本土风土以及国情相适应的日本汉方医学体系。自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年）起，至江户时代（1603-1868年）末期的近三百年间，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医药学为基础，结合日本国情，参以日本一家的学术观点和治疗经验的日本传统医学。这种源于中国医药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又融汇了日本医家学术思想和经验的学术体系，在明治维新以后被称为汉方医学。
日本汉方医学发展出的流派在明治以前大约分为三派：“一信医圣张仲景之遗训者为古方学派，一奉晋唐宋元明清之医术者为后世学派，一为不分古方及后世者为折衷学派。”
（一）后世派
在中国的宋代，儒家思想的朱子学思想起着支配性的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影响的背景下，中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也受到了朱子学中“理气说”的影响，呈现出了基于“运气说”的“自然哲学式”的重新建构的倾向。这一倾向经过了金元时代的发展，分立出来了四个学派，被世人称为“金元四大家”。金元四大家分别是刘完素的寒凉派，刘完素门人张从正的攻邪派，李杲的補土派和朱震亨的养阴派。其中前两派被称为“刘张医学”，重视猛烈的泻方，后两派被称为“李朱医学”，以温補疗法为主。“刘张医学”和“李朱医学”皆是以五行说、运气说为基础，展开自己的医学理论、药性理论的。金元四大家的医学理论具有十分鲜明的思辨性特点，在之后的明清时代的中国也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同时也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日本室町时代，田代三喜在中国明朝学习了李朱医学之后回国，将自己的医术传给了门人曲直濑道三。从此中国的李朱医学便由曲直濑道三的门派得以在日本广泛流传。直到江户初期日本的医学基本都是以李朱医学为主。指导江户中期，饗庭东庵、林市之进两人开始倡导刘张医学，也使刘张医学得以风靡一时。
在日本，这些秉承“刘张李朱”医学的学派即被称为“后世派”。而会有“后世派”这一名称出现的原因，则是因为在江户日本后来的“古方派”的出现。
（二）古方派
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日本医界对于“刘张李朱”医学批判的声音渐渐增强，以名古屋玄医、吉益东洞、山肋东洋为首的古方派，排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反对“刘张李朱”医论的思辨主义和注重理论的倾向，重视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提倡以临床治疗为中心的亲自实验的古医方治疗。在这之后，古方派的理论体系又几经完善，成为了后来日本江户汉方医学的主流。而相反“刘张李朱”学派渐渐地走向了衰落。
之后，“李朱医学”被称为后世派，“刘张医学”被称为后世派别派。
（三）折衷派
在江户日本，也有一部分医者所学的医术是将古医方与汉唐以后的诸多医学学说进行相对的取舍以及选择后成立的，这样的医学流派后来被称为“折衷派”。
二、西方医学的抬头
随着日本江户时期“享保改革”的实施，政府为扩大生产力，“禁书令”的实行政策被放宽，有关“洋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类）的著作以及书籍被准许流入日本。日本的“洋学”渐渐得以流行和发展，当时的日本所最先接触到的西方文化，大多来自荷兰，这些当时传入日本的荷兰的学问，被称为“兰学”。
“兰学”包含了天文、医学、木草学、兵学等方面的知识，其中也包括从中国方面传来的西方知识。1774年，前野良泽与杉田玄白等把荷兰解剖学翻译成日语《解体新书》并出版发行，此当为日本兰学者对西方医学系统研究的滥觞。在明治时代初期，日本的一些中心地区如当时的江户、大阪、京都以及长崎，兰学的新风就已经在部分医师以及一些知识分子中开始风靡起来。就连下级武士们也开始竞相学习兰学。自然科学进入当时依然闭锁的日本，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下逐渐传播与发展，无疑为西方医学在日本的抬头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床。
1868年（明治1年），新政府在横滨设立临时军事医院，聘请英国人韦利斯（Willis，1837-1894）担任指导，后迁到东京，改为东京府大医院。次年新政府将幕府的医学所和大医院合并，改为医学校兼医院，成为新政府第一所医学教学机关。当时政府从德国请来两名医学教师即外科医生穆勒（Muller，1824-1883）和内科医生霍夫曼（hoffmann，1864-1937），主持医学校的教学和治疗。1877年（明治10年）医学校改为东京大学医学院。随着中央医学教育的确立，地方也纷纷建立医学校，培养西方医学人才。1872年（明治5年）文部省设置医务课，掌管医疗卫生事业。1874年（明治7年）公布医制76条，规定开业医生必须通过考试西医学，正是这一举动，使日本的传统中医学急剧地衰落下去。明治政府为了发展近代医学，派遣成绩优秀的学生到德国留学。当时留学德国成了日本医学界的一股风气。1875年（明治8年）东京医学校设立速成班（三年制），还建立第二医院供速成班学生临床研究之用。这样，使得近代医学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 在日本西方医学抬头的过程中，其中的一位人物所做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忽略的。他的名字是西博尔德，德国人。1823年，西博尔德作为荷兰商馆的医生来到日本长崎，开设了鸣泷塾，为日本人讲授西医知识。他不仅向日本人传授医学和各种自然科学，大力移植欧洲文化，还与幕吏及许多洋学家均有广泛接触。他的门下相继出现了伊东玄朴、小关三英、高野长英等许多有实力的医师和兰学家。伊东门下有绪方洪庵，绪方门下又有长与专斋（医师），后者即是明治时期力主消灭汉方医学的“三巨头”之一。
三、汉方医学与西方医学之比较
汉方医学与西方医学在本质以及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将其两者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的话，则如表所示：
四、汉方医学复兴运动
德川幕府二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破产了，诞生了一个崭新的日本。由于旨在学习欧美先进国家的明治维新的成功，决定了当时必须推行的国策是富国强兵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
当时，对于军队、学校、工厂及集体生活单位来说，建立相应的军事医学，团体预防和治疗医学以及防疫学等这样的现代医学是非常必要的。封建时代的日本军事医学是极为幼稚简单的，产业方面亦只有一些少量的小规模的家庭手工业，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发展团体的预防和治疗医学。
汉方医学，说到底是作为一种个体开业医学，以内科治疗为主而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汉方医学也就不大符合明治政府当时的国策。于是政府便取德国医学为医范，而企图一举灭绝汉方医学。
面对着非法的压迫，当时的汉方医家们都积极起来为挽救汉方医学而到处奔走，日夜奋斗，不借粉身碎骨。下面以年表的形式列举说明这一时期汉方医家们所进行的汉方医学复兴运动。
（一）理论斗争时期
明治12年3月11日（1879），由山田业广、浅田宗伯，森立之，饭田隆安、高桥宗翰、山本高明等人，联合同道成立了温知社，山田业广任第一任社长。同时出版机关杂志《温知医谈》，以保存汉方医术为宗旨，并制订了培养指导青年一代的计划。
明治13年4月（1880），义浅井国干获得官方许可，在名古屋建立了汉方医专门学校，以村濑豆洲为校长，由此汉方医学复兴运动开始付诸实行。
明治14年5月15日（1881），温知社第二次全国大会召开。浅井国干被选为主席，并审议了“肯定汉方医，继续实验”的请愿文件。请愿三次被驳回。同年3月1日，第一代社长山田业广逝世，浅田宗伯继任第二届社长。
明治15年5月15日（1882），第三次温知社全国大会召开，各府县代表200多名参加，决定建立和汉医学讲习所（后改称温知医校）。浅田宗伯和森立之即席题词，以祝贺本届盛会的举行。
明治15年11月（1882），东京温知社和明治14年4月（1881）成立的熊本春雨社（社长村井云台）以及明治13年9月（1880）成立的京都赞育社（社长田中歌永），这中西三大学派成立了联合会。
明治16年3月11日（1883），通过全国温知社社员的捐款，和汉医学讲习所建筑落成。馆主浅井国干，副馆主山田业广之子山田业精。在和汉医学讲习所的开讲典礼上，祭典了福富元璘惠赠的纲吉将军的神农图，于礼堂的正面悬挂着浅田宗伯斋戒沐浴后亲自书写的“温知医黉记”。
明治16年10月23日（1883），政府不顾温知社的继续请愿，公布了太政官布告第34号和第35号医师许可规则，从而杜绝了汉方医保存运动的前进道路。因此，在理论斗争中失败了的汉方医家，就开始转移到治疗斗争上去了。
（二）治疗斗争时期
明治17年3月15日（1884），温知社于东京建立了温知医院，希图以临床实践来赢得舆论。院长是浅田宗伯，副院长是清川玄道和冈田昌春。
在此之前，于明治11年6月（1878）在神田建立了一所国立的脚气病医院，其中有西医代表佐佐木东洋、小林恒。而温知医院的汉方医代表则为今村了庵和远田澄庵。双方展开了治疗成绩的竞争，当时人们称之为“汉洋脚气相扑”。据资料记载，明治11年神田所成立的国立脚气病医院的成立目的，正是为了阻止当时因专治脚气病而名声大噪的老汉医远田澄庵进宫为天皇诊病。
（三）议会斗争时期
明治18年（1885），温知社骨干森立之去世。明治19年（1886），骨干清川玄道去世。请愿运动处于不利的形势，脱离温知社的人与日俱增，温知社的危机迫在眉睫。
明治20年1月10日（1887），温知社解散。
然而由于明治宪法的公布，议会的召开，使汉方医学复兴运动又找到了突破口，从而得以展开议会斗争。
明治23年4月15日（1890），汉方医家在议会上看到了自已的最后希望，于是在浅草的鸥游馆，同志二千大会后，重新组织起来，结成了帝国医会，并得到了十万业外者的援助，至此真正地开展了议会战。
明治25年10月（1892），熊本春雨社发行《医心》杂志。
明治26年11月（1893），回天医会重新发刊《继兴医报》。
明治27年3月16日（1894），汉方医界的实力人物浅田宗伯去世。
明治28年1月（1895）的第8次议会上，汉方医提出的改正法案仅以27票之差被否决，经过长达5年的议会斗争而进行的汉方医学复兴运动，又归一败涂地。
明治33年11月5日（1900），浅井国干返回名古屋故里，将前述浅田宗伯亲书的“温知医黉记”、温知社年大会上的题词、森立之的祝词一轴以及纲吉将军的神农图此4件文物，定为温知社遗物。将多年的汉医复兴运动的历史进行整理，写成《告墓文》。至此，汉方医学复兴运动全部告终。
明治35年1月15日（1902），浅井国干去世，享年56岁。
归结汉方医学复兴运动的失败，究其原因，一是明治政府当时所采取的国策。当时的明治政府需要一个完备的现代化医疗体系，而汉方医学的诸多特点均不符合这一要求。二是时代的潮流所迫。刚刚打开锁国之门的日本民族，其大多数皆对当时欧美的物质机器文明表示惊叹，崇拜外国的空气笼罩着整个日本，大有全盘模仿欧美之势。因此，才输入了德国医学，对传统的汉方医学则是弃之如弊履，亳不可惜。三是汉方医学本身所存在的缺点。比起疗效迅速，对症治疗的西方医学，汉方医学的治疗周期长，不符合现代化的需求。另外，汉方医学在治疗的精确度，对病理的把握，解剖的精度方面，都远远不如西方医学来得先进。四是决定的因素，即政府从法律上粗暴地禁止汉方医学。明治8年2月（1875），政府决定采取西洋七科制，西洋七科的考试不及格者不能当医师。所以，当医生就必须全部是西医医生，从此汉方医学就被根绝了。
【参考文献】
[1]杉本勋著.郑彭年译.日本的中医是怎样衰落的[J].医学界，2014（09）.
[2]孟庆云.明治以来日本汉方医学的变迁[J].中医药学报，1982（01）.
[3]周琦.民国时期中医救亡斗争与日本明治时期汉方医学救亡斗争的比较研究[D].北京中医药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