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看法历来就有分歧,当前主要有两种观点:1917年“五四”新文学革命和从“五四”文学革命向前延伸。本文从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现代文学语言的确立、现代文学文体的成熟三个方面阐释了以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点的原因,并从逻辑上对从“五四”文学革命向前延伸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关键词:现代文学 起点 新文学革命 文学观念 文学语言 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对现代文学起点的不同看法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看法历来就有分歧。最早提出看法的是胡适,他在1922年应《申报》约写的文章中认为,“宣告古文学是已死的文学”的是1916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而陈子展认为是戊戌维新,“实在这个时候真是中国文学有明显变化的时候”。周作人在探讨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时,由循环论的观点推导出“明末的文学,是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运动的原因”,一下子把时间推向了明末。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学运动概观》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是从民国六年(1917年)才被拉开的。另外,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是将起始的年限定在了1917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进入上世纪50年代,著名的“三部半”现代文学史著(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初稿》、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的书写轮廓基本一致,即从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而“文革”后较有影响的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已将起始时间推至1915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对胡适的评价仍做了低调处理。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5年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景观,在思维、观念和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或隐或显的变化,其中“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成为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史书写方面最具震撼力的研究路向。这些讨论对现代文学初始阶段的文学现场与文学生态提出了质疑,并对近代文学有了新看法。2001年陈思和在《复旦学报》主持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的讨论时,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纷纷执笔畅言,加上海外学者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石破天惊式的诘问,使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甚而成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稳定性的绕不开的问题。概而言之,当前对现代文学起点的观点有二:一是坚持1917年“五四”新文学革命(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二是向前延伸的说法,这一说法又包括三个方面:鸦片战争或晚清说法;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或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和 “三界革命”或1908年《摩罗诗力说》发表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说法;将一部作品的发表即《海上花列传》的发表为起点的说法。
　　关于现代文学的起点,出现分歧的关键之处是对近代文学(自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学革命)这段历史的处理问题。将中国现代文学史向前延伸的观点,更加重视文学传统的继承性,因为“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所具有的文学现代性,在革命之前就已或多或少的拥有了,只不过是在渐变中才达到了“五四”新文学革命后的高度,所以标志起点的界碑应矗立在这个时期。而将起点的界碑矗立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这个时期,则更注重文学发展中的开创性,即在量的积累上达到质变的结果。
　　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以1917年“五四”新文学革命为宜。因为现代文学的本质性内涵是指用现代语言来表现一种现代人的思想情感。这里有三个关键点:一是“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即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二是“现代语言”即白话文学语言的确立;三是 “表现”即现代文学体式的成熟,这三方面缺一不可,共同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起点。当然,这三方面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有一个逐渐积累的量变过程然后通过质变才能实现,而量变与质变的本质区别就在于量变的过程仍属于“旧”的范畴,而质变的结果则属于“新”的视界。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以1917年新文学革命为转折点,而之前为量的积累阶段,是渐变过程,只有到了这个转折点才完成了突变过程,成为了不同于旧文学的“新”质的文学。
　　二 以1917年“五四”新文学革命为起点的原因
　　1 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封建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中国有识之士为着救国救民的政治目的,带着巨大惊悚和兴奋开始向国人输入西方的思想与观念,包括文学思想与观念。“我手写我口”、“三界革命”是当时极富震撼力的口号,可实际的成果却非常有限,对文学变革所带来的冲击力很绵软。就拿“三界革命”中影响最大的“小说界革命”来说,它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只是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而已,并很快就被时代洪流所淹没。即使是被王德威所推崇的晚清四大类小说,其倚重的情感想象形式(被称为“被压抑的现代性”)在当时其实也并未给文学观念带来多少有迹可寻的改观。而甲午海战与戊戌维新的相继失败,都证明了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在输入西学、倡导新学、开启民智方面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其文学的变革则更是有限。况且,从本意来讲,这些倡导新学的领军人物,只是将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并未给文学的变革一席独立的地位,甚至在他们潜意识里仍然对旧的文学观念持有某些依恋。所以说,现代的文学观念只是在政治变革的实践中作为附属品出现了某种探索而已,绝没有形成气候。
　　而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磅礴的气势冲决了这道沉重的传统文学大堤,在“科学”“民主”的号角声中,以决绝的姿态不遗余力地扫荡着旧文学观念。此时期在“五四”新文化派与复古派(其代表多是在晚清或民国时期提倡过新学的著名人士)之间所发生的激烈论争,更加凸显出此时的文学变革与晚清、民国时的文学变革在性质上的迥异。李泽厚曾说: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和主张的彻底性和全面性,为谭、严、梁阶段所不可比拟。它以彻底与传统决裂的激烈的新姿式和新方式,带来了新的性质。”
　　这种新的性质便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系的现代观念意识的建立,就文学而言,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如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鲁迅及文研会的“为人生”文学观等,都共同体现了此时期文学观念的现代性的形成。“文学的现代化最内在的内容是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实际上是现代意识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我们认为,“五四”新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首要标志便是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
　　2 现代文学语言的确立
　　可以说,主张将现代文学起点向前移的观点,其共同之处是都强调“五四”时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态在近代文学中就已产生。但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本不应忽略的要素,即文学语言。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其最根本的存在就是语言。树立现代文学起点的界碑,其表征性特征是必须具备才可以的,那就是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确立。因为正是“五四”新文学以后,经过斗争激烈的白话文运动才为白话争得了在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并以高度成熟的白话运用能力成就了现代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的创作实践。相比来说,虽然晚清时也进行过白话文运动,提出过“我手写我口”的口号,但因其提倡的目的是为政治宣传而不是为文学的现代化变革,他们“并不排斥文言文,只是强调白话文的辅助作用”“用白话来传达文言的思想……。在这一意义上,晚清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建立新的文化和文学类型。”所以,即使是注重语言运用的“新小说”,也并未产生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作品。对此,陈平原曾提出了具有反思价值的看法:“当年提倡白话小说者,未必真的看重‘白话’小说”,“对这些正在转变中的‘士大夫’来说,‘俗’比‘雅’难,用白话远不如文言顺手。当他们正儿八经地强调、追求小说的艺术价值时,用文言写作更合乎他们的趣味和天性”,“更根本的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长期分离造成的巨大裂缝,把这代作家逼到两难的窘境。”另外,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文时,遭到了复古派的猛烈攻击,这也可以看出白话作为现代文学语言的确立,是只有在“五四”时期这种文化氛围才能实现的。就这一点来讲,现代文学的起点也应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向前移是不合适的。
　　3 现代文学文体的成熟
　　中国文学的文体发展有悠久的历史。而真正让中国文学文体发生现代性变革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鲁迅先生是使现代短篇小说文体成熟的第一人;散文在周作人“美文”理论的倡导和诸多现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成就最为广泛;话剧是舶来品,引进之初便烙有鲜明的现代气息;当胡适早期白话诗为代表的现代诗歌诞生后,标志着中国文学文体变革中最艰难的一步走完了。这种变革,相对于晚清时期的“三界革命”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如朱自清总结“诗界革命”时所言:
　　“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张定璜在将清末小说与《狂人日记》比较后说:
　　“读了他们(《双秤记》《绛纱记》《焚剑记》)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
　　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以及诗歌、散文和戏剧等文体,正是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洗礼后,以借鉴融合外来因素的开放性眼光和现代性观念,从主题、语言、结构、手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变革和创新,也正是从这个时期现代文学文体才真正走向了成熟,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三 对现代文学起点不同看法的逻辑考察
　　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不同看法,体现了思考问题的不同逻辑。认为起点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观点,需证明的是自身与古典阶段有何异质,从而凸显自身的本质特点。而认为起点应向前移至晚清或世纪之交或某部晚清作品的看法,需要证明的是这阶段/作品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何同质性因素,从而在关联性上确认这阶段/作品向现代文学的皈依。可是,应注意的是,“有”不等于“是”,就如生命的孕育一样:胚胎有着生命的因素,但被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人来看待,则需诞生之后。否则,只要具有了人的因素就可以称作人的话,那根据基因学和遗传学原理向上追溯,即胚胎有父亲的遗传基因,父亲有祖父的遗传基因,祖父有曾祖父的基因,如此连续推演,就会追溯到猴子。但猴子不是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这个问题,就如同人的诞生一样,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后它才具备了作为独立存在的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点,成为了真正的现代文学。就如同对胚胎的追溯一样,若从文学的继承性角度考虑,“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前的近代时期就应该算作孕育期,一个量的渐变过程,唯有当历史行进到1917年,经历了“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洗礼,一个质的突变,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界碑矗立起来了。
　　
　　 参考文献:
　　 [1]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
　　 [2]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版。
　　 [3]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版。
　　 [4]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5] 许志英、倪婷婷:《五四:人的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 高玉:《对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语言学再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7] 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8]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简介:田悦芳,女,1975—,河北人,南开大学文学院2009级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