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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速,在收费改革、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和招生规模上齐头并进。
三项改革失败了两个
所谓招生并轨,简单地说,即取消公费生、自费生,实行缴费上学。这一改革,打破了上大学免费的格局,旨在探索中国教育的成本分摊机制。客观上说,当年招生并轨,社会舆论与老百姓意见很统一,因为那时连小学也缴学费,大学不缴学费确实有点说不过去,更重要的是,大家意识到,要发展高等教育,靠国家的力量是不现实的。到2000年,教育部门按照对教育成本的测算,设定每个受教育者应当承担教育成本的25%,大学学费标准定位在3000元。
缴费上学的推行,为高等教育扩招作了铺垫。当年有经济学家上书政府,建议大学扩招以拉动内需。他们假定每个学生的学费为1万元,那么,扩招100万名学生,就将产生100亿的教育需求。有关专家进一步论证了教育投入的乘数效应——可带来建筑(校舍)、出版(教材)、交通等产业的发展,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样,1999年,轰轰烈烈的大扩招便开始了。而2000年以后,大学学费持续上扬,大有飞速逼近专家设定的1万元标准之势。到2005年前后,舆论强烈抨击大学学费高得惊人,教育部门才发出通知安抚百姓——未来5年中,学费不能再涨。
至于合并,教育界普遍认为,它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有如1952年的院系调整。谁能在合并中拔得头筹,占据先机,谁就有机会快速建设一流大学。于是,各地政府纷纷把合并当成头等大事,而高校也在行政的推动下,找合并对象。全国高校来了个大洗牌,很多看不懂的、拉郎配的合并也高调登场。合并后的高校洋洋自得于自己的学科更齐全、规模更宏伟,可高校的办学质量却在过去10年节节后退。
以上三项教育改革,分析起来,只有招生并轨还算符合高等教育成本分摊理论,而无论扩招还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从根本上说,并没有立足教育自身的发展,而是把教育作为发展经济的工具、展示政绩的舞台,从而让教育本身受到伤害,有人甚至评论这是教育的“大跃进”。
中国高等教育要发展规模,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这没错。但是,不顾老百姓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不考虑大学教育质量,不分析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的扩招,注定成为争议不休的话题。今天,虽然教育部门明确否定“教育产业化”提法,但不得不承认,“教育产业化”思想已经侵蚀了教育的发展,很多地方发展教育,打的算盘就是从中挣钱;而扩大教育规模,向学生收费的思路,也让一些高校无顾忌地贷款融资,最终债台高筑,不堪财务重负。今天,教育部门每每谈起教育,都会以高等教育规模全球第一、毛入学率超过大众化教育标准的壮观数字彰显教育改革的成功。但是,基于老百姓沉重教育负担基础上的教育发展,本就违背教育的本质,而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无论从接受的教育质量还是从毕业后的社会评价看,我国相当数量的大学生不过是“洗澡学生”——把他们投入某所大学浸一番,拉出来之后贴上学校的标签。这类似于“洗澡螃蟹”——每年都有一批螃蟹被商人运到阳澄湖,放到湖中寄养几天,起身之后就成了阳澄湖大闸蟹。
调查显示,有30%的大学生对自己接受的大学教育很后悔。缴费上学,意味着学生购买教育服务,可以向学校提出教育质量问题的投诉,可今天的高等教育并没有赋予学生选择教育的权利。你被一所大学录取之后,明明对学校的专业课程不满、对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教育氛围不满,可是你不能自由选课,不能申请转专业(只有很少学校有一定的选课、换专业自由),不能申请换学校。你要么在这里承受这种教育,要么选择退学读“高四”重新参加高考,再就是另谋出路,或就业或出国。
规模越来越大,竞争力越来越差
其实,学校自身何尝不是如此。我国高等教育通过合并等措施,确实“理顺”了条块分割、资源重复的问题,但没从根本上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政府不但作为公办高等学校的举办者,还是直接的办学者、教育质量的评估者,而学校几乎没有办学自主权,只有在政府的通知、命令中,按照政府提出的行政办学要求,进行学校建设和发展。合并和扩招,都是如此。当时扩招,学校在政府一声令下,腾出了澡堂,迎接新生,可按照教育法,根据办学条件确定招生规模,那是学校的“自主”行为;当年合并,也是政府推出类似“211”、“985”等工程,要求进入工程者必有怎样的规模,怎样的学科,学校就这样合并了,可很多合并的学校,自己都找不到充分的合并理由。这样的大学,本身已严重行政化,成为不折不扣的一级政府,难以承载学术自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期望。过去10年来,几乎每个高校曝出的学术丑闻、教育丑闻、财政丑闻,无不与大学管理的民主氛围缺失直接相关。在这样的办学氛围中,表面上看,今天的大学,办学规模越来越大,学术论文越来越多,国际交往越来越频密,可教育的竞争力却越来越差。更令人揪心的是,大学并不为此而担忧。在现行制度中,由于没有学生选择的压力,众多国内所谓的“好大学”在高考中列在第一批次招生,没有生存的危机感,即便有海外高校来抢生源,多数高校也毫无反应。
勿再重复以往的错误
令人庆幸的是,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有关消息显示,新的教育体制改革将在不久后推行。对于高教体制改革,笔者认为,必须从过去的改革中分析得失,吸取教训,方可推出真正有利于教育发展,让受教育者满意的改革方案。至少可以从并轨、扩招、合并中吸取三大教训——
其一,推进教育科学民主决策。过去教改,都由政府部门主导,即便号称意见来自专家,最终的决策权仍在政府官员手中。科学、民主的教育决策,必须有广泛调查、听取意见、形成建议并充分讨论审议的民主程序,否则,仅靠行政决策,推行过程中必然由于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而出现各种问题。
其二,尊重学生的教育选择权。没有学生的选择权就没有教育的竞争。过去的改革都没有考虑受教育者的权益,忽视了受教育者的需求。只有改变这种情况,才能让教育做到以人为本,提高教育质量。
其三,赋予大学自主办学地位。大学必须淡化行政色彩,回归教育属性。从本质上说,大学就是一个教育单位,必须按照教育的规律来确定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设计校内的管理制度。政府越权直接参与大学办学,大学内部盛行行政管理的必然结果是,大学与真正意义的大学渐行渐远,空有大学名号而无大学实质。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比如某个菜场上挂上“××大学”,这也叫大学,却只是一个买菜的地方,学生从大学菜场买回的不是菜,而是一纸文凭。
教育改革要从根本上着手,不要在新的一轮改革推行多年后才发现又犯了同样的错误。这样的事,在过去重复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