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他还写信质疑梁启超演讲中的问题，梁启超不仅不生气，反而很高兴。在后一次演讲中，梁启超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还称赞张荫麟有做学者的资格。
　　张荫麟以弱冠之龄，短短几年便在《学衡》《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在清华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陈寅恪有“共谈学术惊河汉”之句，对其揄扬备至。
　　张荫麟的才学使得他能跟同时代文史哲界的优秀学人交往，其知交遍及知识界，如钱钟书、陈寅恪、王芸生、吴晗、冯友兰、熊十力等人。这使得他属于学院，却做了学院难以产出的工作。自1934年起，张荫麟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浙大任教。1937年，他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之托，撰成《中国史纲》，这本仅是为高中生编写的教材，叙史也仅至东汉，却以选材精审、结构谨严、文笔优美，备受学界赞誉。
　　不幸的是，因肾病缺医少药，张荫麟在37岁时英年早逝，这使他除了《中国史纲》外再无别的专著。张荫麟不满当时的历史教育，经常对同学说，作文章要有“作家的尊严”，因此《中国史纲》没有累赘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而是用“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历史，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
　　在科技史、宋史、清史、哲学诸领域，张荫麟也多有创见。有人说他是“一典型‘学院式文人’，专事考证及整理之工作，涉猎极广，不尽在文学”。在艺术学问上，他是极为严格的，没有丝毫假借。他看不上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位而著作”的所谓“中国女作家”，说以中学生作文为标准，她们至多70分左右。
　　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大批评家。他指出郑振铎文学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讥其缺乏“常识”。他对顾颉刚“疑古”学说“误用默证”的方法论错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史实错误，都提出过严厉而中肯的批评。顾颉刚则撰有《当代中国史学》，赞扬其在通史、宋史领域大有建树；冯友兰在张荫麟死后，曾集资、主持设立“张荫麟奖学金”。
　　更为难得的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翼争胜的年月里，张荫麟最早以他敏锐的目光，发现了鲁迅精神的价值。1934年，鲁迅的《南腔北调集》出版不久，张荫麟在其《讀〈南腔北调集〉》一文中写道：“我是有历史感的，特别注意它的史料价值。但这个史可不是上古、中古或近古的史，而是我们当前的时代的史。一个时代的性质可用其中感觉敏锐的青年的遭遇来量度。这话若正确，那么，我们在这小集子里可以发现极重要的史料，而后世的史家必将感谢我们的提醒。”
　　在现代史那段混乱、动荡的岁月里，那些饱学之人、中西贯通之士，殚精竭虑，立功立言，以回报我们的民族、文明和人民。即使那些“短命人物”，如军事家蒋百里、诗人徐志摩、作家梁遇春、萧红等等，都有传世的言行事功。在这些人中，历史学家张荫麟作为开山巨匠式的人物，也将为后世所铭记。
　　其著作《中国史纲》今天仍有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活跃在学界与大学课堂，成为我国历史写作里重要的收获。仅此一部通俗之作，至今无人超越，这既说明了张荫麟的天才之处，也说明了我国人才断层或匮乏的严重程度。张荫麟于地下，也许会把这种个人的荣誉当作知识人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