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传播网络骚语的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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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网络骚语是具有反讽、怨刺意味的流行于网络上的流行语。从心理机制上来看,大学生传播网络骚语有显性驱动力和隐性驱动力。显性驱动力主要是消极心理和哄客心态。隐性驱动力主要是自我同一性建构的需要和习得性无助的反映。网络骚语对大学生有不良影响,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发展网络技术监控、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培育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来减少负作用。
  [关键词] 大学生;传播;网络;骚语;心理
  [中图分类号] B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13)04-0011-05
  0 引言
  从语言学角度对大学生网络流行语进行分析﹐学界已经做得比较充分,但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和心理学领域的交叉点研究大学生网络骚语则很罕见。笔者试图以思想政治教育的立意、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大学生传播网络骚语的程序和促成传播的四个心理驱动力,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减少网络骚语传播的对策。
  1 网络骚语的内涵及大学生网络骚语现状
  网络骚语是一种贬义流行语。2006版《新华字典》对“骚”字的解释是“干扰,扰乱”。刘贵龙在《当代汉语骚语研究与英译》一书中对骚语下了一个定义:“骚语指的是,以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反映社会诸种不公平、不合理、非正义的现象,具有反讽、怨刺意味的流行于网络时代的民间大众流行语。”就大学生传播网络骚语的心理机制而言,它是大学生群体对一定的社会刺激所形成的共同的心理反应程序及其内部驱动力。
  流行于大学生中的网络骚语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曲解类,指故意曲解现代汉语的字、词、短语,创造出具有特指性语义的骚语。如:可爱(可怜没人爱)、蛋白质(笨蛋 白痴 神经质)、天生丽质 (天生没有利用价值)、一切向前看(一切向钱看)等。第二类是字符重组类,指对汉语、外语或符号进行重新搭配,使其变成专有名词、词组或短语。如:坑爹(害人)、PMP(拍马屁)、=_=!(表示流汗)等。第三类是由社会事件引起的具有特定涵义的骚语,通常含有讽刺、挖苦、引申等意味。如:“打酱油”、“俯卧撑”、“被就业”、“非常艰难的决定”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的网络骚语不断丰富,从最初单纯的特殊符号式的语言,到简单的有特殊意义的词组,再到经过改编或恶搞的名言,然后到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文字游戏到以特殊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过程,对大学生群体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而大学生群体对网络骚语的态度也在不断发展变化。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学生对新词语持消极和排斥的态度,认为流行语不规范、很俗、没有内涵[1]。201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44.7%的学生对流行语的使用持“无所谓”的态度,认为流行语具有流行性,对汉语言或者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无太大影响[2]。同年的另一项调查显示,70%的学生对网络语言的使用抱有赞成的态度,只有9%的学生因“加深代沟”、影响表达能力、不规范和考试中不允许使用等原因,反对使用网络语言。此外,有27%的学生经常使用网络语言,59%的学生偶尔使用,只有10%的学生明确表示从不使用。这些调查说明,大学生群体越来越热衷于使用网络流行语[3]。
  简爱切生在《语言的变化:进步还是退化》一书中指出:“语言变化是社会因素、语言结构和人的心理三者水乳交融的产物。”大学生热衷于使用网络流行语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多元化发展,形成多元化的文化观念,为网络用语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开明,大学生可以在网上畅所欲言,网络骚语也就频频出现了。另一方面,计算机、移动电话网络普及率不断提高,给网络骚语的创作、使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社会急骤变化造成的词汇空缺又给网络流行语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与之相比,手机网络各项指标增长速度全面超越传统网络[4]。而之前的统计表明,中国大专以上学历人群的网络使用率在2011年已达到96.1%,学生群体在整体网民中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群体[5]。
  2 网络骚语传播原因之一:消极心理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6]网络骚语作为大学生社会意识的特殊表现形式,受大学生社会存在状态的制约。大学生在学习、交往、恋爱、就业过程中,首先会对通过网络等信道获取的外部信息进行初步评估,根据自己的经验、观念对信息的要素进行再组织,即对信息进行“解码”。如果这些信息有不少是负面的、不利的信息,大学生会在“解码”的过程中产生纠结、焦虑、烦闷等消极心理,心理处于不平衡状态。这一状态会影响到大学生对信息的再“编码”。当大学生对信息进行再“编码”时,他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消极心理信息糅合进去,于是网络骚语就产生了。在他创作骚语并通过网络信道传播出去之后,他的不良情绪得到了宣泄,心理重又回复了平衡。这一夹杂着“自怨”情绪的网络骚语被其他大学生接收后,由于大学生群体面对着同样的现实困境,这一骚语可能引起其他大学生的共鸣,从而使更多的大学生开始使用这一骚语,形成“群怨”的局面。由此可见,大学生传播网络骚语的一个显性驱动力是消极心理。正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无法排解的焦虑、郁闷等消极心理,促使他们创作并传播网络骚语,以撒娇、博得同情、宣泄的方式取得心理平衡,并通过语言符号形式上的象征性抵抗,在想象层面解决了现实中难以化解的矛盾。
  美国心理学家洛钦斯1957提出了“首因效应”理论:当不同的信息结合在一起时,人们总是倾向于重视前面的信息,即使人们同样重视了后面的信息,也会认为后来的信息是非本质的、偶然的,并习惯于按照前面的信息来解释后来的信息,即使后面的信息与前面的信息不一致,也会屈从于前面的信息,以形成整体一致的印象。首因效应与人们的社会知识与社会经历有关。大学生社会知识和社会阅历都较浅薄,通常只能依据事物的一些表面的非本质的特征而做出评价,极易受首因效应的影响。   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最熟悉真实意思的流行语”前三位是“囧”、“雷”和“纠结”,分别占 63.7%、56.4%和 32.1%[7]。“囧”表明大学生们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困窘与徬徨;“雷”表达了大学生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忿恨;“纠结”更是形象地描绘出大学生陷入各种社会矛盾时心理的扭曲与挣扎。此外,大学生满口的“郁闷”显示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压抑与苦闷;“杯具与餐具”(悲剧与惨剧)流露出对将要走向的社会的恐惧与不安;“小时候缺钙,长大了缺爱”表达了内心的孤独;“羡慕嫉妒恨”本出自电影《三枪拍案惊奇》的制片人张伟平之口,由于吻合了大学生对社会“既恨又爱”的心态,一度成为象牙塔内的流行骚语。
  3 网络骚语传播原因之二:哄客心态
  哄客和博客、维客、闪客等一样是互联网上的产物。2005年,针对网络大众文化出现的一系列“审丑”现象——从“芙蓉姐姐”、“程菊花”、“红衣教主”到“超女”预备队。学者朱大可提出了哄客一词:“‘哄客’是针对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费主体,享受丑角带来的狂欢,并通过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投票,在互联网上发表意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8]后来,他又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对哄客下了一个定义:“哄客就是用酷语、色语和秽语对公共事件或人物进行道德、美学评判的匿名网民。”哄客心态也是大学生传播网络骚语的一个显性驱动力,主要有两种表现。
  3.1 集体“围观”公共事件,共同“围攻”公共事件的主角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将人格划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心理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处于潜意识中,充满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冲动;自我按现实的原则,在欲望和动作之间插入思想的缓冲因素;超我是人格道德的维护者,作为一种自我控制,是社会文化价值内化的结果。大学生虽已步入成年,但由于尚未走出校门,心智还不够成熟,自控力较弱,不能很好地用超我、自我压制本我,在心理郁闷时尤其容易丧失自控力。“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一个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9]这是一种群体极化现象。如果说情绪感染为群体极化提供了心理基础,那么行为模仿则为群体极化提供了行为认同。情绪感染和行为模仿是从隐性动机到显性行为的心理转换机制,即群体极化实质上是一个群体情绪激发、释放和感染,人们彼此模仿的狂热过程。
  在这一狂热过程中,大学生语言的粗俗化倾向十分严重。我靠、TMD(他妈的)、NQS(你去死)等骚语的使用频率比较高,折射出大学生有意无意的自我放纵。群体极化很容易引发网络暴力。从“陈自瑶事件”开始,“人肉搜索”就进入了大学生的网络世界。经过虐猫事件、铜须事件、史上最毒后妈事件、512辽宁女骂人事件等事件后,人肉搜索虽然在舆论监督中发挥了巨大的能量,但因其强大的煽动性、侮辱性、攻击性和侵犯他人隐私的操作方式,也一步步地滑向了网络暴力边缘,在2007年引发了网络暴力第一案——北京某大学姜岩跳楼自杀案。
  3.2 追逐无限度的集体狂欢,以“哄”起势,借“哄”喧哗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压力只能理性应对,而积于内心的感受通过网络骚语以娱乐狂欢的方式加以消解,从而起到“心绪转换效用”。这种“心绪转换效用”能产生心理上的快感,让大学生欲罢不能。当大学生们以内容浅薄空洞甚至粗鄙搞怪、玩弄噱头、戏谑的方式通过戏剧化的滥情表演来传播网络骚语时,一方面,他们放松了紧绷的神经,满足了自己娱乐的需要,同时也产生了网络的娱乐性,满足了他人娱乐的需求;但另一方面,浅薄的“自娱”与“互娱”使他们丧失了青年一代精神生活的精致与高雅,破坏了高尚的道德、美好的心灵、和谐的社会环境。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隐藏性,大学生的自我克制力大大削弱甚至不复存在,人们在狂欢准则的推动下任意支配自己的欲望,人性中“恶”的一面充分释放出来。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波兹曼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10]
  一些网络骚语表现出大学生游戏人生的态度。比如:“丑,要丑得特别,也就是特别地丑”;“我这辈子只有两件事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人和猪的区别就是:猪一直是猪,而人有时却不是人”。这类网络骚语大量运用反讽、夸张、搞怪、戏谑等技巧,时而粗俗,时而暧昧,营造了后现代主义的无厘头式的草根狂欢气氛。
  4 网络骚语传播原因之三:自我同一性建构所谓“自我同一性建构”,即大学生认定“我是怎样一个人”,包括自我的个性、兴趣、技能、能力、价值观等方面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逐步寻找自己评判事物的标准,进而形成自己的人生态度。自我同一性建构是大学生传播网络骚语的一个隐性驱动力。
  4.1 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建构是在排斥现有规则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表现为对权威和传统的叛逆大学生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8~22岁之间,这一年龄段被称为“第二断乳期”、“第二反抗期”,也是处于“社会化”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的青年正处在从封闭到开放、从依赖到独立、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化过程中,心理容易失衡,思想容易陷入两极分化、非此即彼的矛盾状态。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反叛倾向受到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不同程度的压制,于是他们转而投向自由的网络空间。语言规范首当其冲受到挑战。在大学生解构传统的语言系统的同时,用网络骚语的形式自由表达、张扬个性,使被语言压抑的自我得到释放。
  比如:大学生喜欢用“屌丝”一词来“自嘲”与“嘲他”,显露出对“精英”的反叛与解构;“别跟我谈感情,多伤钱啊”,表明了一种反传统的叛逆心理;“我不是随便的人,我随便起来不是人”,用粗俗、荒谬、癫狂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个性。   4.2 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建构还体现在对群体的认同和归属上恩格斯说:“部落和方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每一个群体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大学生一方面渴望摆脱家庭对自己的控制,另一方面对自我角色定位尚不明确,情感与理智存在巨大的落差,特别关注同龄群体对自己的认可和肯定,试图在同龄群体中寻求归属感并确立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在虚拟世界里,大学生群体用特有的网络骚语和其他群体区别开来。网络部落语言的使用,不仅有利于大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而且是他们建立群体间的认同、保护群体隐私、确立群体身份的重要方式。大学生掌握了网络骚语,就像有了一张群体“身份证”,产生了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据调查,在大学生中,认为会因为不了解某一流行语而被嘲笑的同学达到61.8%[11]。
  5 网络骚语传播原因之四: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是指在愿望多次受到挫折以后表现出来的绝望和放弃的态度。这一概念源自于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行为矫治专家塞利格曼的科学实验。大学生的习得性无助表现为信仰迷失、缺乏自信,生活态度悲观颓废。习得性无助是大学生传播网络骚语的又一个隐性驱动力。
  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业余时间是在网上度过的。网络的特征是无时间的时间和没有固定位置的空间,各种破碎的、矛盾的、混杂的、零散的、模糊的网络信息,描绘着一个矛盾纷呈的世界。它时而正义凛然,时而暴躁邪恶,时而又虚无空泛,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规范去塑造大学生的意义世界。网络上寂寞、苦闷、空虚、茫然、狂欢等各种心态造就的“结构性精神分裂”,使大学生主体被网络符号所吞噬,高雅与粗俗、高尚与卑鄙、真诚与虚伪、正义与邪恶、圣洁与污浊完全消除了价值界限,反思的力量已不存在。大学生在网络上容易产生社会认知偏差,从而更多地关注自我的实际利益,淡化理想信念;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轻视社会价值的实现。当网络与现实对接时,在网络上获得了自我认同感的大学生蓦然发现,网络上春风得意的“我”在现实中却是屡屡碰壁,“理想的我”与“现实的我”、“主体的我”与“社会的我”之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他们对网络上的自我同一性建构产生了怀疑,但又无法在现实中完成自我同一性建构。社会认知偏差带来归因偏差,他们把个人遭受的挫折和失败归因于命运的摆布,从而产生了习得性无助,放弃自我救赎的信念。这种心态反映到网络中,就是大量的在迷惘反思的同时不乏消极与虚无、在对抗批判的同时不乏偏见与误解的网络骚语的流行。
  北京平面模特马诺的一句“坐在宝马里哭”一度成为大学生争相传播的骚语,由此人们还创造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有钱人终成眷属”等骚语。在网络上,“拜金女”的不加掩饰,“孔雀女”的撒娇发嗲,“凤凰男”的谨小慎微,都表现出了一种“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神马都是浮云”则磨灭了大学生奋斗的目标和斗志,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
  6 减少网络骚语对大学生思想的不良影响的对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很难在短期内见到效果的工作,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一件用力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减少网络骚语对大学生思想的不良影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6.1 在青年价值观教育中融入积极的流行语元素,增强教育效果邓小平指出:“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12]在信息时代,老一套的“灌输”法面对着网络上瞬息万变的信息资源已显得生硬呆板。大学生由于处在青春期,喜欢追逐流行元素。一些积极的网络用语本身就具有深刻的价值观意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想道德资源,大力推动积极的网络用语的流行,让消极的网络骚语成为细支末流。列宁曾精辟地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13]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就是要设法用最通俗的语言为大学生阐明最深刻的道理,助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用“台湾,你妈妈六十大寿,祖国叫你回家吃饭”这一网络流行语为引子,系统阐释台湾问题的由来、实质以及对台方针政策的调整变化,既能引起大学生高度关注,又能把课本中的理论知识传播给大学生,而且平添了温馨动人的情感元素。
  6.2 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如果大学生身边只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种积极的声音,就会“曲高和寡”,很难引起大学生积极的反馈。事实上,大学生的心理状态是文化积淀的结果,群体心理形成的过程就是文化的内化过程。大学生一旦失去民族文化的根基,必然产生盲目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导致文化道德的滑坡,一些病态的心理就会随之产生。而文化的内化不仅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引领,也需要大学生身边包括学校、家庭、主流媒体、其他社会成员在内多个声音的和谐共鸣,从而形成震撼大学生心灵的最强音,使大学生在思想观念、心理、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诸方面与既定文化产生认同。
  6.3 发展网络技术监控
  网络传播具有互动性、开放性与全球性,这造成了网络的弱控制性,使网络世界日渐暴露出不少问题。网络骚语现象的实质是技术的异化。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异化为技术的附属物,人们很难脱离网络技术本身去引导网络的发展方向,只能推动网络技术的合理应用,来有效消解网络骚语带来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可以尝试发展网络言行监控机制,建立可追查的网络语言主体与其网络语言行为的一一对应关系,从技术层面上强化道德过滤与监控,发挥网络主体尤其是网络管理机构与网络经营者在监控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网络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
  6.4 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及时对问题大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把解决大学生的思想问题与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建立起以学生干部和心理协会会员、辅导员和班主任、心理咨询中心老师为主体的和以发展、完善、预防为目的的三级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要对有心理问题的大学生及时干预,消除他们的消极心理,避免不良心理的交叉感染。对于大学生一些特定的心理问题,可以采用心理治疗的方法。比如,对于大学生习得性无助,可以采用一种科学的目标设定方法——“剥洋葱法”来克服:帮助大学生设立人生目标,并把人生目标分解成若干阶段。当大学生成功地实现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目标时,就重新找回自信和希望。   6.5 培育大学生的网络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最先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车可斯基于1974 年提出。大学生的网络信息素养主要包括能高效地获取信息、能批判性地评价信息、能创造性地利用信息、能履行与信息相关的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等。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总体处于偏弱水平,具体反映在深度解读能力、批判质疑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等三个方面的能力不足。同时,大学生对媒体报道和客观现实的区分还不是很清楚,容易盲听甚至盲从[14]。现实中,大学生所处的是一种拟态网络环境。这种拟态网络环境不是客观环境的镜像反映,而是经过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加工、重构形成的。如果大学生拥有良好的网络信息素养,就能够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分析和鉴别,获得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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