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新红学家王昆仑
　　王昆仑(1902~1985)，江苏无锡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6年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官。后随军参加北伐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8年赴美国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民革第二届至第四届中央常委，民革第五届和第六届主席，全国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副主席。著有《<红楼梦>人物论》。
　　王昆仑成为红学专家，是有历史原因的。最初读《红楼梦》是王昆仑十来岁在北京大学读预科的时候。那时，蔡元培是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也在北大任教，他俩都对《红楼梦》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这对王昆仑产生了影响。抗战期间，在重庆有一份杂志叫做《现代妇女》，它是由一些进步妇女办的，经常受到中共的关怀与爱护，而且王昆仑的妻子曹孟君在编辑部工作。1943年春天，《现代妇女》很想发表一些文艺方面的文章，曹孟君希望王昆仑写一点东西。于是，王昆仑开始重读《红楼梦》。
　　此刻的王昆仑，已经历了一些政治风雨，因此《红楼梦》吸引他的，不再是悲欢离合的情节，而是一些生动逼真的形象，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封建压迫最底层的女奴与女伶。王昆仑所写的有关《红楼梦》人物的评论不仅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还有着极强的政治倾向。换言之，它还有着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和战斗品格。王昆仑在发表这一组文章时，采取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用过的“真事隐”的笔法，隐去真名王昆仑，署名太愚。
　　或许是王昆仑笔下的《红楼梦》人物太别具一格了，自第一篇《花袭人论》问世以后，山城各界等都在传阅、议论。一方面是责备:居然搞起“红学”来了，什么目的?影射谁?另一方面是支持，认为用这种办法来评论一部文艺作品，特别是《红楼梦》，也有些新颖可取之处。周恩来也注意到了王昆仑的文章，而且还让《新华日报》发了报道。
　　就在王昆仑发表《花袭人论》前后，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事有巧合，当人们正在私议太愚是何人的时候，周恩来于5月24日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共产国际解散，党中央将讨论中国的政策，请即回延安。周恩来行前秘密召见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核心成员，希望大家提高警惕，注意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在山城制造更大的白色恐怖。最后，他握住王昆仑的手，深情地说:“我很快就回延安了，我要把你的有关评论《红楼梦》人物的文章带回去，给那边的同志们看看。”
　　王昆仑听后一怔，延安是革命的中心，大家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兴亡工作着，谁会看他写的有关《红楼梦》人物评论的文章呢?因此，他有些茫然地摇摇头说:“不要带它吧?那边的同志谁会看这种东西呢?”“会有很多人看的。”周恩来十分郑重地说，“我可以告诉你，起码毛主席一定要看的!”这一切对王昆仑的鼓舞太大了。于是，他欲罢不能，在车上、枕边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在工余会后一篇又一篇地写评论《红楼梦》人物的文章。后来，王昆仑的老朋友韩侍珩将这十几篇评论《红楼梦》人物的文章出了单行本，即《<红楼梦>人物论》。
　　王昆仑研究《红楼梦》，和清末民初研究《红楼梦》的两大派别——索隐派和考证派不同。他的研究和写作必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性。王昆仑写作《<红楼梦>人物论》给他带来学术上的声誉。但是，在政治上也给他引来了麻烦。其中《王熙凤论》刊出以后，有人公然责备王昆仑:这篇论文是影射蒋介石的。蒋介石大为恼火。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员时，对王昆仑说:“我读过你的《花袭人论》和《晴雯之死》，很有新意，是反我们的蔡校长和胡适先生的。”王昆仑听后愕然，说道:“真没想到主席你……”“会有时间读你的文章，对吧?”毛泽东笑着看了看王昆仑，又指着周恩来继续说道，“他回延安的时候，给我带回了不少精神食粮，其中也包括你的文章。我认真地读了，希望你继续写下去。”至此，王昆仑才想起周恩来回延安前夕的那次接见。那时，他认为周恩来的话鼓励成分居多，从未敢想毛泽东会真的读他写的这些文章。
　　周恩来关心越剧《红楼梦》的演出
　　1958年2月，越剧《红楼梦》首次公演，接着连演54场，场场爆满。1959年9月21日，上海越剧院带着越剧《红楼梦》进京演出。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到了现场。在欣赏过程中，周恩来对很多台词、情节有时微微点头，有时和邓颖超轻声讨论着，发现有问题时就向身边的越剧院同志提出。越剧院的同志对该剧演出时间要不要压缩而吃不准时，周恩来说:“你们举棋不定肯定有原因，那么厚的一本书，你们3小时演完，已经是精简了，再怎么精简呢?我看已很精炼了。”
　　演出中，当剧情发展到林黛玉临终时喜乐奏起，周恩来说:“黛玉死了，怎么能用喜乐呢!我想，你们或许是为了表现贾宝玉娶亲时的效果，但效果不好。这里应当以表现林黛玉的心情为主，先把观众的内心要求体现出来，然后再用喜乐作对比。否则观众的心情转不过来。”当天夜里，作曲顾振遐就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将音乐改了。第二天演出时，周恩来打电话对顾振遐说:“你改的音乐我听了，改得好。”
　　越剧《红楼梦》中有一场《金玉良缘》的戏，就是贾宝玉把新娘盖头掀开，发现不是林黛玉，而是薛宝钗的那场戏。周恩来和剧组人员一起吃饭时说，你们怎么连一个像样的凤冠都不买?盖头掀开后，应该是华丽的凤冠，而不是你们那么简单的凤冠。你们没有钱，我来出钱，我送你们一个。剧组原来的凤冠上用的都是小珠子，而周恩来送的那个都给安上了大珠子。
　　另外，周恩来还指出，演员的道白不能太快，字幕也要工整，因为这也是艺术。审看结束后，周恩来上台与参加演出的演员一一握手，夸奖说:“这个戏演得好，剧本也不错。”周恩来还为上海越剧院题词:“上海越剧院红楼梦”，并要求将越剧《红楼梦》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剧目演出。后来，越剧《红楼梦》还被拍成电影，搬上银幕。
　　1984年9月19日，浙江省“小百花”剧团到达北京人民剧场住地，时任浙江省文化厅厅长的孙家贤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喜讯:邓颖超同志10点钟在她的住所要接见“小百花”全体人员。“小百花”人员听后，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她们连忙带上笔记本，换上漂亮的衣裙，欢天喜地地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带领大家进入会客厅，让大家坐下，当一名“小百花”演员唱《红楼梦》中《哭灵》的那场戏时，邓颖超激动地说:“《哭灵》这段好啊!我告诉你们，恩来同志和我都喜欢听《红楼梦》，他生病住院时，要我们放录音给他听，对《红楼梦》中有些唱词基本上能背出来。”
　　越剧《红楼梦》的成长和周恩来的关怀是分不开的。越剧《红楼梦》编剧徐进在书本中珍藏着一张越剧《红楼梦》主创人员和周恩来的合影，这是徐进在经历“文革”后唯一保留下来的合照。徐进曾说:“周恩来是我这部越剧电影的知音。”
　　周恩来带“林妹妹”王文娟游览“大观园”
　　新中国成立后，红学家周汝昌从多个角度、分层次的实地考证提出，大观园的原型为清代的恭王府。这一观点曾得到了《文汇报》多位同志的支持，在头版发了头条文章，引起各界极大关注。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也都对此发生了兴趣，前往观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文娟因扮演越剧《红楼梦》里的“林妹妹”，红遍大江南北。上海越剧院进京献艺，周恩来请王文娟等人到家中吃饭。当一位演员唱到一段精彩词句时，周恩来为之击节和声，十分激动。他说:“你们演了那么多遍《红楼梦》，走，我带你们去看看真正的大观园。”
　　那次周恩来来到恭王府花园，陪同的人中有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周恩来问王昆仑:“你看像不像大观园?”王昆仑回答道:“我看不像，园子显得不够大。”周恩来说:“你就当它像，讲讲我听嘛!”这时，有人提到周汝昌考证的事，周恩来说:“要说人家是想象，人家也总有一定理由。不要轻率地肯定它就是《红楼梦》的大观园，但也不要轻率地否定它就不是。”周恩来对身边有关同志交代说:“要将恭王府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向社会开放。”
　　1975年，病中的周恩来向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嘱咐了三件事:建一座新的北京图书馆，修琉璃厂文化街，对社会开放恭王府。1978年，谷牧召开会议，将中央有关部委的领导、北京市的领导找去商量办法。会议确定要落实好周恩来的遗愿，将占用恭王府的单位一律迁出。
　　当时的恭王府几度变迁，原貌早已淹没在几十年的历史中，模糊难辨。王府的后花园被公安部、中国文联等单位占用。高大的廊柱之间砌了墙，人们在里面办公居住。
　　1981年，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召开了占用恭王府单位搬迁工作会议。第二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文化部、公安部、北京市政府等部门组成的恭王府修复委员会。一次，谷牧来恭王府视察，发现在安善堂里还住着居民，说道:“怎么还有人没搬走啊?把人找来，我来谈。”人找来了，是一位老革命。谷牧对他说，你们一定得搬，因为这是周恩来的遗愿。老人一听是周恩来的遗愿，二话没说，点头同意。
　　2006年4月，负责搬迁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拿到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盖好章的协议书，恭王府最后的占用者也确定离开了。这标志着历时28年，国家投资数亿元的恭王府腾退工作终于结束。不久，恭王府的大修工程便开始了。开工时，谷牧专门来信道贺:“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和嘱托，我对恭王府的保护修复工作也一直极为关注。”2008年8月20日北京奥运会期间，经修复后的恭王府全部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