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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早已呈现出全球化的态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环境哲学的本土化必然是全球化过程中的本土化。从全球着眼而从当地着手是最明智的做法。反思现代性乃是环境哲学不可逃避的任务，因为现代性仍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现代性思想中的物理主义自然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仍具有强大影响力，而这种自然观和价值观正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中国古代思想恰好是我们反思现代性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传统的儒道释三家都讲求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观念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的错误具有十分深刻的启示。根据“天人合一”观念，人与自然以及非人自然物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关系，人在天地间如鱼在水中。但“天人合一”观念只是一种高度综合的哲学观念，它如何与当代科学对接，是中国环境哲学必须研究的问题。中国化的环境哲学应该直面中国社会的现实，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方略，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是中国环境哲学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是中国学人对整个环境哲学的重要贡献，中国环境哲学应该紧扣“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建构其思想体系。
关键词：现代性；环境哲学；本土化；天人合一
环境哲学首先兴起于西方，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生的环境主义运动休戚相关。中国环境哲学研究步西方之后尘。偏重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往往以译介西方环境哲学著作、跟踪西方研究前沿为其基本旨趣。这便常常遭到那些注重实践的研究者们的批评，批评这种以追随西方研究“时尚”为能事的环境哲学研究于中国的环保实践助益甚少。这些批评者都十分重视研究中国现实中的具体环境问题，但其思想往往缺乏深度。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研究方法是解决不了环境问题的。当代中国环境哲学研究必须在追求思想深度和直面中国现实这两个方面同时用力，力图以哲学所特有的深刻洞见去揭示当代中国产生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制度根源、文化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便为中国政治的顶层设计提供思想资源，为呼唤一个崭新的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时代——而凝练时代精神。就此而言，中国环境哲学研究确实不能再局限于译介西方环境哲学著作，跟踪西方学术“前沿”。我们应该促进环境哲学研究的本土化，即中国化。当代中国环境哲学研究应该有中国学人自己的问题意识，应该接续中国思想传统，并对全球环境哲学研究，甚至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 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
我们正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在21世纪追求本土化而忽视全球化无疑是极不明智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新一轮现代化热潮就伴随着全球化过程。而迄今为止的全球化主要体现为资本流通、商业贸易和科技应用的全球化，是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且全球普及应用基础上的全球化，简言之，是现代性框架内的全球化。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的现代化。中国近30年的迅速发展——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教育普及——属于这种现代化的成果，伴随着迅速发展而产生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是这种现代化的后果。
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让许多学者兴奋不已，以为“数字化革命”即从原子到比特的革命会带来一场文明的革命。我们仍处于“数字化革命”的过程中。如今，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经海关查验的是由原子（物质）构成的商品，运送这样的商品必须花费很多成本。如果实现了彻底的数字化革命，海关就不必再查验由原子构成的商品了，查验用比特计数的商品即可，这将省去多少物流运费啊。这样的转变已部分得以实现：在北京通过“亚马逊”买美国的书，已不必把由原子构成的书（即纸质书）由美国运到北京，只需把用比特计数的书（即电子书）通过网络从美国发到北京的用户终端即可。我们不能不承认，数字化技术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它并没有引起什么文明的革命。迄今为止的文明仍是欧洲人于18世纪开启的文明，即工业文明。“数字化革命”仍只是工业文明框架内的部分技术革命，工业文明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精神没有变。而这种基本制度和基本精神就构成全球化的基本背景。
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法治。这种制度有其合理的方面，也有其可质疑之处，至少有继续改革的巨大空间。如果说在“冷战”期间还有个社会主义阵营（尽管内部不团结）在抵制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那么“冷战”结束之后全球绝大部分国家都认同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
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观念或基本精神是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就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时代精神，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逐渐建构起来的。现代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进行的。简言之，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活世界是由现代性塑造的。现代性思想包括如下信念：
1.物理主义自然观。根据这种自然观，万物都是由物理实在（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等）构成的；万物的本质就是其物理构成。例如，发现DNA结构以后，细菌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乔舒亚·莱德伯格说：“现在，我们可以给人下个定义。从基因型看，不管怎样，他都是由某种180厘米长，包含碳、氢、氧、氮、磷原子的分子排列顺序组成的[DNA]——这[180厘米]是DNA的长度，它存在于原卵的核里和每个成熟细胞的核里，经过螺旋成为紧缩的螺旋体，有50亿个成对的核苷酸那么长。”1
2.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根据这种知识论，只有科技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与科技知识相冲突的话语，或者是胡说八道，或者只是满足人们情感需要的虚幻的“精神安慰剂”；科学进步将趋于揭示自然的“终极定律”1；21世纪将延续20世纪末的“知识爆炸”，科技知识的迅速进步，将越来越能确保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和人类的自主、自由。
3.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根据这种政治哲学，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构成一种中立于不同宗教和人生哲学的基本社会秩序，它甚至中立于不同的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罗尔斯认为，“中立”这个概念是不确切的。他所力倡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并非程序中立的，但可以奠定在不同宗教和哲学的重叠共识（an overlapping consensus）之上2。即他所阐述的正义原则是信仰不同宗教和哲学（统称为“整全信念”）的人们都能接受的，也就是普世的。根据康德的观念，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人人都是自治的，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至少被大大淡化了。由谁来领导社会是不重要的，逐渐完善这个基本秩序框架才是最重要的。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这样的基本秩序框架极为崇拜，他们以为中国一旦有了这样的基本秩序框架，就能开出万世太平。 4.非自然主义价值论（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价值观）。现代性力图用分析的方法归置一个周延的世界秩序，且让不同的学科去分门别类地弄清整个世界秩序的方方面面。它设定自然是人类认知、改造、利用、征服的对象。认知自然是自然科学的事情，改造、利用、征服自然则是科学派生的技术和商业合作从事的事情。而以道德和法律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规范则与自然无关，也与自然科学无关。事实不同于价值，不能由事实陈述推导出价值“判断”。这些观点可简括为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如普特南所言，这种二分在现代性语境中已被当做常识3。
5.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观。根据这种道德观，只有人才属于道德共同体，有道德资格，非人存在者不属于道德共同体，没有道德资格。
6.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按说“从原子到比特”的数字化革命应该淡化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迷恋，但事实并非如此。上个世纪90年代，布热津斯基曾说，发达、富裕、民主社会的人们沉浸于物质丰饶中的纵欲无度。4迈耶斯在其《美国悖论：丰饶时代的精神饥饿》一书中写道：“我们思考过1960年以来我们文化生活中四大引人注目的趋势：性革命、婚姻衰落、儿童福利减少以及暴力的长期增加和暂时减少。而这些趋势都与第五大趋势相一致：明显高涨的物质主义与物质丰饶。我们越来越希望拥有更多财富。” “如果有人问：钱能买到幸福吗？很少人会肯定回答。但若换个问法：更多一点钱将使你更幸福一点吗？我们很多人都会一边傻笑一边点头。”1那么，当代中国的情况如何？人们通常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追求呈多元化趋势。但也有人认为，当下中国没有什么价值多元化，中国的价值观是“高度统一”的，这种“高度统一”的价值观就是“以权钱为中心”的价值观2。说当代中国价值观“高度统一”也不确切，但说主流价值观是物质主义大抵不会错。
我们不能说现代性观念都是错的。如果它全是错的，就产生不了如此大的影响——范导了一种全球化的文明。我们显然不能以简单的二值逻辑——或者真或者假，二者必居其一来判断如此复杂的思想体系。现代性仍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信仰现代性的人（包括学者）仍然多于反省、批判现代性的人，这一点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十分明显。研究现代性，继承其合理内容，分析、批判其错误，将是环境哲学长期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新科学、新哲学提供了日益丰富的反省、批判现代性的理论根据。据此，我们能揭示现代性所包含的某些致命错误。但这些新科学、新哲学的深刻意义远没有被清晰地揭示出来，远没有被系统地表述出来，远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远没有达到现代性那样的对制度、媒体、大众意识的渗透程度。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交叉渗透的方法，去凝练一个新的、足以与现代性相抗衡的思想体系，是环境哲学不可回避的使命。
简言之，环境哲学的中国化不可回避资本全球流通的国际背景，不可回避现代性主导的全球性思想背景。“从全球着眼而从当地着手”（Thinking globally and acting locally）或是最明智的做法。我们不得不在现代性这条大船上修理这条大船，直至它不再是现代性。
二、 直面中国本土问题
西方古希腊哲学原本是追求智慧的哲人的生活方式3。古汉语中没有“哲学”一词，但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都是追求生活智慧的哲人。无论是西方古代哲学，还是中国古代哲学，都体现为哲人的生活方式。哲学探究就体现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程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4即古代哲学决不流于空言，决不仅是文本研究，而是哲人的生活方式，是知行合一的，是直面现实的，是植根于社会实践的。对于中国哲人来讲，最重要的事莫过于闻道。如孔子所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但中国哲人所求索的“道”，不是纯语言形式的“逻各斯”，而是须在人生中体证的一以贯之的生活之道。如周敦颐所言，“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1
然而，现代学术制度已不再激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统一，而激励科学家、工程师和学者们集中精力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做精深研究，于是，专业越分越细。现代哲学研究也高度专业化了，最严重的是哲学不再要求知行合一。哲学成了诸多学科中的一个，也成了诸多行业中的一个。你只要能在核心期刊发足够多的文章，能拿到各种研究项目（对中国学者来讲最好能拿到国家项目）和奖励，就可以当教授。你不必探究人生哲学，更不必践行你自己研究的哲学。哲学界自命清高的学者则以不问世事为荣，而专事“文本搬运”，他们习惯于跟踪西方学术“时尚”，美其名曰紧跟学术前沿以达到国际水平。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学术之纯，达到极高水平。在英语世界，“当你想起哲学时，很快进入脑海的可能是分析哲学这样的技术术语。…… 这种哲学多数是抽象的和自我参考的，很少或没有涉及世间的事物，很难使用于人们的生活”2。这种哲学在英语世界“逐渐被制度化，成为一种与生活毫无关系的脑力活动”3。此实乃哲学的堕落和不幸，因为它仅流于文辞而已。
环境哲学研究不应该这样，而应该以直面现实、立足社会的姿态重新探寻生活之道。
首先，我们必须直面中国国情。
1.中国仍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被迫到近乎狂热的变化历程。中国的现代化是迫于外来压力而开始的。“鸦片战争”的惨败，促使许多志士仁人反省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经过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西化派逐渐取得主导优势，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化。自1953年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到1978年，我国取得了一些工业化的成就，但经济效率无法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匹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基本建设可谓日新月异，人们尝到了现代化的甜头，特别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至此，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近乎狂热。如今，收入中等偏下的家庭也可以拥有汽车了。然而，我们在狂热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也严重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健康。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让人们认识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是个难题。反思现代性会遇到巨大阻力。 2.中国的快速现代化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迥异于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时期（即西方社会现代化时期）。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列强的现代化是伴随着军事侵略的，弱肉强食的竞争表现得淋漓尽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人权观念已在全球范围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侵略性趋于收敛，至少侵略方式有了明显改变。它们更多地凭借资本和技术实力以及先发优势，而利用全球资本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同时把污染和排放转移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它们一方面谴责中国是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一方面抱怨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我们不可能再用殖民主义时期的办法去掠夺比我们落后的国家，这样会遭到强烈的国际谴责。我们也很难把污染转移出去。
3.中国人口密度极大，资源严重不足，目前的能源仍以燃煤为主。如今，国人一方面尝到了现代化的甜头，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甜头，另一方面也尝到了环境污染的苦头，如2013年以来全国很多地区经常出现的雾霾天气。人们希望驱除雾霾，但不愿放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式。他们不愿正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必然导致“大量排放”，虽然明白“大量排放”必然导致雾霾。
4.中国现代化的“硬件”建设远比“软件”建设有成效。这里的“硬件”是指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网络系统等基础设施；“软件”是指国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权利与责任意识、按规则办事的意识，简言之，是指国民素质和公民道德。在节能减排方面，人们都觉得自己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却较少人意识到自己也是污染的“贡献者”，即使自己不是排污企业的老板或员工。事实上，按照保护地球生态健康的要求，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污染者，因为我们过量地排放，随时使用一次性用品。
5.科学主义与迷信并存。如前所述，现代性是当代中国的主导性思想，现代性便包含科学主义。信持现代性的人们大多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问题能逐渐得到解决。在面临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今天，人们仍不肯放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就因为他们相信科技进步能解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导致的“大量排放”问题，即随着科技的进步，可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但不会再有“大量排放”了。科学主义是一种现代迷信。在当代中国，与现代迷信并存的还有传统遗留下来的迷信，即对神灵鬼怪等的迷信。就环境保护而言，现代迷信似乎比传统迷信更为有害，因为传统迷信通常包含对自然的敬畏，而现代迷信使人们无法无天。
面对这样的国情，环境哲学应提出当代中国语境中的问题。
1.反思现代性是中国当代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哲学问题，中国环境哲学应担负其反思现代性的特殊使命。西方环境哲学已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如谢阳举所言，“从一系列哲学根本问题和话语形态上看，环境哲学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哲学史上实质性的哥白尼革命”1。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环境哲学研究岂可抱残守缺？岂可死抱着现代性不放？当然，我们应该继承现代性的积极成果。或有人说，现代性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是的，但从中国当下发展的实际问题出发去反思现代性中的某些致命错误，会使我们的现代性反思具有本土特色。
2.要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研究环境正义问题。我们既要应对国际上对我国作为第一排放大国之大量排放的指责，又要在发展和环保之间保持平衡。如何在执政党和国家拥有远比西方执政党和国家更高权威的条件下，公平分配环保减排责任和环境权利，是需要从环境伦理角度认真加以研究的。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如制定生态补偿制度、碳交易制度等提供依据。
3.分析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持续雾霾天气的制度根源和思想根源。或有人说，你可以分析雾霾的直接来源，也可以分析产生雾霾的制度根源，何从分析雾霾产生的思想根源？这恰恰是中国环境哲学的任务。专家能告诉我们，雾霾来自哪些工厂的烟囱，来自多少辆汽车的排气管…… 明眼人也容易明白，中国近30年来迅速建了这么多工厂，制造了这么多汽车，就因为长期以来的制度建设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鲜有人知道思想根源是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获得了很多学者们精心制作的“学术外衣”的装饰，而不仅表现为意识形态，还常被当做常识或“真理”。驳斥这种常识或“真理”需要环境哲学大费周折。
4.创造性地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自由主义者最为珍爱的现代性成果是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的基本社会秩序框架，他们由衷地崇拜、赞美市场经济1。极左派则认为污染恰恰源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关的资本主义的贪婪，他们主张废除私有制，从而废除市场经济制度。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与中国极左派的思想有颇多契合之处。著名生态社会主义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说：“社会主义一直被理解为旨在颠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并消除这种关系所导致的多种罪恶的社会。这就要求在生产手段上废除私有财产，在一切事情上要求高度平等，以由生产者联合体根据真正社会需要制定的计划取代市场的盲目力量，尽可能根除与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社会分工和性别有关联的会导致怨恨的差别。但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远比这些更为深刻。只有通过人类本身革命化（原文为斜体）的革命实践才能带来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改变我们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同时改变我们人类的社会关系，既超越自然的异化，也超越人的异化。”2福斯特显然赞成社会主义的一贯定义，它涵盖对财产私有制以及与之必然相连的市场经济的坚决否决和对计划经济的拥护。当代中国的左派真正关心环境保护的不多，他们更担忧贫富悬殊所可能导致的社会危机，他们甚至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积极意义。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的根本分歧涉及对市场经济的取舍。中国环境哲学研究不可回避这一问题。笔者既不赞成自由主义，也不赞成极左思想，既不认为仅凭市场机制如诉诸碳交易和污染权交易即可有效地保护环境，也不认为可以废除市场经济而实现“在一切事情上的平等”。笔者认为，现代性所提供的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的基本社会秩序框架是必须被批判地继承的。这里涉及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以生态学和生态哲学为基本内容的超越现代性思想的生态主义思想体系可不可以与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的基本框架相容，亦即超越现代性的思想体系可否与现代社会制度框架相容。这是中国化的环境哲学必须加以研究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多方面思想，值得进行深入持久的探讨。 5.破除现代迷信，驳斥科技万能论。在科技万能论者看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现代生产和消费带来的“大量排放”（这一判断当然不错），进一步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或许也要求制度创新）能消除“大量排放”，甚至能达到生产和消费的“零排放”。其中，科技创新既是最关键的创新也是最根本的创新。因为“现代工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先进的技术能够减少污染，落后的技术污染较大”1。在科技万能论者看来，为卓有成效地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健康、阻止地球升温，不需要放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也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自然观、科学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因为有了绿色技术、低碳技术和循环利用各种资源的技术，人类可以一如既往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如果科技万能论是正确的，那就没有必要建设生态文明。利用最新的科学发现去驳斥科技万能论是中国环境哲学的一个硬任务。
以上问题都可以纳入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哲学辩护这样的一个总纲领中。这个总纲领的目标可简括为：建构当代中国的生态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生态文明”，核心内容就是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的时代精神，实践目标是形塑生态文明的制度、生态文明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生态文明的教育理念和媒体灵魂。
三、 继承中国古代思想精华
自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国人民族复兴的信心大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不能只是GDP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和科技创新的突飞猛进。简言之，民族复兴不能只是现代化水平赶超欧美。如果我们仍不顾一切地追求现代化，等待我们的甚至可能是万丈深渊。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接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必须与生态文明建设齐头并进。这要求我们改变上个世纪初形成的那种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要与自家传统决裂的 “革命”心态。站在现代性立场，你翻开中国历史，会看到“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而你仔细看，却会“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2据此，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道德虚伪和政治残暴的历史。但你若站在生态学的立场上，或许会认为：“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中国的形态叫做‘连续性’的形态”，而“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的形态”3。说中国文明的形态是“连续性的”，就因为它张扬“天人合一”观念，而不像西方现代性张扬主客二分观念。天人合一观念是一种迥异于西方现代性的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依照这一观念，人与天地万物同在一个连续的存有序列中，“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1，“天人无间断”2。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中华文明的发展在文与质、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之间保持了较好的平衡。
正因为有“天人合一”观念，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没有出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截然二分，从而没有出现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技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对象性思维，如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所说的，在西方哲学和科学中有一个无意识的设定，那便是“对象化原则”。这个原则也经常被称为“真实世界假设”。薛定谔说：“我坚持认为这[一原则]意味着一种简化，我们用它去把握无限复杂的自然问题。我们不知不觉、未经周密思考就把认知主体隔离于我们力图理解的自然领域之外。我们闪身于旁观者立场，设定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样世界就成了个客观的世界了。”3事实上，自笛卡尔之后，对象化原则在西方科学和哲学思维中是十分自觉的。有明确的主客二分和对象化原则，有执著的对明晰性、确定性的追求，有悠久的形式逻辑和数学思维传统，有悠久的还原论思想传统和普遍主义信念，在西方最终就产生了现代科学（数学表述加实验验证）。薛定谔所概括的“对象化原则”是现代科学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舍此不可能有现代科学。没有现代科学就不可能有现代技术，没有现代技术就不可能有现代工业文明，没有现代工业文明就不可能有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虽然会有局部的生态破坏）。中国传统中悠久的“天人合一”观念，使思想家们念念不忘人在天地间，如程颐所说，“人之在天地，如鱼在水，不知有水，只待出水，方知动不得”4。正因为如此，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以征服自然、控制环境为目标的科技。在19世纪，我们因此而备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凌辱。自上个世纪初以来，我们尽全力学习西方科技，今天我们在某些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在这尽力学习西方科技的过程中，人们已把“天人合一”观念忘得一干二净。习惯于对象化思维的人们已无法理解“天人合一”的意蕴。如今，我们已拥有越来越多的工厂、机器（包括飞机、火车、汽车、电脑、手机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同时我们也正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
当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生态文明，不能没有发达的科技。“天人合一”是个哲学观念，表达了一种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但人类的实际生活离不开科技知识，建构科技知识又离不开分析的方法。如何使整体主义的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分析性科学知识相协调，是本土化环境哲学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从生态学和生态文明的角度看，现代性指引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它所取得的辉煌很像吸毒者吸毒后能享受的那种极度兴奋。对一个人来讲，宁肯享受极度兴奋而不要长寿，或许不算极端愚蠢。但对全人类来讲，选择现代工业文明迅速积累的物质财富而不顾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到合理辩护。走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
若承认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以及源自印度而后来又中国化的汉语佛学，都是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丰富思想资源。发掘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宝库是环境哲学中国化的基本任务之一。
当然，我们必须明白，并非只有中国传统思想才能拯救人类。一些西方思想家已开始深刻反省西方思想的根本弊端，其中有些人还心怀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真诚景仰。继承现代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建设生态文明，需要通过各种不同文化（不仅包括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还包括非洲、南美、澳洲的土著文化）的对话、交流和汇通。但我们相信，中华民族可以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独特的贡献。 [作者简介：卢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古 东）
On Loc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Lu Fe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loc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is inevitably of glob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It is most sensible to 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is an inevitable task， because modernity is still the dominant ideology and the influential nature views of physicalism and materialist values in modernity ideology are the root cause of modern ecological crisis. Chinese ancient ideology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of thoughts for us to reflect on modernity. In ancient China，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all pursue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reflection. According to this concep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human and nature are like that of fish and water， rather than that of subject and obje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odern science and the conception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 highly comprehensive philosophical ideology， is a research topic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Chinese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should try to solve problems of Chinese society， study the primary strategy of eco?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seek for the right path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dvance of the concept of eco?civilization is a landmark in Chinese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academia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The ideology system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should b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co?civilization.
Key words： modernity；environmental philosophy；localization；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关键词：现代性；环境哲学；本土化；天人合一
环境哲学首先兴起于西方，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生的环境主义运动休戚相关。中国环境哲学研究步西方之后尘。偏重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往往以译介西方环境哲学著作、跟踪西方研究前沿为其基本旨趣。这便常常遭到那些注重实践的研究者们的批评，批评这种以追随西方研究“时尚”为能事的环境哲学研究于中国的环保实践助益甚少。这些批评者都十分重视研究中国现实中的具体环境问题，但其思想往往缺乏深度。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研究方法是解决不了环境问题的。当代中国环境哲学研究必须在追求思想深度和直面中国现实这两个方面同时用力，力图以哲学所特有的深刻洞见去揭示当代中国产生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制度根源、文化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便为中国政治的顶层设计提供思想资源，为呼唤一个崭新的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时代——而凝练时代精神。就此而言，中国环境哲学研究确实不能再局限于译介西方环境哲学著作，跟踪西方学术“前沿”。我们应该促进环境哲学研究的本土化，即中国化。当代中国环境哲学研究应该有中国学人自己的问题意识，应该接续中国思想传统，并对全球环境哲学研究，甚至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 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
我们正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在21世纪追求本土化而忽视全球化无疑是极不明智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新一轮现代化热潮就伴随着全球化过程。而迄今为止的全球化主要体现为资本流通、商业贸易和科技应用的全球化，是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且全球普及应用基础上的全球化，简言之，是现代性框架内的全球化。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的现代化。中国近30年的迅速发展——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教育普及——属于这种现代化的成果，伴随着迅速发展而产生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是这种现代化的后果。
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让许多学者兴奋不已，以为“数字化革命”即从原子到比特的革命会带来一场文明的革命。我们仍处于“数字化革命”的过程中。如今，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经海关查验的是由原子（物质）构成的商品，运送这样的商品必须花费很多成本。如果实现了彻底的数字化革命，海关就不必再查验由原子构成的商品了，查验用比特计数的商品即可，这将省去多少物流运费啊。这样的转变已部分得以实现：在北京通过“亚马逊”买美国的书，已不必把由原子构成的书（即纸质书）由美国运到北京，只需把用比特计数的书（即电子书）通过网络从美国发到北京的用户终端即可。我们不能不承认，数字化技术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它并没有引起什么文明的革命。迄今为止的文明仍是欧洲人于18世纪开启的文明，即工业文明。“数字化革命”仍只是工业文明框架内的部分技术革命，工业文明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精神没有变。而这种基本制度和基本精神就构成全球化的基本背景。
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法治。这种制度有其合理的方面，也有其可质疑之处，至少有继续改革的巨大空间。如果说在“冷战”期间还有个社会主义阵营（尽管内部不团结）在抵制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那么“冷战”结束之后全球绝大部分国家都认同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
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观念或基本精神是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就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时代精神，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逐渐建构起来的。现代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进行的。简言之，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活世界是由现代性塑造的。现代性思想包括如下信念：
1.物理主义自然观。根据这种自然观，万物都是由物理实在（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等）构成的；万物的本质就是其物理构成。例如，发现DNA结构以后，细菌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乔舒亚·莱德伯格说：“现在，我们可以给人下个定义。从基因型看，不管怎样，他都是由某种180厘米长，包含碳、氢、氧、氮、磷原子的分子排列顺序组成的[DNA]——这[180厘米]是DNA的长度，它存在于原卵的核里和每个成熟细胞的核里，经过螺旋成为紧缩的螺旋体，有50亿个成对的核苷酸那么长。”1
2.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根据这种知识论，只有科技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与科技知识相冲突的话语，或者是胡说八道，或者只是满足人们情感需要的虚幻的“精神安慰剂”；科学进步将趋于揭示自然的“终极定律”1；21世纪将延续20世纪末的“知识爆炸”，科技知识的迅速进步，将越来越能确保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和人类的自主、自由。
3.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根据这种政治哲学，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构成一种中立于不同宗教和人生哲学的基本社会秩序，它甚至中立于不同的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罗尔斯认为，“中立”这个概念是不确切的。他所力倡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并非程序中立的，但可以奠定在不同宗教和哲学的重叠共识（an overlapping consensus）之上2。即他所阐述的正义原则是信仰不同宗教和哲学（统称为“整全信念”）的人们都能接受的，也就是普世的。根据康德的观念，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人人都是自治的，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至少被大大淡化了。由谁来领导社会是不重要的，逐渐完善这个基本秩序框架才是最重要的。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这样的基本秩序框架极为崇拜，他们以为中国一旦有了这样的基本秩序框架，就能开出万世太平。 4.非自然主义价值论（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价值观）。现代性力图用分析的方法归置一个周延的世界秩序，且让不同的学科去分门别类地弄清整个世界秩序的方方面面。它设定自然是人类认知、改造、利用、征服的对象。认知自然是自然科学的事情，改造、利用、征服自然则是科学派生的技术和商业合作从事的事情。而以道德和法律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规范则与自然无关，也与自然科学无关。事实不同于价值，不能由事实陈述推导出价值“判断”。这些观点可简括为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如普特南所言，这种二分在现代性语境中已被当做常识3。
5.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观。根据这种道德观，只有人才属于道德共同体，有道德资格，非人存在者不属于道德共同体，没有道德资格。
6.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按说“从原子到比特”的数字化革命应该淡化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迷恋，但事实并非如此。上个世纪90年代，布热津斯基曾说，发达、富裕、民主社会的人们沉浸于物质丰饶中的纵欲无度。4迈耶斯在其《美国悖论：丰饶时代的精神饥饿》一书中写道：“我们思考过1960年以来我们文化生活中四大引人注目的趋势：性革命、婚姻衰落、儿童福利减少以及暴力的长期增加和暂时减少。而这些趋势都与第五大趋势相一致：明显高涨的物质主义与物质丰饶。我们越来越希望拥有更多财富。” “如果有人问：钱能买到幸福吗？很少人会肯定回答。但若换个问法：更多一点钱将使你更幸福一点吗？我们很多人都会一边傻笑一边点头。”1那么，当代中国的情况如何？人们通常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追求呈多元化趋势。但也有人认为，当下中国没有什么价值多元化，中国的价值观是“高度统一”的，这种“高度统一”的价值观就是“以权钱为中心”的价值观2。说当代中国价值观“高度统一”也不确切，但说主流价值观是物质主义大抵不会错。
我们不能说现代性观念都是错的。如果它全是错的，就产生不了如此大的影响——范导了一种全球化的文明。我们显然不能以简单的二值逻辑——或者真或者假，二者必居其一来判断如此复杂的思想体系。现代性仍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信仰现代性的人（包括学者）仍然多于反省、批判现代性的人，这一点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十分明显。研究现代性，继承其合理内容，分析、批判其错误，将是环境哲学长期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新科学、新哲学提供了日益丰富的反省、批判现代性的理论根据。据此，我们能揭示现代性所包含的某些致命错误。但这些新科学、新哲学的深刻意义远没有被清晰地揭示出来，远没有被系统地表述出来，远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远没有达到现代性那样的对制度、媒体、大众意识的渗透程度。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交叉渗透的方法，去凝练一个新的、足以与现代性相抗衡的思想体系，是环境哲学不可回避的使命。
简言之，环境哲学的中国化不可回避资本全球流通的国际背景，不可回避现代性主导的全球性思想背景。“从全球着眼而从当地着手”（Thinking globally and acting locally）或是最明智的做法。我们不得不在现代性这条大船上修理这条大船，直至它不再是现代性。
二、 直面中国本土问题
西方古希腊哲学原本是追求智慧的哲人的生活方式3。古汉语中没有“哲学”一词，但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都是追求生活智慧的哲人。无论是西方古代哲学，还是中国古代哲学，都体现为哲人的生活方式。哲学探究就体现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程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4即古代哲学决不流于空言，决不仅是文本研究，而是哲人的生活方式，是知行合一的，是直面现实的，是植根于社会实践的。对于中国哲人来讲，最重要的事莫过于闻道。如孔子所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但中国哲人所求索的“道”，不是纯语言形式的“逻各斯”，而是须在人生中体证的一以贯之的生活之道。如周敦颐所言，“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1
然而，现代学术制度已不再激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统一，而激励科学家、工程师和学者们集中精力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做精深研究，于是，专业越分越细。现代哲学研究也高度专业化了，最严重的是哲学不再要求知行合一。哲学成了诸多学科中的一个，也成了诸多行业中的一个。你只要能在核心期刊发足够多的文章，能拿到各种研究项目（对中国学者来讲最好能拿到国家项目）和奖励，就可以当教授。你不必探究人生哲学，更不必践行你自己研究的哲学。哲学界自命清高的学者则以不问世事为荣，而专事“文本搬运”，他们习惯于跟踪西方学术“时尚”，美其名曰紧跟学术前沿以达到国际水平。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学术之纯，达到极高水平。在英语世界，“当你想起哲学时，很快进入脑海的可能是分析哲学这样的技术术语。…… 这种哲学多数是抽象的和自我参考的，很少或没有涉及世间的事物，很难使用于人们的生活”2。这种哲学在英语世界“逐渐被制度化，成为一种与生活毫无关系的脑力活动”3。此实乃哲学的堕落和不幸，因为它仅流于文辞而已。
环境哲学研究不应该这样，而应该以直面现实、立足社会的姿态重新探寻生活之道。
首先，我们必须直面中国国情。
1.中国仍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被迫到近乎狂热的变化历程。中国的现代化是迫于外来压力而开始的。“鸦片战争”的惨败，促使许多志士仁人反省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经过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西化派逐渐取得主导优势，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化。自1953年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到1978年，我国取得了一些工业化的成就，但经济效率无法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匹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基本建设可谓日新月异，人们尝到了现代化的甜头，特别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至此，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近乎狂热。如今，收入中等偏下的家庭也可以拥有汽车了。然而，我们在狂热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也严重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健康。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让人们认识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是个难题。反思现代性会遇到巨大阻力。 2.中国的快速现代化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迥异于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时期（即西方社会现代化时期）。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列强的现代化是伴随着军事侵略的，弱肉强食的竞争表现得淋漓尽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人权观念已在全球范围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侵略性趋于收敛，至少侵略方式有了明显改变。它们更多地凭借资本和技术实力以及先发优势，而利用全球资本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同时把污染和排放转移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它们一方面谴责中国是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一方面抱怨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我们不可能再用殖民主义时期的办法去掠夺比我们落后的国家，这样会遭到强烈的国际谴责。我们也很难把污染转移出去。
3.中国人口密度极大，资源严重不足，目前的能源仍以燃煤为主。如今，国人一方面尝到了现代化的甜头，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甜头，另一方面也尝到了环境污染的苦头，如2013年以来全国很多地区经常出现的雾霾天气。人们希望驱除雾霾，但不愿放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式。他们不愿正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必然导致“大量排放”，虽然明白“大量排放”必然导致雾霾。
4.中国现代化的“硬件”建设远比“软件”建设有成效。这里的“硬件”是指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网络系统等基础设施；“软件”是指国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权利与责任意识、按规则办事的意识，简言之，是指国民素质和公民道德。在节能减排方面，人们都觉得自己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却较少人意识到自己也是污染的“贡献者”，即使自己不是排污企业的老板或员工。事实上，按照保护地球生态健康的要求，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污染者，因为我们过量地排放，随时使用一次性用品。
5.科学主义与迷信并存。如前所述，现代性是当代中国的主导性思想，现代性便包含科学主义。信持现代性的人们大多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问题能逐渐得到解决。在面临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今天，人们仍不肯放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就因为他们相信科技进步能解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导致的“大量排放”问题，即随着科技的进步，可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但不会再有“大量排放”了。科学主义是一种现代迷信。在当代中国，与现代迷信并存的还有传统遗留下来的迷信，即对神灵鬼怪等的迷信。就环境保护而言，现代迷信似乎比传统迷信更为有害，因为传统迷信通常包含对自然的敬畏，而现代迷信使人们无法无天。
面对这样的国情，环境哲学应提出当代中国语境中的问题。
1.反思现代性是中国当代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哲学问题，中国环境哲学应担负其反思现代性的特殊使命。西方环境哲学已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如谢阳举所言，“从一系列哲学根本问题和话语形态上看，环境哲学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哲学史上实质性的哥白尼革命”1。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环境哲学研究岂可抱残守缺？岂可死抱着现代性不放？当然，我们应该继承现代性的积极成果。或有人说，现代性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是的，但从中国当下发展的实际问题出发去反思现代性中的某些致命错误，会使我们的现代性反思具有本土特色。
2.要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研究环境正义问题。我们既要应对国际上对我国作为第一排放大国之大量排放的指责，又要在发展和环保之间保持平衡。如何在执政党和国家拥有远比西方执政党和国家更高权威的条件下，公平分配环保减排责任和环境权利，是需要从环境伦理角度认真加以研究的。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如制定生态补偿制度、碳交易制度等提供依据。
3.分析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持续雾霾天气的制度根源和思想根源。或有人说，你可以分析雾霾的直接来源，也可以分析产生雾霾的制度根源，何从分析雾霾产生的思想根源？这恰恰是中国环境哲学的任务。专家能告诉我们，雾霾来自哪些工厂的烟囱，来自多少辆汽车的排气管…… 明眼人也容易明白，中国近30年来迅速建了这么多工厂，制造了这么多汽车，就因为长期以来的制度建设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鲜有人知道思想根源是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获得了很多学者们精心制作的“学术外衣”的装饰，而不仅表现为意识形态，还常被当做常识或“真理”。驳斥这种常识或“真理”需要环境哲学大费周折。
4.创造性地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自由主义者最为珍爱的现代性成果是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的基本社会秩序框架，他们由衷地崇拜、赞美市场经济1。极左派则认为污染恰恰源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关的资本主义的贪婪，他们主张废除私有制，从而废除市场经济制度。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与中国极左派的思想有颇多契合之处。著名生态社会主义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说：“社会主义一直被理解为旨在颠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并消除这种关系所导致的多种罪恶的社会。这就要求在生产手段上废除私有财产，在一切事情上要求高度平等，以由生产者联合体根据真正社会需要制定的计划取代市场的盲目力量，尽可能根除与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社会分工和性别有关联的会导致怨恨的差别。但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远比这些更为深刻。只有通过人类本身革命化（原文为斜体）的革命实践才能带来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改变我们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同时改变我们人类的社会关系，既超越自然的异化，也超越人的异化。”2福斯特显然赞成社会主义的一贯定义，它涵盖对财产私有制以及与之必然相连的市场经济的坚决否决和对计划经济的拥护。当代中国的左派真正关心环境保护的不多，他们更担忧贫富悬殊所可能导致的社会危机，他们甚至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积极意义。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的根本分歧涉及对市场经济的取舍。中国环境哲学研究不可回避这一问题。笔者既不赞成自由主义，也不赞成极左思想，既不认为仅凭市场机制如诉诸碳交易和污染权交易即可有效地保护环境，也不认为可以废除市场经济而实现“在一切事情上的平等”。笔者认为，现代性所提供的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的基本社会秩序框架是必须被批判地继承的。这里涉及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以生态学和生态哲学为基本内容的超越现代性思想的生态主义思想体系可不可以与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的基本框架相容，亦即超越现代性的思想体系可否与现代社会制度框架相容。这是中国化的环境哲学必须加以研究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多方面思想，值得进行深入持久的探讨。 5.破除现代迷信，驳斥科技万能论。在科技万能论者看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现代生产和消费带来的“大量排放”（这一判断当然不错），进一步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或许也要求制度创新）能消除“大量排放”，甚至能达到生产和消费的“零排放”。其中，科技创新既是最关键的创新也是最根本的创新。因为“现代工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先进的技术能够减少污染，落后的技术污染较大”1。在科技万能论者看来，为卓有成效地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健康、阻止地球升温，不需要放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也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自然观、科学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因为有了绿色技术、低碳技术和循环利用各种资源的技术，人类可以一如既往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如果科技万能论是正确的，那就没有必要建设生态文明。利用最新的科学发现去驳斥科技万能论是中国环境哲学的一个硬任务。
以上问题都可以纳入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哲学辩护这样的一个总纲领中。这个总纲领的目标可简括为：建构当代中国的生态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生态文明”，核心内容就是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的时代精神，实践目标是形塑生态文明的制度、生态文明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生态文明的教育理念和媒体灵魂。
三、 继承中国古代思想精华
自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国人民族复兴的信心大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不能只是GDP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和科技创新的突飞猛进。简言之，民族复兴不能只是现代化水平赶超欧美。如果我们仍不顾一切地追求现代化，等待我们的甚至可能是万丈深渊。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接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必须与生态文明建设齐头并进。这要求我们改变上个世纪初形成的那种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要与自家传统决裂的 “革命”心态。站在现代性立场，你翻开中国历史，会看到“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而你仔细看，却会“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2据此，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道德虚伪和政治残暴的历史。但你若站在生态学的立场上，或许会认为：“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中国的形态叫做‘连续性’的形态”，而“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的形态”3。说中国文明的形态是“连续性的”，就因为它张扬“天人合一”观念，而不像西方现代性张扬主客二分观念。天人合一观念是一种迥异于西方现代性的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依照这一观念，人与天地万物同在一个连续的存有序列中，“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1，“天人无间断”2。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中华文明的发展在文与质、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之间保持了较好的平衡。
正因为有“天人合一”观念，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没有出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截然二分，从而没有出现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技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对象性思维，如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所说的，在西方哲学和科学中有一个无意识的设定，那便是“对象化原则”。这个原则也经常被称为“真实世界假设”。薛定谔说：“我坚持认为这[一原则]意味着一种简化，我们用它去把握无限复杂的自然问题。我们不知不觉、未经周密思考就把认知主体隔离于我们力图理解的自然领域之外。我们闪身于旁观者立场，设定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样世界就成了个客观的世界了。”3事实上，自笛卡尔之后，对象化原则在西方科学和哲学思维中是十分自觉的。有明确的主客二分和对象化原则，有执著的对明晰性、确定性的追求，有悠久的形式逻辑和数学思维传统，有悠久的还原论思想传统和普遍主义信念，在西方最终就产生了现代科学（数学表述加实验验证）。薛定谔所概括的“对象化原则”是现代科学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舍此不可能有现代科学。没有现代科学就不可能有现代技术，没有现代技术就不可能有现代工业文明，没有现代工业文明就不可能有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虽然会有局部的生态破坏）。中国传统中悠久的“天人合一”观念，使思想家们念念不忘人在天地间，如程颐所说，“人之在天地，如鱼在水，不知有水，只待出水，方知动不得”4。正因为如此，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以征服自然、控制环境为目标的科技。在19世纪，我们因此而备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凌辱。自上个世纪初以来，我们尽全力学习西方科技，今天我们在某些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在这尽力学习西方科技的过程中，人们已把“天人合一”观念忘得一干二净。习惯于对象化思维的人们已无法理解“天人合一”的意蕴。如今，我们已拥有越来越多的工厂、机器（包括飞机、火车、汽车、电脑、手机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同时我们也正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
当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生态文明，不能没有发达的科技。“天人合一”是个哲学观念，表达了一种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但人类的实际生活离不开科技知识，建构科技知识又离不开分析的方法。如何使整体主义的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分析性科学知识相协调，是本土化环境哲学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从生态学和生态文明的角度看，现代性指引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它所取得的辉煌很像吸毒者吸毒后能享受的那种极度兴奋。对一个人来讲，宁肯享受极度兴奋而不要长寿，或许不算极端愚蠢。但对全人类来讲，选择现代工业文明迅速积累的物质财富而不顾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到合理辩护。走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
若承认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以及源自印度而后来又中国化的汉语佛学，都是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丰富思想资源。发掘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宝库是环境哲学中国化的基本任务之一。
当然，我们必须明白，并非只有中国传统思想才能拯救人类。一些西方思想家已开始深刻反省西方思想的根本弊端，其中有些人还心怀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真诚景仰。继承现代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建设生态文明，需要通过各种不同文化（不仅包括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还包括非洲、南美、澳洲的土著文化）的对话、交流和汇通。但我们相信，中华民族可以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独特的贡献。 [作者简介：卢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古 东）
On Loc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Lu Fe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loc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is inevitably of glob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It is most sensible to 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is an inevitable task， because modernity is still the dominant ideology and the influential nature views of physicalism and materialist values in modernity ideology are the root cause of modern ecological crisis. Chinese ancient ideology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of thoughts for us to reflect on modernity. In ancient China，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all pursue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reflection. According to this concep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human and nature are like that of fish and water， rather than that of subject and obje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odern science and the conception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 highly comprehensive philosophical ideology， is a research topic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Chinese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should try to solve problems of Chinese society， study the primary strategy of eco?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seek for the right path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dvance of the concept of eco?civilization is a landmark in Chinese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academia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The ideology system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should b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co?civilization.
Key words： modernity；environmental philosophy；localization；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