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陈永贵和开国少将谢振华，“文革”期间在山西交集，曾有着鲜为人知的恩怨。
　　谢振华亲率一个营解救陈永贵
　　1967年1月，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和省军区政委张日清联合组织起“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中共山西省委的权。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陈永贵参与造反，很快进入山西省核心领导小组。
　　夺权之后，刘格平与张日清的矛盾日益显露。从此，以刘格平、陈永贵为首的“总站派”与以张日清为代表的“兵团派”开始文争武斗。1967年8月，晋中地区两大派在平遥开会，会后武斗逐步升级。陈永贵赶到平遥调停不成，反而激起“兵团派”不满，被困平遥第一中学里，“兵团派”称要把陈永贵“拉出来杀掉”。
　　周恩来立即电令山西“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营救陈永贵。谢振华迅速命令距平遥50里的三一九团部署兵力赶往平遥，自己又亲率1个营的兵力从太原前往，把陈永贵解救了出来，陈永贵感激涕零。
　　谢振华查出陈永贵历史问题
　　两人的友善关系并没能维持下去。谢振华对陈永贵领导的大寨许多极“左”做法不认同，这些都激怒了陈永贵。1968年秋，全国搞清队整党，谢振华在负责山西的清队整党工作时，查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又加剧了矛盾。
　　当时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信，揭发陈永贵在抗战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历史问题。陈永贵主动找谢振华交待了他这段历史问题。
　　《谢振华回忆文集》写道：“当时我约他在迎泽宾馆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和他谈话。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我说：‘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他说：‘我在抗日战争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后来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了情报。……”
　　《谢振华回忆文集》又写了向上反映的经过和自己的看法：“1968年12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我又当面向他作了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仍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陈永贵主持批斗谢振华
　　六十九军按组织程序把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材料上报，这个问题没有影响到陈永贵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央委员，也没有妨碍陈永贵1973年在“十大”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人意料的是，批林批孔中，“四人帮”整谢振华时冒出一个“整陈永贵黑材料”事件。
　　1972年，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司令员谢振华根据周恩来指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对极“左”的批判，工厂反对停工，保证正常生产，农村则抵制学大寨运动中搞“穷过渡”等一系列“左”的做法。
　　山西省委批极“左”时，陈永贵却在山西省昔阳县“反右倾”。他在会上说，批极“左”给我们出了个难题。王洪文、陈永贵接见山西代表时，陈永贵说：“到现在还搞我的历史背景。”
　　陈永贵不批极“左”批右倾，受到“四人帮”的赞赏。接着，“四人帮”批谢振华、曹中南（省委第二书记）“抵制和干扰农业学大寨运动”。当时的中央要陈永贵主持批斗大会，集中批谢、曹“错误”，还要他们交待整陈永贵“黑材料”问题。
　　1992年，谢振华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说：“陈永贵在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我时，竟逼着我承认整了他的黑材料，企图置我于死地，杀人灭口，以隐瞒他的罪恶历史。”
　　（摘自《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