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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小说集中，有一篇是用《诗经》作为引子，把诗经中的古代生活和当下农村的生活和生命形态联结到一起，读的时候一面觉得是现在的中国，一面又觉得是在历史之中，扩张了小说文本的空间，使现在的人性溯及了历史的河流，使他有所归依，生命有了一种更深远的层次渊源。袁凌小说的意义在于发现，给我们呈现一个更加丰富细微的乡村，更加富于血和肉的人类的生命形态，不单单局限于乡村。
袁凌用了“我们的命是这么土”这个书名，需要勇气，我们今天在说土的时候，一般指的是陈旧，一种跟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我觉得袁凌有一种野心，想把这个“土”字重新洗刷，重新清理出来一种新鲜的、更具本原意义的一种气质。可能在这个土的里面，确实包含着一个巨大的世界，包含着农民作为一个人的生活结构。当一个农民像刘树立那样摸索求生，感到小路的坎坷和妻子肩膀的消瘦，他是一个人，他不能仅仅被一个农民的符号所界定。当我们在重新理解乡村，重新理解农民，重新理解土这样的词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这恰恰是我们灵魂最深处的一种存在，是存在的压舱物。
从袁凌这么多年的创作轨迹来看，他一直在关注一种“重”生活，我们一直在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袁凌却一直在写重的生活，不管是写矿工，还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那本书里写了九十九种死亡，每一种死亡都是一次生命，让人在有痛感的同时感到珍惜，让人珍惜的还有袁凌的文字，他把每一个生命印刻在了文字当中。除了人和动物，还包括物的生命，并且有一种言外之意的传达。
袁凌的作品里还体现出了他自己谈到的一个重要概念：物性。物，是物质的物。我们通常说小说要写人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袁凌还要写物性，人与物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在互动之中两者的表现形态，把人与物作为平等主体来写。他并不只是想写一个真善美的人性，或者真善美与恶复杂交织的一种人性，人在现实中的一种受限性，这个受限的过程是他想要表达的形态。
这个对我特别有启发。我们在说到人性的时候，确实特别容易把它拔高到一种无物质性里面，但是物性的确是我们经常忽略的，也就是人的受限性，人与环境的一种互动。这看上去并不算是一种特别新鲜的观念，在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里有源头，但在今天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现在的很多小说太过讲究人性，太少关注物性，使得我们的很多小说飞得太高，飘得太远，没办法去抓住某一种核心。而且在袁凌这里，强调的还不止是批判现实主义中作为人物生存环境的物，而是拥有主体性的物，物性和人性交互作用，呈现出更丰富深层、立体的世界。这符合现代社会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
从对物性的看重出发，袁凌特别着重现实内部的一种纹理，一种状态。他的小说没有多大的情节冲突、戏剧冲突，比如你读他的《世界》，这篇小说从头到尾，情节发展特别缓慢，没有什么惊心动魄、撕心裂肺、欲罢不能的冲突，它就是一种自然的形态。但在这种自然形态之中，或者说物性的氛围中，人的精神形态在发生变化。刘树立的眼睛瞎掉后，他要适应，适应之后他要挣扎，拓展，试图走得更远，从家门后走到后院，从后院走到坡地，从坡地走到更远，他在不断地去试探这个世界，会遇到很多困难，同时也是和外界事物的沟通，每一个微小的困难的克服，譬如上一级楼梯，也就是和身边事物、和楼梯的一级打破障碍达成交流的过程。
好的文本，不管是散文，小说，非虚构也罢，它一定是在探索边界，一定能够超越边界，因为边界是固有的，大家约定俗成的，你超越了它，颠覆了它，你才可能有你自己的声音，这可能是最终的一个目标，我也会慢慢朝这个目标前行。
他过世后，她有时会想：“在另一个世界，会有一个胖胖的、浓眉大眼满脸笑容的男人去见他，跟他说：‘孙先生，你好，我是袁一。’然后这一胖一瘦的两个人会坐下来。继父会与我的生父谈话，告诉他我们是怎样长大的。”
两个男人的故事 具象的生父 抽象的继父
看到封面上的一行字：人不能太有故事，有故事往往要遭逢变故。暗想，究竟是故事引发变故，还是变故造就故事？
其实，故事即变故，只是于生命而言是变故，落于书面，便是故事。我们总是认为故事应是有虚构成分的，事实上，我觉得，那是写作者赋予“变故”以心灵的消解与释怀。
《两个父亲》是这本书的名字，也是其中一篇散文的标题。然而阅读，却是从“眷村”开始，就好像进入村口，看到耿直欢乐的父亲出场，美丽的戏剧化的母亲亦是出场了，然后是我，充满好奇而又心思缜密的天真女孩。再然后，群架打得头破血流的男孩，被母亲煽着耳光拖着头发往家赶的“失足”女孩，并不受宠的宠物狗“嗷嗷”叫着从一家窜到另一家，那些永远不会关闭家门的房子，成为村里的孩子们游戏的站点，家门内总有一个成年女人操持着她们擅长或者勉为其难的家务，教训着自家或者邻居家的孩子……然后，我们看见，继父出现了，以默片的方式。
眷村其实并不庞大，可是孩子的心有多大啊！
十五岁是一个分界岭，继父从生父手里领到一枚沉重的接力棒。生父以快速短跑的方式完成了他短暂而又激情四溢的生命，而继父，却是长跑，漫长的后半辈子，把十五岁的孩子跑成了花甲，把五十岁的自己，跑成一个九十九岁耄耋老人。
生父已然是遥远的记忆，童年时代，被他拖着去医院看牙，小小的腿脚跟不上军人疾速奔走的步伐；他坐在公交车上，她坐在他膝上，腿肚子触碰到他硬质粗糙的军裤，令她觉得可靠而依赖；他带她吃冰，他“呼噜呼噜”喝冰渣子糖水，暗黑的底色下，他眉目鲜明，巨大的躯体以及摄取食物时浩瀚的声音，一切都是清晰可辨……孩童时代的记忆显得那么具体，因为“我把我自己留在他的死亡里陪伴他，一个永远幼小的自己”。而后的成年经历，却隐藏在那些气味和色调的背后，抽象成某种概念。是的，在我的阅读中，生父是具象的生父，继父却是抽象的继父，可分明是继父陪伴孩子的日子更长更久。
她给过继父一个拥抱，在母亲抱病住院的大厅。他“八十来岁，身体非常清凉干净，抱着他时感觉他有种香气，青草似的，阴凉干爽，完全没有所谓的老人味。”在她的记忆里，他以沉默的影子以及气味的方式无所不在。 我相信，那是一个洁身自好的男人，他沉默寡言，她亦是不曾在书中记录下他的只言片语。他不说话，他是一个“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陌生人”。然而，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疏离恰是一种保护，保护孩子的自尊，维护她们内心岌岌可危的安全感，保住某些尴尬永远埋藏在内心，某种窘迫不致让孩子无以应对……与生父相比，继父活在更为逼仄寂寞的心理空间，他悄悄地收藏继女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剪贴本里收录的是他羞于示人的骄傲。
继父与生父互不认识，可他抚养了他的五个孩子到成年。他过世后，她有时会想：“在另一个世界，会有一个胖胖的、浓眉大眼满脸笑容的男人去见他，跟他说：‘孙先生，你好，我是袁一。’然后这一胖一瘦的两个人会坐下来。继父会与我的生父谈话，告诉他我们是怎样长大的。”
很少有人这样写自己的生父和继父，读到这一段，感动与哀伤，一并侵袭而来。
有时候我也会想一些并不存在的问题，譬如，当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并肩站在一起，我会偏爱哪一个？倘若他们分别与我单独相处，我又会不会无以逃避地同样爱着他们？尽管他们是那么不同，胖或瘦，高或矮，开朗或内向……我喜欢这样的对比，两个亲人，抑或两个情人。
因为平和、坦然，世俗的人伦庸常在一个性情美好而又细腻的女子笔下，成为一种有关文字、有关人性的品质。
书写锥心旧事 停留在记忆里的父亲
眷村的入口，亦是记忆的入口。那些记忆，由食物的滋味、家居的色调、人的语气抑或歌声、布料的触感，还有，某种痛感，牙痛，甚而心痛，一一组成。而阅读《两个父亲》的过程，便是一个别人的记忆与我的记忆交错勾连的过程。
记忆总是那样重要，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认为。记住发生过的事，好像我们的人生才可以存在。然而，“记忆又是很难准确的。我们记住的，往往不是事实，而只是情绪和感觉，可记忆会被这些情绪和感觉修改。”
当垂垂老矣的继父“回忆他曾经参加的战役、指挥过的兵员，被长官召见，长官对他的鼓励。非常翔实、精确，场景、服装、对话，有如小说，或电影。我们跟他谈话时在一种几乎魔幻的状态，他如此真实地回忆那些在他生命中不存在的事情，我们附和他，因为真正的往事不在他的记忆里。”
在医学领域，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幻觉”，那是一种病症，而每一个曾经年轻过的人，在遭遇老年的自己时，多数会有这样的“幻觉”。以书中的话来说，就是“用记忆修正人生”，那些被夸大的光荣与甜美，那些被屏蔽的不愉快与难以承担，都在记忆里被重新描绘过。“我们所记忆的，与其说是真实人生，不如说是我们的愿望，以及对自己人生的真正定义。”
当读到她写“凡是带厚度的、沉实的布料，总让我想起父亲。”，我便真想起我的父亲，那个被我在《远去的人》里记述的老人。现在他躺在医院里，阿尔茨海默症让他不再认识我，也不认识任何家人。他软弱到不能咀嚼青菜，吞咽两口水就要睡过去。可每每与别人提起我的父亲，我脑中依然是一个穿着“老K皮鞋”，走路时脚步“咚咚”作响的父亲。
小时候，我们把父亲工厂里发的劳保皮鞋叫“老K皮鞋”，有着厚重的鞋面、鞋帮和鞋底，硬度可与安全帽匹敌，这种鞋子让一个身量并不高壮的男人显得伟岸而精力充沛。还记得，父亲开着一辆红色的车到外婆家来接我，他从车门里跨出的脚上就是那样一双鞋。他挟住我的双臂，一把拎起我，把和玩具熊一样大的我摆在驾驶室的座椅上：我们回家啦！然后，“老K皮鞋”踩下油门，“轰”的一声，刹那间，小小的我飞驰起来……那是记忆里的故事，却无法追溯真假。母亲说了，父亲从没有开过红色的车。还有，厂里发的“老K皮鞋”，父亲大多送给乡下的亲戚，自己几乎没怎么穿。还有还有，我住外婆家的时段，是四岁以前，那么小的我，怎么可能记得？可我脑中，就是有这样的记忆。抑或母亲的记忆也是错的？我们交叠的错误让过往变得神秘而诡异。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说，“我不大相信记忆，一切的记忆，包括我自己的。”
读到彼时，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我想认识一下这位叫“袁琼琼”的前辈，并不是要与她交谈什么具体的记忆，而是，我想看看她长什么样。书上的作者简介没有附照片，可是我的脑中，却有一个想象的她，那个留着西瓜皮头的祖籍四川的台湾女孩。童年的我，也是留的西瓜皮，只是出生成长在上海的我，与她有着母女般悬殊的年龄差距。也许见了面，我亦是想不出要与她说什么话，我想，我只是要看看，未来的我，会不会长成她那个样子。不然，为什么她的记忆，在我读来恰如我的记忆？
阅读《两个父亲》，便是阅读一个人的记忆，而这样的记忆，在我眼里，却是被赋予了文学的色彩。对心灵有着幽微关照的文字，不事张扬地抚慰自己，抚慰阅读者，抑或，用她的记忆，唤起我们的记忆。如此，话题回到最初，那句封面上的话，“人不能太有故事，有故事往往要遭逢变故。”
故事与变故的关系，在《两个父亲》中，以记忆与现实的方式错综呈现。我们终其一生体历着变故，同时为自己的内心创作生命的故事。如同书中所说：他保持怀疑，却又无法证实自己的怀疑。因此选择不信任记忆，也不信任遗忘。让事实停留在某处，某个无法界定却也无法抹除的某处。
有时候，我们写作，就是为了在某处停留，停留在一个无法界定，也无法抹除的地方。
袁凌用了“我们的命是这么土”这个书名，需要勇气，我们今天在说土的时候，一般指的是陈旧，一种跟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我觉得袁凌有一种野心，想把这个“土”字重新洗刷，重新清理出来一种新鲜的、更具本原意义的一种气质。可能在这个土的里面，确实包含着一个巨大的世界，包含着农民作为一个人的生活结构。当一个农民像刘树立那样摸索求生，感到小路的坎坷和妻子肩膀的消瘦，他是一个人，他不能仅仅被一个农民的符号所界定。当我们在重新理解乡村，重新理解农民，重新理解土这样的词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这恰恰是我们灵魂最深处的一种存在，是存在的压舱物。
从袁凌这么多年的创作轨迹来看，他一直在关注一种“重”生活，我们一直在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袁凌却一直在写重的生活，不管是写矿工，还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那本书里写了九十九种死亡，每一种死亡都是一次生命，让人在有痛感的同时感到珍惜，让人珍惜的还有袁凌的文字，他把每一个生命印刻在了文字当中。除了人和动物，还包括物的生命，并且有一种言外之意的传达。
袁凌的作品里还体现出了他自己谈到的一个重要概念：物性。物，是物质的物。我们通常说小说要写人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袁凌还要写物性，人与物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在互动之中两者的表现形态，把人与物作为平等主体来写。他并不只是想写一个真善美的人性，或者真善美与恶复杂交织的一种人性，人在现实中的一种受限性，这个受限的过程是他想要表达的形态。
这个对我特别有启发。我们在说到人性的时候，确实特别容易把它拔高到一种无物质性里面，但是物性的确是我们经常忽略的，也就是人的受限性，人与环境的一种互动。这看上去并不算是一种特别新鲜的观念，在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里有源头，但在今天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现在的很多小说太过讲究人性，太少关注物性，使得我们的很多小说飞得太高，飘得太远，没办法去抓住某一种核心。而且在袁凌这里，强调的还不止是批判现实主义中作为人物生存环境的物，而是拥有主体性的物，物性和人性交互作用，呈现出更丰富深层、立体的世界。这符合现代社会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
从对物性的看重出发，袁凌特别着重现实内部的一种纹理，一种状态。他的小说没有多大的情节冲突、戏剧冲突，比如你读他的《世界》，这篇小说从头到尾，情节发展特别缓慢，没有什么惊心动魄、撕心裂肺、欲罢不能的冲突，它就是一种自然的形态。但在这种自然形态之中，或者说物性的氛围中，人的精神形态在发生变化。刘树立的眼睛瞎掉后，他要适应，适应之后他要挣扎，拓展，试图走得更远，从家门后走到后院，从后院走到坡地，从坡地走到更远，他在不断地去试探这个世界，会遇到很多困难，同时也是和外界事物的沟通，每一个微小的困难的克服，譬如上一级楼梯，也就是和身边事物、和楼梯的一级打破障碍达成交流的过程。
好的文本，不管是散文，小说，非虚构也罢，它一定是在探索边界，一定能够超越边界，因为边界是固有的，大家约定俗成的，你超越了它，颠覆了它，你才可能有你自己的声音，这可能是最终的一个目标，我也会慢慢朝这个目标前行。
他过世后，她有时会想：“在另一个世界，会有一个胖胖的、浓眉大眼满脸笑容的男人去见他，跟他说：‘孙先生，你好，我是袁一。’然后这一胖一瘦的两个人会坐下来。继父会与我的生父谈话，告诉他我们是怎样长大的。”
两个男人的故事 具象的生父 抽象的继父
看到封面上的一行字：人不能太有故事，有故事往往要遭逢变故。暗想，究竟是故事引发变故，还是变故造就故事？
其实，故事即变故，只是于生命而言是变故，落于书面，便是故事。我们总是认为故事应是有虚构成分的，事实上，我觉得，那是写作者赋予“变故”以心灵的消解与释怀。
《两个父亲》是这本书的名字，也是其中一篇散文的标题。然而阅读，却是从“眷村”开始，就好像进入村口，看到耿直欢乐的父亲出场，美丽的戏剧化的母亲亦是出场了，然后是我，充满好奇而又心思缜密的天真女孩。再然后，群架打得头破血流的男孩，被母亲煽着耳光拖着头发往家赶的“失足”女孩，并不受宠的宠物狗“嗷嗷”叫着从一家窜到另一家，那些永远不会关闭家门的房子，成为村里的孩子们游戏的站点，家门内总有一个成年女人操持着她们擅长或者勉为其难的家务，教训着自家或者邻居家的孩子……然后，我们看见，继父出现了，以默片的方式。
眷村其实并不庞大，可是孩子的心有多大啊！
十五岁是一个分界岭，继父从生父手里领到一枚沉重的接力棒。生父以快速短跑的方式完成了他短暂而又激情四溢的生命，而继父，却是长跑，漫长的后半辈子，把十五岁的孩子跑成了花甲，把五十岁的自己，跑成一个九十九岁耄耋老人。
生父已然是遥远的记忆，童年时代，被他拖着去医院看牙，小小的腿脚跟不上军人疾速奔走的步伐；他坐在公交车上，她坐在他膝上，腿肚子触碰到他硬质粗糙的军裤，令她觉得可靠而依赖；他带她吃冰，他“呼噜呼噜”喝冰渣子糖水，暗黑的底色下，他眉目鲜明，巨大的躯体以及摄取食物时浩瀚的声音，一切都是清晰可辨……孩童时代的记忆显得那么具体，因为“我把我自己留在他的死亡里陪伴他，一个永远幼小的自己”。而后的成年经历，却隐藏在那些气味和色调的背后，抽象成某种概念。是的，在我的阅读中，生父是具象的生父，继父却是抽象的继父，可分明是继父陪伴孩子的日子更长更久。
她给过继父一个拥抱，在母亲抱病住院的大厅。他“八十来岁，身体非常清凉干净，抱着他时感觉他有种香气，青草似的，阴凉干爽，完全没有所谓的老人味。”在她的记忆里，他以沉默的影子以及气味的方式无所不在。 我相信，那是一个洁身自好的男人，他沉默寡言，她亦是不曾在书中记录下他的只言片语。他不说话，他是一个“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陌生人”。然而，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疏离恰是一种保护，保护孩子的自尊，维护她们内心岌岌可危的安全感，保住某些尴尬永远埋藏在内心，某种窘迫不致让孩子无以应对……与生父相比，继父活在更为逼仄寂寞的心理空间，他悄悄地收藏继女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剪贴本里收录的是他羞于示人的骄傲。
继父与生父互不认识，可他抚养了他的五个孩子到成年。他过世后，她有时会想：“在另一个世界，会有一个胖胖的、浓眉大眼满脸笑容的男人去见他，跟他说：‘孙先生，你好，我是袁一。’然后这一胖一瘦的两个人会坐下来。继父会与我的生父谈话，告诉他我们是怎样长大的。”
很少有人这样写自己的生父和继父，读到这一段，感动与哀伤，一并侵袭而来。
有时候我也会想一些并不存在的问题，譬如，当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并肩站在一起，我会偏爱哪一个？倘若他们分别与我单独相处，我又会不会无以逃避地同样爱着他们？尽管他们是那么不同，胖或瘦，高或矮，开朗或内向……我喜欢这样的对比，两个亲人，抑或两个情人。
因为平和、坦然，世俗的人伦庸常在一个性情美好而又细腻的女子笔下，成为一种有关文字、有关人性的品质。
书写锥心旧事 停留在记忆里的父亲
眷村的入口，亦是记忆的入口。那些记忆，由食物的滋味、家居的色调、人的语气抑或歌声、布料的触感，还有，某种痛感，牙痛，甚而心痛，一一组成。而阅读《两个父亲》的过程，便是一个别人的记忆与我的记忆交错勾连的过程。
记忆总是那样重要，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认为。记住发生过的事，好像我们的人生才可以存在。然而，“记忆又是很难准确的。我们记住的，往往不是事实，而只是情绪和感觉，可记忆会被这些情绪和感觉修改。”
当垂垂老矣的继父“回忆他曾经参加的战役、指挥过的兵员，被长官召见，长官对他的鼓励。非常翔实、精确，场景、服装、对话，有如小说，或电影。我们跟他谈话时在一种几乎魔幻的状态，他如此真实地回忆那些在他生命中不存在的事情，我们附和他，因为真正的往事不在他的记忆里。”
在医学领域，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幻觉”，那是一种病症，而每一个曾经年轻过的人，在遭遇老年的自己时，多数会有这样的“幻觉”。以书中的话来说，就是“用记忆修正人生”，那些被夸大的光荣与甜美，那些被屏蔽的不愉快与难以承担，都在记忆里被重新描绘过。“我们所记忆的，与其说是真实人生，不如说是我们的愿望，以及对自己人生的真正定义。”
当读到她写“凡是带厚度的、沉实的布料，总让我想起父亲。”，我便真想起我的父亲，那个被我在《远去的人》里记述的老人。现在他躺在医院里，阿尔茨海默症让他不再认识我，也不认识任何家人。他软弱到不能咀嚼青菜，吞咽两口水就要睡过去。可每每与别人提起我的父亲，我脑中依然是一个穿着“老K皮鞋”，走路时脚步“咚咚”作响的父亲。
小时候，我们把父亲工厂里发的劳保皮鞋叫“老K皮鞋”，有着厚重的鞋面、鞋帮和鞋底，硬度可与安全帽匹敌，这种鞋子让一个身量并不高壮的男人显得伟岸而精力充沛。还记得，父亲开着一辆红色的车到外婆家来接我，他从车门里跨出的脚上就是那样一双鞋。他挟住我的双臂，一把拎起我，把和玩具熊一样大的我摆在驾驶室的座椅上：我们回家啦！然后，“老K皮鞋”踩下油门，“轰”的一声，刹那间，小小的我飞驰起来……那是记忆里的故事，却无法追溯真假。母亲说了，父亲从没有开过红色的车。还有，厂里发的“老K皮鞋”，父亲大多送给乡下的亲戚，自己几乎没怎么穿。还有还有，我住外婆家的时段，是四岁以前，那么小的我，怎么可能记得？可我脑中，就是有这样的记忆。抑或母亲的记忆也是错的？我们交叠的错误让过往变得神秘而诡异。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说，“我不大相信记忆，一切的记忆，包括我自己的。”
读到彼时，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我想认识一下这位叫“袁琼琼”的前辈，并不是要与她交谈什么具体的记忆，而是，我想看看她长什么样。书上的作者简介没有附照片，可是我的脑中，却有一个想象的她，那个留着西瓜皮头的祖籍四川的台湾女孩。童年的我，也是留的西瓜皮，只是出生成长在上海的我，与她有着母女般悬殊的年龄差距。也许见了面，我亦是想不出要与她说什么话，我想，我只是要看看，未来的我，会不会长成她那个样子。不然，为什么她的记忆，在我读来恰如我的记忆？
阅读《两个父亲》，便是阅读一个人的记忆，而这样的记忆，在我眼里，却是被赋予了文学的色彩。对心灵有着幽微关照的文字，不事张扬地抚慰自己，抚慰阅读者，抑或，用她的记忆，唤起我们的记忆。如此，话题回到最初，那句封面上的话，“人不能太有故事，有故事往往要遭逢变故。”
故事与变故的关系，在《两个父亲》中，以记忆与现实的方式错综呈现。我们终其一生体历着变故，同时为自己的内心创作生命的故事。如同书中所说：他保持怀疑，却又无法证实自己的怀疑。因此选择不信任记忆，也不信任遗忘。让事实停留在某处，某个无法界定却也无法抹除的某处。
有时候，我们写作，就是为了在某处停留，停留在一个无法界定，也无法抹除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