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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6月4日，贺龙带领红三军（原番号红二军团）进入酉阳南腰界，而后在此创建了重庆市唯一的省级苏维埃政权;1934年10月26日，红二、六军团在南腰界胜利会师;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离开南腰界，特命黔东独立师牵制敌人、保护苏区。
红军在南腰界的时间不长，却留下了一段光辉的故事，至今闪耀在人们心间。
红军来到南腰界
1933年，贺龙提出红三军挺进渝东南，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得到关向应支持。1934年6月，二人率领红三军来到南腰界，建立革命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
南腰界地处重庆酉阳、秀山，贵州沿河、松桃、印江5县交界处，距酉阳县城百余公里。
如今，当地村民依然记得老一辈讲述的红军进入南腰界时的场景：“这支队伍有男有女。男的扛着枪、背着包袱，穿着布鞋和制服，走在队伍的中间和末端;女的拎着小包，带着伤病员走在队伍的中间。队伍最前面的战士手里高高举着一面旗帜，后面的战士们步伐整齐、步履坚定……”
贺龙为什么选择南腰界作为红三军的大本营？
据说，是因为贺龙早年赶马运盐行走湘鄂川黔边境时曾到过南腰界，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物产等比较了解。而更深层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里这样记载：“贺龙、夏曦、关向应均认为，南腰界地处川黔边界，与秀山、松桃、沿河、德江、印江毗邻，战略地位上比较重要，且境内层峦叠嶂，幅员广阔，人口较多，粮食富足，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有利于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但贺龙来后发现，南腰界好多村民都躲出去了——当地人并不知来的是红军。
就拿当地长工冉隆昌来说，这一天他正在山上砍柴，突然看见一支队伍朝南腰界开来，为了不被拉夫，他赶紧躲进附近一个岩洞。
躲了一天一夜后，冉隆昌饿得实在不行了，准备下山找点吃的。
刚出洞不久，他就碰见同一房的一个大伯，大伯对他说：“隆昌啊，你躲啥？昨天来的军队，是人们常摆谈的那个贺龙率领的红军。听说他们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是专门打富济贫的。红军司令部就设在你干活的那家余家桶子哩！”冉隆昌这才决定回余家桶子。
刚进院子，他就见一个蓄着浓密“一字胡”的魁伟大汉，正在院里劈柴。
大汉正是贺龙。
贺龙问冉隆昌：“老乡，你是这里的主人吗？昨天让你们受惊了，对不起。”
冉隆昌连忙鞠了一躬，解释说自己叫冉隆昌，是这家的长工。
贺龙一听，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叫龙（隆）昌，我叫贺龙，都是一个龙字。来来来，是兄弟嘛！”
贺龙拿了一条板凳让冉隆昌坐下，并让厨房的同志端来饭菜。
吃完饭后，贺龙对冉隆昌说：“老弟，你去把躲出去的群众喊回来，生产的正常生产，教书的照常教书，做生意的嘛照常做生意。我们红军保护一切从事正当劳动的人。”
不久，很多躲出去的群众相继回来了。
大坝祠堂枪声急
红三军驻扎南腰界后，为组织动员当地群众参加根据地建设，分别召开了群众大会、青年积极分子会、妇女会以及老农民座谈会，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发动他们起来闹革命，并指定独立团团长覃世安、参谋张素清具体抓南腰界苏区的工作。
红三军在安排好大本营建设的基础上，还派出几支部队，东征秀山、松桃，南攫沿河、印江，开展开拓川黔边根据地的工作;同时，派出一批政工人员前往川鄂周边，指导那里的工委和石柱、黔江、利川、咸丰、宣恩等县游击队的斗争，使渝东南、川黔边和川鄂边的斗争连成一片。
冉隆昌和陈显朝、池宽成等30多人，在“忠烈祠”参加了由贺龙、谷志标等红军首长主持召开的群众积极分子会议。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及组织游击队和打土豪的事。
1934年8月1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在南腰界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成立大会上，贺龙发表讲话：“建立苏维埃，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让穷人过好日子。”
为了巩固新成立的苏区政权，在南腰界大坝祠堂，贺龙率领红三军进行了一场为期半个月“关门打狗”的战斗。
1934年8月中旬，大土豪、国民党团总冉瑞廷趁红三军主力抗击外敌之际侵犯南腰界，杀害留守的红军代表、伤病员和游击队员。1934年8月28日，贺龙命令红三军二十一团星夜兼程返回南腰界，扫荡这股残敌。
冉瑞廷看到红军到来，仓惶逃往酉阳，其儿子冉崇侯来不及逃走，带着60多个团丁挟持了100多名群众，龟缩到大坝祠堂里负隅顽抗。
祠堂的墙全部用坚固的条石砌成，四角还设有碉楼，配有轻重火器，易守难攻。
红军只围不攻，断其粮草和水源，团丁们最终被迫放出挟持的乡亲。直到1934年9月12日晚，红军用土炮轰塌了祠堂石墙，突击队员冲入院内，冉崇侯被击毙。
至今，在當地仍能看到“活捉冉瑞廷，替为革命而牺牲的工农群众复仇”的红军标语。
土地庙里有故事
南腰界有一条红军街，红军街上有一座土地庙，土地庙的侧墙上有一处红军留下的标语。
虽然这里的老百姓有的并不识字，但依然将标语视如珍宝。
这是红三军宣传队队长樊哲祥用毛笔在土地庙侧墙上抄录的中共六大确立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其内容为：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标语写好一个多月后，南腰界游击大队成立，30多名队员就是在这里，以《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为誓词宣誓参加革命。 贺龙把一面红旗和一把大刀交给游击队长冉隆昌，嘱咐他要用大刀保卫红旗，将革命进行到底，砍出一个新世界。
红军撤离南腰界后，当地群众为了保留标语，用加盐巴的石灰水描摹字迹，再用草木灰锅烟灰涂抹表层。经过这一番隐藏，才得以在反动武装的疯狂绞杀中，留存这宝贵的红军遗迹。
后来，游击队员们因叛徒告密被匪徒包围杀害。经过奋力拼杀，冉隆昌怀揣红旗突出重围。
他想起了几个月前贺龙给他授旗、授刀时的情景以及谆谆嘱咐，决定去找红军，继续革命，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于是，他趁着夜色潜往土地庙，把红旗藏在了庙顶的“水晶宫”。他认为，敌人是不敢随便到菩萨头上来搜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自己再回来取。
想到这里，冉隆昌又加快步子，回到家中，把大刀用油纸包好，藏在柱头裂缝中，外面用杉木皮遮掩伪装起来。
一切都办好以后，冉隆昌趁天还未亮就离开了家，逃往贵州沿河一带。在那里，他到处打听红军的去向以及被敌人打散的游击队员的下落。但事与愿违，他既没有找到游击队的战友，也没有追赶上红军。冉隆昌只好孤身一人逃往秀山，隐姓埋名，帮人做工。
直到全国解放，冉隆昌回到家乡，取出珍藏的红旗，讲述红旗、大刀和《十大政纲》的故事。
人们小心刮去土地庙墙上的烟灰，这些珍贵的标语得以重现。
兵不血刃克酉阳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江西突围开始长征。就在中央红军进入湘粤桂边境时，蒋介石先后调动4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线，围追堵截。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突围，同时牵制敌军兵力，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由江西向黔东挺进。由于没有电台，贺龙等人并不知道红六军团的动向，更谈不上两军会师。
10月上旬的一天，贺龙在余家桶子偶然发现一张国民党旧《长沙日报》，上面有一条消息：“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
贺龙分析后对关向应说：“敌人告诉我们，任弼时和萧克同志率六军团从江西出发西征，现已进入黔东地区，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奉令来黔东寻找我们红三军的。可惜我们的电台在湘西突围时弄丢，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他还说：“六军团从江西出发后，遭到湘桂黔三省数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一是长途作战，消耗很大;二是不熟悉黔东地理，人生地不熟，处境一定十分困难，我们必须立即派人去接应他们。”
于是，红三军沿河独立团、德江独立团、印江独立团，分三路向江口和石阡一带前进，黔东和川黔边独立团由关向应率领，驻守南腰界，夏曦率红三军主力游击沿河、松桃、印江一带，负责接应。
一连数天，松桃、印江、江口等地悉数出现了红军的队伍，吓得各地地方官纷纷向上报：“贺龙匪部企图寻路南窜，接应萧匪。”
报纸上也接连出现“贺、萧两部”的报道，等于给正在相互寻找的两支红军传递了情报。
终于，10月24日，贺龙率部在贵州木黄接到了任弼时、萧克率领的一路部队，并将其接回南腰界。10月27日，两支队伍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会师大会。
南腰界会师后，贺龙和萧克等人共同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二、六军团统一行动，成立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治委员。会上还商议了两军行动方案，决定立即占领酉阳，开进湘西，发动湘西攻势，把围剿中央红军的兵力吸引过来，以策应中央红军转移。
这次会师也令四川军阀刘湘惶恐不安，他连忙电告蒋介石，同时电令川军田冠五部截堵。田冠五接到劉湘电令后，立即命令酉阳县长易元明死守酉阳县城，并派一个营配合陈翔为首的“剿共义勇大队”，两个中队前往官清、阳雀岩堵截。
10月28日清晨，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北挺进。当晚，红二、六军团宿营蚂蟥井一带，29日进至板溪洼。红二、六军团撤离南腰界时，贺龙给田冠五写了一封信，要田冠五认清形势，让出酉阳南部通道，让红二、六军团过路。
田冠五慑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的声势和贺龙的威望，借故将该旅主力撤往龙潭，也不出兵增援酉阳县城。30日，红二、六军团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酉阳城。
他们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人员，派宣传员在街巷刷写标语，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
红军在南腰界的时间不长，却留下了一段光辉的故事，至今闪耀在人们心间。
红军来到南腰界
1933年，贺龙提出红三军挺进渝东南，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得到关向应支持。1934年6月，二人率领红三军来到南腰界，建立革命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
南腰界地处重庆酉阳、秀山，贵州沿河、松桃、印江5县交界处，距酉阳县城百余公里。
如今，当地村民依然记得老一辈讲述的红军进入南腰界时的场景：“这支队伍有男有女。男的扛着枪、背着包袱，穿着布鞋和制服，走在队伍的中间和末端;女的拎着小包，带着伤病员走在队伍的中间。队伍最前面的战士手里高高举着一面旗帜，后面的战士们步伐整齐、步履坚定……”
贺龙为什么选择南腰界作为红三军的大本营？
据说，是因为贺龙早年赶马运盐行走湘鄂川黔边境时曾到过南腰界，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物产等比较了解。而更深层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里这样记载：“贺龙、夏曦、关向应均认为，南腰界地处川黔边界，与秀山、松桃、沿河、德江、印江毗邻，战略地位上比较重要，且境内层峦叠嶂，幅员广阔，人口较多，粮食富足，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有利于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但贺龙来后发现，南腰界好多村民都躲出去了——当地人并不知来的是红军。
就拿当地长工冉隆昌来说，这一天他正在山上砍柴，突然看见一支队伍朝南腰界开来，为了不被拉夫，他赶紧躲进附近一个岩洞。
躲了一天一夜后，冉隆昌饿得实在不行了，准备下山找点吃的。
刚出洞不久，他就碰见同一房的一个大伯，大伯对他说：“隆昌啊，你躲啥？昨天来的军队，是人们常摆谈的那个贺龙率领的红军。听说他们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是专门打富济贫的。红军司令部就设在你干活的那家余家桶子哩！”冉隆昌这才决定回余家桶子。
刚进院子，他就见一个蓄着浓密“一字胡”的魁伟大汉，正在院里劈柴。
大汉正是贺龙。
贺龙问冉隆昌：“老乡，你是这里的主人吗？昨天让你们受惊了，对不起。”
冉隆昌连忙鞠了一躬，解释说自己叫冉隆昌，是这家的长工。
贺龙一听，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叫龙（隆）昌，我叫贺龙，都是一个龙字。来来来，是兄弟嘛！”
贺龙拿了一条板凳让冉隆昌坐下，并让厨房的同志端来饭菜。
吃完饭后，贺龙对冉隆昌说：“老弟，你去把躲出去的群众喊回来，生产的正常生产，教书的照常教书，做生意的嘛照常做生意。我们红军保护一切从事正当劳动的人。”
不久，很多躲出去的群众相继回来了。
大坝祠堂枪声急
红三军驻扎南腰界后，为组织动员当地群众参加根据地建设，分别召开了群众大会、青年积极分子会、妇女会以及老农民座谈会，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发动他们起来闹革命，并指定独立团团长覃世安、参谋张素清具体抓南腰界苏区的工作。
红三军在安排好大本营建设的基础上，还派出几支部队，东征秀山、松桃，南攫沿河、印江，开展开拓川黔边根据地的工作;同时，派出一批政工人员前往川鄂周边，指导那里的工委和石柱、黔江、利川、咸丰、宣恩等县游击队的斗争，使渝东南、川黔边和川鄂边的斗争连成一片。
冉隆昌和陈显朝、池宽成等30多人，在“忠烈祠”参加了由贺龙、谷志标等红军首长主持召开的群众积极分子会议。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及组织游击队和打土豪的事。
1934年8月1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在南腰界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成立大会上，贺龙发表讲话：“建立苏维埃，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让穷人过好日子。”
为了巩固新成立的苏区政权，在南腰界大坝祠堂，贺龙率领红三军进行了一场为期半个月“关门打狗”的战斗。
1934年8月中旬，大土豪、国民党团总冉瑞廷趁红三军主力抗击外敌之际侵犯南腰界，杀害留守的红军代表、伤病员和游击队员。1934年8月28日，贺龙命令红三军二十一团星夜兼程返回南腰界，扫荡这股残敌。
冉瑞廷看到红军到来，仓惶逃往酉阳，其儿子冉崇侯来不及逃走，带着60多个团丁挟持了100多名群众，龟缩到大坝祠堂里负隅顽抗。
祠堂的墙全部用坚固的条石砌成，四角还设有碉楼，配有轻重火器，易守难攻。
红军只围不攻，断其粮草和水源，团丁们最终被迫放出挟持的乡亲。直到1934年9月12日晚，红军用土炮轰塌了祠堂石墙，突击队员冲入院内，冉崇侯被击毙。
至今，在當地仍能看到“活捉冉瑞廷，替为革命而牺牲的工农群众复仇”的红军标语。
土地庙里有故事
南腰界有一条红军街，红军街上有一座土地庙，土地庙的侧墙上有一处红军留下的标语。
虽然这里的老百姓有的并不识字，但依然将标语视如珍宝。
这是红三军宣传队队长樊哲祥用毛笔在土地庙侧墙上抄录的中共六大确立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其内容为：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标语写好一个多月后，南腰界游击大队成立，30多名队员就是在这里，以《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为誓词宣誓参加革命。 贺龙把一面红旗和一把大刀交给游击队长冉隆昌，嘱咐他要用大刀保卫红旗，将革命进行到底，砍出一个新世界。
红军撤离南腰界后，当地群众为了保留标语，用加盐巴的石灰水描摹字迹，再用草木灰锅烟灰涂抹表层。经过这一番隐藏，才得以在反动武装的疯狂绞杀中，留存这宝贵的红军遗迹。
后来，游击队员们因叛徒告密被匪徒包围杀害。经过奋力拼杀，冉隆昌怀揣红旗突出重围。
他想起了几个月前贺龙给他授旗、授刀时的情景以及谆谆嘱咐，决定去找红军，继续革命，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于是，他趁着夜色潜往土地庙，把红旗藏在了庙顶的“水晶宫”。他认为，敌人是不敢随便到菩萨头上来搜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自己再回来取。
想到这里，冉隆昌又加快步子，回到家中，把大刀用油纸包好，藏在柱头裂缝中，外面用杉木皮遮掩伪装起来。
一切都办好以后，冉隆昌趁天还未亮就离开了家，逃往贵州沿河一带。在那里，他到处打听红军的去向以及被敌人打散的游击队员的下落。但事与愿违，他既没有找到游击队的战友，也没有追赶上红军。冉隆昌只好孤身一人逃往秀山，隐姓埋名，帮人做工。
直到全国解放，冉隆昌回到家乡，取出珍藏的红旗，讲述红旗、大刀和《十大政纲》的故事。
人们小心刮去土地庙墙上的烟灰，这些珍贵的标语得以重现。
兵不血刃克酉阳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江西突围开始长征。就在中央红军进入湘粤桂边境时，蒋介石先后调动4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线，围追堵截。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突围，同时牵制敌军兵力，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由江西向黔东挺进。由于没有电台，贺龙等人并不知道红六军团的动向，更谈不上两军会师。
10月上旬的一天，贺龙在余家桶子偶然发现一张国民党旧《长沙日报》，上面有一条消息：“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
贺龙分析后对关向应说：“敌人告诉我们，任弼时和萧克同志率六军团从江西出发西征，现已进入黔东地区，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奉令来黔东寻找我们红三军的。可惜我们的电台在湘西突围时弄丢，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他还说：“六军团从江西出发后，遭到湘桂黔三省数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一是长途作战，消耗很大;二是不熟悉黔东地理，人生地不熟，处境一定十分困难，我们必须立即派人去接应他们。”
于是，红三军沿河独立团、德江独立团、印江独立团，分三路向江口和石阡一带前进，黔东和川黔边独立团由关向应率领，驻守南腰界，夏曦率红三军主力游击沿河、松桃、印江一带，负责接应。
一连数天，松桃、印江、江口等地悉数出现了红军的队伍，吓得各地地方官纷纷向上报：“贺龙匪部企图寻路南窜，接应萧匪。”
报纸上也接连出现“贺、萧两部”的报道，等于给正在相互寻找的两支红军传递了情报。
终于，10月24日，贺龙率部在贵州木黄接到了任弼时、萧克率领的一路部队，并将其接回南腰界。10月27日，两支队伍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会师大会。
南腰界会师后，贺龙和萧克等人共同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二、六军团统一行动，成立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治委员。会上还商议了两军行动方案，决定立即占领酉阳，开进湘西，发动湘西攻势，把围剿中央红军的兵力吸引过来，以策应中央红军转移。
这次会师也令四川军阀刘湘惶恐不安，他连忙电告蒋介石，同时电令川军田冠五部截堵。田冠五接到劉湘电令后，立即命令酉阳县长易元明死守酉阳县城，并派一个营配合陈翔为首的“剿共义勇大队”，两个中队前往官清、阳雀岩堵截。
10月28日清晨，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北挺进。当晚，红二、六军团宿营蚂蟥井一带，29日进至板溪洼。红二、六军团撤离南腰界时，贺龙给田冠五写了一封信，要田冠五认清形势，让出酉阳南部通道，让红二、六军团过路。
田冠五慑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的声势和贺龙的威望，借故将该旅主力撤往龙潭，也不出兵增援酉阳县城。30日，红二、六军团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酉阳城。
他们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人员，派宣传员在街巷刷写标语，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