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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在那个载入史册的1976年4月5日,这首小诗被贴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北面,成为当时的“001号反革命案件”,作者王立山被全国通缉。
王立山在30多年后谈起往事,言语平静:“我的这首诗是‘四五运动’千百万首诗词中的一首,它和所有诗词一样,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政治认识、意愿、情绪和呼声。我只是‘天安门事件’当中的一员。”
邮局台上一气呵成
1976年4月5日,那天在王立山的印象中天气不错,微寒的空气中已经能嗅到春天的气息。
他早早起床,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往天安门广场奔去,怀里揣着他前天晚上用镜框装好的另一首悼念总理的诗歌。这几天他一直在感冒。
从3月末开始,像这样的诗词连同铺天盖地的白花、花圈、悼文从首都的四面八方往天安门广场聚拢,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以及各界群众,为了悼念1月8日去世的周恩来总理,不顾“四人帮”的阻挠,在清明节自发聚集到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以敬献花圈、朗诵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总理。
王立山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恭恭敬敬地将裱好的诗放在碑座前,觉得还差点什么,应该再插上一朵小白花,他骑车去了王府井。好不容易买回来,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他却发现自己放置的诗已经不翼而飞。
愤怒的王立山不甘心,他想今天必须把自己写的诗全部贴出来。前几天卧病在家,王立山灵感如泉涌,长久以来的愤懑和压抑终于找到了出口。
《扬眉剑出鞘》就是他在路上即兴创作的。“‘欲悲闻鬼叫’是第一句钻进我脑袋的,我当时想,用鬼来比喻四人帮,是合适的。‘我哭豺狼笑’用了一个对比,当时脑子里还在想豺狼是怎么笑的。大概就是在骑自行车一来一回的路上就有了这首诗。”王立山回忆道:“‘扬眉剑出鞘’这句诗其实是有来源的,李白曾在诗中写道:‘抚长剑,一扬眉。’李白那句加了注,也是从前人那里引来的。”
王立山正考虑去前门文具店买笔墨的时候,广场上已经开始广播了:“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王立山走到广场前门出口时,天安门广场已经开始只让出不让进了,他顾不得想太多了,一咬牙“出去再说”。
然后,他飞奔向前门大街,在文具店里买了笔墨、纸张和糨糊;又钻进一家邮局,趴在台上,凭着记忆,奋笔疾书,十几首诗一气呵成。当他急忙趕回广场时,已经是黄昏,天安门广场完全不让进了。
他和一些群众从胡同里面绕行,穿到了广场里头,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王立山赶紧朝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一群学生围了上来,他把诗歌和糨糊散给学生,他们一一认真地贴在纪念碑上,《扬眉剑出鞘》正好贴在正北面。王立山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人们激动地朗诵着他的作品,舍不得离开。
一直逗留到十点多,广场上人流慢慢散去,王立山才从天安门坐公共汽车回家。
为避迫害远赴山西
1976年4月7日,姚文元组织人马,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和《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撰写所谓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颠倒是非,对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正义行动肆意污蔑。
当晚,广播电台里传出被歪曲、被颠倒了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王立山的这首诗被当作重要“罪证”加以引用。当时一家人正在吃饭,突然听到自己写的诗从广播里传出,王立山的心一下子沉了,他默默起身走到过道里。
母亲和大哥马上询问王立山有没有人跟踪,现场有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他细细回想,诗是学生给贴的,有人拍照也没用;肯定没有被跟踪;但自行车被扔在了广场,还有那个裱诗的镜框是自己从兵团带回来的,以前装着自己的奖状,庆幸的是奖状拿出来了。大家分析了每一个细节,认为从现场遗留物来看问题不大,整个过程中他也没有与任何人交谈过,唯一的线索就是查笔迹,于是母亲和大哥果断决定让王立山马上去山西报到上班。为了减少麻烦,母亲还特地让他戴了一副黑边眼镜,于9日清晨离开了北京。
临走前,大哥还特别嘱咐他,所有有笔迹的纸和本都不要带,到山西后不要写字,不谈政治。“我到太原工作时,各方面都很谨慎,尽量做一个不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王立山说。其间,“四人帮”为了搜捕天安门诗抄的作者,专门印发了大本影印件,把《扬眉剑出鞘》列为头号反革命案件大力搜捕,据说已通缉全国。形势危急,大哥专程赴晋嘱咐他不能有半点大意,平时尽可能不写字,万不得已要写,也要使用歪歪扭扭的字体。
那首诗依然挂在家中的墙上
跟许多同龄人一样,王立山经历了惊涛骇浪的“文化大革命”,17岁做知青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一名拖拉机手。1976年,他开始在山西上班,在太原铁路部门做汽车修理工。1979年4月5日,“四五运动”三周年之际,记者找到了王立山,发表了长篇人物通讯《扬眉干“四化”》,王立山从“反革命001号案”罪犯变成了青年楷模。1985年他回北京在台湾饭店、北京新速公司等单位做管理工作。1987年经自学高考,获北京大学颁发的法律专业毕业证书。这首依然挂在家中墙上的20字的小诗,是这位普通的年轻人内心火花的一次爆发,将永远彪炳史册。
摘自《老人报》2010.6.30
王立山在30多年后谈起往事,言语平静:“我的这首诗是‘四五运动’千百万首诗词中的一首,它和所有诗词一样,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政治认识、意愿、情绪和呼声。我只是‘天安门事件’当中的一员。”
邮局台上一气呵成
1976年4月5日,那天在王立山的印象中天气不错,微寒的空气中已经能嗅到春天的气息。
他早早起床,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往天安门广场奔去,怀里揣着他前天晚上用镜框装好的另一首悼念总理的诗歌。这几天他一直在感冒。
从3月末开始,像这样的诗词连同铺天盖地的白花、花圈、悼文从首都的四面八方往天安门广场聚拢,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以及各界群众,为了悼念1月8日去世的周恩来总理,不顾“四人帮”的阻挠,在清明节自发聚集到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以敬献花圈、朗诵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总理。
王立山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恭恭敬敬地将裱好的诗放在碑座前,觉得还差点什么,应该再插上一朵小白花,他骑车去了王府井。好不容易买回来,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他却发现自己放置的诗已经不翼而飞。
愤怒的王立山不甘心,他想今天必须把自己写的诗全部贴出来。前几天卧病在家,王立山灵感如泉涌,长久以来的愤懑和压抑终于找到了出口。
《扬眉剑出鞘》就是他在路上即兴创作的。“‘欲悲闻鬼叫’是第一句钻进我脑袋的,我当时想,用鬼来比喻四人帮,是合适的。‘我哭豺狼笑’用了一个对比,当时脑子里还在想豺狼是怎么笑的。大概就是在骑自行车一来一回的路上就有了这首诗。”王立山回忆道:“‘扬眉剑出鞘’这句诗其实是有来源的,李白曾在诗中写道:‘抚长剑,一扬眉。’李白那句加了注,也是从前人那里引来的。”
王立山正考虑去前门文具店买笔墨的时候,广场上已经开始广播了:“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王立山走到广场前门出口时,天安门广场已经开始只让出不让进了,他顾不得想太多了,一咬牙“出去再说”。
然后,他飞奔向前门大街,在文具店里买了笔墨、纸张和糨糊;又钻进一家邮局,趴在台上,凭着记忆,奋笔疾书,十几首诗一气呵成。当他急忙趕回广场时,已经是黄昏,天安门广场完全不让进了。
他和一些群众从胡同里面绕行,穿到了广场里头,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王立山赶紧朝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一群学生围了上来,他把诗歌和糨糊散给学生,他们一一认真地贴在纪念碑上,《扬眉剑出鞘》正好贴在正北面。王立山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人们激动地朗诵着他的作品,舍不得离开。
一直逗留到十点多,广场上人流慢慢散去,王立山才从天安门坐公共汽车回家。
为避迫害远赴山西
1976年4月7日,姚文元组织人马,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和《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撰写所谓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颠倒是非,对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正义行动肆意污蔑。
当晚,广播电台里传出被歪曲、被颠倒了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王立山的这首诗被当作重要“罪证”加以引用。当时一家人正在吃饭,突然听到自己写的诗从广播里传出,王立山的心一下子沉了,他默默起身走到过道里。
母亲和大哥马上询问王立山有没有人跟踪,现场有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他细细回想,诗是学生给贴的,有人拍照也没用;肯定没有被跟踪;但自行车被扔在了广场,还有那个裱诗的镜框是自己从兵团带回来的,以前装着自己的奖状,庆幸的是奖状拿出来了。大家分析了每一个细节,认为从现场遗留物来看问题不大,整个过程中他也没有与任何人交谈过,唯一的线索就是查笔迹,于是母亲和大哥果断决定让王立山马上去山西报到上班。为了减少麻烦,母亲还特地让他戴了一副黑边眼镜,于9日清晨离开了北京。
临走前,大哥还特别嘱咐他,所有有笔迹的纸和本都不要带,到山西后不要写字,不谈政治。“我到太原工作时,各方面都很谨慎,尽量做一个不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王立山说。其间,“四人帮”为了搜捕天安门诗抄的作者,专门印发了大本影印件,把《扬眉剑出鞘》列为头号反革命案件大力搜捕,据说已通缉全国。形势危急,大哥专程赴晋嘱咐他不能有半点大意,平时尽可能不写字,万不得已要写,也要使用歪歪扭扭的字体。
那首诗依然挂在家中的墙上
跟许多同龄人一样,王立山经历了惊涛骇浪的“文化大革命”,17岁做知青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一名拖拉机手。1976年,他开始在山西上班,在太原铁路部门做汽车修理工。1979年4月5日,“四五运动”三周年之际,记者找到了王立山,发表了长篇人物通讯《扬眉干“四化”》,王立山从“反革命001号案”罪犯变成了青年楷模。1985年他回北京在台湾饭店、北京新速公司等单位做管理工作。1987年经自学高考,获北京大学颁发的法律专业毕业证书。这首依然挂在家中墙上的20字的小诗,是这位普通的年轻人内心火花的一次爆发,将永远彪炳史册。
摘自《老人报》201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