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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国内存在许多关于股利政策的研究，但是基于行为股利政策的研究却一直不见起色，直到近年美国学者Baker和Wurgler提出了股利迎合理论，才从行为公司角度对股利政策有了进一步的探索。股利迎合理论已经在美国得到了证实，但是究其在国内的适用性，学者大多持保留态度。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使用事件研究方法重新检验这一理论的适用情况，并最终通过研究表明股利迎合理论并不适用于我国实情。
关键词：股利迎合理论；现金股利政策；股权结构；股利溢价
一、引言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截止目前为止在所有对上市公司研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问题，如：股利分配形式的多样性及股利政策缺乏连续、稳定性，实施派现的上市公司比例呈阶段性特征，以及非良性派现现象的存在所带来的信号传递效应失灵等。这一连串非理性的股利政策不仅使股利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更加难以琢磨，更使得股价严重失真；同时也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使投资者面临的风险更大，投资者投机心理愈演愈烈，不利于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针对这一现象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对股利政策进行约束，但是仍未能从整体上显著地提升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与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
我国学者从10年前开始研究股利政策，但是在我国特殊的企业制度和市场环境下，国外解释股利政策的主流理论即信号传递理论、代理理论以及优序融资理论都无法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原红旗，2004[1]；曹媛媛、冯东辉，2004[2]；任有泉，2006[3]）。而这一系列主流理论的的研究假设前提都是市场是有效的，这一前提条件就与我国证券市场严重不符，那么如果放宽这一假设国外股利政策的研究结果还能对我国证券市场股利现象进行解释吗？
二、股利迎合理论的由来及其基本要素
2004年，Baker和Wurgler[4]在知名杂志JOF和JFE上首次提出了股利迎合理论这一概念（catering theory）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经验的验证，它是一项关于股利政策的新的行为学方面的解释。研究提出如果市场是强式有效的，那么企业特征会决定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如果市场不是完全有效的，那么公司会将投资者的偏好作为发放现金股利必须考虑的因素，同时文中也对这种投资者的偏好进行了新的解释，即在制度因素或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投资者会更倾向于投资支付股利的公司，从而导致这类股票形成所谓的股利溢价，反之如果股利溢价为正，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的意愿会更高；而如果股利溢价出现负值时，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的意愿就会随之降低。
同时股利迎合理论需要满足三个基本要素：
（一） 异质的投资者需求
投资者的非理性表现在投资者对支付股利的股票有盲目的需求，并且他们对这种股票的需求也不是固定不变而是随时间变化的，例如：投资者普遍认为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股票风险较低，这一观点在经典理论中也得到证实，
（二）有限套利
不同于完美的市场假说，股利迎合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套利是有限的。现实世界中，交易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套利者是不仅要考虑风险还要考虑成本，没有趋于完美的产品使投资者连市场风险都能规避。
（三）管理者的理性迎合
在迎合理论中，公司管理者是理性的，而投资者是非理性的，那么理性的管理者会出于获得股利溢价的目的不断考虑投资者的意愿。管理者何以能保持理性？Baker 和Wurgler（2004c）[5] 也给出了如下解释：第一，公司管理者在信息来源方面相对于其他投资者来说有更多的“内幕信息”，具有信息优势；第二，公司内部的管理者相对公司外部同样“聪明”的基金经理更自由；第三，公司管理者即使没有内幕信息，一样只享有公开信息也可以遵循一种经验法则（rules of thumb）来辨别错误的定价。
三、文献综述
Baker 和 Wurgler（2004）通过对美国市场 1963 年—2000 年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投资者往往对支付股利的公司股票有较强的需求，股票溢价与公司的股利支付倾向呈正向变动，并由此提出股利迎合理论。随后国外学者纷纷对这一理论的解释力进行了验证，Eva Liljeblom （2005）[6]认为股利政策确实会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Fama E（2006）[7]拓展了Baker的理论认为股票市场上股利的变化也受股利溢价的影响。
国内对于迎合理论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众说纷纭：李常青、王毅辉等人（2005）[8]认为早期关于行为股利的文章大都只是描述性的解释，而直到2004年Baker和Wurgler的最新行为财务解释—股利迎合理论出现才为股利政策的研究从理论上幵创了新的方向；但是同年齐寅峰、王曼舒（2005）[9]却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并不存在管理者刻意迎合投资者的这种股利偏好行为；黄娟娟、沈艺峰（2007）[10]却认为在集权制森严的上市公司中，管理者股利政策的制定不是为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是趋于“讨好”大股东的需求；熊德华、刘力（2007）[11]在黄娟娟、沈艺峰的研究基础上对研究方法进一步改进发现迎合理论可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并且这种解释力较强；崔建新（2009）[12]却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迎合理论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并不适用，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林川、曹国华（2010）[13]从迎合理论的角度，选取中小板 2004—2009年股利政策样本展开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中小板上市公司会根据市场状况制定股利政策，会根据现金股利溢价水平来决定是否支付现金股利。除了现金股利，学者也纷纷用迎合理论解释其它股利支付行为，龚慧云（2010）[14]将我国上市公司的送转股行为作为研究的对象，实证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股利支付概率和股票股利支付水平均与投资者的股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迎合理论可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送转股行为。 所以对于股利迎合理论能否解释我国股利政策的问题，国内学者观点不一，本文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改变研究模型，对这一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了重新的验证。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设计
根据Baker和Wurgler （2004a）的研究，首先我们需要验证上市公司股利溢价是否为正，当股利溢价为正时，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的意愿提高；反之，如果股利溢价出现负值时，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的意愿降低。其次我们检验股利支付率和股利溢价之间的关系，由股利迎合理论我们得知，当市场股利溢价为正即不存在“股利折价”时，上市公司会提高股利支付率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从而吸收更多的投资。
对于股利溢价的衡量，Baker和Wurgler （2004a）将样本分为两部分，分别为每一年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和不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然后将两个样本公司价值的均值进行对比，若结果证明发放现金股利后公司的平均价值有所提高，则我们认为市场上股利溢价为正，若反之则市场上存在股利折价。对于公司价值，学者普遍使用平均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的比（M/B）对两组公司进行衡量（王曼舒，2005）（黄娟娟，2007），但我们认为公司价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不同主体无法说明其价值的变化主要来自于现金股利的影响，并且公司规模、行业属性的不同也使不同公司其价值不具备可比性。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采用事件研究的方法来验证股利的发放是否对同一企业的价值产生了影响，即股利溢价是否为正。本文以每个公司的股利宣告日为事件日，将股利宣告日前后10天的时间作为事件窗口期，选择股利宣告日前十天主要是为了排除股利信息的提前泄露所导致公司股价的异常变动情况，即窗口期可视为股利发放后公司的价值。选取窗口期前15个交易日为估计期，即将估计期视为发放现金股利前公司价值，将窗口期和估计期公司价值进行比较，其中公司价值=股票平均价格 股票数量。股票价格数据来自K线图各交易日成交数据。
（二）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3年上市公司上证180指数中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经过以下筛选：（1）剔除PT、ST及金融类公司；（2）剔除股利宣告日前后两个月内发生重大事项包括停牌、价格涨幅异常及将现金股利转为公司债券等可能会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的企业；（3）剔除财务数据有缺失的企业。最终得到155个样本数据。本文中的公司信息及公司股票价格数据分别来自上交所和和讯网，数据处理使用SPSS软件完成。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首先我们检验股利溢价是否为正，即现金股利的发放是否对公司的价值具有显著性影响，由此提出假设1：现金股利发放前后公司的平均价值无显著性差异。
我们使用两配对样本t检验对发放现金股利前公司的价值和发放现金股利后公司的价值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由于是对同一样本进行前后期的比较，所以相关系数较高，为0.995，说明发放股利前后公司价值可以进行对比，排除前文所说行业或者规模差异导致的价值存在重大差异的现象，并且高相关性说明现金股利
政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相同的，避免其他因素影响所带来公司价值的变化。同时表中第五列是相关系数检验的P值，表明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时，发放现金股利前后公司价值有显著的变化，拒绝原假设。
表三再次印证表二的结论，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并且发放现金股利前后公司的均价值差小于零，进一步发放现金股利后公司价值有所升高，说明上市公司股利溢价为正。
股利溢价为正则现金股利的发放会提升公司的价值，根据迎合理论我们得知投资者倾向于购买支付现金股利的股票从而使自己获得一份收益，那么管理者为了吸引投资者的投资则会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迎合投资者的需要，由此我们对现金股利支付率与股利溢价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并提出原假设：股利支付率与股利溢价之间存在零相关。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四可知股利溢价与股利分配率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463，说明两者之间存在负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检验的概率P值近似为0，因此拒绝原假设，认为两总体不是零相关的，即两者之间虽然存在负的相关性，但相关性不强。
由此我们可知虽然市场上股利溢价为正，但管理者并没有因此而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吸引投资者，说明管理者并非如想象中那么理性，他们对现金股利的支付可能出于其他目的，并且对搜集的数据进行处理我们发现平均股利支付率为0.38，对于上证180这种经营业绩良好并且有代表性的公司来说都存在如此低的股利支付率，则让人不得不怀疑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的原因可能是满足政策再融资的需要。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发放并没有符合迎合投资者的需要。
五、结论
我国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和特殊的政策限制可能是迎合理论在我国并不适用的主要原因。由于美国规范的市场环境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使迎合理论能够解释美国的现金股利政策，而我国市场股权结构很特殊并且法律对也没有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充分的保护。
反之，股利迎合理论也存在局限性，管理者无法完全理性并且在一系列因素中忽略了风险存在的必要性。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使得股利迎合理论适用的环境和我国现阶段证券市场有很大区别，这是在我国不适用的最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股利迎合理论本身的缺陷也需要进一步改善。
参考文献：
[1] 原红旗.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3）：33一41.
[2] 曹媛媛，冯东辉.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信息内涵：基于股利政策稳定性的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2004（4）：33一37.
[3] 任有泉.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稳定性的实证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19-126. [4] MalcolmBaker and JeffreyWurgler：A catering theory of dividends[J].Journal of Finance，2004 June：25-41.
[5] MalcolmBaker and JeffreyWurgler：Appearing and disappearing dividends：the link to catering in-centives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4 July：71-91.
[6] Eva Liljeblom and Daniel Pasternack：Share Repur-chases，Dividends and Executive Options：the Effect of Dividend Protection[J].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2006（12）：7-28.
[7] Fama E，and French K.Disappearing Dividends：Changing Firm Characteristics or Lower Propensity to pay[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 60）：3 -44.
[8] 李常青，张凤展，王毅辉“浅议股利迎合理论”[J].经济理论研究，2005（9）：25-37.
[9] 王曼舒，齐寅峰.现金股利与投资者偏好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5（12）：21-34.
[10] 黄娟娟，沈艺峰.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究竟迎合了谁的需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会计研究，2007（8）：13-20.
[11] 熊德华，刘力.股利支付决策与迎合理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7（5）：24-29.
[12] 崔建新.股利迎合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探讨[J].财会月刊，2009（3）：103-104.
[13] 林川，曹国华.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分配倾向—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2）：25-30.
[14] 龚慧云.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0（12）：40-45.
关键词：股利迎合理论；现金股利政策；股权结构；股利溢价
一、引言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截止目前为止在所有对上市公司研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问题，如：股利分配形式的多样性及股利政策缺乏连续、稳定性，实施派现的上市公司比例呈阶段性特征，以及非良性派现现象的存在所带来的信号传递效应失灵等。这一连串非理性的股利政策不仅使股利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更加难以琢磨，更使得股价严重失真；同时也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使投资者面临的风险更大，投资者投机心理愈演愈烈，不利于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针对这一现象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对股利政策进行约束，但是仍未能从整体上显著地提升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与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
我国学者从10年前开始研究股利政策，但是在我国特殊的企业制度和市场环境下，国外解释股利政策的主流理论即信号传递理论、代理理论以及优序融资理论都无法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原红旗，2004[1]；曹媛媛、冯东辉，2004[2]；任有泉，2006[3]）。而这一系列主流理论的的研究假设前提都是市场是有效的，这一前提条件就与我国证券市场严重不符，那么如果放宽这一假设国外股利政策的研究结果还能对我国证券市场股利现象进行解释吗？
二、股利迎合理论的由来及其基本要素
2004年，Baker和Wurgler[4]在知名杂志JOF和JFE上首次提出了股利迎合理论这一概念（catering theory）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经验的验证，它是一项关于股利政策的新的行为学方面的解释。研究提出如果市场是强式有效的，那么企业特征会决定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如果市场不是完全有效的，那么公司会将投资者的偏好作为发放现金股利必须考虑的因素，同时文中也对这种投资者的偏好进行了新的解释，即在制度因素或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投资者会更倾向于投资支付股利的公司，从而导致这类股票形成所谓的股利溢价，反之如果股利溢价为正，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的意愿会更高；而如果股利溢价出现负值时，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的意愿就会随之降低。
同时股利迎合理论需要满足三个基本要素：
（一） 异质的投资者需求
投资者的非理性表现在投资者对支付股利的股票有盲目的需求，并且他们对这种股票的需求也不是固定不变而是随时间变化的，例如：投资者普遍认为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股票风险较低，这一观点在经典理论中也得到证实，
（二）有限套利
不同于完美的市场假说，股利迎合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套利是有限的。现实世界中，交易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套利者是不仅要考虑风险还要考虑成本，没有趋于完美的产品使投资者连市场风险都能规避。
（三）管理者的理性迎合
在迎合理论中，公司管理者是理性的，而投资者是非理性的，那么理性的管理者会出于获得股利溢价的目的不断考虑投资者的意愿。管理者何以能保持理性？Baker 和Wurgler（2004c）[5] 也给出了如下解释：第一，公司管理者在信息来源方面相对于其他投资者来说有更多的“内幕信息”，具有信息优势；第二，公司内部的管理者相对公司外部同样“聪明”的基金经理更自由；第三，公司管理者即使没有内幕信息，一样只享有公开信息也可以遵循一种经验法则（rules of thumb）来辨别错误的定价。
三、文献综述
Baker 和 Wurgler（2004）通过对美国市场 1963 年—2000 年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投资者往往对支付股利的公司股票有较强的需求，股票溢价与公司的股利支付倾向呈正向变动，并由此提出股利迎合理论。随后国外学者纷纷对这一理论的解释力进行了验证，Eva Liljeblom （2005）[6]认为股利政策确实会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Fama E（2006）[7]拓展了Baker的理论认为股票市场上股利的变化也受股利溢价的影响。
国内对于迎合理论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众说纷纭：李常青、王毅辉等人（2005）[8]认为早期关于行为股利的文章大都只是描述性的解释，而直到2004年Baker和Wurgler的最新行为财务解释—股利迎合理论出现才为股利政策的研究从理论上幵创了新的方向；但是同年齐寅峰、王曼舒（2005）[9]却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并不存在管理者刻意迎合投资者的这种股利偏好行为；黄娟娟、沈艺峰（2007）[10]却认为在集权制森严的上市公司中，管理者股利政策的制定不是为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是趋于“讨好”大股东的需求；熊德华、刘力（2007）[11]在黄娟娟、沈艺峰的研究基础上对研究方法进一步改进发现迎合理论可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并且这种解释力较强；崔建新（2009）[12]却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迎合理论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并不适用，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林川、曹国华（2010）[13]从迎合理论的角度，选取中小板 2004—2009年股利政策样本展开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中小板上市公司会根据市场状况制定股利政策，会根据现金股利溢价水平来决定是否支付现金股利。除了现金股利，学者也纷纷用迎合理论解释其它股利支付行为，龚慧云（2010）[14]将我国上市公司的送转股行为作为研究的对象，实证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股利支付概率和股票股利支付水平均与投资者的股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迎合理论可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送转股行为。 所以对于股利迎合理论能否解释我国股利政策的问题，国内学者观点不一，本文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改变研究模型，对这一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了重新的验证。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设计
根据Baker和Wurgler （2004a）的研究，首先我们需要验证上市公司股利溢价是否为正，当股利溢价为正时，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的意愿提高；反之，如果股利溢价出现负值时，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的意愿降低。其次我们检验股利支付率和股利溢价之间的关系，由股利迎合理论我们得知，当市场股利溢价为正即不存在“股利折价”时，上市公司会提高股利支付率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从而吸收更多的投资。
对于股利溢价的衡量，Baker和Wurgler （2004a）将样本分为两部分，分别为每一年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和不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然后将两个样本公司价值的均值进行对比，若结果证明发放现金股利后公司的平均价值有所提高，则我们认为市场上股利溢价为正，若反之则市场上存在股利折价。对于公司价值，学者普遍使用平均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的比（M/B）对两组公司进行衡量（王曼舒，2005）（黄娟娟，2007），但我们认为公司价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不同主体无法说明其价值的变化主要来自于现金股利的影响，并且公司规模、行业属性的不同也使不同公司其价值不具备可比性。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采用事件研究的方法来验证股利的发放是否对同一企业的价值产生了影响，即股利溢价是否为正。本文以每个公司的股利宣告日为事件日，将股利宣告日前后10天的时间作为事件窗口期，选择股利宣告日前十天主要是为了排除股利信息的提前泄露所导致公司股价的异常变动情况，即窗口期可视为股利发放后公司的价值。选取窗口期前15个交易日为估计期，即将估计期视为发放现金股利前公司价值，将窗口期和估计期公司价值进行比较，其中公司价值=股票平均价格 股票数量。股票价格数据来自K线图各交易日成交数据。
（二）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3年上市公司上证180指数中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经过以下筛选：（1）剔除PT、ST及金融类公司；（2）剔除股利宣告日前后两个月内发生重大事项包括停牌、价格涨幅异常及将现金股利转为公司债券等可能会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的企业；（3）剔除财务数据有缺失的企业。最终得到155个样本数据。本文中的公司信息及公司股票价格数据分别来自上交所和和讯网，数据处理使用SPSS软件完成。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首先我们检验股利溢价是否为正，即现金股利的发放是否对公司的价值具有显著性影响，由此提出假设1：现金股利发放前后公司的平均价值无显著性差异。
我们使用两配对样本t检验对发放现金股利前公司的价值和发放现金股利后公司的价值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由于是对同一样本进行前后期的比较，所以相关系数较高，为0.995，说明发放股利前后公司价值可以进行对比，排除前文所说行业或者规模差异导致的价值存在重大差异的现象，并且高相关性说明现金股利
政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相同的，避免其他因素影响所带来公司价值的变化。同时表中第五列是相关系数检验的P值，表明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时，发放现金股利前后公司价值有显著的变化，拒绝原假设。
表三再次印证表二的结论，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并且发放现金股利前后公司的均价值差小于零，进一步发放现金股利后公司价值有所升高，说明上市公司股利溢价为正。
股利溢价为正则现金股利的发放会提升公司的价值，根据迎合理论我们得知投资者倾向于购买支付现金股利的股票从而使自己获得一份收益，那么管理者为了吸引投资者的投资则会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迎合投资者的需要，由此我们对现金股利支付率与股利溢价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并提出原假设：股利支付率与股利溢价之间存在零相关。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四可知股利溢价与股利分配率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463，说明两者之间存在负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检验的概率P值近似为0，因此拒绝原假设，认为两总体不是零相关的，即两者之间虽然存在负的相关性，但相关性不强。
由此我们可知虽然市场上股利溢价为正，但管理者并没有因此而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吸引投资者，说明管理者并非如想象中那么理性，他们对现金股利的支付可能出于其他目的，并且对搜集的数据进行处理我们发现平均股利支付率为0.38，对于上证180这种经营业绩良好并且有代表性的公司来说都存在如此低的股利支付率，则让人不得不怀疑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的原因可能是满足政策再融资的需要。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发放并没有符合迎合投资者的需要。
五、结论
我国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和特殊的政策限制可能是迎合理论在我国并不适用的主要原因。由于美国规范的市场环境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使迎合理论能够解释美国的现金股利政策，而我国市场股权结构很特殊并且法律对也没有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充分的保护。
反之，股利迎合理论也存在局限性，管理者无法完全理性并且在一系列因素中忽略了风险存在的必要性。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使得股利迎合理论适用的环境和我国现阶段证券市场有很大区别，这是在我国不适用的最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股利迎合理论本身的缺陷也需要进一步改善。
参考文献：
[1] 原红旗.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3）：33一41.
[2] 曹媛媛，冯东辉.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信息内涵：基于股利政策稳定性的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2004（4）：33一37.
[3] 任有泉.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稳定性的实证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19-126. [4] MalcolmBaker and JeffreyWurgler：A catering theory of dividends[J].Journal of Finance，2004 June：25-41.
[5] MalcolmBaker and JeffreyWurgler：Appearing and disappearing dividends：the link to catering in-centives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4 July：71-91.
[6] Eva Liljeblom and Daniel Pasternack：Share Repur-chases，Dividends and Executive Options：the Effect of Dividend Protection[J].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2006（12）：7-28.
[7] Fama E，and French K.Disappearing Dividends：Changing Firm Characteristics or Lower Propensity to pay[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 60）：3 -44.
[8] 李常青，张凤展，王毅辉“浅议股利迎合理论”[J].经济理论研究，2005（9）：25-37.
[9] 王曼舒，齐寅峰.现金股利与投资者偏好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5（12）：21-34.
[10] 黄娟娟，沈艺峰.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究竟迎合了谁的需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会计研究，2007（8）：13-20.
[11] 熊德华，刘力.股利支付决策与迎合理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7（5）：24-29.
[12] 崔建新.股利迎合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探讨[J].财会月刊，2009（3）：103-104.
[13] 林川，曹国华.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分配倾向—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2）：25-30.
[14] 龚慧云.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0（12）：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