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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指导市场经济的原则中有一部分出了问题。即便有了“坏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把整个市场经济推倒重来，那就只能用“重典”了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毒瘤，不仅百姓大众深恶痛绝，而且大大影响国际形象。政府部门每次高调打击，但结果依然照旧。前几年由于有人在牛奶中加入三聚氰胺，毒死许多婴儿，导致稍有经济条件的国人都跑到境外去买奶粉；最近又爆出“瘦肉精”事件，而且是大型上市公司干的，几乎让国人信心彻底丧失。中国能让卫星上天，能办出让世界称绝的奥运会，却怎么也解决不了食品安全问题。
有人说是中国商人的道德出了问题，所以推荐商人们不仅要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要读他的《道德情操论》。这句话固然没错，但我们还需要回答另外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的商人在道德上出了问题？第二，在道德规范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让中国商人都有道德将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还有没有办法把食品安全问题控制在一个起码的范围内？
从人性的角度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欲，都可能有让私欲超越公德的企图，至于这种企图是否会变成行动，取决于本人的自我克制和外部的约束规范。但我们千万不要高估所谓自我克制的作用，因为这种自我克制既来源于长期的个人修身，又和外部的约束规范有很紧密的关系。在一个经济制度急速转型、收入分配迅速分化的社会里，在一种财富即英雄的语境下，空谈道德只会误事。看过一个社会调查：与20年前相比，中国人均读书从每年5.2本上升到5.6本，20年只增加了0.4本，而且这5.6本中至少有3本属于胡编乱造的畅销书或美容家居之类的图书，让中国商人去读《道德情操论》恐怕现在还只是一种理想。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商人或国人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对于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样最起码的价值判断，已经不大分得清了。至于为什么在价值观上出了问题，还得从社会环境这个大背景去找原因。
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太功利，这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英雄不问出身，只看结果不管过程，似乎已经成为社会的价值标准。在这样的环境下，草莽文化最容易流行，事实上，“草莽”与“英雄”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草莽”变成了“英雄”，“草莽”的不端行为就会一笔勾销，剩下的是“英雄”头上的光环。现在的政策又是高度实用主义，虽然是“草莽”，只要有资本，就会到处受人欢迎，即便“草莽”旧习不改，只要资本大了，就会有人出来帮忙花了。草莽文化的流行，会激活人身上原有的“赌性”。“小草莽”会用风险去赌自己成为“大草莽”，赌自己成为“英雄”，反正“草莽”的成本是很低的。当草莽文化流行的时候，《道德情操论》是没有人看的。
急功近利的社会，实用主义政策盛行，唯一能被众人追求的就是金钱，影响人们行为准则的就是利益。所以，我们比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晚了几百年，却在很多方面比人家还要市场化。一切的一切，都成了商品，既然医生的道德都可以成为商品，那做馒头、卖猪肉的良心可以和商品（金钱）相交换也是不奇怪的。市场经济不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有好坏之分。“三聚氰胺”、“瘦肉精”是市场的产物，说明我们身边有“坏的市场经济”，显示我们指导市场经济的原则中有一部分出了问题。
即便有了“坏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把整个市场经济推倒重来，那就只能用“重典”了。“草莽”赌社会命运的成本虽然不高，但金钱成本和生命成本还是有的，如果对不顾公众食品健康安全的行为进行重罚，甚至“一命抵一命”，那些在食品上“下手”的人还是会有所顾忌的。
我们之所以能让卫星上天，能办出让世界称绝的奥运会，还是由于决心大，尤其是把它当做政治任务，所以，奥运会和世博会期间没有出一起食品安全事件。我们有那么多的监管部门（卫生的、防疫的、食品管理、市场管理的等等，有点“三个和尚没有水喝”的味道），如果拿出同样的决心，至少可以把食品安全问题控制在一个起码的范围内。如果讲政治，还有什么比13亿人的食品安全更大的政治呢？
作者现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博士，东南大学特聘教授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毒瘤，不仅百姓大众深恶痛绝，而且大大影响国际形象。政府部门每次高调打击，但结果依然照旧。前几年由于有人在牛奶中加入三聚氰胺，毒死许多婴儿，导致稍有经济条件的国人都跑到境外去买奶粉；最近又爆出“瘦肉精”事件，而且是大型上市公司干的，几乎让国人信心彻底丧失。中国能让卫星上天，能办出让世界称绝的奥运会，却怎么也解决不了食品安全问题。
有人说是中国商人的道德出了问题，所以推荐商人们不仅要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要读他的《道德情操论》。这句话固然没错，但我们还需要回答另外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的商人在道德上出了问题？第二，在道德规范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让中国商人都有道德将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还有没有办法把食品安全问题控制在一个起码的范围内？
从人性的角度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欲，都可能有让私欲超越公德的企图，至于这种企图是否会变成行动，取决于本人的自我克制和外部的约束规范。但我们千万不要高估所谓自我克制的作用，因为这种自我克制既来源于长期的个人修身，又和外部的约束规范有很紧密的关系。在一个经济制度急速转型、收入分配迅速分化的社会里，在一种财富即英雄的语境下，空谈道德只会误事。看过一个社会调查：与20年前相比，中国人均读书从每年5.2本上升到5.6本，20年只增加了0.4本，而且这5.6本中至少有3本属于胡编乱造的畅销书或美容家居之类的图书，让中国商人去读《道德情操论》恐怕现在还只是一种理想。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商人或国人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对于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样最起码的价值判断，已经不大分得清了。至于为什么在价值观上出了问题，还得从社会环境这个大背景去找原因。
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太功利，这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英雄不问出身，只看结果不管过程，似乎已经成为社会的价值标准。在这样的环境下，草莽文化最容易流行，事实上，“草莽”与“英雄”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草莽”变成了“英雄”，“草莽”的不端行为就会一笔勾销，剩下的是“英雄”头上的光环。现在的政策又是高度实用主义，虽然是“草莽”，只要有资本，就会到处受人欢迎，即便“草莽”旧习不改，只要资本大了，就会有人出来帮忙花了。草莽文化的流行，会激活人身上原有的“赌性”。“小草莽”会用风险去赌自己成为“大草莽”，赌自己成为“英雄”，反正“草莽”的成本是很低的。当草莽文化流行的时候，《道德情操论》是没有人看的。
急功近利的社会，实用主义政策盛行，唯一能被众人追求的就是金钱，影响人们行为准则的就是利益。所以，我们比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晚了几百年，却在很多方面比人家还要市场化。一切的一切，都成了商品，既然医生的道德都可以成为商品，那做馒头、卖猪肉的良心可以和商品（金钱）相交换也是不奇怪的。市场经济不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有好坏之分。“三聚氰胺”、“瘦肉精”是市场的产物，说明我们身边有“坏的市场经济”，显示我们指导市场经济的原则中有一部分出了问题。
即便有了“坏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把整个市场经济推倒重来，那就只能用“重典”了。“草莽”赌社会命运的成本虽然不高，但金钱成本和生命成本还是有的，如果对不顾公众食品健康安全的行为进行重罚，甚至“一命抵一命”，那些在食品上“下手”的人还是会有所顾忌的。
我们之所以能让卫星上天，能办出让世界称绝的奥运会，还是由于决心大，尤其是把它当做政治任务，所以，奥运会和世博会期间没有出一起食品安全事件。我们有那么多的监管部门（卫生的、防疫的、食品管理、市场管理的等等，有点“三个和尚没有水喝”的味道），如果拿出同样的决心，至少可以把食品安全问题控制在一个起码的范围内。如果讲政治，还有什么比13亿人的食品安全更大的政治呢？
作者现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博士，东南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