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干部队伍日益凸显出的自身缺陷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呈现出不相适应的一面。对此中央逐步确立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干部离退休制度，促进干部队伍的新老有序交替。在此新形势下，大批老干部面临着组织需要与个人意愿的两难选择，努力克服思想障碍，响应中央政策，做出符合个人实际情况的选择，或继续留任一线，或退居二三线，或离休退休，为新时期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关键词】改革开放初期；老干部；去向抉择；主动与被动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7-0019-05
改革开放初期的老干部主要是指“建国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干部”。 [1]（P.117）总体来讲，当前学术界关于老干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老干部政策的历史演进以及离退休制度方面，对改革开放初期老干部去向抉择问题的系统探讨尚付阙如。本文拟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历史当事人老干部的视角，分析老干部在组织需要与个人意愿的两难选择中如何做出相应的合理的去向选择，并总结老干部在干部队伍新陈代谢中的重要历史作用，以期丰富改革开放初期关于老干部的学术研究。
一、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队伍的自身缺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始展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各部门各单位逐渐落实干部政策。“据1982年底的统计，全国已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纠正，”[2]（P.7）大批老干部得以恢复工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很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希望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然而大部分老同志已年老体弱，无法继续奋战在第一线。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队伍的自身缺陷日益凸显。
第一，干部队伍年龄普遍老化。在1978年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邓小平74岁，叶剑英81岁，陈云73岁，李先念69岁，王震70岁，[3]（P.49）老一辈革命家确实已到古稀之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平均年龄64岁；省委正副书记平均年龄62岁，66岁以上占40%；全国地市州常委平均年龄56岁，46—60岁以上占72%；全国县委常委平均年龄49岁，56岁以上占 16%。[4]（P.110）可见党政军领导的主要干部年龄普遍老化，“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 [5]（P.232）
第二，干部队伍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程度偏低。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是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相当多的干部缺乏科学文化知识，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懂得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人更少。在中央管理的干部中，大专以上占33%，初中以下占38%。其中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大专以上占17.7%，初中以下占46.5%，有专业知识，懂得现代化建设的干部比较少”。[6]（P.451）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同志曾说道：“我们整个干部队伍的文化科学技术和专业水平仍然普遍较低，年富力强而又懂得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的人很少。尤其在领导干部中这个现象更加突出，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形成了尖锐的矛盾。”[7]（P.155）
第三，干部队伍领导班子配备的職员冗多。“1979年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正副部长、主任职数平均在10人以上，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成员平均17人，政府领导成员平均11人以上，最多的省正副省长20多人；而且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中，正副书记人数占常委班子的一半”[6]（P.451），陈云曾指出“现在各部也好，各个机关也好，开会的时候，部长、副部长、正手、副手，坐了一大桌，真正能工作的，三几个人” [8]（P.267）。机构臃肿，人员冗多，工作效率低，难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需要。
干部队伍存在的种种问题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邓小平强调“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9 ]（P.397）。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果断推进干部队伍建设，迅速改变干部队伍普遍老化、现代化建设知识缺乏、职务冗杂繁多的现状，选拔和培养大批既有现代化经济技术知识，又有革新精神的优秀中青年人才，有步骤有秩序地完成新老干部的交替，已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所担负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二、改革开放初期老干部的去向抉择
鉴于干部队伍实际状况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的客观形势，党和国家逐渐确立了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建立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并出台了一系列落实老干部各项待遇的政策。邓小平也多次强调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9]（P.396）中央也相信“全党同志特别是我们的老同志必定会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10]（P.230）在此新形势下，势必有大批老干部退出领导班子，让位于合格的中青年干部。一方是党和国家客观形势的需要，一方是个人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满腔热忱，面对组织需要与个人意愿的艰难选择，主动与被动的两难境地，老干部该如何抉择？
（一）继续留任一线
1982年2月，中央出台《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指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更需要有若干位经验丰富、德高望重，能够深谋远虑、统筹全局，并且精力尚能工作的老同志，留在党和国家的中枢领导岗位上。”[5]（P.248）该决定充分考虑到当前实际情况，规定一部分老干部继续留任一线，对于大批有志于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的老干部而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根据党和国家政策及老干部个体实际情况，继续留任一线成为一小部分符合条件的老干部去向选择。 1982年9月，十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保留了16位71岁以上的老同志，如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继续在党的领导集体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些老革命家根据国家实际形势需要，继续留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诚心诚意扶持年轻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实践证明，留任一线的老同志认真担负起支持培养新干部的光荣责任，在大政方针问题上帮助指导方向，在具体工作上支持他们独立负责；积极倡导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让新干部更多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并在端正党风上做出了良好榜样。[11]（P.196-199）
（二）退居二三线
鉴于老干部的思想负担以及经验丰富的中青年干部匮乏的实际情况，党和国家确立了老干部退居二三线的制度。198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退居二线，包括当顾问和荣誉职务，不属于离休退休。那些身体还好、又有比较丰富的领导经验和专业知识，但因年龄或名额限制不宜进入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可以安排担任负有一定职责的顾问，或从事某一方面的调查研究、参谋咨询的工作。那些为党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威望比较高，但是坚持正常领导工作（包括当顾问）有困难的老干部，可以安排适当的荣誉职务。”[5]（P.247-248）1982年至1984年，全国各地约有90万名干部退到二线、三线，率先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4]（P.118）退居二三线逐渐成为符合条件的老干部的重要选择。这些老同志从大局出发，自觉服从现代化建设需要和组织安排，退居二线、三线，表现出了共产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崇高品德，为实现新老干部交替与合作，践行干部制度改革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第一，担任顾问。1980年8月，中央在《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中规定：“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其任务主要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帮助党政领导出主意当参谋，完成党政领导委托办理的任务，并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传给年轻一代。顾问一般不再兼任人大常委会、政协的职务”。 [12]（P.511）在中央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一批年老体弱的老干部，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主动让贤。1980年中央气象局局长饶兴，先后多次主动向组织提出当顾问的要求，组织同意并任命他为中央气象局顾问。空军司令部通信部部长杜力、副部长张化主动提出退居二线当顾问。1981年初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请求退居二线，并推荐副部长李鹏接任其职位。各省也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如黑龙江省积极建立省级顾问委员会，县级以上单位建立顾问组、设置观察员。[7]（P.194）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一部分老同志退居二线，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中央领导层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新老交替。大多数担任顾问的老干部充分发挥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作用，有的顾问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成为领导的好参谋；有的顾问受党政领导委托，协助领导分管自己熟悉的工作，或做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有的顾问已七八十岁，仍在抢时间写文章、著书立说、教研究生等，努力把自己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传给后代。[13]（P.54-55）顾问制度的建立，在形式上充分发挥了老干部的作用，在心理上很好地安抚了老干部，为有序实现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奠定了制度基础，担任顾问成为一部分老干部乐于接受的重要选择。
第二，担任荣誉职务。某些老干部为党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但坚持正常领导工作（包括当顾问）有困难，党给他们安排了适当的荣誉职务。“原来担任领导职务的著名专家、学者和文艺家，如果年事已高，则应当大力支持他们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集中用于研究和著述，为他们配备必要的助手和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也可以让他们担任某些荣誉职务，除有特殊情况者外，一般不必再从事行政领导工作”[5]（P.248）1981年山西兴县有109名老干部同志退居二三线，参加了《兴县革命斗争回忆录》的编写工作[12]（P.227），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我国精神文明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离休退休
198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了老干部退休的年龄界限（如表一），并指出老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并不因此而同样退休……他们仍然应当是共产主义革命者，仍然肩负着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因此一切离休退休老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应当一律不变”。此外还规定“要尊重离休退休老干部，虚心向他们请教，热忱地体贴他们……努力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敬老尊贤的优良风尚”[14]（P.1089-1090）这一系列政策考虑到了老干部退休后的心理落差和生活需要，使老干部们乐于接受退休这一决定。
1982年4月，中央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指出“对建国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脱产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达到离职休养年龄的，实行离职休养的制度”，并规定了老干部的离休年龄（如表二）和补贴标准（如表三），提出离休老干部“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略为从优”，并为他们颁发“老干部离休荣誉证”[15]（P.108-110），让老干部切身体会到他们的历史功绩不会被后人遗忘。
据统计，1978年历次累积需要安置的老弱病残干部约有60多万人，基本丧失工作能力、需要退职退休的工人高达200多万人。[16 ]（P.504）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老干部离休退休的政策，对他们政治上充分照顾，生活上妥善安排。但不少老同志對选拔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和深远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思想不够解放，“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陈规陋习，“论资排辈”的旧观念，“人走茶凉”的后顾之忧等都影响着新老干部的交替，以致落实相关政策十分艰难。为此中央强调离休退休老干部“继续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5]（P.250）在中央大力号召和倡导下，离休退休成为大部分老干部的必要选择。 第一，中央领导层的率先垂范。1980年4月，中央通过《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规定：“凡年事已高、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党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17]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同意邓小平等人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接受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等人辞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18]（P.316）据1982年底的统计，中央、国家机关89个单位有7260多名老干部办理离休手续，占应离休人数的81%。[2]（P.14）1985年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后，131位老干部分别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进一步加快了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与合作的进程。[4]（P.120）中央领导层率先离休退休，为全国各地老干部接受并办理离休退休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也激励了全党同志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斗。离退休后的老同志仍十分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原财政部监察组长喻杰同志离休后回到湖南平江县丽江大队，积极推进基层建设，支持大队植树造林，兴建水电站，为改变大队落后面貌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经常对青年和自己的亲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勉励他们扎根山区建设山乡。[12]（P.61）中央统战部多位局级干部响应中央的号召离职休养，部领导为其成立咨询小组， 并提供必要的条件， 如设立办公室， 配备秘书管理文件，定时召开小组会等。在部领导的关怀下，他们离休后过着充实而有意义的晚年生活，其中的龚陶怡先生经过几年的努力， 先后编写出版了三本菲律宾华侨归侨抗日爱国历史资料，并编著有回忆录《风雨人生》《爱国归侨黄复康一家》《黄薇纪念集》等[19]，为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各级老干部的离休退休。在中央领导层的率先垂范下，大部分到了离休退休年龄的老干部逐渐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退出干部队伍。据1983年7月统计，全国有23.8万多名老干部离职休养，在打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交替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5]（P.43）1986年底，全国共有137万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或退休[2]（P.15），为优秀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提供了机会，为推进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妥善安置好离退休老干部是党和国家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1982年6月，中组部下发《关于妥善安排退出现职的老干部的意见》，指出：“有关部门必须在政治上、生活上切实地关心这些老同志，细心地照顾他们，按照有关规定，认真解决好他们在看文件、过党的组织生活和医疗、交通、住房等方面的问题。”[20]（P.454）1982年8月，《关于发挥中央、国家机关离休老干部的作用的意见》要求采取多种方式安排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一些工作能力较强、身体条件较好的离休干部，可参加整顿企业、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检查落实政策等工作；革命资历较深、有一定写作能力的离休干部，可写回忆录为党史、革命史、专业史提供资料；在业务技术或学术上有专长的离休干部，可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他们担任特约研究人员等等。[5]（P.276）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区进一步关注老干部工作，如河南安阳市的一些老同志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协会，江西省委组织离退休干部到400多个单位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听众达32万人次。 据1982年底中央、国家机关89个单位的统计，在1514名身体尚好的司局级离休干部中，有783名根据其具体情况和意愿安排了各种工作，占52%。[6]（P.494）
第三，军队老干部的离休退休。1981年10月，《关于军队干部退休的暂行规定》指出：“军队的现役干部，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或因战因公致残，积劳成疾，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可办理退休”。[21]（P.1035）此外《规定》还详细说明了退休干部生活费的发放工作，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认真做好军队退休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1982年1月出台的《关于军队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指出：“年大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含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1945年9月3日以前入伍的团职或行政十八级以上干部以及与其职、级相当的干部，1949年9月30日以前入伍的师职或行政十四级以上干部以及与其职、级相当的干部，可以离休”，具备上述条件的军队干部“师职以下干部年满55周岁，军职干部年满60周岁，兵团职和大军区职干部年满65周岁。身体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可提前离休”。[19]（P.430）大部分军职老干部响应中央政策退出领导岗位，为优秀中青年军职干部提供了机会，有效保证了军队战斗力的增强。据1985年统计，任职年龄过线的老同志除个别确因工作需要经中央和军委批准留任外，都退了下来。他们以实际行动贯彻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了积极贡献。[10]（P.268）
三、老干部在干部队伍新陈代谢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在改革开放新的歷史条件下，为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党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实现干部队伍“四化”和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方针政策。许多老干部 “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希望在新时期继续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大批老干部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需要和个体虽年老体迈仍希望为人民服务的两难选择。为此，中央要求各部门充分做好老干部的思想工作，广开言路，为老干部安排合适的力所能及的工作。在中央的大力号召和妥善照顾下，大部分老干部逐渐明白退出第一线不是革命生涯的结束，而是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方式继续为党做贡献，于是纷纷响应中央政策做出符合个人实际情况的选择，或留任一线或退居二三线或离休退休，在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第一，在干部队伍“四化”建设中起关键作用。大批老干部响应中央政策，积极荐贤举能，支持中青年干部主持工作，自己或留任一线或退居二三线或离休退休，为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提供了平台，为有步骤有秩序实现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做出了重要贡献。截至1985年底，全国已有46.9万名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领导岗位，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1986年省地县三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由1982年的62岁、56岁、49岁下降到53岁、49岁、44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所占比例分别达到62%、55%、54%，初步形成了以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为主体的梯形年龄结构和具有较强决策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的领导集体。[10]（P.260） 第二，发挥着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重要历史作用。大批老干部经验丰富，能够选拔和培养出政治信念坚定、专业知识能力突出、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同时将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政治智慧传给中青年干部，在思想上、作风上和工作方法上对在职干部进行传帮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无论是退到第二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还是离休、退休，都要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担负起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任务。老干部只有完成了这项任务，才算对党和革命事业尽了最后一把力。”[8]（P.315）
第三，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少老同志离休退休后，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进行社会调查，保持同群众的联系，或认真写作有益于人民和青年的著作，或积极参加有益社会的轻微体力劳动，切切实实、点点滴滴地为人民做好事。[5]（P.250）老干部虽已暮年，仍继续充分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四，保证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代代相传。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历经艰苦曲折的革命和建设时期而最终沉淀积累而成，是党和国家进行社会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南和法宝。老干部历经峥嵘岁月，传承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格教育和要求自己的亲属及下属，保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代代相传。
参引文献：
[1]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1978.6—1979.12）[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0.
[2]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七卷上）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3]陈先奎.为邓小平辩护[M].北京：西苑出版社，1999.
[4]王旸.新时期党的干部制度建设[M].北京：中共党史 出版社，2006.
[5]中共中央组织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组织工 作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6]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7.
[7]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1980）[M].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1981.
[8]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政治体制改革资料新编》编写组.政治体制改革 资料新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1]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做好新时期的干部工作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2]吕澄、张竹梧.党的建设七十年纪事（1921—1991）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3]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1981）[M].北京：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1982.
[14]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5]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1982）[M].北京：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1983.
[16]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M].沈 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17]中国共产党历史网：《1980年》.2011年5月25日. httP：//www.zgdsw.org.cn/GB/218994/219016/220642/14737904.html.
[18]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M].北 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19]龚陶怡.“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记离休后25年 的经历[J].中央统一战线，2007，（12）.
[20]勞动人事部政策研究室.人事工作文件选编（五） [M].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4.
[21]劳动人事部政策研究室.人事工作文件选编（四） [M].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 ，1984.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改革开放初期；老干部；去向抉择；主动与被动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7-0019-05
改革开放初期的老干部主要是指“建国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干部”。 [1]（P.117）总体来讲，当前学术界关于老干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老干部政策的历史演进以及离退休制度方面，对改革开放初期老干部去向抉择问题的系统探讨尚付阙如。本文拟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历史当事人老干部的视角，分析老干部在组织需要与个人意愿的两难选择中如何做出相应的合理的去向选择，并总结老干部在干部队伍新陈代谢中的重要历史作用，以期丰富改革开放初期关于老干部的学术研究。
一、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队伍的自身缺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始展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各部门各单位逐渐落实干部政策。“据1982年底的统计，全国已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纠正，”[2]（P.7）大批老干部得以恢复工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很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希望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然而大部分老同志已年老体弱，无法继续奋战在第一线。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队伍的自身缺陷日益凸显。
第一，干部队伍年龄普遍老化。在1978年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邓小平74岁，叶剑英81岁，陈云73岁，李先念69岁，王震70岁，[3]（P.49）老一辈革命家确实已到古稀之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平均年龄64岁；省委正副书记平均年龄62岁，66岁以上占40%；全国地市州常委平均年龄56岁，46—60岁以上占72%；全国县委常委平均年龄49岁，56岁以上占 16%。[4]（P.110）可见党政军领导的主要干部年龄普遍老化，“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 [5]（P.232）
第二，干部队伍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程度偏低。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是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相当多的干部缺乏科学文化知识，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懂得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人更少。在中央管理的干部中，大专以上占33%，初中以下占38%。其中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大专以上占17.7%，初中以下占46.5%，有专业知识，懂得现代化建设的干部比较少”。[6]（P.451）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同志曾说道：“我们整个干部队伍的文化科学技术和专业水平仍然普遍较低，年富力强而又懂得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的人很少。尤其在领导干部中这个现象更加突出，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形成了尖锐的矛盾。”[7]（P.155）
第三，干部队伍领导班子配备的職员冗多。“1979年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正副部长、主任职数平均在10人以上，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成员平均17人，政府领导成员平均11人以上，最多的省正副省长20多人；而且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中，正副书记人数占常委班子的一半”[6]（P.451），陈云曾指出“现在各部也好，各个机关也好，开会的时候，部长、副部长、正手、副手，坐了一大桌，真正能工作的，三几个人” [8]（P.267）。机构臃肿，人员冗多，工作效率低，难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需要。
干部队伍存在的种种问题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邓小平强调“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9 ]（P.397）。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果断推进干部队伍建设，迅速改变干部队伍普遍老化、现代化建设知识缺乏、职务冗杂繁多的现状，选拔和培养大批既有现代化经济技术知识，又有革新精神的优秀中青年人才，有步骤有秩序地完成新老干部的交替，已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所担负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二、改革开放初期老干部的去向抉择
鉴于干部队伍实际状况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的客观形势，党和国家逐渐确立了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建立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并出台了一系列落实老干部各项待遇的政策。邓小平也多次强调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9]（P.396）中央也相信“全党同志特别是我们的老同志必定会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10]（P.230）在此新形势下，势必有大批老干部退出领导班子，让位于合格的中青年干部。一方是党和国家客观形势的需要，一方是个人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满腔热忱，面对组织需要与个人意愿的艰难选择，主动与被动的两难境地，老干部该如何抉择？
（一）继续留任一线
1982年2月，中央出台《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指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更需要有若干位经验丰富、德高望重，能够深谋远虑、统筹全局，并且精力尚能工作的老同志，留在党和国家的中枢领导岗位上。”[5]（P.248）该决定充分考虑到当前实际情况，规定一部分老干部继续留任一线，对于大批有志于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的老干部而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根据党和国家政策及老干部个体实际情况，继续留任一线成为一小部分符合条件的老干部去向选择。 1982年9月，十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保留了16位71岁以上的老同志，如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继续在党的领导集体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些老革命家根据国家实际形势需要，继续留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诚心诚意扶持年轻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实践证明，留任一线的老同志认真担负起支持培养新干部的光荣责任，在大政方针问题上帮助指导方向，在具体工作上支持他们独立负责；积极倡导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让新干部更多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并在端正党风上做出了良好榜样。[11]（P.196-199）
（二）退居二三线
鉴于老干部的思想负担以及经验丰富的中青年干部匮乏的实际情况，党和国家确立了老干部退居二三线的制度。198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退居二线，包括当顾问和荣誉职务，不属于离休退休。那些身体还好、又有比较丰富的领导经验和专业知识，但因年龄或名额限制不宜进入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可以安排担任负有一定职责的顾问，或从事某一方面的调查研究、参谋咨询的工作。那些为党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威望比较高，但是坚持正常领导工作（包括当顾问）有困难的老干部，可以安排适当的荣誉职务。”[5]（P.247-248）1982年至1984年，全国各地约有90万名干部退到二线、三线，率先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4]（P.118）退居二三线逐渐成为符合条件的老干部的重要选择。这些老同志从大局出发，自觉服从现代化建设需要和组织安排，退居二线、三线，表现出了共产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崇高品德，为实现新老干部交替与合作，践行干部制度改革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第一，担任顾问。1980年8月，中央在《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中规定：“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其任务主要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帮助党政领导出主意当参谋，完成党政领导委托办理的任务，并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传给年轻一代。顾问一般不再兼任人大常委会、政协的职务”。 [12]（P.511）在中央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一批年老体弱的老干部，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主动让贤。1980年中央气象局局长饶兴，先后多次主动向组织提出当顾问的要求，组织同意并任命他为中央气象局顾问。空军司令部通信部部长杜力、副部长张化主动提出退居二线当顾问。1981年初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请求退居二线，并推荐副部长李鹏接任其职位。各省也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如黑龙江省积极建立省级顾问委员会，县级以上单位建立顾问组、设置观察员。[7]（P.194）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一部分老同志退居二线，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中央领导层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新老交替。大多数担任顾问的老干部充分发挥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作用，有的顾问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成为领导的好参谋；有的顾问受党政领导委托，协助领导分管自己熟悉的工作，或做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有的顾问已七八十岁，仍在抢时间写文章、著书立说、教研究生等，努力把自己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传给后代。[13]（P.54-55）顾问制度的建立，在形式上充分发挥了老干部的作用，在心理上很好地安抚了老干部，为有序实现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奠定了制度基础，担任顾问成为一部分老干部乐于接受的重要选择。
第二，担任荣誉职务。某些老干部为党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但坚持正常领导工作（包括当顾问）有困难，党给他们安排了适当的荣誉职务。“原来担任领导职务的著名专家、学者和文艺家，如果年事已高，则应当大力支持他们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集中用于研究和著述，为他们配备必要的助手和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也可以让他们担任某些荣誉职务，除有特殊情况者外，一般不必再从事行政领导工作”[5]（P.248）1981年山西兴县有109名老干部同志退居二三线，参加了《兴县革命斗争回忆录》的编写工作[12]（P.227），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我国精神文明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离休退休
198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了老干部退休的年龄界限（如表一），并指出老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并不因此而同样退休……他们仍然应当是共产主义革命者，仍然肩负着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因此一切离休退休老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应当一律不变”。此外还规定“要尊重离休退休老干部，虚心向他们请教，热忱地体贴他们……努力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敬老尊贤的优良风尚”[14]（P.1089-1090）这一系列政策考虑到了老干部退休后的心理落差和生活需要，使老干部们乐于接受退休这一决定。
1982年4月，中央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指出“对建国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脱产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达到离职休养年龄的，实行离职休养的制度”，并规定了老干部的离休年龄（如表二）和补贴标准（如表三），提出离休老干部“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略为从优”，并为他们颁发“老干部离休荣誉证”[15]（P.108-110），让老干部切身体会到他们的历史功绩不会被后人遗忘。
据统计，1978年历次累积需要安置的老弱病残干部约有60多万人，基本丧失工作能力、需要退职退休的工人高达200多万人。[16 ]（P.504）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老干部离休退休的政策，对他们政治上充分照顾，生活上妥善安排。但不少老同志對选拔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和深远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思想不够解放，“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陈规陋习，“论资排辈”的旧观念，“人走茶凉”的后顾之忧等都影响着新老干部的交替，以致落实相关政策十分艰难。为此中央强调离休退休老干部“继续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5]（P.250）在中央大力号召和倡导下，离休退休成为大部分老干部的必要选择。 第一，中央领导层的率先垂范。1980年4月，中央通过《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规定：“凡年事已高、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党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17]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同意邓小平等人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接受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等人辞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18]（P.316）据1982年底的统计，中央、国家机关89个单位有7260多名老干部办理离休手续，占应离休人数的81%。[2]（P.14）1985年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后，131位老干部分别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进一步加快了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与合作的进程。[4]（P.120）中央领导层率先离休退休，为全国各地老干部接受并办理离休退休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也激励了全党同志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斗。离退休后的老同志仍十分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原财政部监察组长喻杰同志离休后回到湖南平江县丽江大队，积极推进基层建设，支持大队植树造林，兴建水电站，为改变大队落后面貌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经常对青年和自己的亲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勉励他们扎根山区建设山乡。[12]（P.61）中央统战部多位局级干部响应中央的号召离职休养，部领导为其成立咨询小组， 并提供必要的条件， 如设立办公室， 配备秘书管理文件，定时召开小组会等。在部领导的关怀下，他们离休后过着充实而有意义的晚年生活，其中的龚陶怡先生经过几年的努力， 先后编写出版了三本菲律宾华侨归侨抗日爱国历史资料，并编著有回忆录《风雨人生》《爱国归侨黄复康一家》《黄薇纪念集》等[19]，为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各级老干部的离休退休。在中央领导层的率先垂范下，大部分到了离休退休年龄的老干部逐渐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退出干部队伍。据1983年7月统计，全国有23.8万多名老干部离职休养，在打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交替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5]（P.43）1986年底，全国共有137万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或退休[2]（P.15），为优秀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提供了机会，为推进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妥善安置好离退休老干部是党和国家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1982年6月，中组部下发《关于妥善安排退出现职的老干部的意见》，指出：“有关部门必须在政治上、生活上切实地关心这些老同志，细心地照顾他们，按照有关规定，认真解决好他们在看文件、过党的组织生活和医疗、交通、住房等方面的问题。”[20]（P.454）1982年8月，《关于发挥中央、国家机关离休老干部的作用的意见》要求采取多种方式安排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一些工作能力较强、身体条件较好的离休干部，可参加整顿企业、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检查落实政策等工作；革命资历较深、有一定写作能力的离休干部，可写回忆录为党史、革命史、专业史提供资料；在业务技术或学术上有专长的离休干部，可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他们担任特约研究人员等等。[5]（P.276）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区进一步关注老干部工作，如河南安阳市的一些老同志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协会，江西省委组织离退休干部到400多个单位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听众达32万人次。 据1982年底中央、国家机关89个单位的统计，在1514名身体尚好的司局级离休干部中，有783名根据其具体情况和意愿安排了各种工作，占52%。[6]（P.494）
第三，军队老干部的离休退休。1981年10月，《关于军队干部退休的暂行规定》指出：“军队的现役干部，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或因战因公致残，积劳成疾，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可办理退休”。[21]（P.1035）此外《规定》还详细说明了退休干部生活费的发放工作，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认真做好军队退休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1982年1月出台的《关于军队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指出：“年大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含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1945年9月3日以前入伍的团职或行政十八级以上干部以及与其职、级相当的干部，1949年9月30日以前入伍的师职或行政十四级以上干部以及与其职、级相当的干部，可以离休”，具备上述条件的军队干部“师职以下干部年满55周岁，军职干部年满60周岁，兵团职和大军区职干部年满65周岁。身体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可提前离休”。[19]（P.430）大部分军职老干部响应中央政策退出领导岗位，为优秀中青年军职干部提供了机会，有效保证了军队战斗力的增强。据1985年统计，任职年龄过线的老同志除个别确因工作需要经中央和军委批准留任外，都退了下来。他们以实际行动贯彻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了积极贡献。[10]（P.268）
三、老干部在干部队伍新陈代谢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在改革开放新的歷史条件下，为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党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实现干部队伍“四化”和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方针政策。许多老干部 “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希望在新时期继续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大批老干部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需要和个体虽年老体迈仍希望为人民服务的两难选择。为此，中央要求各部门充分做好老干部的思想工作，广开言路，为老干部安排合适的力所能及的工作。在中央的大力号召和妥善照顾下，大部分老干部逐渐明白退出第一线不是革命生涯的结束，而是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方式继续为党做贡献，于是纷纷响应中央政策做出符合个人实际情况的选择，或留任一线或退居二三线或离休退休，在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第一，在干部队伍“四化”建设中起关键作用。大批老干部响应中央政策，积极荐贤举能，支持中青年干部主持工作，自己或留任一线或退居二三线或离休退休，为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提供了平台，为有步骤有秩序实现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做出了重要贡献。截至1985年底，全国已有46.9万名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领导岗位，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1986年省地县三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由1982年的62岁、56岁、49岁下降到53岁、49岁、44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所占比例分别达到62%、55%、54%，初步形成了以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为主体的梯形年龄结构和具有较强决策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的领导集体。[10]（P.260） 第二，发挥着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重要历史作用。大批老干部经验丰富，能够选拔和培养出政治信念坚定、专业知识能力突出、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同时将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政治智慧传给中青年干部，在思想上、作风上和工作方法上对在职干部进行传帮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无论是退到第二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还是离休、退休，都要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担负起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任务。老干部只有完成了这项任务，才算对党和革命事业尽了最后一把力。”[8]（P.315）
第三，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少老同志离休退休后，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进行社会调查，保持同群众的联系，或认真写作有益于人民和青年的著作，或积极参加有益社会的轻微体力劳动，切切实实、点点滴滴地为人民做好事。[5]（P.250）老干部虽已暮年，仍继续充分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四，保证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代代相传。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历经艰苦曲折的革命和建设时期而最终沉淀积累而成，是党和国家进行社会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南和法宝。老干部历经峥嵘岁月，传承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格教育和要求自己的亲属及下属，保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代代相传。
参引文献：
[1]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1978.6—1979.12）[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0.
[2]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七卷上）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3]陈先奎.为邓小平辩护[M].北京：西苑出版社，1999.
[4]王旸.新时期党的干部制度建设[M].北京：中共党史 出版社，2006.
[5]中共中央组织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组织工 作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6]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7.
[7]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1980）[M].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1981.
[8]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政治体制改革资料新编》编写组.政治体制改革 资料新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1]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做好新时期的干部工作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2]吕澄、张竹梧.党的建设七十年纪事（1921—1991）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3]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1981）[M].北京：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1982.
[14]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5]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1982）[M].北京：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1983.
[16]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M].沈 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17]中国共产党历史网：《1980年》.2011年5月25日. httP：//www.zgdsw.org.cn/GB/218994/219016/220642/14737904.html.
[18]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M].北 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19]龚陶怡.“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记离休后25年 的经历[J].中央统一战线，2007，（12）.
[20]勞动人事部政策研究室.人事工作文件选编（五） [M].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4.
[21]劳动人事部政策研究室.人事工作文件选编（四） [M].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 ，1984.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