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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进行道路拓宽，这些树龄超过成年人的绿荫守护者总是被移到城外，然后不知所终，渐渐消失。有人说，梧桐会开花，而且是淡紫色的。我还一直不曾注意过，来年一定要看看。也许梧桐也是南京这座特悲情的城市所散发出的忧郁的气质所感染，才会开出那淡紫色的花，淡淡的紫，淡淡的忧伤。”
■ 首都计划：天人合一的中华大美
1872年，来自上海租界的法国传教士，在石鼓路栽下了一批“二球悬铃木”，也就是法国梧桐。那以前，南京城里从未有过这种树，最多最有名的是 “清波荡漾柳围堤”“白门柳色烟凝碧”。而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外来的法国梧桐竟遍布民国乃至当代南京城，极盛时期曾达八万多棵。
南京广种法国梧桐，始于1920年代。
1917年，孙中山发表《建国方略》，盛赞南京“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决心营造一个理想中的首都南京。
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主任、南京民国文化专家刘正平说，孙中山的宏愿，正是六朝古都20世纪民国范儿的历史源头。
尔后，1919年《南京新建设计划》、1920年《南京北城区发展计划》、1926年《南京市政计划》、1928年《首都大计划》陆续出炉，至1929年《首都计划》定稿，“民国首都南京城”的宏愿，终于变成了设计图纸。
国都设计处处长林逸民在交出《首都计划》时说：“全部设计皆为百年而设，非供一时之用，故于设计事项，不敢不格外慎重。”（《首都计划》）
设计者们的目标是“将首都一地不独成为全国城市之模范，并足比伦欧美名城也。”（《首都计划》）对于包括园林绿化、城市建筑等多种元素在内的总体城市风格，设想“建筑方面，不独易臻新巧，且高下参差，至饶变化……主要机关建在中央，其他环列两旁，有如翼辅拱辰之势，若出自然，抑建筑大道，互相贯连。察其地形，施工又便，加以凿筑湖池，择地最易，园林点缀，随在皆宜，于庄严璀璨之中，兼擅林泉风景之胜。”
刘正平认为，此设想在宏观上采纳欧美模式，微观上则采用中国传统形式，“极富诗意，让人联想到汉唐气象，天人合一的中华大美。”
设计者们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园林绿化规模标准“大南京每一百三十七人，即占公园一英亩，此数实城市设计家所认为最适宜者也。”（《首都计划》）
这标准，相当于公园和林荫道占全城面积40%，且平均每个南京市民可享有9平方米的林园绿地——超过了当时的伦敦、巴黎和柏林。为华盛顿的6倍之多。
■ 翠绿的文脉
从南洋修得森林管理专业归国、时年33岁的傅焕光，于1925年被委以主持南京园林项目的重任。当时，南京城里一片荒芜，行道树和公园几乎没有，连千百年来一向葱茏的紫金山，也因之前太平天国的连年鏖战而林木尽毁。
五年后，当1929年6月孙中山灵枢移放回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之际，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园林之城”已初露端倪：从孙中山灵枢经过的码头-中山北路-中山东路-东郊，全长12公里长的中山大道两侧和街道绿岛上，一万多株为中山先生护灵的法国梧桐，6米一株、每排6株，整齐地延伸了十多里，直到紫金山顶中山陵。从中山门到陵园的大路两侧，则种了1034株法国梧桐。
它们系南京市政府从上海、杭州、苏州以2两白银一棵的价格购得，几十年过后，冲天20米高，从下关江边直至中山陵，一路浓荫遮蔽，成为南京城的绝佳景致。
令许多人不解的是，中山陵的梧桐至今保持着树干统一向上生长，枝桠呈手掌形、然后自然开枝的形态。南京园林部门介绍说，这是独特修剪手法造成的独特姿态：在树还未成年，就将它们的生长模式，拗成三枝。这样，它一长到腰部，树枝分杈就会呈三根向上、向斜伸展，成手掌形。
由于中山大道的特殊地位，这批法国梧桐也连同它所荫蔽的道路在内，一起被赋予了民国时期南京城建史上的标杆意义。这条全长12公里、设计宽度40米的街道，比当时号称“世界第一长街”的美国纽约第五大道还长2公里。其最初目的是为迎接孙中山先生灵榇南下奉安中山陵。
马路建成后，很多政府机关就沿着路两旁盖房子。国民政府外交部、司法院与司法行政部、中央通讯社、财政部、励志社等等依次排开。
从事南京地方史研究二十余年的南京出版社编审卢海鸣说，不仅仅是当代南京城主要道路格局、迥异于六朝古都格局、一派崭新气象的城市基本格局，也由中山大道开启了：中轴线南北走向的传统格局改变了，那是基于以君临天下的王朝政治中心作为城市中轴线设计原点的理念；南京城市倚重秦淮河而疏离长江的局面也改变了，城北、城中、城东都被中山路连接起来了，南京从此走出了封闭五百多年的城墙圈。
同时，六朝古都的文化底蕴也没有被抛弃：“它将崭新的山西路、鼓楼、新街口、大行宫等商业金融中心，与六朝皇城、南唐皇宫、明故宫和清朝行宫遗址旧迹等等都串在了一起，好比一根金线，上面镶满了熠熠生辉的明珠，它是南京的文脉。”卢海鸣说。而路旁一万多棵法国梧桐，就是属于南京文脉独有的翠绿。
■ 最绿的南京
除了中山大道，傅焕光还规划了包括长江路、黄埔路、中央路在内的25条林阴大道。又经十多年的辛勤耕耘，荒山一片的紫金山在傅焕光手里树木覆盖率超过70%，水木繁茂，被喻为“东方完美森林”。
但是，整个《首都计划》并未完全实施，从1929年到1937年，8年间实施了30%-40%，后被日本入侵的炮火阻断。“可是后来历届政府的南京城市规划，都没有超出《首都计划》的框架。”刘正平说。
而南京城里法国梧桐的不断增加，正是《首都计划》在此后历届南京政府城建思路中延续的体现。
蒋介石时代，南京主政者也偏爱法国梧桐。民国时期，每年植树节，蒋介石与夫人也会在南京植梧桐树以纪念孙中山。
解放军攻下南京后，刘伯承出任南京市长，对高大挺拔、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情有独钟，因此特地派人从湖南运来2万株杉树和法桐。
不到3年，这些树苗就在南京扎下了根，然后在中山陵、雨花台、玄武湖、鸡鸣寺、栖霞山等处拔地而起。据南京园林部门介绍，南京珠江路、建康路、中华路、北京东路、北京西路、御道街、进香河路等15条南京人最为熟悉的林阴大道上的法国梧桐，都是在1951年－1957年间栽种的。
刘伯承极看重南京的梧桐，他主政期间，南京有人因为砍树而被判了12年徒刑。在各方面的“特殊”保护下，南京梧桐得以茁壮参天，为市民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成了这座城市的标志和荣耀——这些法国梧桐，树龄甚至比他们的父辈还大。
“民国大树、建国大树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生长，很多长到了二十多米高。南京林业大学博导汤庚国回忆，由于历届南京政府不断栽种梧桐，到1980年代，南京终于成了最绿的南京。
“南京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绿。初冬时分，不说满城常青的雪松桧柏，就是枝杈舒展的梧桐，绝大部分宽大的叶子还在枝头摇曳，把初冬的阳光划分成光怪陆离的星星点点；枝繁叶茂的桂树虽然花已落尽，叶子却绿得发亮，厚如脂膏。”（张翕《中山大道今昔》）
数十年来，这些几乎无处不在的翠绿，荫蔽了几代南京人。
夏天，南京最高气温平均值达37.3℃，然而“树冠繁密，遮天蔽日，透露下来的缕缕阳光在地下晃动着，带给人们满目浓绿和清凉。那些三五成群，又或者是紧紧相依偎着，在树阴下散步的人们，一边说笑，一边走过也许已经走过无数遍的街道，却一点也没有因为盛夏与重复的街景而烦躁，相反，显得格外惬意。”（姚澜《梧桐，一个多世纪的南京情怀》）
■ 梧桐：游离于生死间的南京气质
1920年代的南京主政者选择法国梧桐作为主要行道树，是考虑到它有生长快、寿命长、耐修剪、树大叶厚的特点，或许不曾想到，数十年后，这满眼翠绿竟成了南京文化气质的组成部分。
对此，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周琦阐述得很清楚：“南京城街道两旁的梧桐树，茂密的树枝已经可以将整个街道遮蔽。透过遮天蔽日的树木再看这些民国建筑，更容易感到阴凉、沉郁，这离阴柔的感觉也不远了。”
“南京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生与死之间游离。”周琦说。在他眼里，南京阴柔的感觉还源于南京的绿化效果。
民国建筑亦如是，作为南京一个时代的城市记忆与绕不开的历史，如今，它们都已临近使用寿命之大限，在江南烟雨的浸润中日渐飘摇。而这些民国建筑遗风，在阴凉、沉郁的梧桐遮蔽之下，也让南京的城市形象定位，一直徘徊于“悲情”“落寞的贵族”等相似的语境间，其中尤以“阴柔”为重。
另一方面，南京籍著名作家叶兆言则认为，南京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上，民国以前是没有梧桐树，一旦引入一些好的元素以后，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梧桐树就是这样一个元素。虽然是个外来物种，但是我觉得它在某种意义上更能代表民国的南京，因为这意味着南京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接纳”
“那些从历史中延续下来的树木，和记忆中的充满温馨的林阴大道，曾给古城南京带来巨大的荣耀。人们一提起南京，首先想到这个第一流的绿化，而绿化的突出标志，便是栽在中山大道两侧和街中绿岛上的法国梧桐。这是国内任何城市都不曾有过的奢侈和豪华。”
■ 梧桐劫
极盛期之后，1990年代南京却开始大规模砍伐法国梧桐。
首先是中山南路四排参天大树中的两排倒下了，马路中间的“绿岛”消失了，紧接着，中央路和中山北路也各砍去了一半梧桐树，理由是“轿车的增多令原来宽阔的中山路不够用了。”
1994年后王武龙主政南京的五年间，是南京梧桐树消失最快的年月，王以“梧桐树遮住了霓虹灯，阻挡了南京大都市气质”的理由，就让一排梧桐树倒地。
汤庚国最不能接受的一次伐树，是1990年代中期沪宁高速直通中山门的规划。这项“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规划，将高速公路与城市主干道直接对接，毫不在意由此造成的城市中心的拥堵，并不惜牺牲中山门下成排的民国古树。这项后来被普遍认为是“愚蠢”的计划，令中山陵的百年绿脉就此中断。
2000年，为了展现玄武湖边一座新建筑太阳宫的美，东侧环湖路上20棵三十年以上树龄、树径20-40厘米的粗壮的大树一夜消失，南京市园林局对此事件的形容是“给南京山水城林的结合部拉开了一个大口子。”
几乎每一次砍树都有众多学者反对，然而几年间，南京主城两万多棵梧桐树还是很快减少到了三千多棵。后因地铁1号线和2号线的建设，又砍掉了一千多棵树。
今年3月以来，南京市太平北路上，四十多棵1930年代种下的梧桐树，又陆续被砍倒搬走、不知所踪，只剩下小半截树桩，叉着已经没有一片叶子的树桠。
此举引发南京市民大哗，他们走上街头，给梧桐系上绿丝带，并在微博上发起保护南京梧桐活动，得到了全国网友声援。
对此，政府的解释是“因地铁建设需要进行移植”，并宣布，因南京地铁3号线、10号线建设需要，预计总共将迁移1100棵行道树。其中两百多棵是梧桐，有些甚至树龄已达60年。
■ 远去的民国范儿
地铁要梧桐让位，但南京市民对于法国梧桐的感情似乎深于地铁。参加了护树行动的市民李宜翔说，这么多年来，法桐为好几代南京人遮阳蔽荫，虽然都是行些小方便，平常难以察觉，但是等到真要移除，人们又感觉到这是生活中不能缺少的。
“我每天上下班经过这里，（路面）一下子变得光秃秃的，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李宜翔说。2014年地铁3号线将完工，按照政府表态，届时所有被移栽树木的路段将会重新恢复绿化和植被。但许多市民觉得，梧桐不会再回来了。
南京有过梧桐移植后死亡的失败先例。2006年4月，为建设地铁2号线，移植了190棵民国时期的梧桐树。今年年初，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蔡剑华却发现，四年前移植的83棵悬铃木，68棵已经死亡。最大的一棵树围280厘米，树龄有80年。“园林部门承诺存活率80%，但我看到的是80%都死亡。至少在我调查的这个点是。”蔡剑华说。
南京梧桐消失的背后，其实是近二十年来整个南京城民国范儿的渐渐远去。若干年前，金陵饭店还是鹤立鸡群的南京第一高楼，如今，在一座座誓与紫金山相比高的高楼林中，金陵饭店已是大人国中的矮人。
从下关到中山北路，经新街口折向中山东路，直到中山陵，当年专为迎接中山先生移灵而建、完整的景观通道，如今也已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再也没有当年一气呵成的气韵。从紫金山南望，原来连绵起伏的青山被拦腰切断，有如缠上了一条白色建筑物组成的绷带。
东郊一直是南京人的骄傲，这里常年青山绿水，人文荟萃。但原有不少民房，破破烂烂的建筑同东郊如画风景极不协调。有城建专家评价称，拆除是远见，但远见又很快让位于短视，拆除旧房的同时，一批又一批商品房正在拔地而起，与老旧建筑比起来，体量更大，身材更高，外形更加千篇一律，恍如旧伤未除又添新疤。
法桐西来
被称为“世界行道树之王”的法国梧桐，其原产地并非法国，它与梧桐也没有亲缘关系。法国梧桐学名“二球悬铃木”，是一种没有故乡的树木，因为它是杂交树种，无法指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为它的故乡。
17世纪，在英国的牛津，人们用一球悬铃木（又叫美国梧桐）和三球悬铃木（又叫法国梧桐）作亲本，杂交成二球悬铃木，取名“英国梧桐”。
18世纪后期上海开埠后，法国人也把它带到了中国上海，栽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带）作为行道树。因为它是法国人带来的，叶子又像梧桐，人们便称之为“法国梧桐”。
而三种悬铃木的区别，仅在于一个果柄上的圆球果数目。对于非园艺、植物研究专业人来说，这实在是很难弄清。于是，到后来，无论法桐、英桐、美桐，在中国就一概被叫做法国梧桐了。
由于寿命长、生长快、易修剪、树高叶阔，法国梧桐成为“行道树之王”，被引种到世界各个城市，以致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城市：有法国梧桐，以及没有的。如今，上海、南京、武汉、杭州、青岛、西安、郑州等城市大量用法国梧桐作行道树，其亲本一球悬铃木，原产北美洲，在上海、南京、北京、青岛等地也有栽植。另一亲本三球悬铃木，在中国的历史则要悠久得多。相传是公元401年，西域高僧鸠摩罗什通过丝绸之路带到了中国。史载，陕西户县的草堂寺内，曾有一棵胸径达3米、需4人合抱的三球悬铃木树，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在。
■ 首都计划：天人合一的中华大美
1872年，来自上海租界的法国传教士，在石鼓路栽下了一批“二球悬铃木”，也就是法国梧桐。那以前，南京城里从未有过这种树，最多最有名的是 “清波荡漾柳围堤”“白门柳色烟凝碧”。而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外来的法国梧桐竟遍布民国乃至当代南京城，极盛时期曾达八万多棵。
南京广种法国梧桐，始于1920年代。
1917年，孙中山发表《建国方略》，盛赞南京“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决心营造一个理想中的首都南京。
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主任、南京民国文化专家刘正平说，孙中山的宏愿，正是六朝古都20世纪民国范儿的历史源头。
尔后，1919年《南京新建设计划》、1920年《南京北城区发展计划》、1926年《南京市政计划》、1928年《首都大计划》陆续出炉，至1929年《首都计划》定稿，“民国首都南京城”的宏愿，终于变成了设计图纸。
国都设计处处长林逸民在交出《首都计划》时说：“全部设计皆为百年而设，非供一时之用，故于设计事项，不敢不格外慎重。”（《首都计划》）
设计者们的目标是“将首都一地不独成为全国城市之模范，并足比伦欧美名城也。”（《首都计划》）对于包括园林绿化、城市建筑等多种元素在内的总体城市风格，设想“建筑方面，不独易臻新巧，且高下参差，至饶变化……主要机关建在中央，其他环列两旁，有如翼辅拱辰之势，若出自然，抑建筑大道，互相贯连。察其地形，施工又便，加以凿筑湖池，择地最易，园林点缀，随在皆宜，于庄严璀璨之中，兼擅林泉风景之胜。”
刘正平认为，此设想在宏观上采纳欧美模式，微观上则采用中国传统形式，“极富诗意，让人联想到汉唐气象，天人合一的中华大美。”
设计者们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园林绿化规模标准“大南京每一百三十七人，即占公园一英亩，此数实城市设计家所认为最适宜者也。”（《首都计划》）
这标准，相当于公园和林荫道占全城面积40%，且平均每个南京市民可享有9平方米的林园绿地——超过了当时的伦敦、巴黎和柏林。为华盛顿的6倍之多。
■ 翠绿的文脉
从南洋修得森林管理专业归国、时年33岁的傅焕光，于1925年被委以主持南京园林项目的重任。当时，南京城里一片荒芜，行道树和公园几乎没有，连千百年来一向葱茏的紫金山，也因之前太平天国的连年鏖战而林木尽毁。
五年后，当1929年6月孙中山灵枢移放回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之际，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园林之城”已初露端倪：从孙中山灵枢经过的码头-中山北路-中山东路-东郊，全长12公里长的中山大道两侧和街道绿岛上，一万多株为中山先生护灵的法国梧桐，6米一株、每排6株，整齐地延伸了十多里，直到紫金山顶中山陵。从中山门到陵园的大路两侧，则种了1034株法国梧桐。
它们系南京市政府从上海、杭州、苏州以2两白银一棵的价格购得，几十年过后，冲天20米高，从下关江边直至中山陵，一路浓荫遮蔽，成为南京城的绝佳景致。
令许多人不解的是，中山陵的梧桐至今保持着树干统一向上生长，枝桠呈手掌形、然后自然开枝的形态。南京园林部门介绍说，这是独特修剪手法造成的独特姿态：在树还未成年，就将它们的生长模式，拗成三枝。这样，它一长到腰部，树枝分杈就会呈三根向上、向斜伸展，成手掌形。
由于中山大道的特殊地位，这批法国梧桐也连同它所荫蔽的道路在内，一起被赋予了民国时期南京城建史上的标杆意义。这条全长12公里、设计宽度40米的街道，比当时号称“世界第一长街”的美国纽约第五大道还长2公里。其最初目的是为迎接孙中山先生灵榇南下奉安中山陵。
马路建成后，很多政府机关就沿着路两旁盖房子。国民政府外交部、司法院与司法行政部、中央通讯社、财政部、励志社等等依次排开。
从事南京地方史研究二十余年的南京出版社编审卢海鸣说，不仅仅是当代南京城主要道路格局、迥异于六朝古都格局、一派崭新气象的城市基本格局，也由中山大道开启了：中轴线南北走向的传统格局改变了，那是基于以君临天下的王朝政治中心作为城市中轴线设计原点的理念；南京城市倚重秦淮河而疏离长江的局面也改变了，城北、城中、城东都被中山路连接起来了，南京从此走出了封闭五百多年的城墙圈。
同时，六朝古都的文化底蕴也没有被抛弃：“它将崭新的山西路、鼓楼、新街口、大行宫等商业金融中心，与六朝皇城、南唐皇宫、明故宫和清朝行宫遗址旧迹等等都串在了一起，好比一根金线，上面镶满了熠熠生辉的明珠，它是南京的文脉。”卢海鸣说。而路旁一万多棵法国梧桐，就是属于南京文脉独有的翠绿。
■ 最绿的南京
除了中山大道，傅焕光还规划了包括长江路、黄埔路、中央路在内的25条林阴大道。又经十多年的辛勤耕耘，荒山一片的紫金山在傅焕光手里树木覆盖率超过70%，水木繁茂，被喻为“东方完美森林”。
但是，整个《首都计划》并未完全实施，从1929年到1937年，8年间实施了30%-40%，后被日本入侵的炮火阻断。“可是后来历届政府的南京城市规划，都没有超出《首都计划》的框架。”刘正平说。
而南京城里法国梧桐的不断增加，正是《首都计划》在此后历届南京政府城建思路中延续的体现。
蒋介石时代，南京主政者也偏爱法国梧桐。民国时期，每年植树节，蒋介石与夫人也会在南京植梧桐树以纪念孙中山。
解放军攻下南京后，刘伯承出任南京市长，对高大挺拔、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情有独钟，因此特地派人从湖南运来2万株杉树和法桐。
不到3年，这些树苗就在南京扎下了根，然后在中山陵、雨花台、玄武湖、鸡鸣寺、栖霞山等处拔地而起。据南京园林部门介绍，南京珠江路、建康路、中华路、北京东路、北京西路、御道街、进香河路等15条南京人最为熟悉的林阴大道上的法国梧桐，都是在1951年－1957年间栽种的。
刘伯承极看重南京的梧桐，他主政期间，南京有人因为砍树而被判了12年徒刑。在各方面的“特殊”保护下，南京梧桐得以茁壮参天，为市民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成了这座城市的标志和荣耀——这些法国梧桐，树龄甚至比他们的父辈还大。
“民国大树、建国大树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生长，很多长到了二十多米高。南京林业大学博导汤庚国回忆，由于历届南京政府不断栽种梧桐，到1980年代，南京终于成了最绿的南京。
“南京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绿。初冬时分，不说满城常青的雪松桧柏，就是枝杈舒展的梧桐，绝大部分宽大的叶子还在枝头摇曳，把初冬的阳光划分成光怪陆离的星星点点；枝繁叶茂的桂树虽然花已落尽，叶子却绿得发亮，厚如脂膏。”（张翕《中山大道今昔》）
数十年来，这些几乎无处不在的翠绿，荫蔽了几代南京人。
夏天，南京最高气温平均值达37.3℃，然而“树冠繁密，遮天蔽日，透露下来的缕缕阳光在地下晃动着，带给人们满目浓绿和清凉。那些三五成群，又或者是紧紧相依偎着，在树阴下散步的人们，一边说笑，一边走过也许已经走过无数遍的街道，却一点也没有因为盛夏与重复的街景而烦躁，相反，显得格外惬意。”（姚澜《梧桐，一个多世纪的南京情怀》）
■ 梧桐：游离于生死间的南京气质
1920年代的南京主政者选择法国梧桐作为主要行道树，是考虑到它有生长快、寿命长、耐修剪、树大叶厚的特点，或许不曾想到，数十年后，这满眼翠绿竟成了南京文化气质的组成部分。
对此，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周琦阐述得很清楚：“南京城街道两旁的梧桐树，茂密的树枝已经可以将整个街道遮蔽。透过遮天蔽日的树木再看这些民国建筑，更容易感到阴凉、沉郁，这离阴柔的感觉也不远了。”
“南京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生与死之间游离。”周琦说。在他眼里，南京阴柔的感觉还源于南京的绿化效果。
民国建筑亦如是，作为南京一个时代的城市记忆与绕不开的历史，如今，它们都已临近使用寿命之大限，在江南烟雨的浸润中日渐飘摇。而这些民国建筑遗风，在阴凉、沉郁的梧桐遮蔽之下，也让南京的城市形象定位，一直徘徊于“悲情”“落寞的贵族”等相似的语境间，其中尤以“阴柔”为重。
另一方面，南京籍著名作家叶兆言则认为，南京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上，民国以前是没有梧桐树，一旦引入一些好的元素以后，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梧桐树就是这样一个元素。虽然是个外来物种，但是我觉得它在某种意义上更能代表民国的南京，因为这意味着南京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接纳”
“那些从历史中延续下来的树木，和记忆中的充满温馨的林阴大道，曾给古城南京带来巨大的荣耀。人们一提起南京，首先想到这个第一流的绿化，而绿化的突出标志，便是栽在中山大道两侧和街中绿岛上的法国梧桐。这是国内任何城市都不曾有过的奢侈和豪华。”
■ 梧桐劫
极盛期之后，1990年代南京却开始大规模砍伐法国梧桐。
首先是中山南路四排参天大树中的两排倒下了，马路中间的“绿岛”消失了，紧接着，中央路和中山北路也各砍去了一半梧桐树，理由是“轿车的增多令原来宽阔的中山路不够用了。”
1994年后王武龙主政南京的五年间，是南京梧桐树消失最快的年月，王以“梧桐树遮住了霓虹灯，阻挡了南京大都市气质”的理由，就让一排梧桐树倒地。
汤庚国最不能接受的一次伐树，是1990年代中期沪宁高速直通中山门的规划。这项“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规划，将高速公路与城市主干道直接对接，毫不在意由此造成的城市中心的拥堵，并不惜牺牲中山门下成排的民国古树。这项后来被普遍认为是“愚蠢”的计划，令中山陵的百年绿脉就此中断。
2000年，为了展现玄武湖边一座新建筑太阳宫的美，东侧环湖路上20棵三十年以上树龄、树径20-40厘米的粗壮的大树一夜消失，南京市园林局对此事件的形容是“给南京山水城林的结合部拉开了一个大口子。”
几乎每一次砍树都有众多学者反对，然而几年间，南京主城两万多棵梧桐树还是很快减少到了三千多棵。后因地铁1号线和2号线的建设，又砍掉了一千多棵树。
今年3月以来，南京市太平北路上，四十多棵1930年代种下的梧桐树，又陆续被砍倒搬走、不知所踪，只剩下小半截树桩，叉着已经没有一片叶子的树桠。
此举引发南京市民大哗，他们走上街头，给梧桐系上绿丝带，并在微博上发起保护南京梧桐活动，得到了全国网友声援。
对此，政府的解释是“因地铁建设需要进行移植”，并宣布，因南京地铁3号线、10号线建设需要，预计总共将迁移1100棵行道树。其中两百多棵是梧桐，有些甚至树龄已达60年。
■ 远去的民国范儿
地铁要梧桐让位，但南京市民对于法国梧桐的感情似乎深于地铁。参加了护树行动的市民李宜翔说，这么多年来，法桐为好几代南京人遮阳蔽荫，虽然都是行些小方便，平常难以察觉，但是等到真要移除，人们又感觉到这是生活中不能缺少的。
“我每天上下班经过这里，（路面）一下子变得光秃秃的，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李宜翔说。2014年地铁3号线将完工，按照政府表态，届时所有被移栽树木的路段将会重新恢复绿化和植被。但许多市民觉得，梧桐不会再回来了。
南京有过梧桐移植后死亡的失败先例。2006年4月，为建设地铁2号线，移植了190棵民国时期的梧桐树。今年年初，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蔡剑华却发现，四年前移植的83棵悬铃木，68棵已经死亡。最大的一棵树围280厘米，树龄有80年。“园林部门承诺存活率80%，但我看到的是80%都死亡。至少在我调查的这个点是。”蔡剑华说。
南京梧桐消失的背后，其实是近二十年来整个南京城民国范儿的渐渐远去。若干年前，金陵饭店还是鹤立鸡群的南京第一高楼，如今，在一座座誓与紫金山相比高的高楼林中，金陵饭店已是大人国中的矮人。
从下关到中山北路，经新街口折向中山东路，直到中山陵，当年专为迎接中山先生移灵而建、完整的景观通道，如今也已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再也没有当年一气呵成的气韵。从紫金山南望，原来连绵起伏的青山被拦腰切断，有如缠上了一条白色建筑物组成的绷带。
东郊一直是南京人的骄傲，这里常年青山绿水，人文荟萃。但原有不少民房，破破烂烂的建筑同东郊如画风景极不协调。有城建专家评价称，拆除是远见，但远见又很快让位于短视，拆除旧房的同时，一批又一批商品房正在拔地而起，与老旧建筑比起来，体量更大，身材更高，外形更加千篇一律，恍如旧伤未除又添新疤。
法桐西来
被称为“世界行道树之王”的法国梧桐，其原产地并非法国，它与梧桐也没有亲缘关系。法国梧桐学名“二球悬铃木”，是一种没有故乡的树木，因为它是杂交树种，无法指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为它的故乡。
17世纪，在英国的牛津，人们用一球悬铃木（又叫美国梧桐）和三球悬铃木（又叫法国梧桐）作亲本，杂交成二球悬铃木，取名“英国梧桐”。
18世纪后期上海开埠后，法国人也把它带到了中国上海，栽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带）作为行道树。因为它是法国人带来的，叶子又像梧桐，人们便称之为“法国梧桐”。
而三种悬铃木的区别，仅在于一个果柄上的圆球果数目。对于非园艺、植物研究专业人来说，这实在是很难弄清。于是，到后来，无论法桐、英桐、美桐，在中国就一概被叫做法国梧桐了。
由于寿命长、生长快、易修剪、树高叶阔，法国梧桐成为“行道树之王”，被引种到世界各个城市，以致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城市：有法国梧桐，以及没有的。如今，上海、南京、武汉、杭州、青岛、西安、郑州等城市大量用法国梧桐作行道树，其亲本一球悬铃木，原产北美洲，在上海、南京、北京、青岛等地也有栽植。另一亲本三球悬铃木，在中国的历史则要悠久得多。相传是公元401年，西域高僧鸠摩罗什通过丝绸之路带到了中国。史载，陕西户县的草堂寺内，曾有一棵胸径达3米、需4人合抱的三球悬铃木树，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