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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行空的生涯
其实对出生在70年代的于侃来说，到今天也不算年轻了。他从12岁起学画，此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一直和艺术、设计等文创领域的事物相关。童年，和所有70年代出生的人并无太大区别，直到他大学毕业时，90年代初的“沿海潮”兴起，这个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渴望去世界闯荡，于是放弃彼时在陕西街小学当代课美术老师的工作，远赴厦门，在一家美资艺术品公司做设计，为国外的艺术品市场设计艺术产品。这份工作，能拿到3000多元的月薪。同期的内地，普遍工资水平不过仍是以3位数计。
唯一的缺憾是，于侃却从没有机会展示自己在设计上的想法。每个月拿到工资，他都忍不住问自己，这是你想要的生活？“我要在这儿过一辈子？或者我要在这座城市扎根？生活？结婚？显然都不是。”人年轻时，有过天马行空的生涯已经足够。有些事放弃得越晚，对未来越没有好处。这是于侃当年的决断。
“这种放弃在当时看来重大，在今天看来真是微不足道。轻重缓急，舍得之间的道理，放在大的时间跨度下看，不过如此。”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期待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然而寻常才是生活的真相。一切最终都要服膺于生活，生活把人限定在某种特定的范围里，并没有提供太多僭越的可能。
1994年，从厦门回到成都的于侃仍年轻得所向披靡，他创办了自己的独立工作室，主业是做室内设计。“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我是名设计师。其实，我不喜欢文化创意产业投资人和总经理这样的头衔。何况，明堂的整个室内设计，包括NU咖啡的设计，都是我的作品。”明堂之外，于侃拿得出手的室内设计作品，还包括周春芽等艺术家的工作室和老白夜酒吧的一次“改版”。
明堂有名堂
2000年旅美游学回来后，于侃的公司越做越好，就像获得第一份工作一样，他创业的时运也不错，并懂得顺势而为。从2001年开始，于侃做地产项目的规划、策划和设计做了7、8年，直到2010年又重新获得机会，从独立设计师转变成文创产业的投资人。
今天的明堂，是一个属于文创人的自由平台，没有所谓的圈层权威，都是有机的结合，并且还很跨界。做电影做音乐的，卖饭卖酒的，汇集于此。文化的外延原本庞杂，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做有趣事，当然很开心。于侃说是不喜欢他现在的头衔，却很适应头衔之下自我身份的转变。
尤其在今年，2014年10月1日到14日，2014成都创意设计周·少城有明堂，巷巷音乐、不插电民谣、带电Street Party……共计115个摊摊连成市集长龙。纹身、涂鸦、摄影、设计、绘画等10个艺术大展在这里举行，从奎星楼街到小通巷，两街合一任意通耍。据说，少城有明堂的创意集市活动，其核心展区每天有近万人来耍。在活动背后，更呈现出成都年轻创意工作者的生活众生相。
明堂青年文化创意中心，是借鉴旧工厂改造LOFT社区打造的经验，采取不动迁式的改造模式，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启动，2014年1月完成打造并投入使用的项目。短短1年左右的时间，名堂从最开始的30多个团队发展到近百个文创团队，到国庆节期间的成都创意设计周·少城有明堂时，已经有300多个文创团队，涉及文创产业的各个方面。在于侃看来，今天明堂中那么多小小的文创团队，真是像极了自己当年创办的工作室。“如果我当年有这样的环境和平台，有资金和资源的支持，就不用走曲线救国的道路了吧。”
有一次于侃和导演王小帅在宽窄巷子喝酒，还聊起过曲线救国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理想从来都是清晰可见的，但走不过去时只能绕路，很多人由此走远，再也回不来。所以，今天能继续和“艺术”保持关系，每天接触的项目都是自己一直以来喜欢和热爱的，这让于侃觉得心满意足。
油盐柴米的牵挂
从代加工的“廉价”设计师，到曲线救国的独立设计师，再到今天的文创投资人，于侃说自己的人生是呈螺旋上升的。以前自己做设计工作室，只管做好自己就行。但今天作为投资人和运营者，需要更多帮别人。“让每个小小的文创团队越做越好，明堂这个平台也才会越来越好。”于侃说：“这不仅是自身心态的转变，更是某种人生观的转变。我更希望你们采访明堂的团队而不是采访我。其实，我应该尽量少说话，而让团队有更多发声的机会，有展示自己的平台。但所谓平台，是能够互为支撑，交替前行，这才是明堂最基本，最强大的生命力。”
说是明堂创意工作区CEO，于侃总认为自己更像一个中间人和沟通者。明堂是文创团队们的平台，也是他自己的平台，是当下最适宜他生长和生活的土壤。“《老无所依》中有句话说：人们总是抱怨不应该遭受的坏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但却很少提起他们遇到的好事情，也不提他们之前做过什么才会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记得自己曾做过什么让生活眷顾我。可生活，真的对我，很眷顾。”
能在寻常生活中保持某种理想的心态和状态，才是更重要的事吧。过去，于侃创业开公司是曲线救国。今天，投资做平台是要帮好别人。当然，10多年来于侃的转变不仅于此。比如，20岁时，于侃喜欢健身。25岁时他喜欢当背包族徒步，致力于花最少的钱，去更多的地方。结婚之后，于侃一度重新开始踢球，但很快球队成员们都有了自己的小孩，球队不得不解散。后来于侃喜欢打高尔夫球，并因此生出很多人生感悟：“高尔夫是和自己较劲的运动。最重要的，是学会克制，做好当下。如果你老想着远方，想法一多，打球的动作自然就会走形。”
运动之外，于侃还喜欢看电影，在他家中藏碟有数千部，从D5、D9到蓝光的“洗版”故事，不一而足。“正如杜尚所说：我喜欢更纯粹的东西，我不喜欢酒里掺水，我也这样对待我的生活。”明堂的团队和自己的家庭，是于侃目前最重视，最牵挂的事。于侃说：“和那些繁杂无益的社交活动相比，除了工作，我更喜欢呆在家里。家庭最重要。其实我是个特别家庭主义的人，所以大部分的应酬，能不去的我都不会去……甚至，我尽可能做到每天都要回家吃饭。”
其实对出生在70年代的于侃来说，到今天也不算年轻了。他从12岁起学画，此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一直和艺术、设计等文创领域的事物相关。童年，和所有70年代出生的人并无太大区别，直到他大学毕业时，90年代初的“沿海潮”兴起，这个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渴望去世界闯荡，于是放弃彼时在陕西街小学当代课美术老师的工作，远赴厦门，在一家美资艺术品公司做设计，为国外的艺术品市场设计艺术产品。这份工作，能拿到3000多元的月薪。同期的内地，普遍工资水平不过仍是以3位数计。
唯一的缺憾是，于侃却从没有机会展示自己在设计上的想法。每个月拿到工资，他都忍不住问自己，这是你想要的生活？“我要在这儿过一辈子？或者我要在这座城市扎根？生活？结婚？显然都不是。”人年轻时，有过天马行空的生涯已经足够。有些事放弃得越晚，对未来越没有好处。这是于侃当年的决断。
“这种放弃在当时看来重大，在今天看来真是微不足道。轻重缓急，舍得之间的道理，放在大的时间跨度下看，不过如此。”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期待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然而寻常才是生活的真相。一切最终都要服膺于生活，生活把人限定在某种特定的范围里，并没有提供太多僭越的可能。
1994年，从厦门回到成都的于侃仍年轻得所向披靡，他创办了自己的独立工作室，主业是做室内设计。“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我是名设计师。其实，我不喜欢文化创意产业投资人和总经理这样的头衔。何况，明堂的整个室内设计，包括NU咖啡的设计，都是我的作品。”明堂之外，于侃拿得出手的室内设计作品，还包括周春芽等艺术家的工作室和老白夜酒吧的一次“改版”。
明堂有名堂
2000年旅美游学回来后，于侃的公司越做越好，就像获得第一份工作一样，他创业的时运也不错，并懂得顺势而为。从2001年开始，于侃做地产项目的规划、策划和设计做了7、8年，直到2010年又重新获得机会，从独立设计师转变成文创产业的投资人。
今天的明堂，是一个属于文创人的自由平台，没有所谓的圈层权威，都是有机的结合，并且还很跨界。做电影做音乐的，卖饭卖酒的，汇集于此。文化的外延原本庞杂，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做有趣事，当然很开心。于侃说是不喜欢他现在的头衔，却很适应头衔之下自我身份的转变。
尤其在今年，2014年10月1日到14日，2014成都创意设计周·少城有明堂，巷巷音乐、不插电民谣、带电Street Party……共计115个摊摊连成市集长龙。纹身、涂鸦、摄影、设计、绘画等10个艺术大展在这里举行，从奎星楼街到小通巷，两街合一任意通耍。据说，少城有明堂的创意集市活动，其核心展区每天有近万人来耍。在活动背后，更呈现出成都年轻创意工作者的生活众生相。
明堂青年文化创意中心，是借鉴旧工厂改造LOFT社区打造的经验，采取不动迁式的改造模式，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启动，2014年1月完成打造并投入使用的项目。短短1年左右的时间，名堂从最开始的30多个团队发展到近百个文创团队，到国庆节期间的成都创意设计周·少城有明堂时，已经有300多个文创团队，涉及文创产业的各个方面。在于侃看来，今天明堂中那么多小小的文创团队，真是像极了自己当年创办的工作室。“如果我当年有这样的环境和平台，有资金和资源的支持，就不用走曲线救国的道路了吧。”
有一次于侃和导演王小帅在宽窄巷子喝酒，还聊起过曲线救国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理想从来都是清晰可见的，但走不过去时只能绕路，很多人由此走远，再也回不来。所以，今天能继续和“艺术”保持关系，每天接触的项目都是自己一直以来喜欢和热爱的，这让于侃觉得心满意足。
油盐柴米的牵挂
从代加工的“廉价”设计师，到曲线救国的独立设计师，再到今天的文创投资人，于侃说自己的人生是呈螺旋上升的。以前自己做设计工作室，只管做好自己就行。但今天作为投资人和运营者，需要更多帮别人。“让每个小小的文创团队越做越好，明堂这个平台也才会越来越好。”于侃说：“这不仅是自身心态的转变，更是某种人生观的转变。我更希望你们采访明堂的团队而不是采访我。其实，我应该尽量少说话，而让团队有更多发声的机会，有展示自己的平台。但所谓平台，是能够互为支撑，交替前行，这才是明堂最基本，最强大的生命力。”
说是明堂创意工作区CEO，于侃总认为自己更像一个中间人和沟通者。明堂是文创团队们的平台，也是他自己的平台，是当下最适宜他生长和生活的土壤。“《老无所依》中有句话说：人们总是抱怨不应该遭受的坏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但却很少提起他们遇到的好事情，也不提他们之前做过什么才会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记得自己曾做过什么让生活眷顾我。可生活，真的对我，很眷顾。”
能在寻常生活中保持某种理想的心态和状态，才是更重要的事吧。过去，于侃创业开公司是曲线救国。今天，投资做平台是要帮好别人。当然，10多年来于侃的转变不仅于此。比如，20岁时，于侃喜欢健身。25岁时他喜欢当背包族徒步，致力于花最少的钱，去更多的地方。结婚之后，于侃一度重新开始踢球，但很快球队成员们都有了自己的小孩，球队不得不解散。后来于侃喜欢打高尔夫球，并因此生出很多人生感悟：“高尔夫是和自己较劲的运动。最重要的，是学会克制，做好当下。如果你老想着远方，想法一多，打球的动作自然就会走形。”
运动之外，于侃还喜欢看电影，在他家中藏碟有数千部，从D5、D9到蓝光的“洗版”故事，不一而足。“正如杜尚所说：我喜欢更纯粹的东西，我不喜欢酒里掺水，我也这样对待我的生活。”明堂的团队和自己的家庭，是于侃目前最重视，最牵挂的事。于侃说：“和那些繁杂无益的社交活动相比，除了工作，我更喜欢呆在家里。家庭最重要。其实我是个特别家庭主义的人，所以大部分的应酬，能不去的我都不会去……甚至，我尽可能做到每天都要回家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