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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３月２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不再兼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由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接任，杨得志同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杨得志１９１１年１月出生于湖南醴陵南阳桥（今属株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当工人。１９２８年１月，他参加湘南起义，随朱德、陈毅走上井冈山，同年１０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军团排长、连长、团长，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曾获三等红星奖章。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中，他从一个手持梭标的战士，成长为指挥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亲历了我军光辉历程的各个阶段，立下了赫赫战功，逐渐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善于、敢于独当一面的指挥员。１９５４年初，杨得志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１９５５年起，历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曾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还当选过中央军委委员。不断增强的军事素养和２５年之久的大军区主官任职经历，无疑是邓小平挑选他入主总参谋部的主因。
杨得志出任总参谋长，是受命于多事之秋。国际上，中越处于战争状态；在国内，部队要进行大规模精减整编。
指挥边防部队保国卫土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凌晨，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向当面越军发起攻击。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参战部队的步兵、装甲兵等陆军部队一举击退了入侵越军，一路势如破竹。３月５日，中国边防部队推进到浅近纵深２０～４０公里，攻占谅山、高平、老街等省城和２０多个边境城镇及要点。当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自卫还击作战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自当日起参战部队开始回撤，“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至３月１６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回撤后，中国政府一再建议越南政府同中国举行边界谈判，协商解决两国争端。越南当局表面上接受中国的建议，暗中却加紧扩军备战，继续侵犯边境地区要点，对中国边境地区军民进行袭扰，使中国边境地区人民不能开展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为了创造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在总参谋部运筹下实施了收复法卡山、扣林山战斗，收复和保卫老山和者阴山作战。
法卡山，位于广西中越边界线上，山名的意思是“天杀雷劈之山”，中越对该山的归属问题一直有争议。由于该山在战略地势上极其重要，越南在中越冲突中屡屡利用该山作为挑衅中国的边境要冲。１９８１年５月５日，我军以１５４人阵亡的代价收复法卡山，并先后击退越军团营规模的反扑，牢牢守住了阵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到法卡山视察，并亲笔写下“英雄山法卡山”６个大字。
扣林山，位于云南麻栗坡县境，是中越边境的骑线点，地势险要，面积约７平方公里。１９８１年５月７日，云南边防部队对窃居扣林山的越军实施了反击，当日收复了扣林山。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粉碎越军组织的营以下规模的反扑１９２次，狠狠打击了越军的嚣张气焰。
老山、者阴山，同样位于麻栗坡县境，是与越南河宣省接壤的边境要地。我军反击作战撤回后，越军侵占老山主峰和者阴山几个高地，并在两山地区数十个大小山头上修筑工事群，频繁袭扰中国边境。１９７９年３月至１９８４年３月，越军向麻栗坡开炮６９０多次，发射炮弹２．８万余发，打死打伤中国边民３００多人。为保卫边疆，改善边境防御态势，杨得志的老部队——原昆明军区第１４集团军第４０步兵师奉命收复两山。为了确保夺回老山，杨得志指示原昆明军区领导“杀鸡要用牛刀”，加强第４０步兵师兵力。在临战训练期间，他又指示参战各部队，要针对老山战区的地理特点和越军防御特点，组织部队熟悉地形、强化训练、研究战法、模拟演练，并对作战武器和器材进行大量的技术革新。１９８４年４月２日，我军发起收复老山、者阴山作战，边防部队对越军实施了持续的炮击，重创入侵老山的越军阵地、指挥所等目标千余处，为收复老山、者阴山创造了条件。４月２８日、３０日，５月１５日，我军先后攻占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至此全部收复老山地区被越军侵占的中国领土。此次老山作战，第４０师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共歼敌７１００余人，击毁敌人火炮１８８门、坦克四辆、军车７８辆，摧毁敌弹药库、弹药所６２个、营房３５０余栋。
从１９８４年５月中旬起至１９８９年１０月止，我军在老山地区组织坚守防御，先后粉碎越军７次师团规模的反扑和１７００余次袭扰。解放军在这次作战中受到一次较为全面的锻炼和考验，并树立了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形象，创造了“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无私奉献的“老山精神”。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沉重打击了越南当局的侵略扩张气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保卫了中越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
大力进行精减整编
接手总参谋部后，精减整编成为杨得志的当务之急，因为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对整编抓得很紧。
这时，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国人共识，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早在１９７７年１２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这个方案肯定了１９７５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精简整编方针、原则和措施，要求全军继续完成１９７５年规定的精简整编任务。
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２日，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又作了题为《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再次重申：现在军队要“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我们的军队体制有很多问题，不改革不行，体制和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中央军委决定，军队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大力裁减机关，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体制，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部分部队实行简编，将一部分部队移交地方。会后，杨得志立即组织力量，对体制编制改革展开调查研究和论证工作，仅用几个月时间就拿出了全军《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８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该方案。
大力裁减机关，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总参谋部必须以身作则。杨得志的工作方法是“先弄通同志们的思想”。在总参谋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反复强调，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清除“左”的余毒，否则，党的事业就不会兴旺发达，我们军队的建设和改革也不能顺利发展。既然讲实事求是，那么精减整编就是实事求是的结果。
学习上去了，思想弄通了，总参谋部在精减整编中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带动全军迅速行动起来。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５日，根据总参谋部研究结果，中央军委决定进一步进行精简整编：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撤销军委基建工程兵。这期间，杨得志组织总参谋部领导和机关同志，反复学习领会邓小平和其他军委领导关于精简整编的指示精神，统一思想，并耐心做好部队的工作，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如期圆满地完成了精简整编任务。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军队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会上，邓小平提出全军裁减员额１００万的设想。会后，杨得志立即组织总参谋部研究论证，仅用数月时间就完成了军队裁减员额１００万的整编方案，也是新时期第三次精减整编方案。１９８５年５月底６月初，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全军精筒整编方案，邓小平对方案非常满意，会议确定：搞好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是军队今后两年的中心任务。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０日，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又就军队精简整编的意义、方针、原则和前景发表讲话：我国政府决定减少军队１００万员额是重大的战略决策，实现这一决策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家四化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过精简整编，我军将成为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
中央军委一、二号首长的指示，为总参谋部落实裁军举措明确了方向。为了完成好这一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战略性任务，杨得志深入部队调查研究，精心筹划。据刘华清、张震回忆：“为了把精简整编方案搞得更科学、合理，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四十多次总参党委会、办公会和十多次专题会议。当时，我们都在总参工作，亲眼目睹了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和求真务实、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我军顺利完成了裁军百万的艰巨任务，为军队建设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杨得志任总参谋长期间解放军进行的三次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压缩了规模，调整了编成比例。到１９８７年，解放军总人数有了较大缩减。除减少各级领导机关和陆、海、空军三军部队的编制员额外，将担负内卫、守护任务的地方部队从军队中划出，移交公安部门，改为武装警察部队；县、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政府建制领导。精简整编后，全军机关、部队编成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与１９８０年相比，战斗部队、科研单位和院校的编制数额在全军总定额中的比例提高了，机关和勤务分队的比例下降了。全军战斗部队增加了３％，战斗保障部队增加了０．５％，科研试验系统增加了０．４％，院校和部队训练机构增加了０．１％，勤务保障分队减少了１．８％，各级机关减少ｌ％，机关直属单位减少１．３％，陆军特种兵和海、空军的编制比例有所提高。通过实行军士制度，把７６种由干部担任的职务改由士兵担任，减少了干部数量，提高了战士比例，其中，陆军部队干部战士的比例由１∶４．９变为１∶６．４。
改革体制，加强合成。一是裁并机构，精简机关。全军裁减了团以上机关、部队、院校和机关中相当于团级以上的部门共５９００多个。军区由１１个合并为７个。军分区以上机关人员也进行了精简。精简后的总人数比整编前减少５３．６％。二是初步实现合成编组。直属中央军委和军区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分别改编为总参谋部和军区司令部的业务部。陆军军改编为集团军，将大部分的独立装甲兵、预备炮兵、独立工兵部队编入集团军，并充实扩编了通信、防化、运输分队，有的还增编了电子对抗分队。集团军编成内各兵种的火力、突击力和机动作战能力都比原陆军军有所加强。
致力军队现代化建设
在精减整编过程中，总参谋部始终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思想，精心指导全军的教育训练。早在济南军区工作时，杨得志就曾组织过轰轰烈烈的大练兵运动。１９８０年９月，杨得志与总参谋部其他几位领导商量筹办“未来作战研究班”。他向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军委领导汇报后，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邓小平说，“总参举办这个研究班，是很必要的，很及时的。”为了把研究班办好，杨得志组织力量编写教材，组织试讲，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从当年９月中旬开始，用一个月的时间，集训了全军部分高级干部，认真研究了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次研究班办得很成功，对全军训练改革和活跃军事思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杨得志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制定下发了《全军军事训练三年规划》，为部队组织实施训练提供了依据。１９８１年初，他与副总参谋长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等组织筹备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和实兵演习，并专门向邓小平汇报了方案。３月１０日上午，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应约来到邓小平家中，在这以前，张震已于３月６日呈上请示信。邓小平这么快召见，看来拍板的时间已经到了。
见到邓小平，开门见山，话题直接进入演习事项。张震递上演习的立案企图，杨得志说：“我们简要地把演习的方案向您汇报一下。”
邓小平回答：“这个图我看过了。”
这显然是说，整个情况他已经知道了。于是，杨得志决定大幅度压缩汇报内容，只用几分钟时间，就预想的三个方案作简要说明。他身体微微前倾，汇报说：“演习拟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按北京军区汇报的××万人的方案；第二方案，压缩到×万人左右；第三方案，只搞图上作业。这三个方案考虑的根据，主要是调整时期要动用这样多的部队，动用这样多的钱，比较困难。在来之前，军委办公会议也研究了一下。有的同志说，按第一方案演习花钱太多；政治上对苏联有没有影响？所得的效果又如何？还有的同志说，只动用××军加上一点训练保障，部队不做大的调动，可以节约一些。办公会议其他同志也认为规模小一点好，节约一点好。”
邓小平轻微颔首，吸了口烟。
杨得志接着说：“今天上午我又同秦基伟同志电话商量过，他还是认为按第一方案好。我们考虑第一方案主要是花钱多些。”
邓小平含蓄地说：“我曾经听到过他讲过演习的设想，没有讲要花多少钱。”
杨得志两手交握，身体前倾：“到底怎么确定好，请邓主席指示。”
然后，张震对第一方案又作了一些补充说明。他表述得简洁清晰，杨得志均已说清的，他不再补充，两人静静地望着军委主席，请他定夺。
邓小平一步到位：“关于演习，在政治上会不会引起苏联有什么反应不要考虑，这与海军编队在海上演习不同。海上演习可能引起人家猜想，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与海上演习就不一样了。苏联也搞嘛！苏联每年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政治上的反应。我们过去也搞过嘛！”７７岁高龄的邓小平说话缓慢，但很有力度，左手夹着烟，右手时而有个强调动作。思路敏锐，一句话一层意思，环环相扣。谈完国外，话题回到国内：
“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的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精减整编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
“还有一个，”邓小平竖起一根指头，“搞这么一个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我们同越南打了一仗，这不是合成军。要搞合成军，天上地下该有吧！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多年没有搞了，还是搞一次。军委常委同志不是都同意吗？”
杨得志说：“对立案企图没有不同意，只是感觉规模大，花钱多。”说这话的时候，杨得志还在思索，邓小平讲的是演习问题，但着眼点显然是从政治战略上考虑，给部队打打气，有鼓励作用，无疑这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邓小平话锋一转，又翻出一层：
“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对部队作风培养都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像个样，我想适当的时间要搞一次阅兵。阅兵对军队在人民的观瞻中有好处。现在人民不知道军队在干什么，经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给人民看，这样更加强了军民关系，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作用。”
杨得志默记——阅兵，观瞻，军民关系。
张震３月６日的请示信已平展在案头，邓小平提笔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
此后，杨得志亲自下部队了解情况，勘察地形。９月中旬，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实兵演习在华北地区举行。９月１９日，邓小平亲临检阅，他对总参谋部搞的这次演习非常满意。在对演习部队即兴讲话时，他发出著名的号召：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队工作取得了九项重大进步。现在军队的建设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军队建设之所以取得重大成果，总参谋部功不可没。
对于中央军委领导的肯定，杨得志没有自满，继续推进部队军事训练。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９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军教育训练改革座谈会，要求全军立足现有条件，着眼未来战争，搞好教育训练改革。次年１月２７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颁发总参谋部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对于邓小平阅兵式、分列式“对部队作风培养都有教育意义”的指示，杨得志一直牢记在心。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日，他又与秦基伟等一起精心组织规模盛大、威武雄壮的３５周年国庆阅兵，展示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崭新风貌。邓小平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大阅兵壮举震惊中外。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１日至２５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总政治部《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会上，杨得志根据邓小平的一贯思想，郑重提出：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就是要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队的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化条件下的自卫能力。据说，邓小平看到会议简报后说：“总参谋长讲政治，好啊！”
在总参谋长任内，杨得志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军队就是要准备打仗”的思想，始终警惕地关注着国家安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还倡导研究领导科学。１９８５年３月，他在总参谋部师以上干部领导科学研究班上，作了《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重视对领导科学与艺术的研究和运用》的报告，从此，在总参机关和直属部队形成了学习和研究领导科学的热潮。
为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杨得志狠抓武器装备建设，千方百计提高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为加强边防，他跋山涉水，巡察边疆，足迹遍及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地区特别是边防海岛，行程数万里。他还亲自指导国防工程建设，组织研究了新形势下军事设施的安全保密问题。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杨得志离开总参谋部，其职务由迟浩田接任。在总参谋部期间，杨得志的业绩是突出的，但他另一个突出特点也为周围同志称道：待人宽厚，有长者之风。他关心和爱护干部，从来不搞小山头，不搞小动作，常念人之功，善谅人之过，勇于承担责任，从不文过饰非。作为总参谋长，他民主作风好，注意发挥班子集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善于广泛听取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杨勇、王尚荣、伍修权、迟浩田、刘华清、张震、徐惠滋等的意见，特别是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整体合力。杨勇每次见到他，都要叫一声“老杨哥”。这亲切的称呼，既饱含着战友深情，饱含着对杨得志的敬重，也代表了大家的心声。谈到这一点，刘华清、张震异口同声：“他任总长期间，总参班子很团结，很和谐，工作很有活力，我们都感到心情很舒畅。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与他好相处，好共事，有一种信任感。”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５日，杨得志在北京逝世，中央军委对他的一生予以高度评价，对其在总参谋部期间的表现大加赞扬：“杨得志同志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７年担任总参谋长职务，历时八年，这一阶段，我军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他深刻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开创新时期军事工作新局面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责任编辑晏蔚青
杨得志１９１１年１月出生于湖南醴陵南阳桥（今属株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当工人。１９２８年１月，他参加湘南起义，随朱德、陈毅走上井冈山，同年１０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军团排长、连长、团长，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曾获三等红星奖章。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中，他从一个手持梭标的战士，成长为指挥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亲历了我军光辉历程的各个阶段，立下了赫赫战功，逐渐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善于、敢于独当一面的指挥员。１９５４年初，杨得志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１９５５年起，历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曾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还当选过中央军委委员。不断增强的军事素养和２５年之久的大军区主官任职经历，无疑是邓小平挑选他入主总参谋部的主因。
杨得志出任总参谋长，是受命于多事之秋。国际上，中越处于战争状态；在国内，部队要进行大规模精减整编。
指挥边防部队保国卫土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凌晨，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向当面越军发起攻击。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参战部队的步兵、装甲兵等陆军部队一举击退了入侵越军，一路势如破竹。３月５日，中国边防部队推进到浅近纵深２０～４０公里，攻占谅山、高平、老街等省城和２０多个边境城镇及要点。当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自卫还击作战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自当日起参战部队开始回撤，“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至３月１６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回撤后，中国政府一再建议越南政府同中国举行边界谈判，协商解决两国争端。越南当局表面上接受中国的建议，暗中却加紧扩军备战，继续侵犯边境地区要点，对中国边境地区军民进行袭扰，使中国边境地区人民不能开展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为了创造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在总参谋部运筹下实施了收复法卡山、扣林山战斗，收复和保卫老山和者阴山作战。
法卡山，位于广西中越边界线上，山名的意思是“天杀雷劈之山”，中越对该山的归属问题一直有争议。由于该山在战略地势上极其重要，越南在中越冲突中屡屡利用该山作为挑衅中国的边境要冲。１９８１年５月５日，我军以１５４人阵亡的代价收复法卡山，并先后击退越军团营规模的反扑，牢牢守住了阵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到法卡山视察，并亲笔写下“英雄山法卡山”６个大字。
扣林山，位于云南麻栗坡县境，是中越边境的骑线点，地势险要，面积约７平方公里。１９８１年５月７日，云南边防部队对窃居扣林山的越军实施了反击，当日收复了扣林山。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粉碎越军组织的营以下规模的反扑１９２次，狠狠打击了越军的嚣张气焰。
老山、者阴山，同样位于麻栗坡县境，是与越南河宣省接壤的边境要地。我军反击作战撤回后，越军侵占老山主峰和者阴山几个高地，并在两山地区数十个大小山头上修筑工事群，频繁袭扰中国边境。１９７９年３月至１９８４年３月，越军向麻栗坡开炮６９０多次，发射炮弹２．８万余发，打死打伤中国边民３００多人。为保卫边疆，改善边境防御态势，杨得志的老部队——原昆明军区第１４集团军第４０步兵师奉命收复两山。为了确保夺回老山，杨得志指示原昆明军区领导“杀鸡要用牛刀”，加强第４０步兵师兵力。在临战训练期间，他又指示参战各部队，要针对老山战区的地理特点和越军防御特点，组织部队熟悉地形、强化训练、研究战法、模拟演练，并对作战武器和器材进行大量的技术革新。１９８４年４月２日，我军发起收复老山、者阴山作战，边防部队对越军实施了持续的炮击，重创入侵老山的越军阵地、指挥所等目标千余处，为收复老山、者阴山创造了条件。４月２８日、３０日，５月１５日，我军先后攻占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至此全部收复老山地区被越军侵占的中国领土。此次老山作战，第４０师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共歼敌７１００余人，击毁敌人火炮１８８门、坦克四辆、军车７８辆，摧毁敌弹药库、弹药所６２个、营房３５０余栋。
从１９８４年５月中旬起至１９８９年１０月止，我军在老山地区组织坚守防御，先后粉碎越军７次师团规模的反扑和１７００余次袭扰。解放军在这次作战中受到一次较为全面的锻炼和考验，并树立了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形象，创造了“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无私奉献的“老山精神”。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沉重打击了越南当局的侵略扩张气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保卫了中越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
大力进行精减整编
接手总参谋部后，精减整编成为杨得志的当务之急，因为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对整编抓得很紧。
这时，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国人共识，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早在１９７７年１２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这个方案肯定了１９７５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精简整编方针、原则和措施，要求全军继续完成１９７５年规定的精简整编任务。
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２日，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又作了题为《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再次重申：现在军队要“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我们的军队体制有很多问题，不改革不行，体制和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中央军委决定，军队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大力裁减机关，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体制，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部分部队实行简编，将一部分部队移交地方。会后，杨得志立即组织力量，对体制编制改革展开调查研究和论证工作，仅用几个月时间就拿出了全军《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８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该方案。
大力裁减机关，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总参谋部必须以身作则。杨得志的工作方法是“先弄通同志们的思想”。在总参谋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反复强调，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清除“左”的余毒，否则，党的事业就不会兴旺发达，我们军队的建设和改革也不能顺利发展。既然讲实事求是，那么精减整编就是实事求是的结果。
学习上去了，思想弄通了，总参谋部在精减整编中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带动全军迅速行动起来。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５日，根据总参谋部研究结果，中央军委决定进一步进行精简整编：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撤销军委基建工程兵。这期间，杨得志组织总参谋部领导和机关同志，反复学习领会邓小平和其他军委领导关于精简整编的指示精神，统一思想，并耐心做好部队的工作，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如期圆满地完成了精简整编任务。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军队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会上，邓小平提出全军裁减员额１００万的设想。会后，杨得志立即组织总参谋部研究论证，仅用数月时间就完成了军队裁减员额１００万的整编方案，也是新时期第三次精减整编方案。１９８５年５月底６月初，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全军精筒整编方案，邓小平对方案非常满意，会议确定：搞好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是军队今后两年的中心任务。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０日，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又就军队精简整编的意义、方针、原则和前景发表讲话：我国政府决定减少军队１００万员额是重大的战略决策，实现这一决策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家四化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过精简整编，我军将成为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
中央军委一、二号首长的指示，为总参谋部落实裁军举措明确了方向。为了完成好这一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战略性任务，杨得志深入部队调查研究，精心筹划。据刘华清、张震回忆：“为了把精简整编方案搞得更科学、合理，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四十多次总参党委会、办公会和十多次专题会议。当时，我们都在总参工作，亲眼目睹了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和求真务实、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我军顺利完成了裁军百万的艰巨任务，为军队建设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杨得志任总参谋长期间解放军进行的三次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压缩了规模，调整了编成比例。到１９８７年，解放军总人数有了较大缩减。除减少各级领导机关和陆、海、空军三军部队的编制员额外，将担负内卫、守护任务的地方部队从军队中划出，移交公安部门，改为武装警察部队；县、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政府建制领导。精简整编后，全军机关、部队编成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与１９８０年相比，战斗部队、科研单位和院校的编制数额在全军总定额中的比例提高了，机关和勤务分队的比例下降了。全军战斗部队增加了３％，战斗保障部队增加了０．５％，科研试验系统增加了０．４％，院校和部队训练机构增加了０．１％，勤务保障分队减少了１．８％，各级机关减少ｌ％，机关直属单位减少１．３％，陆军特种兵和海、空军的编制比例有所提高。通过实行军士制度，把７６种由干部担任的职务改由士兵担任，减少了干部数量，提高了战士比例，其中，陆军部队干部战士的比例由１∶４．９变为１∶６．４。
改革体制，加强合成。一是裁并机构，精简机关。全军裁减了团以上机关、部队、院校和机关中相当于团级以上的部门共５９００多个。军区由１１个合并为７个。军分区以上机关人员也进行了精简。精简后的总人数比整编前减少５３．６％。二是初步实现合成编组。直属中央军委和军区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分别改编为总参谋部和军区司令部的业务部。陆军军改编为集团军，将大部分的独立装甲兵、预备炮兵、独立工兵部队编入集团军，并充实扩编了通信、防化、运输分队，有的还增编了电子对抗分队。集团军编成内各兵种的火力、突击力和机动作战能力都比原陆军军有所加强。
致力军队现代化建设
在精减整编过程中，总参谋部始终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思想，精心指导全军的教育训练。早在济南军区工作时，杨得志就曾组织过轰轰烈烈的大练兵运动。１９８０年９月，杨得志与总参谋部其他几位领导商量筹办“未来作战研究班”。他向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军委领导汇报后，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邓小平说，“总参举办这个研究班，是很必要的，很及时的。”为了把研究班办好，杨得志组织力量编写教材，组织试讲，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从当年９月中旬开始，用一个月的时间，集训了全军部分高级干部，认真研究了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次研究班办得很成功，对全军训练改革和活跃军事思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杨得志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制定下发了《全军军事训练三年规划》，为部队组织实施训练提供了依据。１９８１年初，他与副总参谋长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等组织筹备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和实兵演习，并专门向邓小平汇报了方案。３月１０日上午，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应约来到邓小平家中，在这以前，张震已于３月６日呈上请示信。邓小平这么快召见，看来拍板的时间已经到了。
见到邓小平，开门见山，话题直接进入演习事项。张震递上演习的立案企图，杨得志说：“我们简要地把演习的方案向您汇报一下。”
邓小平回答：“这个图我看过了。”
这显然是说，整个情况他已经知道了。于是，杨得志决定大幅度压缩汇报内容，只用几分钟时间，就预想的三个方案作简要说明。他身体微微前倾，汇报说：“演习拟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按北京军区汇报的××万人的方案；第二方案，压缩到×万人左右；第三方案，只搞图上作业。这三个方案考虑的根据，主要是调整时期要动用这样多的部队，动用这样多的钱，比较困难。在来之前，军委办公会议也研究了一下。有的同志说，按第一方案演习花钱太多；政治上对苏联有没有影响？所得的效果又如何？还有的同志说，只动用××军加上一点训练保障，部队不做大的调动，可以节约一些。办公会议其他同志也认为规模小一点好，节约一点好。”
邓小平轻微颔首，吸了口烟。
杨得志接着说：“今天上午我又同秦基伟同志电话商量过，他还是认为按第一方案好。我们考虑第一方案主要是花钱多些。”
邓小平含蓄地说：“我曾经听到过他讲过演习的设想，没有讲要花多少钱。”
杨得志两手交握，身体前倾：“到底怎么确定好，请邓主席指示。”
然后，张震对第一方案又作了一些补充说明。他表述得简洁清晰，杨得志均已说清的，他不再补充，两人静静地望着军委主席，请他定夺。
邓小平一步到位：“关于演习，在政治上会不会引起苏联有什么反应不要考虑，这与海军编队在海上演习不同。海上演习可能引起人家猜想，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与海上演习就不一样了。苏联也搞嘛！苏联每年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政治上的反应。我们过去也搞过嘛！”７７岁高龄的邓小平说话缓慢，但很有力度，左手夹着烟，右手时而有个强调动作。思路敏锐，一句话一层意思，环环相扣。谈完国外，话题回到国内：
“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的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精减整编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
“还有一个，”邓小平竖起一根指头，“搞这么一个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我们同越南打了一仗，这不是合成军。要搞合成军，天上地下该有吧！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多年没有搞了，还是搞一次。军委常委同志不是都同意吗？”
杨得志说：“对立案企图没有不同意，只是感觉规模大，花钱多。”说这话的时候，杨得志还在思索，邓小平讲的是演习问题，但着眼点显然是从政治战略上考虑，给部队打打气，有鼓励作用，无疑这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邓小平话锋一转，又翻出一层：
“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对部队作风培养都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像个样，我想适当的时间要搞一次阅兵。阅兵对军队在人民的观瞻中有好处。现在人民不知道军队在干什么，经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给人民看，这样更加强了军民关系，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作用。”
杨得志默记——阅兵，观瞻，军民关系。
张震３月６日的请示信已平展在案头，邓小平提笔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
此后，杨得志亲自下部队了解情况，勘察地形。９月中旬，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实兵演习在华北地区举行。９月１９日，邓小平亲临检阅，他对总参谋部搞的这次演习非常满意。在对演习部队即兴讲话时，他发出著名的号召：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队工作取得了九项重大进步。现在军队的建设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军队建设之所以取得重大成果，总参谋部功不可没。
对于中央军委领导的肯定，杨得志没有自满，继续推进部队军事训练。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９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军教育训练改革座谈会，要求全军立足现有条件，着眼未来战争，搞好教育训练改革。次年１月２７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颁发总参谋部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对于邓小平阅兵式、分列式“对部队作风培养都有教育意义”的指示，杨得志一直牢记在心。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日，他又与秦基伟等一起精心组织规模盛大、威武雄壮的３５周年国庆阅兵，展示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崭新风貌。邓小平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大阅兵壮举震惊中外。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１日至２５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总政治部《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会上，杨得志根据邓小平的一贯思想，郑重提出：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就是要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队的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化条件下的自卫能力。据说，邓小平看到会议简报后说：“总参谋长讲政治，好啊！”
在总参谋长任内，杨得志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军队就是要准备打仗”的思想，始终警惕地关注着国家安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还倡导研究领导科学。１９８５年３月，他在总参谋部师以上干部领导科学研究班上，作了《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重视对领导科学与艺术的研究和运用》的报告，从此，在总参机关和直属部队形成了学习和研究领导科学的热潮。
为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杨得志狠抓武器装备建设，千方百计提高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为加强边防，他跋山涉水，巡察边疆，足迹遍及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地区特别是边防海岛，行程数万里。他还亲自指导国防工程建设，组织研究了新形势下军事设施的安全保密问题。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杨得志离开总参谋部，其职务由迟浩田接任。在总参谋部期间，杨得志的业绩是突出的，但他另一个突出特点也为周围同志称道：待人宽厚，有长者之风。他关心和爱护干部，从来不搞小山头，不搞小动作，常念人之功，善谅人之过，勇于承担责任，从不文过饰非。作为总参谋长，他民主作风好，注意发挥班子集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善于广泛听取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杨勇、王尚荣、伍修权、迟浩田、刘华清、张震、徐惠滋等的意见，特别是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整体合力。杨勇每次见到他，都要叫一声“老杨哥”。这亲切的称呼，既饱含着战友深情，饱含着对杨得志的敬重，也代表了大家的心声。谈到这一点，刘华清、张震异口同声：“他任总长期间，总参班子很团结，很和谐，工作很有活力，我们都感到心情很舒畅。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与他好相处，好共事，有一种信任感。”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５日，杨得志在北京逝世，中央军委对他的一生予以高度评价，对其在总参谋部期间的表现大加赞扬：“杨得志同志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７年担任总参谋长职务，历时八年，这一阶段，我军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他深刻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开创新时期军事工作新局面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