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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前首相安倍晋三、几个内阁成员和一些国会议员当天或几天前也分别参拜了靖国神社。高官参拜靖国神社，体现了日本政府对当年侵略战争责任的漠视，甚至对侵略战争的刻意美化。
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实际主导追责进程。美国基于占领日本的需要，不仅未追究裕仁天皇的责任，还保留了官僚体制，对日本旧政治、经济力量的整肃也半途而废，导致很多当年参与推动、跟从对外侵略的势力在二战后迅速回到舞台中心。
→ 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人们参加原子弹爆炸牺牲者慰灵和平祈念仪式。
而作为日本战争受害者的中国等周边国家，因为种种原因，战后初期被排除在直接追责的主体之外。在1951年美国主导签署所谓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简称《旧金山和约》），实现“片面媾和”之后，从拉拢日本参与对苏冷战的角度出发，美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从而让日本在掩盖、否定战争责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日本社会，有一种论调很流行——“我们已经道歉了几十年，但是中国、韩国还是揪住历史问题不放，就是想一直拿这个问题敲打日本”。201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了“战后70年谈话”（即“安倍谈话”），其中特别提到“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这代表了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问题的最新态度。言下之意是，日本迄今的所作所为，包括他在谈话中的“道歉”，已经充分回应了战争责任。
战争责任，首先体现在它破坏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和准则，表现为战争犯罪。二战后举行的东京审判，通过法律手段惩罚了首恶战犯，是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重要基石。排除中国等受害国缔结的所谓《旧金山和约》第11条规定，“日本接受在日本领土内外之‘远东国际军事法院’与‘联盟国战争罪刑法院’之判决”。也就是说，在国际法层面，日本承认东京审判及其他国家对日本战争犯罪的审判，换言之，日本承认法律上的战争责任。
但，仅此而已。
遵守法律判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在政治、心理层面都认可与践行，才是真正的负责。
然而，在日本文化中，有所谓的“建前”和“本音”的差别，前者是指在人前说的大道理，后者是指真心话。在中国文化中，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是一种美德，是修身的目标之一。但在日本社会，两者可以完全对立，“建前”被认为只是“骗骗你们”的表面文章，不能当真。
在《旧金山和约》后，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就搞了“建前”和“本音”的“双重标准”，对外宣称接受并遵从东京审判的判决，但在国内则通过各种手段破坏判决结果。比如，在教育领域，通过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消除、改写对日本“不利”的历史内容，不断淡化乃至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在国内政治层面，1952年刚结束被占领状态，日本国会就先后4次通过决议要求释放所有战犯，政府也对被处决或在关押中身亡的战犯家属给予“年金”。
在国际层面，日本也以各种手段逃避战争责任。在美国冷战战略需要下，1965年日韩签署了对日有利的《日韩基本条约》，日本据此坚持认为，日韩之间涉及的战争赔偿等一切问题均已在此条约中解决。2015年在美国的压力下，韩国朴槿惠政府与日本签署了慰安妇问题协议，协议中日本并未承认“强征慰安妇”等关键事实。而韩方单方面承诺，只要协议能实施，韩国就不再提及慰安妇问题。日方的企图很明确，就是用协议来实现慰安妇问题对己有利的“法律责任解决”。
二战后，对于战争责任问题，日本政府的态度就是在国际法层面“承认”并“接受”《波茨坦公告》、东京审判结果等的有效性，但并不将其作为政治行为的圭臬，只是高高挂起。在每年战败日，自民党历届政府均避免承认侵略。即便是1973年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在国会上接受日本共产党议员“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还是别的性质的战争”的质询时，也拒绝承认侵略，“我只能说（是否是侵略）让后世的历史学家去判断，除此之外无可奉告”。
上世纪80年代，被视为右翼保守政治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曾谈及“侵略”。对此，日本学者吉田裕认为，这只是因为当时日本想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所以需要在战争责任上对周边国家“有一定交代”，而并非出自真心。再联系到安倍和菅义伟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表态，更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真实态度。
哲学家康德说过，是否存在道德律，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的行为的最根本问题就是道德自律。受害国人民需要的不是心口不一的道歉，日本应该认识到，对外侵略不仅是违反国际法的问题，也是违反人类普遍道德的恶劣行为。在侵略中，对平民的烧杀抢掠以及对女性人权的侵犯，都是彻底击破道德底线的极为恶劣的行为。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库什纳日前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时表示，很多西方人难以忘记让许多盟军战俘受虐而死的“巴丹死亡行军”，而日军虐待战俘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同样击破了人的道德底线。虽然欧美一些国家的政府从其政治利益出发，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闭口不谈，但欧美学界、舆论界依然有不少人对日本的行为从根本上进行批判。
2015年的“安倍谈话”，集中阐述了日本对待侵略历史的態度。谈话的意思是：对外殖民是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潮流，日本当年殖民亚洲也是顺应潮流。但一战后欧美转变态度构建新秩序，日本却因种种原因未能顺应潮流，反成为新秩序的挑战者。
如果说安倍自己的话还有点晦涩，那么其亲信、国家安全保障局前次长兼原信克近日的解释就直白多了：“‘安倍谈话’以及安倍在美国国会的演说，想说的是战争、种族歧视、殖民统治的规则在20世纪的100年间发生了变化。日本是做了错事，但如果说只有日本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这听起来很奇怪。”潜台词是：对外殖民或侵略，在近代史上有其“正当性”，即便没有正当性，那也是“历史共业”；你们欧美通过殖民获得巨大利益之后转换跑道，我们只是转变得比你们晚而已。将欧美拉下水，日本政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这种逻辑减轻乃至消灭自身责任。 除了用“历史共业”的说辞为本国开脱，“安倍谈话”还潜藏另一个逻辑——谈话提及了他过去从未说出口的“侵略”二字，因为这一“突出表现”被欧美舆论称赞。但外界并不知道，在日本的历史问题具体语境中，“侵略”二字的意涵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有“主动而为的侵略”与“作为事实的侵略”之分。这正是日本想方设法为其战争责任开脱，从而创造的繁琐的“经院哲学式术语”。
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200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0%的日本人认为二战时的日本是因为“资源缺乏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开战”。“安倍谈话”也秉承了这种战争观，将对外战争归咎于“欧美各国以卷入殖民地经济来推动区域经济集团化，从而使日本经济受到重大打击。此间，日本的孤立感加深，试图依靠实力解决外交和经济上的困境”。在安倍的话语中，是欧美让日本孤立，日本为了应对这种压力而向对外扩张求活路。这样的表态，虽然达不到日本右翼将太平洋战争视为美国对其石油禁运所导致的“自卫战争”的地步，但内在逻辑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安倍谈话”所代表的当今日本政府，并不承认对外侵略是其自我意志的产物，而是外在压力所致，是“最终结果表现为侵略的战争”，通过这种方式来推卸战争责任。
日本还切割与纳粹德国的历史关系，企图洗淡自身的战争责任。尤其令人愤怒的是日本政府对待“大屠杀”的双重标准。2015年，安倍造访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称日本“有决心不让悲剧再度上演”，却只字不提当年日本在其占领地进行的一桩桩屠杀，更没有谈到已经被东京审判确认的南京大屠杀。借造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日本站在了当年盟友纳粹德国的对立面。可是，抨击当年盟友的罪行，就能证明自己是正义的吗？
如上所述，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历届政府都避谈“侵略”。但日本一些进步人士从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残害出发，得出了日本有加害责任的结论。
1993年，时任首相细川护熙就实现了突破，他在当年8月23日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说，“对于过去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等给众多的人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歉意”。1995年8月15日，时任首相村山富市进一步指出，“我国在不远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可以说，这两位非自民党首相就战争责任问题的表述，是日本史上“最高峰”，自此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表述不断退步。在2013—2020年安倍担任首相的8次“8·15”谈话中，“亚洲”“损害和痛苦”“反省”等字眼再未出现。2021年菅义伟的“8·15”首相发言也基本抄袭了安倍的论调。
日本国内主流舆论在谈及战争责任时，也会将矛头对准以东条英机等为代表的军部。和《产经新闻》等右翼媒体为战犯开脱不同，著名的保守派渡边恒雄掌控的读卖新闻社在2005年日本投降60周年时，出版了《检证战争责任》（简称《检证》）一书。但正如已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步平先生指出的那样，《检证》一书侧重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忽略了日本作为加害国整体的战争责任。
将责任归于个人而非国家，差别在一开始可能并不明显，但在演进过程中，会出现巨大反差。在日本的舆论环境中，战争责任逐渐被异化成“战败责任”。主流舆论将东条英机等战犯视为“误国重犯”，也就是说，是他们的一意孤行，将日本导向战争，从而让日本人在战争中大量死亡，最终导致日本被美国占领。事实上，主流舆论追究的也并非他们的战争责任，而是“战败责任”。试想，如果他们并未让日本最终陷入战败的境地，如果他们如美剧《高堡奇人》所設想的最终实现了侵略、殖民的目标，是否罪责就不存在了？
正是这种逻辑不断在日本普通民众中灌输着“日本人也是受害者”的意识。近几年，日本政府“顺应民意”，不断强调二战中“日本的悲惨”。2015年，日本举行了规模很大的“东京轰炸70周年”纪念活动，安倍在讲话中只谈战争惨祸，不讲侵略历史，也就是将导致东京轰炸的背景完全忽略，一味渲染日本人在轰炸中遭受的重大伤亡。这就不仅是避免提及战争责任了，而完全是倒打一耙。
与此同步的是日本在广岛、长崎核爆问题上的态度，日本政府在联合国等外交场合一再渲染自身是“核爆唯一受害国”，却只字不提导致这一切的原因。今年菅义伟在广岛、长崎纪念仪式上的讲话依然如此。2016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倍政府的运作下访问广岛，虽然白宫表示“奥巴马访问广岛并非为美国投下原子弹而道歉”，但安倍政府认为将日本塑造为“受害者”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2015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东京的“朝日新闻基金会”演讲时曾指出：“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德国在二战后也走过一段弯路，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确立了对战争责任的正确态度，从而为德国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国家铺平了道路。日本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定战争责任、模糊战争责任意味着说谎，而为了圆这个谎，就要用更多的谎言、更多的话术来遮掩。正如库什纳所说：“道歉不伴以行为，很难让人接受。”
（摘自《环球》2021年第19期。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副研究员）
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实际主导追责进程。美国基于占领日本的需要，不仅未追究裕仁天皇的责任，还保留了官僚体制，对日本旧政治、经济力量的整肃也半途而废，导致很多当年参与推动、跟从对外侵略的势力在二战后迅速回到舞台中心。
而作为日本战争受害者的中国等周边国家，因为种种原因，战后初期被排除在直接追责的主体之外。在1951年美国主导签署所谓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简称《旧金山和约》），实现“片面媾和”之后，从拉拢日本参与对苏冷战的角度出发，美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从而让日本在掩盖、否定战争责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东京审判，开端即绝唱
在日本社会，有一种论调很流行——“我们已经道歉了几十年，但是中国、韩国还是揪住历史问题不放，就是想一直拿这个问题敲打日本”。201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了“战后70年谈话”（即“安倍谈话”），其中特别提到“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这代表了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问题的最新态度。言下之意是，日本迄今的所作所为，包括他在谈话中的“道歉”，已经充分回应了战争责任。
战争责任，首先体现在它破坏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和准则，表现为战争犯罪。二战后举行的东京审判，通过法律手段惩罚了首恶战犯，是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重要基石。排除中国等受害国缔结的所谓《旧金山和约》第11条规定，“日本接受在日本领土内外之‘远东国际军事法院’与‘联盟国战争罪刑法院’之判决”。也就是说，在国际法层面，日本承认东京审判及其他国家对日本战争犯罪的审判，换言之，日本承认法律上的战争责任。
但，仅此而已。
遵守法律判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在政治、心理层面都认可与践行，才是真正的负责。
然而，在日本文化中，有所谓的“建前”和“本音”的差别，前者是指在人前说的大道理，后者是指真心话。在中国文化中，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是一种美德，是修身的目标之一。但在日本社会，两者可以完全对立，“建前”被认为只是“骗骗你们”的表面文章，不能当真。
在《旧金山和约》后，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就搞了“建前”和“本音”的“双重标准”，对外宣称接受并遵从东京审判的判决，但在国内则通过各种手段破坏判决结果。比如，在教育领域，通过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消除、改写对日本“不利”的历史内容，不断淡化乃至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在国内政治层面，1952年刚结束被占领状态，日本国会就先后4次通过决议要求释放所有战犯，政府也对被处决或在关押中身亡的战犯家属给予“年金”。
在国际层面，日本也以各种手段逃避战争责任。在美国冷战战略需要下，1965年日韩签署了对日有利的《日韩基本条约》，日本据此坚持认为，日韩之间涉及的战争赔偿等一切问题均已在此条约中解决。2015年在美国的压力下，韩国朴槿惠政府与日本签署了慰安妇问题协议，协议中日本并未承认“强征慰安妇”等关键事实。而韩方单方面承诺，只要协议能实施，韩国就不再提及慰安妇问题。日方的企图很明确，就是用协议来实现慰安妇问题对己有利的“法律责任解决”。
二战后，对于战争责任问题，日本政府的态度就是在国际法层面“承认”并“接受”《波茨坦公告》、东京审判结果等的有效性，但并不将其作为政治行为的圭臬，只是高高挂起。在每年战败日，自民党历届政府均避免承认侵略。即便是1973年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在国会上接受日本共产党议员“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还是别的性质的战争”的质询时，也拒绝承认侵略，“我只能说（是否是侵略）让后世的历史学家去判断，除此之外无可奉告”。
上世纪80年代，被视为右翼保守政治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曾谈及“侵略”。对此，日本学者吉田裕认为，这只是因为当时日本想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所以需要在战争责任上对周边国家“有一定交代”，而并非出自真心。再联系到安倍和菅义伟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表态，更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真实态度。
哲学家康德说过，是否存在道德律，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的行为的最根本问题就是道德自律。受害国人民需要的不是心口不一的道歉，日本应该认识到，对外侵略不仅是违反国际法的问题，也是违反人类普遍道德的恶劣行为。在侵略中，对平民的烧杀抢掠以及对女性人权的侵犯，都是彻底击破道德底线的极为恶劣的行为。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库什纳日前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时表示，很多西方人难以忘记让许多盟军战俘受虐而死的“巴丹死亡行军”，而日军虐待战俘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同样击破了人的道德底线。虽然欧美一些国家的政府从其政治利益出发，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闭口不谈，但欧美学界、舆论界依然有不少人对日本的行为从根本上进行批判。
匪夷所思的卸责理由
2015年的“安倍谈话”，集中阐述了日本对待侵略历史的態度。谈话的意思是：对外殖民是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潮流，日本当年殖民亚洲也是顺应潮流。但一战后欧美转变态度构建新秩序，日本却因种种原因未能顺应潮流，反成为新秩序的挑战者。
如果说安倍自己的话还有点晦涩，那么其亲信、国家安全保障局前次长兼原信克近日的解释就直白多了：“‘安倍谈话’以及安倍在美国国会的演说，想说的是战争、种族歧视、殖民统治的规则在20世纪的100年间发生了变化。日本是做了错事，但如果说只有日本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这听起来很奇怪。”潜台词是：对外殖民或侵略，在近代史上有其“正当性”，即便没有正当性，那也是“历史共业”；你们欧美通过殖民获得巨大利益之后转换跑道，我们只是转变得比你们晚而已。将欧美拉下水，日本政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这种逻辑减轻乃至消灭自身责任。 除了用“历史共业”的说辞为本国开脱，“安倍谈话”还潜藏另一个逻辑——谈话提及了他过去从未说出口的“侵略”二字，因为这一“突出表现”被欧美舆论称赞。但外界并不知道，在日本的历史问题具体语境中，“侵略”二字的意涵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有“主动而为的侵略”与“作为事实的侵略”之分。这正是日本想方设法为其战争责任开脱，从而创造的繁琐的“经院哲学式术语”。
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200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0%的日本人认为二战时的日本是因为“资源缺乏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开战”。“安倍谈话”也秉承了这种战争观，将对外战争归咎于“欧美各国以卷入殖民地经济来推动区域经济集团化，从而使日本经济受到重大打击。此间，日本的孤立感加深，试图依靠实力解决外交和经济上的困境”。在安倍的话语中，是欧美让日本孤立，日本为了应对这种压力而向对外扩张求活路。这样的表态，虽然达不到日本右翼将太平洋战争视为美国对其石油禁运所导致的“自卫战争”的地步，但内在逻辑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安倍谈话”所代表的当今日本政府，并不承认对外侵略是其自我意志的产物，而是外在压力所致，是“最终结果表现为侵略的战争”，通过这种方式来推卸战争责任。
日本还切割与纳粹德国的历史关系，企图洗淡自身的战争责任。尤其令人愤怒的是日本政府对待“大屠杀”的双重标准。2015年，安倍造访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称日本“有决心不让悲剧再度上演”，却只字不提当年日本在其占领地进行的一桩桩屠杀，更没有谈到已经被东京审判确认的南京大屠杀。借造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日本站在了当年盟友纳粹德国的对立面。可是，抨击当年盟友的罪行，就能证明自己是正义的吗？
从“加害者”变成“受害者”？
如上所述，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历届政府都避谈“侵略”。但日本一些进步人士从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残害出发，得出了日本有加害责任的结论。
1993年，时任首相细川护熙就实现了突破，他在当年8月23日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说，“对于过去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等给众多的人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歉意”。1995年8月15日，时任首相村山富市进一步指出，“我国在不远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可以说，这两位非自民党首相就战争责任问题的表述，是日本史上“最高峰”，自此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表述不断退步。在2013—2020年安倍担任首相的8次“8·15”谈话中，“亚洲”“损害和痛苦”“反省”等字眼再未出现。2021年菅义伟的“8·15”首相发言也基本抄袭了安倍的论调。
日本国内主流舆论在谈及战争责任时，也会将矛头对准以东条英机等为代表的军部。和《产经新闻》等右翼媒体为战犯开脱不同，著名的保守派渡边恒雄掌控的读卖新闻社在2005年日本投降60周年时，出版了《检证战争责任》（简称《检证》）一书。但正如已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步平先生指出的那样，《检证》一书侧重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忽略了日本作为加害国整体的战争责任。
将责任归于个人而非国家，差别在一开始可能并不明显，但在演进过程中，会出现巨大反差。在日本的舆论环境中，战争责任逐渐被异化成“战败责任”。主流舆论将东条英机等战犯视为“误国重犯”，也就是说，是他们的一意孤行，将日本导向战争，从而让日本人在战争中大量死亡，最终导致日本被美国占领。事实上，主流舆论追究的也并非他们的战争责任，而是“战败责任”。试想，如果他们并未让日本最终陷入战败的境地，如果他们如美剧《高堡奇人》所設想的最终实现了侵略、殖民的目标，是否罪责就不存在了？
正是这种逻辑不断在日本普通民众中灌输着“日本人也是受害者”的意识。近几年，日本政府“顺应民意”，不断强调二战中“日本的悲惨”。2015年，日本举行了规模很大的“东京轰炸70周年”纪念活动，安倍在讲话中只谈战争惨祸，不讲侵略历史，也就是将导致东京轰炸的背景完全忽略，一味渲染日本人在轰炸中遭受的重大伤亡。这就不仅是避免提及战争责任了，而完全是倒打一耙。
与此同步的是日本在广岛、长崎核爆问题上的态度，日本政府在联合国等外交场合一再渲染自身是“核爆唯一受害国”，却只字不提导致这一切的原因。今年菅义伟在广岛、长崎纪念仪式上的讲话依然如此。2016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倍政府的运作下访问广岛，虽然白宫表示“奥巴马访问广岛并非为美国投下原子弹而道歉”，但安倍政府认为将日本塑造为“受害者”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2015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东京的“朝日新闻基金会”演讲时曾指出：“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德国在二战后也走过一段弯路，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确立了对战争责任的正确态度，从而为德国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国家铺平了道路。日本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定战争责任、模糊战争责任意味着说谎，而为了圆这个谎，就要用更多的谎言、更多的话术来遮掩。正如库什纳所说：“道歉不伴以行为，很难让人接受。”
（摘自《环球》2021年第19期。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