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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西方文明发源地的人们一直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审视着作为东方文明发源地的中国。如今，中国的崛起让世界瞩目，同时也让欧洲人感到困惑。2012年是“中欧文化对话年”，对话是消除隔阂的第一步。但是，怎样才能消除交往中的落差，让中欧彼此“对上眼”？
记者：近年来，中欧关系发展迅速，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元素，比如中欧之间的倾销与反倾销案例增多，欧洲在涉及我国主权的西藏、台湾等问题上指手画脚，影响了两国关系发展。中国人和欧洲人在对彼此的期待中看到了落差，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陶坚：在和欧洲普通民众的接触中，我们能感受到这种落差的存在。比如像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有句玩笑话说，人家工作是为了生活，我们生活是为了工作。欧洲人看不惯中国人在拥挤的城市里开着宽大的轿车、SUV，中国人同样不理解高高大大的欧洲人为什么把自己硬塞进小巧的两厢车里。当我们刚开始享受工业化带来的丰裕物质生活时，欧洲已然进入后现代的“精神境界”了……当然，这些都是些表象。中欧之间矛盾和落差的根源，在于双方经济发展阶段、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别。正视这一客观事实，才能找到化解出路。
我们是需要好好挖掘欧洲方面的原因。先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中欧彼此期待的不同。1974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反观欧洲，试问有哪一位欧洲政治家能够像毛泽东那样发自内心地说“你们中国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即使眼下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泥淖难以自拔，中国的主流观点仍相信欧洲最终能够走出困境，前景是远大光明的。而面对改革开放、快速崛起的中国，100多年前拿破仑那句名言的前半句——“一个巨人在沉睡着，让他去睡吧”，似乎还在影响着当代欧洲人的思维。“欧洲中心论”在欧洲根深蒂固，即使他们早已被后起的美国远远超过，但就是不怎么服气美国和美国模式，更甭提还处在上升之中的中国和刚刚见到些效果的中国模式。
中国人不会忘记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法、德等国领导人对华的恶劣表现。后来他们的态度或多或少有了改变，但咱们心里明白，这可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欧洲文化，以空前的强势向全球蔓延扩张，这一扩张的过程，同时是欧洲人关于欧洲文化优越、文明昌盛、发展模式进步的“自我认知”不断强化的过程。加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富裕生活品质，欧洲人的优越感持续地固化、定型。在他们的脑子里，连想都不用去想，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现代化、合理性等等就是跟西方、跟欧洲联系在一起的，非西方社会就是与专制主义、非理性、愚昧、巫术等划上等号的。
站在中国人面前，欧洲人的优越感就更强了。中华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处于颓势、守势，不论是“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为用”，总是中国向西方学得多，中欧文化显现“不对称性”。难怪欧洲人在居高临下地“关切”中国的民主化、自由化的时候，表现得很“由衷”，在指责中国这不对、那也不对的时候，理很直、气很壮。当中欧出现摩擦和不愉快，欧洲人偶而也会反思一下自己在哪些方面是不是做得有点过了。但仅此而已，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傲慢地教训中国有什么不对。即使金融危机之后富裕生活遭到冲击、国力衰落、影响力今非昔比，仍不足以打掉欧洲的文化优越感和以欧洲为中心的心态。
欧洲是冷战的受害者，令人不解的是，冷战思维却在欧洲找到了一块保留地。欧洲一些政治势力的对华态度，带着典型的冷战思维，时不时露出尾巴来，利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在他们眼里，尽管在开放社会和改革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仍是不属于“民主世界”的异类，是一个“专制国家”。用僵化的意识形态来观察、评论中国事务，对中国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抱有明显偏见的欧洲人不在少数。欧洲人一向认为自己比美国人更具哲学思维，却在自觉不自觉地效仿美国人那一套逻辑，“非黑即白”，与我不一样的就是错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局限性，阻碍着公正、全面地看待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及达成这一进步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
记者：现在的欧洲人是不是对中国有种“羡慕嫉妒恨”的感觉？
陶坚：没有羡慕，嫉妒和恨倒是有点儿。毕竟中国整个发展状况仍远落后于欧洲国家。欧洲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比较均衡、比较稳定，不像我们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虽然飞快，却伴随着很多的不均衡现象。研究欧洲的中国学者很明白，欧洲相较于中国有着相当大的优势，其人力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很大；研究中国的欧洲学者也很清楚，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很严峻、瓶颈制约很严重。顺便说一句，中国媒体在报道欧债危机时，把危机对欧洲民众日常生活的打击描述得很严重，因为电视画面给人的视觉冲击大，但实际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当国人一说起生活贫困、社会动乱，参照系多是战争年代、解放前、大跃进年代、文革时期等，而欧洲现在的社会失序和经济衰退，是相较于过去长期的富裕、稳定时期。即使重灾区的希腊，还是“太阳照晒、咖啡照喝”，锅总是揭得开的，只是锅里的东西没那么丰盛了。所以说，要真正让欧洲人羡慕中国，还要经过我们好几代人的努力呢。
说起恨，没那么重，但担心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欧洲看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还一团糟时，对世界影响就很大、就是“五大中心”之一了，现在这个“专制国家”的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对欧洲现实和潜在的挑战就大了去了。如果中国发展模式真能成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必会产生广泛的、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不仅将降低欧洲模式的吸引力，还会动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根本和欧洲全球影响力的基石。一个价值观、世界观、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取得如此的成功，令不少欧洲人感到浑身不自在。
记者：有评论说年初默克尔访华，明明是来借钱的，在社科院的演讲中却仍旧把欧元说的那么好，有种“死要面子”的感觉。您如何看待？
陶坚：现在欧洲内有“国家生命力”的问题，外有新兴经济体的挑战，有面子的问题，也有里子的问题，看它如何统筹兼顾了。外部，不止来自中国一家的挑战，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发展都很快。这些国家有的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的长期接受欧洲的援助。我怀疑欧洲有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让这些国家与自己平起平坐，更别提接受其反向的援助了。在一些欧洲民众的印象中，中国在经济上是有求于欧洲的，中国从欧洲赚取的贸易顺差最大，接受欧洲的援助最多。突然之间变成要请求中国援助，对他们来讲，反差太大受不了。
以德国在欧盟的老大地位，以默克尔总理的尊贵身份，自然不会说欧元的不是，更不能当着中国人的面说欧元的不是。温总理则表示说我们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欧洲的。中国的姿态很高，没将援助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挂钩，既给足欧洲面子，也解除欧洲的担忧。
记者：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媒体广泛谈论“中国救欧洲”，这让欧洲人很不舒服，现在我们不提了，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对待欧债问题上纠正偏差的表现？
陶坚：欧洲对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一开始估计不足，或许心里清楚却瞒着外人不说。当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只能向外部求援，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充裕、条件又不苛刻的中国，应是理想的选择之一。其实，类似这样的帮助，本是国家之间合作的内容。从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到几年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国都曾伸出援手，提供过形式不同但非常重要的帮助。不同的是，这次事还没开始办，国内炒作的雷声却响成一片。欧洲人自己还在争论要不要救、让谁来救，中国媒体这时候跳将出来，自然不招人待见。纵使欧洲人达成了共识，开口要求中国帮助，肯定也不会表达得那么直白了。我们媒体炒作的这个话题，让别人不舒服，也让我们自己不自在。
欧洲确有很迫切的需求，中国也有一定的能力，但用了“救”字，这种关系就变了味。当年中国人缺吃少穿时，不爱听别人说援助的事。同理，欧洲当下也怕别人提钱字，特别是在中国人面前。那好，咱们就不提援助，多做帮忙的实事，协助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也是间接地帮助自己。这里，我倒建议我们国家可以跟欧盟各国的领导人好好谈谈人权，关心关心当下欧洲庞大的失业群体，提醒爱唱高调的欧洲政治家和人权卫士们不要忘了保护他们同胞的劳动权、工作权。谈软实力，讲人权，已不是欧洲的专利了。
记者：可不可以说中国现在在处理欧盟及欧盟各国之间的关系方面技巧更熟练了？
陶坚：中国与英、法、德、意等欧洲大国有着长期密切的交往。随着欧洲一体化建设步伐加快，对外统一声音、统一立场的呼声高涨。欧洲多家智库呼吁欧盟各成员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放弃“各自为战”的做法。尤其是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力图维护自己的权益，对欧盟战略和政策的影响力增强。这些新入盟的国家不光在欧盟内部政策问题上对德法等大国说不，也对大国外交提出批评。他们的学者对我们抱怨，中国总喜欢和欧洲大国打交道，不重视和中小国家沟通，别以为把大国搞定了我们就要乖乖地听话、跟着走。在实践中，中国也发现主权部分让渡之后的欧洲，决策机制和政策生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在外交上不光对欧洲大国加强合作，也密切了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和欧洲中小国家的全方位沟通。这符合欧洲国际关系发展的现状，是与时俱进的做法。
中欧关系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总的看已经步入成熟、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双方要做到“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交往技巧上仍然需要不断改进。
记者：我们一直表示支持欧洲一体化，这个政策与欧洲人的心理是否合拍？
陶坚：欧洲一体化是欧洲精英分子设计和推动的进程。欧洲各国如果一直分散着发展，不仅难以彻底消除欧洲战争的根源，终究还会被其他大国抛在后面。如果要维持欧洲的传统影响力，发挥更大作用，就要有独立声音，这个独立声音是建立在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整合的基础之上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符合欧洲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也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正因为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追随者们的波动无法避免，特别是出现大的问题时，反对的声浪肯定会高涨。
客观地看，建设欧盟符合欧洲民众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有其必然性。近年来，欧盟的几次重大公民投票显示，多数民众是稳定支持的。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的对欧洲一体化的质疑和动摇，并非根本性的。可以肯定，中国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在外交上是正确的，体现了对欧洲民众多数意见的尊重。
记者：您怎么理解对中欧伙伴关系的定位？
陶坚：我想引述一下温家宝总理2004年5月访问欧盟时曾说过的一段话：致力于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中欧双方的共识。所谓“全面”，是指双方的合作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既包括经济、科技，也包括政治、文化；既有双边，也有多边；既有官方，也有民间。所谓“战略”，是指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所谓“伙伴”，是指双方的合作是平等、互利、共赢的，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努力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
要成为伙伴，信任很重要。在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比如欧盟认为，随着中国的强大，会变成欧盟在亚洲乃至世界各地的竞争对手，挑战欧盟自身利益及其在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地位。欧洲有一种意见甚至认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会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独断专行”，不相信中国政府永不称霸的承诺。显然，信任有待加强。
要成为伙伴，尊重不可少。仅仅是达到尊重中国的发展和选择这一起码标准，欧洲也还需做出巨大努力来。欧洲人觉得既然是伙伴，该批评的就要批评，该表扬的就要表扬，你舒服不舒服，不关我的事。这和我们的想法差别很大。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出发，既然是伙伴，就当顾及对方的情绪，要经常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
要成为伙伴，克制要学会。本来，关于人权之类的话题，中欧双方是能沟通的，道理也能讲得通，但问题出在能否自我克制言行上。一些欧洲政治家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对形势的误判，不光口头上批评中国，还在实践上伤害中国，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更是集体大爆发。最后这些人还得自找台阶下，损人不利己。
要成为伙伴，自省应记牢。欧洲人过惯了富足小日子，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感受不深，甚至不够敏感。前欧洲央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这样写道：欧洲正面对着一个崭新的全球经济，一个被全球化和亚洲及拉美新兴国家重新塑造的经济。其实这一进程早就开始了，只不过欧洲人迟迟才深切体会到。中欧双方不仅需要互相了解，还要借助参照系来准确定位自己的坐标，这就是变化中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力量格局。
记者：中国和欧洲关系的发展总是离不开美国，近年来，包括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承认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欧洲的很多政策都有美国的影子，我们如何处理三者关系？
陶坚：当今国家间很多的双边关系中，都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子。很多国家都把对美关系作为该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是由现今国际格局美国“一超”的现实所决定的。美国是欧盟最重要的盟友，有没有形式上的对话机制不重要，他们总有渠道把事情商量透，把问题向美国“汇报”清楚的。现在欧洲社会负担重，军事上要靠美国，军费能少花就少花，在处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敏感问题时，自然腰板硬不起来。1998年3月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也只不过是主张将中欧关系提升到“与欧美、欧日和欧俄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已。在中国人眼里，堂堂的欧洲，大事小事要看人脸色，做不了主，连自己的安全都要仰赖美国，与我们那么重视欧洲、把欧洲当作独立一极的期待之间，差距实在太大。
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撇开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中美欧作为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对世界和平和发展负有特殊责任，确实需要紧密合作，多在一起商量。如果三者之间出现不必要的猜忌和矛盾，不光对各自不利，对世界大局更不利。
记者：面对中欧之间存在的这些问题，您觉得双方怎样做才能消除？
陶坚：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双方都必须努力改变自己。从中方讲，我们从来不否认自己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严重问题，改革开放的30多年，就是中国努力改变自己、顺应潮流、融入世界的30多年。其变化的方向、速度及方式方法，让欧洲满不满意那是另外一说。从欧方看，二战以来，他们努力变革、创新以适应全球潮流，比如区域一体化建设就远远领先于其它地区。不过，对于如何调整自己来适应快速发展的中国，欧洲的认识和行动都是相对滞后的。虽然欧盟出台的对华政策文件最多，对华认识总体趋于全面、客观，但其发展对华关系的动机和立足点仍是改造中国，把中国进一步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为主的国际社会，期望中国的变革最终导致放弃现行政治体制，并试图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可见，这种立场不彻底放弃，双方无论如何是对不上眼的。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力量的壮大，以及欧洲自己国际影响力的削弱，中欧双方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发生明显改变。欧洲的精英和政治家们渐渐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欧洲需要做一些调整和改变。欧盟委员会早在1995年7月制定的第一个对华政策文件中，就指出“欧盟必须发展起能够与中国在世界及地区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相适应的长期关系”，将对华关系作为“欧盟对外关系，包括对亚洲和全球关系的一块基石”。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时任德国联邦总统科勒表示，应该给予中国社会转型多一些时间，不能阻碍中西对话，“不能要求一切都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操作”。当这类看法逐渐成为欧洲政界和社会的普遍共识并真正落实到行动的时候，中欧互相看起来比较顺眼的那一天才会来临。
记者：近年来，中欧关系发展迅速，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元素，比如中欧之间的倾销与反倾销案例增多，欧洲在涉及我国主权的西藏、台湾等问题上指手画脚，影响了两国关系发展。中国人和欧洲人在对彼此的期待中看到了落差，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陶坚：在和欧洲普通民众的接触中，我们能感受到这种落差的存在。比如像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有句玩笑话说，人家工作是为了生活，我们生活是为了工作。欧洲人看不惯中国人在拥挤的城市里开着宽大的轿车、SUV，中国人同样不理解高高大大的欧洲人为什么把自己硬塞进小巧的两厢车里。当我们刚开始享受工业化带来的丰裕物质生活时，欧洲已然进入后现代的“精神境界”了……当然，这些都是些表象。中欧之间矛盾和落差的根源，在于双方经济发展阶段、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别。正视这一客观事实，才能找到化解出路。
我们是需要好好挖掘欧洲方面的原因。先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中欧彼此期待的不同。1974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反观欧洲，试问有哪一位欧洲政治家能够像毛泽东那样发自内心地说“你们中国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即使眼下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泥淖难以自拔，中国的主流观点仍相信欧洲最终能够走出困境，前景是远大光明的。而面对改革开放、快速崛起的中国，100多年前拿破仑那句名言的前半句——“一个巨人在沉睡着，让他去睡吧”，似乎还在影响着当代欧洲人的思维。“欧洲中心论”在欧洲根深蒂固，即使他们早已被后起的美国远远超过，但就是不怎么服气美国和美国模式，更甭提还处在上升之中的中国和刚刚见到些效果的中国模式。
中国人不会忘记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法、德等国领导人对华的恶劣表现。后来他们的态度或多或少有了改变，但咱们心里明白，这可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欧洲文化，以空前的强势向全球蔓延扩张，这一扩张的过程，同时是欧洲人关于欧洲文化优越、文明昌盛、发展模式进步的“自我认知”不断强化的过程。加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富裕生活品质，欧洲人的优越感持续地固化、定型。在他们的脑子里，连想都不用去想，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现代化、合理性等等就是跟西方、跟欧洲联系在一起的，非西方社会就是与专制主义、非理性、愚昧、巫术等划上等号的。
站在中国人面前，欧洲人的优越感就更强了。中华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处于颓势、守势，不论是“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为用”，总是中国向西方学得多，中欧文化显现“不对称性”。难怪欧洲人在居高临下地“关切”中国的民主化、自由化的时候，表现得很“由衷”，在指责中国这不对、那也不对的时候，理很直、气很壮。当中欧出现摩擦和不愉快，欧洲人偶而也会反思一下自己在哪些方面是不是做得有点过了。但仅此而已，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傲慢地教训中国有什么不对。即使金融危机之后富裕生活遭到冲击、国力衰落、影响力今非昔比，仍不足以打掉欧洲的文化优越感和以欧洲为中心的心态。
欧洲是冷战的受害者，令人不解的是，冷战思维却在欧洲找到了一块保留地。欧洲一些政治势力的对华态度，带着典型的冷战思维，时不时露出尾巴来，利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在他们眼里，尽管在开放社会和改革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仍是不属于“民主世界”的异类，是一个“专制国家”。用僵化的意识形态来观察、评论中国事务，对中国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抱有明显偏见的欧洲人不在少数。欧洲人一向认为自己比美国人更具哲学思维，却在自觉不自觉地效仿美国人那一套逻辑，“非黑即白”，与我不一样的就是错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局限性，阻碍着公正、全面地看待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及达成这一进步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
记者：现在的欧洲人是不是对中国有种“羡慕嫉妒恨”的感觉？
陶坚：没有羡慕，嫉妒和恨倒是有点儿。毕竟中国整个发展状况仍远落后于欧洲国家。欧洲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比较均衡、比较稳定，不像我们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虽然飞快，却伴随着很多的不均衡现象。研究欧洲的中国学者很明白，欧洲相较于中国有着相当大的优势，其人力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很大；研究中国的欧洲学者也很清楚，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很严峻、瓶颈制约很严重。顺便说一句，中国媒体在报道欧债危机时，把危机对欧洲民众日常生活的打击描述得很严重，因为电视画面给人的视觉冲击大，但实际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当国人一说起生活贫困、社会动乱，参照系多是战争年代、解放前、大跃进年代、文革时期等，而欧洲现在的社会失序和经济衰退，是相较于过去长期的富裕、稳定时期。即使重灾区的希腊，还是“太阳照晒、咖啡照喝”，锅总是揭得开的，只是锅里的东西没那么丰盛了。所以说，要真正让欧洲人羡慕中国，还要经过我们好几代人的努力呢。
说起恨，没那么重，但担心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欧洲看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还一团糟时，对世界影响就很大、就是“五大中心”之一了，现在这个“专制国家”的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对欧洲现实和潜在的挑战就大了去了。如果中国发展模式真能成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必会产生广泛的、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不仅将降低欧洲模式的吸引力，还会动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根本和欧洲全球影响力的基石。一个价值观、世界观、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取得如此的成功，令不少欧洲人感到浑身不自在。
记者：有评论说年初默克尔访华，明明是来借钱的，在社科院的演讲中却仍旧把欧元说的那么好，有种“死要面子”的感觉。您如何看待？
陶坚：现在欧洲内有“国家生命力”的问题，外有新兴经济体的挑战，有面子的问题，也有里子的问题，看它如何统筹兼顾了。外部，不止来自中国一家的挑战，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发展都很快。这些国家有的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的长期接受欧洲的援助。我怀疑欧洲有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让这些国家与自己平起平坐，更别提接受其反向的援助了。在一些欧洲民众的印象中，中国在经济上是有求于欧洲的，中国从欧洲赚取的贸易顺差最大，接受欧洲的援助最多。突然之间变成要请求中国援助，对他们来讲，反差太大受不了。
以德国在欧盟的老大地位，以默克尔总理的尊贵身份，自然不会说欧元的不是，更不能当着中国人的面说欧元的不是。温总理则表示说我们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欧洲的。中国的姿态很高，没将援助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挂钩，既给足欧洲面子，也解除欧洲的担忧。
记者：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媒体广泛谈论“中国救欧洲”，这让欧洲人很不舒服，现在我们不提了，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对待欧债问题上纠正偏差的表现？
陶坚：欧洲对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一开始估计不足，或许心里清楚却瞒着外人不说。当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只能向外部求援，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充裕、条件又不苛刻的中国，应是理想的选择之一。其实，类似这样的帮助，本是国家之间合作的内容。从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到几年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国都曾伸出援手，提供过形式不同但非常重要的帮助。不同的是，这次事还没开始办，国内炒作的雷声却响成一片。欧洲人自己还在争论要不要救、让谁来救，中国媒体这时候跳将出来，自然不招人待见。纵使欧洲人达成了共识，开口要求中国帮助，肯定也不会表达得那么直白了。我们媒体炒作的这个话题，让别人不舒服，也让我们自己不自在。
欧洲确有很迫切的需求，中国也有一定的能力，但用了“救”字，这种关系就变了味。当年中国人缺吃少穿时，不爱听别人说援助的事。同理，欧洲当下也怕别人提钱字，特别是在中国人面前。那好，咱们就不提援助，多做帮忙的实事，协助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也是间接地帮助自己。这里，我倒建议我们国家可以跟欧盟各国的领导人好好谈谈人权，关心关心当下欧洲庞大的失业群体，提醒爱唱高调的欧洲政治家和人权卫士们不要忘了保护他们同胞的劳动权、工作权。谈软实力，讲人权，已不是欧洲的专利了。
记者：可不可以说中国现在在处理欧盟及欧盟各国之间的关系方面技巧更熟练了？
陶坚：中国与英、法、德、意等欧洲大国有着长期密切的交往。随着欧洲一体化建设步伐加快，对外统一声音、统一立场的呼声高涨。欧洲多家智库呼吁欧盟各成员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放弃“各自为战”的做法。尤其是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力图维护自己的权益，对欧盟战略和政策的影响力增强。这些新入盟的国家不光在欧盟内部政策问题上对德法等大国说不，也对大国外交提出批评。他们的学者对我们抱怨，中国总喜欢和欧洲大国打交道，不重视和中小国家沟通，别以为把大国搞定了我们就要乖乖地听话、跟着走。在实践中，中国也发现主权部分让渡之后的欧洲，决策机制和政策生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在外交上不光对欧洲大国加强合作，也密切了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和欧洲中小国家的全方位沟通。这符合欧洲国际关系发展的现状，是与时俱进的做法。
中欧关系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总的看已经步入成熟、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双方要做到“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交往技巧上仍然需要不断改进。
记者：我们一直表示支持欧洲一体化，这个政策与欧洲人的心理是否合拍？
陶坚：欧洲一体化是欧洲精英分子设计和推动的进程。欧洲各国如果一直分散着发展，不仅难以彻底消除欧洲战争的根源，终究还会被其他大国抛在后面。如果要维持欧洲的传统影响力，发挥更大作用，就要有独立声音，这个独立声音是建立在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整合的基础之上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符合欧洲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也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正因为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追随者们的波动无法避免，特别是出现大的问题时，反对的声浪肯定会高涨。
客观地看，建设欧盟符合欧洲民众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有其必然性。近年来，欧盟的几次重大公民投票显示，多数民众是稳定支持的。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的对欧洲一体化的质疑和动摇，并非根本性的。可以肯定，中国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在外交上是正确的，体现了对欧洲民众多数意见的尊重。
记者：您怎么理解对中欧伙伴关系的定位？
陶坚：我想引述一下温家宝总理2004年5月访问欧盟时曾说过的一段话：致力于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中欧双方的共识。所谓“全面”，是指双方的合作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既包括经济、科技，也包括政治、文化；既有双边，也有多边；既有官方，也有民间。所谓“战略”，是指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所谓“伙伴”，是指双方的合作是平等、互利、共赢的，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努力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
要成为伙伴，信任很重要。在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比如欧盟认为，随着中国的强大，会变成欧盟在亚洲乃至世界各地的竞争对手，挑战欧盟自身利益及其在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地位。欧洲有一种意见甚至认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会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独断专行”，不相信中国政府永不称霸的承诺。显然，信任有待加强。
要成为伙伴，尊重不可少。仅仅是达到尊重中国的发展和选择这一起码标准，欧洲也还需做出巨大努力来。欧洲人觉得既然是伙伴，该批评的就要批评，该表扬的就要表扬，你舒服不舒服，不关我的事。这和我们的想法差别很大。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出发，既然是伙伴，就当顾及对方的情绪，要经常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
要成为伙伴，克制要学会。本来，关于人权之类的话题，中欧双方是能沟通的，道理也能讲得通，但问题出在能否自我克制言行上。一些欧洲政治家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对形势的误判，不光口头上批评中国，还在实践上伤害中国，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更是集体大爆发。最后这些人还得自找台阶下，损人不利己。
要成为伙伴，自省应记牢。欧洲人过惯了富足小日子，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感受不深，甚至不够敏感。前欧洲央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这样写道：欧洲正面对着一个崭新的全球经济，一个被全球化和亚洲及拉美新兴国家重新塑造的经济。其实这一进程早就开始了，只不过欧洲人迟迟才深切体会到。中欧双方不仅需要互相了解，还要借助参照系来准确定位自己的坐标，这就是变化中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力量格局。
记者：中国和欧洲关系的发展总是离不开美国，近年来，包括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承认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欧洲的很多政策都有美国的影子，我们如何处理三者关系？
陶坚：当今国家间很多的双边关系中，都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子。很多国家都把对美关系作为该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是由现今国际格局美国“一超”的现实所决定的。美国是欧盟最重要的盟友，有没有形式上的对话机制不重要，他们总有渠道把事情商量透，把问题向美国“汇报”清楚的。现在欧洲社会负担重，军事上要靠美国，军费能少花就少花，在处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敏感问题时，自然腰板硬不起来。1998年3月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也只不过是主张将中欧关系提升到“与欧美、欧日和欧俄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已。在中国人眼里，堂堂的欧洲，大事小事要看人脸色，做不了主，连自己的安全都要仰赖美国，与我们那么重视欧洲、把欧洲当作独立一极的期待之间，差距实在太大。
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撇开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中美欧作为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对世界和平和发展负有特殊责任，确实需要紧密合作，多在一起商量。如果三者之间出现不必要的猜忌和矛盾，不光对各自不利，对世界大局更不利。
记者：面对中欧之间存在的这些问题，您觉得双方怎样做才能消除？
陶坚：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双方都必须努力改变自己。从中方讲，我们从来不否认自己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严重问题，改革开放的30多年，就是中国努力改变自己、顺应潮流、融入世界的30多年。其变化的方向、速度及方式方法，让欧洲满不满意那是另外一说。从欧方看，二战以来，他们努力变革、创新以适应全球潮流，比如区域一体化建设就远远领先于其它地区。不过，对于如何调整自己来适应快速发展的中国，欧洲的认识和行动都是相对滞后的。虽然欧盟出台的对华政策文件最多，对华认识总体趋于全面、客观，但其发展对华关系的动机和立足点仍是改造中国，把中国进一步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为主的国际社会，期望中国的变革最终导致放弃现行政治体制，并试图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可见，这种立场不彻底放弃，双方无论如何是对不上眼的。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力量的壮大，以及欧洲自己国际影响力的削弱，中欧双方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发生明显改变。欧洲的精英和政治家们渐渐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欧洲需要做一些调整和改变。欧盟委员会早在1995年7月制定的第一个对华政策文件中，就指出“欧盟必须发展起能够与中国在世界及地区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相适应的长期关系”，将对华关系作为“欧盟对外关系，包括对亚洲和全球关系的一块基石”。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时任德国联邦总统科勒表示，应该给予中国社会转型多一些时间，不能阻碍中西对话，“不能要求一切都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操作”。当这类看法逐渐成为欧洲政界和社会的普遍共识并真正落实到行动的时候，中欧互相看起来比较顺眼的那一天才会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