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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１９０６年９月，赵树理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一个农民家庭，在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他具有出色的文学天赋，一生情系农民；他丰富的文学实践植根于深厚的黄土地；他执著于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并创作出一部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塑造出众多家喻户晓、呼之欲出的农民典型。
赵树理生前，人们对他的文学创作之路褒贬不一；他逝世后的这几十年中，人们却深深地怀念他，感动于他把文学才华奉献给农民，景仰他不傲世不媚俗、热爱农民并为之奔走呼号的崇高品格。大家都说，他是真正的人民作家。
谨以此文，纪念人民作家赵树理诞辰百年。
初练“创作大众文艺的本事”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行列，成为牺盟会的一名特派员，深入到阳城县山区，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很快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不久，他奉命担任烽火剧团团长，亲自改编出上党梆子历史剧《韩玉娘》和《邺宫图》，带领团员们四处演出，鼓励群众与侵略者斗争的信心。后来，上级领导根据赵树理的特长，调他去做报纸副刊编辑，先后编过《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中国人》。他非常投入地编这些副刊，形式以快板、鼓词、民谣、小故事为主，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广大普通群众，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这也是他后来多年坚持写作通俗化、大众化作品的起因之一。这些副刊的稿件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编写，把以往读书积累的知识全派上了用场。他结合时事政治编写成形式活泼、短小精悍的大众化读物。功夫不负苦心人。赵树理付出了劳动，收获也颇丰。这几个副刊都曾赢得过众多读者。当时赵树理的领导人杨献珍到了７０年代末期在回忆《山地》时这样说：
其时，赵树理负责办《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他多才多艺，精通上党梆子，各种曲艺形式的节目，他都能编、能导、能演。他以种种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用地地道道的群众语言，去反映当时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把《山地》副刊办得生动活泼，通俗红火。每逢《黄河日报》（路东版）发到各县，贴到城门洞，往来行人抢着看《山地》，交通常常为之堵塞。我也是从《山地》副刊上，加深了对赵树理创作大众文艺的本事的了解。
赵树理编《中国人》报时，把编好的稿件送去印刷，工人们一面印一面读；他则在一旁边抽烟边听大家阅读，听到工友们有念着不顺当的词语，当即修改，直到通畅为止。同事们曾写过一首打油诗：
《中国人》报，
《中国人》报，
一个编辑姓赵；
他编，他写，他校；
别看报纸小，
作用可得了；
写篇小鼓词，
快板句句妙；
小评论，小报道，
大半作品老赵包。
对这首诗，赵树理倒认为说得很中肯，也符合实际情况。有人叫好，他不得意；有人不屑一顾，他不计较，按自己的路子往下走。
用健康的文化思想教育群众
１９４１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日子，太行抗日根据地山西黎城县的五六百名“离卦道”教徒，拿着木棍、火枪、大刀之类的武器，高喊“打倒共产党！”“消灭八路军！”的口号，突然包围了黎城县抗日政府机关。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地方民兵闻讯后，迅速出击，反包围了教徒，击毙了几名领头人物，众教徒群龙无首，才放下武器解散了。
黎城“离卦道”暴乱，震惊了驻在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总司令朱德非常重视这件事，指出：在军事上，我们的武器比敌人差，但我们却打了胜仗；在文化战线上，我们掌握着真理，但敌人倒占了上风。我们的文化战士应当运用武器，也打胜仗。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会同中共晋冀鲁豫边区党委，根据总司令的指示，认真讨论，认为出现“离卦道”暴乱事件，关键是对广大群众的文化宣传不得力，必须要在这方面下大力气，用健康向上的文化思想教育群众，但首先是要扭转宣传文化工作人员的认识。
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６日到１９日，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联合在河北省涉县曲园村召开了文化人座谈会。所属各单位的文化人、从事宣传文化领导工作的干部，总共４００多人参加了座谈会，是抗战以来这个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门讨论文化问题的会议，人们称为“文化战士大聚会”。以写通俗文艺作品小有名气的赵树理，是会议确定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做了认真的发言准备。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出席了大会，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希望文化工作者要认真总结“离卦道暴乱事件”的教训，树立为广大群众服务的观点，用健康的文艺作品教育群众，让群众了解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和军队，积极投身到抗战中。
开幕式之后是分组讨论。身穿家做棉袄、打着裹腿、戴一顶旧毡帽的赵树理感觉有必要谈谈自己的看法，在乱哄哄的气氛中站了起来，大声说：“我来说几句。”
会场上认识他的人没几个，多数人只知道有个编《中国人》小报的通俗文艺家赵树理，没见过他的面，于是小声询问：“这是谁？怎么像个老农民？”
认识他的人介绍：“他就是搞通俗文艺的赵树理。”
“啊，他人也挺通俗的，像他编的《中国人》报！”
赵树理没有在意大家的窃窃议论，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本黄连纸封面的小册子来，说：“我先给大家介绍一本‘真正的华北文化’《太阳经》。”他朝大家晃了晃，接着翻开书本高声念起来：“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搭救世人免祸灾……”
会场上的人们哄堂大笑，有人叫道：“这不是封建迷信吗？你念它是什么意思？”“这也是你的通俗文艺作品？”
赵树理扫了会场一眼，又拿出几本来让大家看：“这一本叫《老母家书》，这一本叫《麻衣神相》，还有《洞房归山》。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后的文艺创作，形式上应当向这些书学习，因为老百姓对它们是熟悉的。关键是我们要有新鲜的进步的内容，这种形式最适合工农的要求。我建议，我们应当成立一个‘通俗文艺社’，更多地写一些给老百姓看的东西。”说到这里，他把那几本书举起来，提高声调说：“这种小册子数量很多，像敌人的＇挺身队＇一样沿着太行山爬上来，毒害着我们的人民，我们应当起而应战，打垮它，消灭它，夺取它的阵地！”
赵树理的发言引起了激烈争论，有赞成的，也有不同意见。他再一次站起来阐述自己的看法：“我搞通俗文艺，还没想过伟大不伟大，我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因为，群众再落后，总是大多数；离开大多数就没有抗战的胜利，文艺也就没有对象了。”
《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问世
赵树理的通俗化、大众化观点还是不被一些从大城市来的文化人认同，说他是庸俗化。但是，赵树理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仍然坚持走这条路。不久，他发起成立了边区“通俗化研究会”，就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同时，他也在创作中实践通俗化、大众化。１９４３年５月，他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是确立赵树理在中国文坛上重要地位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小二黑结婚》的素材是赵树理１９４３年初到辽县（今山西左权）下乡时获得的。当时他住在抗日县政府所在村里。一天，房东家来了个亲戚，愁眉苦脸，满腹心事。善于跟群众接近的赵树理与这位老乡拉呱起来，才知道老乡是到县上来告状的，说是自己的侄儿岳冬至被几个村干部打死了。赵树理问因为什么，老乡说出了经过——原来，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与本村的一位漂亮姑娘智英祥谈恋爱，但他们的家长却都不同意。岳冬至的父亲为了省钱，给他收了一个九岁的童养媳；智英祥的母亲贪图钱财，得了贵重礼物后将她许给一个富商。同时，几个村干部也看上智英祥。智英祥不听从母亲的决定，也拒绝了村干部的追求，一心与岳冬至好。于是，村干部怀恨在心，设计圈套将岳冬至打死。赵树理非常同情这位老乡，帮他到县政府有关部门立案，并跟随调查人员到岳冬至村里了解情况。最终案件告破，坏人得到惩处。
赵树理从这个事件中看出农村封建思想的严重性与基层村干部的低素质问题，感觉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作品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取自岳冬至和智英祥，但故事结局不是悲剧，而是自由恋爱取得了胜利，成为大团圆。这样写，既宣传了破除迷信、婚姻自主的思想，也符合人们的阅读心理愿望。另两个重要人物二诸葛和三仙姑，是赵树理在多年生活积累中对人物观察形成的形象，用来做小二黑的父亲和小芹的母亲，增强了故事性、喜剧性和典型性。
然而，这篇作品的问世却是有过一些波折的。当时，赵树理写完并修改好后，便交给了他的领导、中共北方局调查研究室负责人杨献珍。杨献珍读后感觉很好，并让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和彭德怀看。两人都认为是好作品，可以出版。但是，书稿付印却受到耽搁。杨献珍便去找彭德怀，向他说明情况。彭德怀听后，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以示支持。这个题词由彭德怀亲自交给了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由他转交太行新华书店，小说才得以出版。彭德怀热情的题词，就印在《小二黑结婚》一书的扉页上。小说在１０月份出版后，受到太行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仅在太行区就发行达三四万册。当时太行山各村庄很流行秧歌剧，许多村子的群众自动地把《小二黑结婚》改编成秧歌剧，自演自唱，可见群众之喜爱了。
《小二黑结婚》引起的强烈反响，带给赵树理许多荣誉，但他并没有满足，又思考写作新的作品。那时，根据地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减租减息，这是触动农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边区政府对此项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实际落实却非常复杂。土地所有者从个人利益出发，当然不愿意减租减息；农民由于多年的传统观念束缚，对减租减息持怀疑态度，害怕政策不能长久；各级抗日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有一些出身于城市的同志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工作不细致，使得减租减息不能正常开展……赵树理感觉这是个大问题，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他根据自己下乡时获得的素材，写出了《李有才板话》。
《李有才板话》发行后，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不比《小二黑结婚》差。山东、东北、香港等地的出版机构纷纷重印；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配发多篇评论文章。赵树理的知名度更高了，原来对他坚持通俗化文艺道路有偏见的一些文化界人士，在现实面前不能不改变看法，承认赵树理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创作确实是一条路子。
一位美国记者眼中的赵树理
赵树理接下去又创作出了《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催粮差》《福贵》等小说，他凭着自己的实绩，在中国文坛打出了一片天地，声誉与日俱增。一位叫做杰克•贝尔登的美国记者去晋冀鲁豫边区采访时，明显感觉到赵树理是解放区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名气最大的人物，于是，提出要访问赵树理，边区有关方面满足了他的要求。贝尔登跟赵树理见面是在１９４７年春节前夕。那天，大雪纷飞，赵树理像平常一样穿着棉袄、戴着毡帽，这装束不禁让贝尔登颇感意外。好在他并没有在乎这些，热情地与赵树理攀谈，气氛很快就融洽了。赵树理用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给贝尔登讲述了自己４０多年的人生旅程、从事文学创作的前前后后以及对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看法。
贝尔登没想到赵树理的经历那么坎坷，做人那么诚实，因此大受感动，到后来两人竟像老朋友一样交谈。他问赵树理：你的作品印过很多版，发行量非常大，稿费收入一定可观吧？如果在美国，你会成为富翁的。可我看你的衣服像贫穷农民，面色营养不良，估计生活并不怎么好。你能谈谈这个情况吗？
赵树理回答：我的书出过多少版，我也不知道，反正哪儿也出。至于版税、稿费，我没有得过，也不去讨要。我是不谈稿费的。
贝尔登很吃惊地问：用你们共产党的观点对照，这不是剥削你了吗？
赵树理说：这不算剥削，因为我的工作岗位就是用笔写作。谈到我的生活，比以前要好多了。除了写作，我还做编辑，大家共同劳动，分享果实。出版社每天发给我一斤半小米、半斤菜，还给我一些医药费，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每年领一套棉服，领一套单衣。抗战前，我只有一条薄被子、几件单衣，所以我总是受冻。过去我从没有烤过火，现在我有炭烧。出版社还供我女儿上学。我老婆能种菜，每个星期还能做一双鞋。她用五百块钱买做鞋的材料，做成鞋可卖得两千块钱。这种生产在抗日前是搞不成的，因为日本的便宜货把我们挤掉了。我现在简直没有什么负担，可以更自由地从事写作。
听了赵树理的这一席话，贝尔登似懂非懂。这样的作家大概是他走了大半个世界所见到的最特殊的一个。
为农民忧心如焚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随工作单位——华北新华书店《新大众》报社进了北京。古都北京文化氛围浓厚，各路人才聚集，让赵树理这个从太行山里来的农民大作家，既感到新奇，又有些不适应。他特意穿上了一身干部服，摘掉多年爱戴的毡帽。可是，他说话时浓重的晋东南口音，他待人处事的方式，却无法脱去乡村味。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文人圈的清谈阔论，让他常常产生困惑。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他作为政协会议的代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一侧的观礼台。之后，他多方奔走，在中国文联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周扬、李伯钊等人支持下，成立起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担任主席，主持了好多活动，吸收了一大批人员，京剧名家梅兰芳、马连良、荀慧生和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等都入了这个会。他创办了通俗化杂志《说说唱唱》，专门发表大众化作品，发现和培养出陈登科等一批青年作者。到了１９５１年初，中宣部领导为了让赵树理集中精力读书写作，调他到中宣部文艺处，摆脱了大量杂务；他先读了一段时期书，不久便离京回山西深入生活，写出了名噪一时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后来把工作关系调到中国作协，成为专业作家。
在生活方面，赵树理有了固定的收入，工资待遇都不低，买了房子，接来了家属。按说，他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况且，他已经颠簸了几十年，也应当享受相对安逸的生活了。可他骨子里流着的农民血液，让他无法忘记农民。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生活。从１９４９年进京，到１９６５年举家迁回山西，１６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如鱼得水般愉快。他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操心庄稼收成好坏，研究农业政策的实施，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农民政策有误，农民利益受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记着的仍然是农民过着艰苦日子。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没有几位像赵树理这样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这样期盼农民过上好日子的。
１９５８年冬天，赵树理挂职担任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在县里的几天中，赵树理对“大跃进”的一些做法和数字、口号产生了怀疑，觉得有些虚夸。于是，他决定尽快到乡下亲眼看看实际情况。他先去了自己的老家尉迟村（此时沁水已经跟阳城合并），看到的是大办集体食堂，全村人吃一锅饭的“景象”。村支书跟赵树理说：“起先我们也不想办，觉着众口难调，一家几口还不同口味呢，这六七十户吃一锅饭能行？可上边说我们是思想保守，说办成集体食堂人们才能一心一意搞大跃进，说这叫‘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我们看着顶不住了，这才办起来。”通过几天的调查了解和亲身体验，赵树理明显感觉到这集体食堂实在不是长远之计，肯定会带来无穷后患。
随后，赵树理又去了附近一个土高炉炼钢铁的“先进”村。村干部陪他去看一个工地，场面真是够热闹的：地上放着一大堆从各家各户收来的铁锅、铁盆、铁茶壶、钉子、铁门栓、火炉子之类，是准备炼铁的原料；一座用砖和土坯砌起来的土高炉内，炉火正熊熊燃烧。赵树理走到原料堆旁，弯腰翻拣了几下，问村干部：“这都是原料？”村干部得意地回答：“对，就是用它们炼铁呢！”赵树理心疼地说：“这里头还有好好的犁铧、鏊子、铁锅、火炉嘛，以后用起来咋办？”村干部回答道：“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啦，这些锅、火炉都是一家一户的，吃食堂不用它们。犁铧更没用了，以后都是机械化种地！”赵树理有些哭笑不得：“这还不知道是啥时候才能实现的事呢！”正说着，土高炉要出铁了。只见几个人忙乎了一阵，打开出铁口，一股铁水流泄出来。过了一会儿，温度逐渐降低，铁水凝固成一块一块的灰东西。等完全冷却，赵树理过去拿起一块来，反复看了看，对村干部说：“这就算炼成铁了？”村干部说：“是啊！是啊！”赵树理接着问：“这东西能做啥用？”村干部自豪地回答：“上边说过，用处大着呢：造火车、造飞机、造大机器，还要造人造卫星呢！”赵树理大声说：“这纯粹是一堆废物，啥也不能做！”他的心越抽越紧，不停地思考着一个问题：难道这就是“大跃进”？
离开土高炉炼铁工地，赵树理又走了几个公社和大队，情况与这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公社和大队干部专心在数字报表上做文章，可以比实际数字提高几倍甚至几十倍。有的村为了让上级检查团“亲眼见”粮食“卫星”，竟把几十亩地的庄稼运到几亩地上，说成是这几亩地的产量。而检查团的人也信以为真，又是表扬又是推广，又是登报又是广播。这种把戏却糊弄不了赵树理，他对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了如指掌，只能痛心地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你虚报产量，到头来吃什么？”
春节前夕，阳城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制订出１９５９年一个个不切合实际的生产指标。赵树理再也坐不住了，在大会上几次打断正在作报告的一位副书记的话，对生产指标提出质疑，不赞成虚假做法。那位副书记根本不接受他的意见，并指责他是“老右倾、绊脚石”。尽管他力陈己见，却改变不了会议主题，县委也由此对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县委书记怕他在以后的会上再发表不同意见，搞得县委难堪，婉转地劝他回老家尉迟村住一段时间。他明白县委的意思，说：“我这人就这脾气，有话爱当面说。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县委的决定，就回尉迟吧。”在尉迟住了些日子，心里又焦急又烦闷，正好收到中国文联的电报，要他回京开会，便离开了阳城。
赵树理回到北京，还是忧心忡忡，整天想着农村那一幕幕浮夸情景，担心农业生产会恶化。在参加各种会议时，在跟朋友交谈中，总讲自己在乡下见到的浮夸现象，讲基层干部头脑发热、乱指挥生产的现状。有朋友劝他：“老赵，还是少说些吧，省得惹出麻烦来。”他却不以为然，说：“我是担心农业生产垮掉，到时受苦的是老百姓。”他不光嘴上讲，并且凭着一位作家的良知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心胸，写出了一万多字的长文《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发表了对农村工作的看法，主要观点与党中央刚刚在庐山会议期间批判的彭德怀的“万言书”基本相似。有点“不识时务”的赵树理，明知这是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还要寄给当时《红旗》杂志的负责人陈伯达。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期望能引起中央决策层的注意，尽快改变农村工作方针。
陈伯达收到赵树理的文章，如获至宝，马上把文章作为反面材料，转给中国作协党组。中国作协不敢怠慢，很快展开了对赵树理的批判，锋芒颇为激烈。一些名气很大的作家上纲上线指责赵树理，说他与彭德怀一唱一和。赵树理面对压力，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只是以沉默对抗。后来的事实证明，赵树理是正确的。
在时下一些作家看来，那时的赵树理活得实在是沉重，没有一点潇洒风度。你一个作家只管写你的小说就够了，当什么农民的代言人，管什么农业生产该如何领导，而且还要写成文章，往人家枪口上撞，累不累呀！的确，赵树理时刻想着农村，想着农民，想着农民的利益。按常理，这些事情应当由各级政府官员去想、去做，不是他一个作家必须想的，他却想得那么投入、那么执着，并且要奔走呼号。可以说，这就是赵树理的性格特征。正是这种性格铸就了赵树理崇高的人格，也是他能够写出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让人难忘的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获得重要地位的重要原因。
６０年代初，赵树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写跟风之作，创作了《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等作品，呼唤实干作风。“文革”开始后赵树理受到错误批判，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３日含冤而死。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中央为其平反昭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赵树理的创作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不少作品成为传世之作，不少文学观念成为研究课题；同时，他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人生悲剧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历史的、现实的思考。但愿文坛不断产生《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式的优秀作品，但愿文坛不再发生赵树理式的人生悲剧。
(责编肖黎)
１９０６年９月，赵树理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一个农民家庭，在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他具有出色的文学天赋，一生情系农民；他丰富的文学实践植根于深厚的黄土地；他执著于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并创作出一部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塑造出众多家喻户晓、呼之欲出的农民典型。
赵树理生前，人们对他的文学创作之路褒贬不一；他逝世后的这几十年中，人们却深深地怀念他，感动于他把文学才华奉献给农民，景仰他不傲世不媚俗、热爱农民并为之奔走呼号的崇高品格。大家都说，他是真正的人民作家。
谨以此文，纪念人民作家赵树理诞辰百年。
初练“创作大众文艺的本事”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行列，成为牺盟会的一名特派员，深入到阳城县山区，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很快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不久，他奉命担任烽火剧团团长，亲自改编出上党梆子历史剧《韩玉娘》和《邺宫图》，带领团员们四处演出，鼓励群众与侵略者斗争的信心。后来，上级领导根据赵树理的特长，调他去做报纸副刊编辑，先后编过《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中国人》。他非常投入地编这些副刊，形式以快板、鼓词、民谣、小故事为主，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广大普通群众，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这也是他后来多年坚持写作通俗化、大众化作品的起因之一。这些副刊的稿件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编写，把以往读书积累的知识全派上了用场。他结合时事政治编写成形式活泼、短小精悍的大众化读物。功夫不负苦心人。赵树理付出了劳动，收获也颇丰。这几个副刊都曾赢得过众多读者。当时赵树理的领导人杨献珍到了７０年代末期在回忆《山地》时这样说：
其时，赵树理负责办《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他多才多艺，精通上党梆子，各种曲艺形式的节目，他都能编、能导、能演。他以种种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用地地道道的群众语言，去反映当时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把《山地》副刊办得生动活泼，通俗红火。每逢《黄河日报》（路东版）发到各县，贴到城门洞，往来行人抢着看《山地》，交通常常为之堵塞。我也是从《山地》副刊上，加深了对赵树理创作大众文艺的本事的了解。
赵树理编《中国人》报时，把编好的稿件送去印刷，工人们一面印一面读；他则在一旁边抽烟边听大家阅读，听到工友们有念着不顺当的词语，当即修改，直到通畅为止。同事们曾写过一首打油诗：
《中国人》报，
《中国人》报，
一个编辑姓赵；
他编，他写，他校；
别看报纸小，
作用可得了；
写篇小鼓词，
快板句句妙；
小评论，小报道，
大半作品老赵包。
对这首诗，赵树理倒认为说得很中肯，也符合实际情况。有人叫好，他不得意；有人不屑一顾，他不计较，按自己的路子往下走。
用健康的文化思想教育群众
１９４１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日子，太行抗日根据地山西黎城县的五六百名“离卦道”教徒，拿着木棍、火枪、大刀之类的武器，高喊“打倒共产党！”“消灭八路军！”的口号，突然包围了黎城县抗日政府机关。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地方民兵闻讯后，迅速出击，反包围了教徒，击毙了几名领头人物，众教徒群龙无首，才放下武器解散了。
黎城“离卦道”暴乱，震惊了驻在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总司令朱德非常重视这件事，指出：在军事上，我们的武器比敌人差，但我们却打了胜仗；在文化战线上，我们掌握着真理，但敌人倒占了上风。我们的文化战士应当运用武器，也打胜仗。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会同中共晋冀鲁豫边区党委，根据总司令的指示，认真讨论，认为出现“离卦道”暴乱事件，关键是对广大群众的文化宣传不得力，必须要在这方面下大力气，用健康向上的文化思想教育群众，但首先是要扭转宣传文化工作人员的认识。
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６日到１９日，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联合在河北省涉县曲园村召开了文化人座谈会。所属各单位的文化人、从事宣传文化领导工作的干部，总共４００多人参加了座谈会，是抗战以来这个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门讨论文化问题的会议，人们称为“文化战士大聚会”。以写通俗文艺作品小有名气的赵树理，是会议确定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做了认真的发言准备。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出席了大会，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希望文化工作者要认真总结“离卦道暴乱事件”的教训，树立为广大群众服务的观点，用健康的文艺作品教育群众，让群众了解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和军队，积极投身到抗战中。
开幕式之后是分组讨论。身穿家做棉袄、打着裹腿、戴一顶旧毡帽的赵树理感觉有必要谈谈自己的看法，在乱哄哄的气氛中站了起来，大声说：“我来说几句。”
会场上认识他的人没几个，多数人只知道有个编《中国人》小报的通俗文艺家赵树理，没见过他的面，于是小声询问：“这是谁？怎么像个老农民？”
认识他的人介绍：“他就是搞通俗文艺的赵树理。”
“啊，他人也挺通俗的，像他编的《中国人》报！”
赵树理没有在意大家的窃窃议论，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本黄连纸封面的小册子来，说：“我先给大家介绍一本‘真正的华北文化’《太阳经》。”他朝大家晃了晃，接着翻开书本高声念起来：“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搭救世人免祸灾……”
会场上的人们哄堂大笑，有人叫道：“这不是封建迷信吗？你念它是什么意思？”“这也是你的通俗文艺作品？”
赵树理扫了会场一眼，又拿出几本来让大家看：“这一本叫《老母家书》，这一本叫《麻衣神相》，还有《洞房归山》。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后的文艺创作，形式上应当向这些书学习，因为老百姓对它们是熟悉的。关键是我们要有新鲜的进步的内容，这种形式最适合工农的要求。我建议，我们应当成立一个‘通俗文艺社’，更多地写一些给老百姓看的东西。”说到这里，他把那几本书举起来，提高声调说：“这种小册子数量很多，像敌人的＇挺身队＇一样沿着太行山爬上来，毒害着我们的人民，我们应当起而应战，打垮它，消灭它，夺取它的阵地！”
赵树理的发言引起了激烈争论，有赞成的，也有不同意见。他再一次站起来阐述自己的看法：“我搞通俗文艺，还没想过伟大不伟大，我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因为，群众再落后，总是大多数；离开大多数就没有抗战的胜利，文艺也就没有对象了。”
《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问世
赵树理的通俗化、大众化观点还是不被一些从大城市来的文化人认同，说他是庸俗化。但是，赵树理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仍然坚持走这条路。不久，他发起成立了边区“通俗化研究会”，就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同时，他也在创作中实践通俗化、大众化。１９４３年５月，他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是确立赵树理在中国文坛上重要地位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小二黑结婚》的素材是赵树理１９４３年初到辽县（今山西左权）下乡时获得的。当时他住在抗日县政府所在村里。一天，房东家来了个亲戚，愁眉苦脸，满腹心事。善于跟群众接近的赵树理与这位老乡拉呱起来，才知道老乡是到县上来告状的，说是自己的侄儿岳冬至被几个村干部打死了。赵树理问因为什么，老乡说出了经过——原来，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与本村的一位漂亮姑娘智英祥谈恋爱，但他们的家长却都不同意。岳冬至的父亲为了省钱，给他收了一个九岁的童养媳；智英祥的母亲贪图钱财，得了贵重礼物后将她许给一个富商。同时，几个村干部也看上智英祥。智英祥不听从母亲的决定，也拒绝了村干部的追求，一心与岳冬至好。于是，村干部怀恨在心，设计圈套将岳冬至打死。赵树理非常同情这位老乡，帮他到县政府有关部门立案，并跟随调查人员到岳冬至村里了解情况。最终案件告破，坏人得到惩处。
赵树理从这个事件中看出农村封建思想的严重性与基层村干部的低素质问题，感觉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作品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取自岳冬至和智英祥，但故事结局不是悲剧，而是自由恋爱取得了胜利，成为大团圆。这样写，既宣传了破除迷信、婚姻自主的思想，也符合人们的阅读心理愿望。另两个重要人物二诸葛和三仙姑，是赵树理在多年生活积累中对人物观察形成的形象，用来做小二黑的父亲和小芹的母亲，增强了故事性、喜剧性和典型性。
然而，这篇作品的问世却是有过一些波折的。当时，赵树理写完并修改好后，便交给了他的领导、中共北方局调查研究室负责人杨献珍。杨献珍读后感觉很好，并让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和彭德怀看。两人都认为是好作品，可以出版。但是，书稿付印却受到耽搁。杨献珍便去找彭德怀，向他说明情况。彭德怀听后，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以示支持。这个题词由彭德怀亲自交给了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由他转交太行新华书店，小说才得以出版。彭德怀热情的题词，就印在《小二黑结婚》一书的扉页上。小说在１０月份出版后，受到太行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仅在太行区就发行达三四万册。当时太行山各村庄很流行秧歌剧，许多村子的群众自动地把《小二黑结婚》改编成秧歌剧，自演自唱，可见群众之喜爱了。
《小二黑结婚》引起的强烈反响，带给赵树理许多荣誉，但他并没有满足，又思考写作新的作品。那时，根据地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减租减息，这是触动农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边区政府对此项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实际落实却非常复杂。土地所有者从个人利益出发，当然不愿意减租减息；农民由于多年的传统观念束缚，对减租减息持怀疑态度，害怕政策不能长久；各级抗日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有一些出身于城市的同志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工作不细致，使得减租减息不能正常开展……赵树理感觉这是个大问题，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他根据自己下乡时获得的素材，写出了《李有才板话》。
《李有才板话》发行后，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不比《小二黑结婚》差。山东、东北、香港等地的出版机构纷纷重印；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配发多篇评论文章。赵树理的知名度更高了，原来对他坚持通俗化文艺道路有偏见的一些文化界人士，在现实面前不能不改变看法，承认赵树理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创作确实是一条路子。
一位美国记者眼中的赵树理
赵树理接下去又创作出了《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催粮差》《福贵》等小说，他凭着自己的实绩，在中国文坛打出了一片天地，声誉与日俱增。一位叫做杰克•贝尔登的美国记者去晋冀鲁豫边区采访时，明显感觉到赵树理是解放区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名气最大的人物，于是，提出要访问赵树理，边区有关方面满足了他的要求。贝尔登跟赵树理见面是在１９４７年春节前夕。那天，大雪纷飞，赵树理像平常一样穿着棉袄、戴着毡帽，这装束不禁让贝尔登颇感意外。好在他并没有在乎这些，热情地与赵树理攀谈，气氛很快就融洽了。赵树理用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给贝尔登讲述了自己４０多年的人生旅程、从事文学创作的前前后后以及对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看法。
贝尔登没想到赵树理的经历那么坎坷，做人那么诚实，因此大受感动，到后来两人竟像老朋友一样交谈。他问赵树理：你的作品印过很多版，发行量非常大，稿费收入一定可观吧？如果在美国，你会成为富翁的。可我看你的衣服像贫穷农民，面色营养不良，估计生活并不怎么好。你能谈谈这个情况吗？
赵树理回答：我的书出过多少版，我也不知道，反正哪儿也出。至于版税、稿费，我没有得过，也不去讨要。我是不谈稿费的。
贝尔登很吃惊地问：用你们共产党的观点对照，这不是剥削你了吗？
赵树理说：这不算剥削，因为我的工作岗位就是用笔写作。谈到我的生活，比以前要好多了。除了写作，我还做编辑，大家共同劳动，分享果实。出版社每天发给我一斤半小米、半斤菜，还给我一些医药费，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每年领一套棉服，领一套单衣。抗战前，我只有一条薄被子、几件单衣，所以我总是受冻。过去我从没有烤过火，现在我有炭烧。出版社还供我女儿上学。我老婆能种菜，每个星期还能做一双鞋。她用五百块钱买做鞋的材料，做成鞋可卖得两千块钱。这种生产在抗日前是搞不成的，因为日本的便宜货把我们挤掉了。我现在简直没有什么负担，可以更自由地从事写作。
听了赵树理的这一席话，贝尔登似懂非懂。这样的作家大概是他走了大半个世界所见到的最特殊的一个。
为农民忧心如焚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随工作单位——华北新华书店《新大众》报社进了北京。古都北京文化氛围浓厚，各路人才聚集，让赵树理这个从太行山里来的农民大作家，既感到新奇，又有些不适应。他特意穿上了一身干部服，摘掉多年爱戴的毡帽。可是，他说话时浓重的晋东南口音，他待人处事的方式，却无法脱去乡村味。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文人圈的清谈阔论，让他常常产生困惑。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他作为政协会议的代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一侧的观礼台。之后，他多方奔走，在中国文联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周扬、李伯钊等人支持下，成立起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担任主席，主持了好多活动，吸收了一大批人员，京剧名家梅兰芳、马连良、荀慧生和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等都入了这个会。他创办了通俗化杂志《说说唱唱》，专门发表大众化作品，发现和培养出陈登科等一批青年作者。到了１９５１年初，中宣部领导为了让赵树理集中精力读书写作，调他到中宣部文艺处，摆脱了大量杂务；他先读了一段时期书，不久便离京回山西深入生活，写出了名噪一时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后来把工作关系调到中国作协，成为专业作家。
在生活方面，赵树理有了固定的收入，工资待遇都不低，买了房子，接来了家属。按说，他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况且，他已经颠簸了几十年，也应当享受相对安逸的生活了。可他骨子里流着的农民血液，让他无法忘记农民。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生活。从１９４９年进京，到１９６５年举家迁回山西，１６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如鱼得水般愉快。他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操心庄稼收成好坏，研究农业政策的实施，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农民政策有误，农民利益受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记着的仍然是农民过着艰苦日子。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没有几位像赵树理这样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这样期盼农民过上好日子的。
１９５８年冬天，赵树理挂职担任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在县里的几天中，赵树理对“大跃进”的一些做法和数字、口号产生了怀疑，觉得有些虚夸。于是，他决定尽快到乡下亲眼看看实际情况。他先去了自己的老家尉迟村（此时沁水已经跟阳城合并），看到的是大办集体食堂，全村人吃一锅饭的“景象”。村支书跟赵树理说：“起先我们也不想办，觉着众口难调，一家几口还不同口味呢，这六七十户吃一锅饭能行？可上边说我们是思想保守，说办成集体食堂人们才能一心一意搞大跃进，说这叫‘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我们看着顶不住了，这才办起来。”通过几天的调查了解和亲身体验，赵树理明显感觉到这集体食堂实在不是长远之计，肯定会带来无穷后患。
随后，赵树理又去了附近一个土高炉炼钢铁的“先进”村。村干部陪他去看一个工地，场面真是够热闹的：地上放着一大堆从各家各户收来的铁锅、铁盆、铁茶壶、钉子、铁门栓、火炉子之类，是准备炼铁的原料；一座用砖和土坯砌起来的土高炉内，炉火正熊熊燃烧。赵树理走到原料堆旁，弯腰翻拣了几下，问村干部：“这都是原料？”村干部得意地回答：“对，就是用它们炼铁呢！”赵树理心疼地说：“这里头还有好好的犁铧、鏊子、铁锅、火炉嘛，以后用起来咋办？”村干部回答道：“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啦，这些锅、火炉都是一家一户的，吃食堂不用它们。犁铧更没用了，以后都是机械化种地！”赵树理有些哭笑不得：“这还不知道是啥时候才能实现的事呢！”正说着，土高炉要出铁了。只见几个人忙乎了一阵，打开出铁口，一股铁水流泄出来。过了一会儿，温度逐渐降低，铁水凝固成一块一块的灰东西。等完全冷却，赵树理过去拿起一块来，反复看了看，对村干部说：“这就算炼成铁了？”村干部说：“是啊！是啊！”赵树理接着问：“这东西能做啥用？”村干部自豪地回答：“上边说过，用处大着呢：造火车、造飞机、造大机器，还要造人造卫星呢！”赵树理大声说：“这纯粹是一堆废物，啥也不能做！”他的心越抽越紧，不停地思考着一个问题：难道这就是“大跃进”？
离开土高炉炼铁工地，赵树理又走了几个公社和大队，情况与这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公社和大队干部专心在数字报表上做文章，可以比实际数字提高几倍甚至几十倍。有的村为了让上级检查团“亲眼见”粮食“卫星”，竟把几十亩地的庄稼运到几亩地上，说成是这几亩地的产量。而检查团的人也信以为真，又是表扬又是推广，又是登报又是广播。这种把戏却糊弄不了赵树理，他对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了如指掌，只能痛心地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你虚报产量，到头来吃什么？”
春节前夕，阳城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制订出１９５９年一个个不切合实际的生产指标。赵树理再也坐不住了，在大会上几次打断正在作报告的一位副书记的话，对生产指标提出质疑，不赞成虚假做法。那位副书记根本不接受他的意见，并指责他是“老右倾、绊脚石”。尽管他力陈己见，却改变不了会议主题，县委也由此对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县委书记怕他在以后的会上再发表不同意见，搞得县委难堪，婉转地劝他回老家尉迟村住一段时间。他明白县委的意思，说：“我这人就这脾气，有话爱当面说。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县委的决定，就回尉迟吧。”在尉迟住了些日子，心里又焦急又烦闷，正好收到中国文联的电报，要他回京开会，便离开了阳城。
赵树理回到北京，还是忧心忡忡，整天想着农村那一幕幕浮夸情景，担心农业生产会恶化。在参加各种会议时，在跟朋友交谈中，总讲自己在乡下见到的浮夸现象，讲基层干部头脑发热、乱指挥生产的现状。有朋友劝他：“老赵，还是少说些吧，省得惹出麻烦来。”他却不以为然，说：“我是担心农业生产垮掉，到时受苦的是老百姓。”他不光嘴上讲，并且凭着一位作家的良知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心胸，写出了一万多字的长文《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发表了对农村工作的看法，主要观点与党中央刚刚在庐山会议期间批判的彭德怀的“万言书”基本相似。有点“不识时务”的赵树理，明知这是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还要寄给当时《红旗》杂志的负责人陈伯达。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期望能引起中央决策层的注意，尽快改变农村工作方针。
陈伯达收到赵树理的文章，如获至宝，马上把文章作为反面材料，转给中国作协党组。中国作协不敢怠慢，很快展开了对赵树理的批判，锋芒颇为激烈。一些名气很大的作家上纲上线指责赵树理，说他与彭德怀一唱一和。赵树理面对压力，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只是以沉默对抗。后来的事实证明，赵树理是正确的。
在时下一些作家看来，那时的赵树理活得实在是沉重，没有一点潇洒风度。你一个作家只管写你的小说就够了，当什么农民的代言人，管什么农业生产该如何领导，而且还要写成文章，往人家枪口上撞，累不累呀！的确，赵树理时刻想着农村，想着农民，想着农民的利益。按常理，这些事情应当由各级政府官员去想、去做，不是他一个作家必须想的，他却想得那么投入、那么执着，并且要奔走呼号。可以说，这就是赵树理的性格特征。正是这种性格铸就了赵树理崇高的人格，也是他能够写出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让人难忘的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获得重要地位的重要原因。
６０年代初，赵树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写跟风之作，创作了《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等作品，呼唤实干作风。“文革”开始后赵树理受到错误批判，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３日含冤而死。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中央为其平反昭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赵树理的创作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不少作品成为传世之作，不少文学观念成为研究课题；同时，他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人生悲剧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历史的、现实的思考。但愿文坛不断产生《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式的优秀作品，但愿文坛不再发生赵树理式的人生悲剧。
(责编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