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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急速发展期，“未备先老”或“慢备快老”是其核心问题
21世纪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继法国1865年首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陆续“老龄”。本世纪以来，大批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行列。
据统计，2010年全球人口老龄化国家和地区为76个，预计2050年将增至157个。中国无疑也面临着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3亿，占总人口的16.7%。
放眼全球，中国的“老龄化”挑战到底有多严峻？《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了知名人口和社会政策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
彭希哲用了三个“最”来描述中国的“老龄化”：“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社会中，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老年人口规模最大，面临的挑战最为艰巨。”
《瞭望东方周刊》：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老龄化”到底有多严重？
彭希哲：在全球老龄化的国家中，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老年人口规模最大，面临的挑战最为艰巨。
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要对以下问题特别关注，并进一步形成共识。
首先，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急速发展期，“未备先老”或“慢备快老”是其核心问题。
2015～2050年间，中国老年（60岁以上）人口总量将从2.2亿激增至4.3亿左右，之后的老龄化速度有所放缓，进入所谓“高位平台期”，至2100年老年人口比例仍将维持在30%左右的高水平。
在这一过程中，2015～2035年是老龄化增速最快、波动最大的时期，但也是未来社会抚养比相对较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时期，尤其2018～2021年还将出现暂时的“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同时弱化的现象，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和战术储备应在此期间完成。
从目前来看，影响这一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不是“未富先老”，而是“未备先老”或者说是“慢备快老”，现有制度安排对这些变化仍缺乏结构化和系统性的反应及适应。
其次，老年人口增加是影响未来抚养比上升的主导因素，生育政策调整虽必要但效果有限。
中国6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预计分别于2020～2025年和2030～2035年超过0～14岁少儿人口，且2030年之后老年人口自身结构的老化开始凸显，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重点将明显向老年人口倾斜，205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增加至现在水平的3倍以上。
虽然两孩政策的调整会带来近期少儿人数增加和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但现有调整至少要到2030年前后才会对老年抚养比产生有限影响，主导总抚养比上升的依然是老年人口增加和老年抚养比提高。生育政策调整不会改变老龄化的整体趋势。
第三，家庭模式变迁将增加未来养老制度安排的不确定性。
中国家庭户规模在不断缩减、家庭结构的不断简化、老年人居住模式出现结构转变、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在人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双重影响下家庭养老功能呈弱化趋势，家庭在未来养老制度安排中的作用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第四，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不断提升，形成新的“长寿风险”。
2010年，中国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60歲以上）的预期余寿分别为20.04岁和23.14岁，相比2000年均稳步提升。 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和预期寿命的稳步提高会给涉及老年人口的公共服务带来不断增长的压力，并可能由此形成所谓“长寿风险”问题，突出反映出社会保障系统建设和老年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滞后性，对相应的养老制度和政策项目的改革提出了紧迫要求。
《瞭望东方周刊》：“未备”而老，是否会对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带来一定的冲击？
彭希哲：挑战是多方面的，就社会保障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会对养老保障制度产生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在正式养老制度相对不健全的情况下发生的，尽快健全和完善多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养老体系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养老金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未来较长时期内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实现老有所养的难点所在。从全世界范围看，没有一套养老保险制度方案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在学习其他国家经验的同时需要寻找自己的制度方案。
其次，医疗保障制度也会受到影响。
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民众整体健康状况和疾病谱的变化。研究表明在医疗服务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医疗费用负担不断递增。而伴随着医学科学和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医疗费用将大幅度增长，人口老龄化将给医疗保险制度的持续稳健运行带来巨大挑战。由此尽快改变生物医学模式、花大力气推进新的公共卫生模式就显得格外紧迫。
第三，服务保障体系需要完善。
在“长寿不健康”的背景下，老年人口失能风险较高，会导致形成规模庞大的失能老年人群体。老年人口的长期照护问题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长期面临的难点和焦点问题。
当家庭不能提供完善的照料服务时，迫切需要建立社会化的长期照护体系，包括长期照护服务的供给和资金的筹措。
在应对老年人失能风险的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发展较为滞后，虽然已经开始试点长期照护保险，但建立正式的长期照护服务保障体系还需时日。
《瞭望东方周刊》：比中国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西方国家，有经验可以借鉴吗？
彭希哲：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世界各国都根据各自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传统等基本国情建立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项目。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有长期的历史也不断地改革，长期照护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为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了丰富的借鉴经验。同时，涉老制度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既具有一定的共同趋势，也表现出显著的个性特征，我们无法简单地模仿引用。
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家庭观念、人口经济大国等是我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时必须关注的特征。
比如，中国政府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通过制定和落实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具备选择和发展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老年福利和保障体制的有利条件。国有资产划转社保基金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这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
中国具有悠久的养老、孝老、敬老的历史文化传统，家庭在中国养老主体中始终是可依赖的中坚力量，传统文化使我们的养老资源和政策选择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多样和持久。
大国的区域差异与规模优势，也可以为中国解决老龄问题提供便利。
以户籍人口计算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呈现东高西低、城高乡低的特征。 但人口流动迁移和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将老龄化的压力通过人口流动传导至中西部地区。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均可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在国家层面收获“人口红利”。
因此，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必须有中国思考。
《瞭望东方周刊》：能否详细谈谈“中国特色”的老龄问题解决方案？
彭希哲：首先，应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
目前老年人口更多被视为社会负担而非重要的人力资源，老年人难以全面持久地参与社会发展并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有必要改变或弱化对人口老龄化的过度悲观态度。
延长老龄人口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尽可能充分地发掘利用老年人口中蕴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实现代际平等的重要途径。终生学习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就业政策和社会参与环境的改进都需要切实进入老龄政策的设计理念。
其次，“全生命周期”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视角。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观点，老龄只是个体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老龄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满足老年人口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全人群共同应对老龄社会面对的挑战是两个紧密相关的层面。
老龄社会的应对不是一种应急策略，必须考虑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而每个个人，也都可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为自己和家庭应对老年时期可能面临的经济和健康等风险早作准备。
第三，让制度发展适应人口变化。
在传统制度框架中应对老龄化，大多是通过干预人口发展（例如出生率等）让“人口变化适应制度发展”。事实上，人口年齡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必然影响现行的相关制度或政策效率。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于老年人或者老龄化本身，而更多源于现有的社会制度或政策体系不能满足老龄社会的发展需求，从而要求“制度发展适应人口变化”。传统的制度和政策操作的空间已越来越小，必须深化改革不断创新。
第四，将“整体性治理”模式植入公共管理和政策体系。
中国老龄化的长期进程是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基本同步的，也就是说“中国梦”的实现是以老龄化为时代背景的。老龄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由此形成一个超复杂的系统问题——所以对其干预绝不能仅仅是局部的、静态的政策调节或调整，需要转变思路、更新理念，从整体的、动态的视角来重新思考战略布局。
第五，通过有效的家庭政策提升家庭发挥功能的能力。
养老问题是人口老龄化的核心命题之一。尽管政府和市场等将不可避免地承担越来越大的养老责任，但任何社会养老政策都无法完全取代家庭的价值与功能。
家庭伦理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关键在于政府及政策的有效引导与支持，需要通过有效的家庭政策（包括经济激励和道德引导）给予家庭必要的支持，以提升家庭发挥功能的能力。
第六，善用最后的“人口红利”，重视区域均衡。
中国尚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最后窗口期，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有助于城乡和地区解决劳动力供需矛盾和充分就业的问题，尽可能地延长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为最大程度地收获红利创造有利环境。
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在过去30多年中，发达国家借助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从中国的人口红利中获益巨大，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要认真思考，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从其他国家的人口红利中获益，实现双赢。
目前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大多在中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些地区的长期投入已逐渐产生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也将为此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总而言之，通过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满足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和社会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长期目标。
21世纪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继法国1865年首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陆续“老龄”。本世纪以来，大批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行列。
据统计，2010年全球人口老龄化国家和地区为76个，预计2050年将增至157个。中国无疑也面临着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3亿，占总人口的16.7%。
放眼全球，中国的“老龄化”挑战到底有多严峻？《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了知名人口和社会政策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
彭希哲用了三个“最”来描述中国的“老龄化”：“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社会中，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老年人口规模最大，面临的挑战最为艰巨。”
“未备先老”是核心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老龄化”到底有多严重？
彭希哲：在全球老龄化的国家中，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老年人口规模最大，面临的挑战最为艰巨。
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要对以下问题特别关注，并进一步形成共识。
首先，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急速发展期，“未备先老”或“慢备快老”是其核心问题。
2015～2050年间，中国老年（60岁以上）人口总量将从2.2亿激增至4.3亿左右，之后的老龄化速度有所放缓，进入所谓“高位平台期”，至2100年老年人口比例仍将维持在30%左右的高水平。
在这一过程中，2015～2035年是老龄化增速最快、波动最大的时期，但也是未来社会抚养比相对较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时期，尤其2018～2021年还将出现暂时的“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同时弱化的现象，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和战术储备应在此期间完成。
从目前来看，影响这一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不是“未富先老”，而是“未备先老”或者说是“慢备快老”，现有制度安排对这些变化仍缺乏结构化和系统性的反应及适应。
其次，老年人口增加是影响未来抚养比上升的主导因素，生育政策调整虽必要但效果有限。
中国6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预计分别于2020～2025年和2030～2035年超过0～14岁少儿人口，且2030年之后老年人口自身结构的老化开始凸显，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重点将明显向老年人口倾斜，205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增加至现在水平的3倍以上。
虽然两孩政策的调整会带来近期少儿人数增加和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但现有调整至少要到2030年前后才会对老年抚养比产生有限影响，主导总抚养比上升的依然是老年人口增加和老年抚养比提高。生育政策调整不会改变老龄化的整体趋势。
第三，家庭模式变迁将增加未来养老制度安排的不确定性。
中国家庭户规模在不断缩减、家庭结构的不断简化、老年人居住模式出现结构转变、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在人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双重影响下家庭养老功能呈弱化趋势，家庭在未来养老制度安排中的作用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第四，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不断提升，形成新的“长寿风险”。
2010年，中国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60歲以上）的预期余寿分别为20.04岁和23.14岁，相比2000年均稳步提升。 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和预期寿命的稳步提高会给涉及老年人口的公共服务带来不断增长的压力，并可能由此形成所谓“长寿风险”问题，突出反映出社会保障系统建设和老年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滞后性，对相应的养老制度和政策项目的改革提出了紧迫要求。
社会保障面临多方面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未备”而老，是否会对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带来一定的冲击？
彭希哲：挑战是多方面的，就社会保障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会对养老保障制度产生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在正式养老制度相对不健全的情况下发生的，尽快健全和完善多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养老体系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养老金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未来较长时期内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实现老有所养的难点所在。从全世界范围看，没有一套养老保险制度方案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在学习其他国家经验的同时需要寻找自己的制度方案。
其次，医疗保障制度也会受到影响。
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民众整体健康状况和疾病谱的变化。研究表明在医疗服务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医疗费用负担不断递增。而伴随着医学科学和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医疗费用将大幅度增长，人口老龄化将给医疗保险制度的持续稳健运行带来巨大挑战。由此尽快改变生物医学模式、花大力气推进新的公共卫生模式就显得格外紧迫。
第三，服务保障体系需要完善。
在“长寿不健康”的背景下，老年人口失能风险较高，会导致形成规模庞大的失能老年人群体。老年人口的长期照护问题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长期面临的难点和焦点问题。
当家庭不能提供完善的照料服务时，迫切需要建立社会化的长期照护体系，包括长期照护服务的供给和资金的筹措。
在应对老年人失能风险的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发展较为滞后，虽然已经开始试点长期照护保险，但建立正式的长期照护服务保障体系还需时日。
应对老龄化须有“中国思考”
《瞭望东方周刊》：比中国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西方国家，有经验可以借鉴吗？
彭希哲：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世界各国都根据各自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传统等基本国情建立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项目。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有长期的历史也不断地改革，长期照护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为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了丰富的借鉴经验。同时，涉老制度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既具有一定的共同趋势，也表现出显著的个性特征，我们无法简单地模仿引用。
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家庭观念、人口经济大国等是我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时必须关注的特征。
比如，中国政府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通过制定和落实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具备选择和发展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老年福利和保障体制的有利条件。国有资产划转社保基金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这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
中国具有悠久的养老、孝老、敬老的历史文化传统，家庭在中国养老主体中始终是可依赖的中坚力量，传统文化使我们的养老资源和政策选择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多样和持久。
大国的区域差异与规模优势，也可以为中国解决老龄问题提供便利。
以户籍人口计算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呈现东高西低、城高乡低的特征。 但人口流动迁移和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将老龄化的压力通过人口流动传导至中西部地区。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均可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在国家层面收获“人口红利”。
因此，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必须有中国思考。
“中国特色”解决方案
《瞭望东方周刊》：能否详细谈谈“中国特色”的老龄问题解决方案？
彭希哲：首先，应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
目前老年人口更多被视为社会负担而非重要的人力资源，老年人难以全面持久地参与社会发展并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有必要改变或弱化对人口老龄化的过度悲观态度。
延长老龄人口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尽可能充分地发掘利用老年人口中蕴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实现代际平等的重要途径。终生学习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就业政策和社会参与环境的改进都需要切实进入老龄政策的设计理念。
其次，“全生命周期”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视角。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观点，老龄只是个体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老龄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满足老年人口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全人群共同应对老龄社会面对的挑战是两个紧密相关的层面。
老龄社会的应对不是一种应急策略，必须考虑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而每个个人，也都可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为自己和家庭应对老年时期可能面临的经济和健康等风险早作准备。
第三，让制度发展适应人口变化。
在传统制度框架中应对老龄化，大多是通过干预人口发展（例如出生率等）让“人口变化适应制度发展”。事实上，人口年齡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必然影响现行的相关制度或政策效率。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于老年人或者老龄化本身，而更多源于现有的社会制度或政策体系不能满足老龄社会的发展需求，从而要求“制度发展适应人口变化”。传统的制度和政策操作的空间已越来越小，必须深化改革不断创新。
第四，将“整体性治理”模式植入公共管理和政策体系。
中国老龄化的长期进程是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基本同步的，也就是说“中国梦”的实现是以老龄化为时代背景的。老龄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由此形成一个超复杂的系统问题——所以对其干预绝不能仅仅是局部的、静态的政策调节或调整，需要转变思路、更新理念，从整体的、动态的视角来重新思考战略布局。
第五，通过有效的家庭政策提升家庭发挥功能的能力。
养老问题是人口老龄化的核心命题之一。尽管政府和市场等将不可避免地承担越来越大的养老责任，但任何社会养老政策都无法完全取代家庭的价值与功能。
家庭伦理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关键在于政府及政策的有效引导与支持，需要通过有效的家庭政策（包括经济激励和道德引导）给予家庭必要的支持，以提升家庭发挥功能的能力。
第六，善用最后的“人口红利”，重视区域均衡。
中国尚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最后窗口期，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有助于城乡和地区解决劳动力供需矛盾和充分就业的问题，尽可能地延长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为最大程度地收获红利创造有利环境。
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在过去30多年中，发达国家借助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从中国的人口红利中获益巨大，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要认真思考，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从其他国家的人口红利中获益，实现双赢。
目前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大多在中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些地区的长期投入已逐渐产生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也将为此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总而言之，通过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满足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和社会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长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