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公司2006年首次提出ESG概念，将包括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因素进行统一考虑。此后，ESG投资理念逐步成熟，已成为主流的投资管理方法。伴随ESG投资理念的推广，ESG评价体系也日趋专业和精细，已形成包括MSCI、汤姆森路透、富时罗素、标普等评级机构。以MSCI为例，其具有成熟的ESG评级体系和丰富的全球市場研究经验，包括对A股上市公司的ESG研究。但是，就目前的实践情况看，这些国际主流评级机构针对中国市场的ESG评级结果，在具体应用上存在诸多问题。一些评级机构对具体评估方法和假设的基准披露不够透明，评估过程的标准化程度不够，不同评级机构对同一家公司产生不同的评级结果。这是因为，各评级公司采取不同的评级数据和评级方法。另外，由于评级机构获取的数据和信息多依赖于企业提供，一些评级机构还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影响了评级机构的独立性，是导致评级结果产生偏差的重要原因。
　　我国资本市场相较成熟市场时间较短，经济结构也处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直接对标海外成熟市场的ESG评价体系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例如在环保方面，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对绿色企业的界定标准存在不同，西方国家对化石能源完全排斥，但我国的能源供给结构决定了煤炭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如果火电企业能够严格执行排放标准，妥善进行燃废处理，安全高效规范经营，那么在ESG评价方面也应得到正面结果。还有社会责任方面，“人权”、“社区影响”等境外普遍使用的指标，在我国并不适用。国内公司披露的精准扶贫信息，境外也是没有的。此外，由于国情不同，对于某一相同指标，我国进行ESG评价的指标权重也可能与境外不同。
　　因此，我国应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特点，构建适合本国市场的ESG评价体系，笔者建议如下：
　　首先，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应积极引导，完善我国ESG整体制度框架，推动企业全面开展ESG信息披露工作。ESG评价体系涉及信息披露、绩效评级和投资指导三个方面，目前除香港联交所出台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指引》外，我国尚未针对ESG信息披露出台法律法规和指引文件，2018年中国证监会修订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只是确立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应提升对ESG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尽快制定相关制度和完善监管措施，推动建立我国ESG整体制度框架。从国际趋势看，目前虽然ESG相关信息的披露以企业自愿为主，但已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开始采取半自愿半强制的原则，要求企业“不遵守就解释”，或要求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如高污染、高风险企业、市值达到一定规模的上市公司）披露完整的ESG信息，我国也应逐步提高披露要求，从企业自愿披露为主，向自愿和强制结合过渡，直至强制全面披露。
　　其次，以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协会为主导，推进ESG数据库建设。成熟的ESG评价体系必须有充实的数据作为支撑，基础数据越丰富，评价结果越真实可信。建议以证交所或上市公司协会为主导，推进ESG数据库建设。一方面，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和报送制度，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整合、打通、统一现有各信息系统，通过数据挖掘、分析研究和风险预警功能拓展数据使用维度，建立并完善ESG数据库。
　　最后，在具体评价指标构建方面，应根据我国国情，界定ESG的具体涵义，并区分综合和分类评价。我们要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定性描述ESG各项指标的内涵，同时结合国情，兼顾科学性和现阶段数据的可得性，设计评价指标体系。除综合评价外，还应进行分行业评价和E、S、G三个分类指标的评价。从监管机构的角度来看，综合评价具有普遍意义，而对投资机构而言，分行业或单独E、S、G的评价结果对指导投资更有帮助。因此，ESG评价体系在关注企业ESG综合评价的同时，应同时关注分类指标的表现，便于使用者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