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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弹艺人过去称听众为衣食父母，这是从谋生的角度说的。从艺术的角度讲，听众是审美的主体，评弹是其审美的对象。评弹没有了听众，便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听众对评弹艺术的形成、存在和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必要性和重要件。
一般说，评弹编演人员是艺术的创造者，听众是艺术的欣赏者。然而，评弹直接面对听众的现场演出，使听众同时成为演出的支持者和评论者，更是其艺术创造的参与者及合作者。
说是欣赏者，这是较易理解的。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视听艺术，有人把演出对受众的功能归结为：“感官的享受，情感的宣泄，心灵的净化，知识的丰富，情绪的愉悦。”可以说是作了基本的概括。有的老听客称之为“人生一乐”，他们把听评弹作为了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为生活带来乐趣的一部分。
在评弹界流传着不少听客听书入迷的逸事传闻。有人坐在水缸盖上听书，不慎翻落缸里，半身浸湿，仍不愿为了换衣服而离开，坚持听到结束。有人家里孩子来喊，说是有要事，要他回去，他却说，不能因为家事，误了我正在听的国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上海评弹团每上演新排的中篇，排队买票的人绕场数匝，有时竟要通宵排队。在江南水乡，每有响档开书，附近河浜中鳞次栉比地停满了船只，其热闹拥挤犹如庙会、节场。
这些热情听众，既为了听故事情节，更是为了欣赏艺术。人物、情节和书中的关子、悬念，只有通过优美艺术的表演，才能吸引人。当其以内容美，融合于艺术美之中时，才给听众更大的欣赏乐趣。对此，评弹听众是明确的。他们难得称是去听某某说部书，而总是称去听某某演员（比如，他们一般不说去听《玉蜻蜓》，而是说去听蒋月泉）。我曾对一位名家先生打趣说，人家不是来听你的书而是来听你的。人家也不是来听你的，而是来听你的艺术的。他沉思了一下，点头称是。
演员是艺术的载体。听众赏悦艺术，同时也萌发了对演员的喜爱与钦佩。在听众中产生了书迷，也同时产生了演员迷。
在对艺术的审美中，也包含着对善恶的评骘，真伪的辨别。真与善是和艺术的美相辅相成的，听众要求看艺术中的真与善。听众欣赏艺术，也要求新鲜、新意、新奇。演员中流传着“勤复必漂”的艺谚，就是说，缺乏新鲜感的重复演出是要为听众所厌弃的。但新是要以艺术的提高和发展为前提的，听众认的主要还是艺术。提倡编说现代题材，这是领导层为求开拓评弹书目的题材、发展评弹艺术的表现力所作的考虑。对听众来说，现代题材又具有较好的艺术的书目，固然欢迎；现代题材而窳劣粗浅，那就不如艺术性高的其他题材的书目了。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高层中的江浙人士，思念家乡，收罗大陆编演的评弹节目的录音去聆听。即使是表现革命题材的，只要是艺术上乘的，照样欢迎。而“文革”期间，编演的样板化评弹，由于违反并破坏了评弹艺术，被听众斥为“评歌评戏”，而受到唾弃。连热爱评弹的陈云同志“一九七五年，到了上海……在收音机里听到评弹，已改得不成其为评弹了，很扫兴”。（见《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第84页）。所以扫兴，就因为在审美活动中，引起听众的兴趣的主要是艺术。
听众的兴趣是各有偏爱，各有侧重的。犹如对于饮食，各有各的口味。对说噱弹唱，其爱好也常人人不同。对于书目和艺人的风格，更是各有所好。还有的偏爱传统，有的侧重新编，有的崇尚典雅，有的喜欢通俗。真如俗语说的“百货中百客”。而且听众的兴趣随着年龄、经历等变化是会转化的。并且有人趣味宽广，有人就相对褊狭。正是由于众多的听客有着众多的审美趣味，才护育出多种艺术手段、多种艺术风格的齐放和共荣。宽广的趣味点燃起炽烈的喜爱艺术的热情。可是，褊狭的口味凝结为偏爱，能使听众对一门艺术、一位演员，其艺术风格爱得执著，爱得专一，爱得风魔。所谓书迷，演员迷，都是狂热的爱好者。这种狂热是催发艺术繁荣的动力。
另一方面，由于听众的文化素养、生活体验和审美经验的不同，我们不得不承认，听众是有着不同的欣赏水平的。借用围棋的术语，可以说听众可以分成许多“段位”。初听评弹者，对其中的一些方言俚语以及程式化表现手法，还不很熟悉，有的边听还要边揣摩。而资深的老听客熟谙了评弹的艺术特性，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对名家响档的精彩演出听得多了，见闻既广，其欣赏水平也就高了。对那些资深的听客，内行称为“老耳朵”。过去，旧式书场，在前排正中设置一长形方桌，称“状元台”，一般成了资深听客的固定专座，以示书场和演员对一些老听客的尊重。这些听客的欣赏标准较高，偏重于技艺的赏析和理念的鉴识，但往往好挑剔，难满足，反应也较冷。与状元台上的听客不同的，有一些听客是“听站书”的，或称听“戤壁书”——由于悄然伫立在墙脚边，也被谑称为“听英烈（阴立）”。这是一些买不到或买不起书筹、书票的听客，但往往是听众中听得更入神、更着迷、更热情的一群。不同层面、不同段位的听众，所获得的审美感受和愉快是各有千秋的。资深的听客，深谙评弹美学的三昧，自能识深鉴奥，审美的感受既多，兴味更浓。但是那些初入门的，和听“戤壁书”的，常能热忱投入，酣然动情，陶然忘机，进入深沉感受的境界。
当然，听众也是有其情趣高下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上海这样的都市里，书场中就出现过以艺人色相为吹捧追逐目标的听客，这是十里洋场的一种畸形现象。那些在艺术欣赏中掺杂了淫色、情爱等目的的，只能说是听客中的另类，已不属于正常听众的范畴了。
一般听众对评弹的欣赏是要求有充分自由的。也可以说评弹听众醉心于这门艺术，多少也是中意于欣赏时所享受的自由。他们不但能自由地选择演员，还能自由选择进场和退场的时间。当演员表演的书情书艺不能吸引或满足听客时，他们可以随意抽签退场。在几档演员同场合作时，听众可以在愿意听的档子上台时进场，或者在不想听的档子上台时，到休息室及场外抽烟闲谈。以前的年终会书，就有着尊重听客自由的习俗。听客可以凑足了书筹款，要演员“翻牌子”连说一段，也可以叫“绞手巾”、“倒面汤”，催演员下台。
“接冷嘴”也是过去听众听书时的一种自由，实在便是听众的直接反应和评论。据说以前有演员说书中忘了交代如厕后盖上马桶，下面听客便喊“臭得啦”。再有一位演员上台自谦说，自己书艺不如名家响档，列位听名家如吃山珍海味，听我的书只能算吃“鹪鸪菜”。“鹧鸪菜”是当时一种儿童吃的驱蛔虫药。由于其比喻不当，台下便有人接冷嘴道：“当伲小孩童吗？” 上述的一些习俗，令人看来未免缺乏对演员艺术劳动的尊重。然而，这里多少强调着文娱活动以及艺术欣赏所需的一种自由意识，同时，也构成了评弹演出中演员之间的竞争体制。这对过去评弹艺人的奋斗提高，也是具有一定促进作用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评弹团受国外剧团来沪演出的影响，曾在演出中篇时，推行幕间入场的制度，听众很难接受，最后只得放弃。听众只服从艺术欣赏所需的约束，当他们为艺术所感染、兴味盎然时，他们自会屏气凝神，注目侧耳，悄然无声的。
旧式书场，大抵与茶馆合营。听评弹都能饮茶。有的还能吃零食点心。建国后一段时间，书场里也还保留着这种习惯。后来，零食点心取消了，而吃茶仍一直保留着。这些也是听众喜欢的一种自由。这也正是艺人与听众共同达成的默契。饮茶、吃零食没有大的声响，非但不妨碍视觉听觉的审美乐趣，而口舌的快意，还有助于增加其视听的愉悦。
听众是艺术的欣赏者，同时也是评判者。上面提到的“状元台”上的老听客，往往就是一些资深的评论家，他们为艺人所尊重和敬畏。在缺乏传媒舆论的社会中，听众的“口碑”议论，常具有权威性的影响。这种评论有时是即兴的直接的。那就是艺人常说的当场“扳错头”。在《苏州》杂志一篇关于评弹的随笔中讲到，“一位年轻先生”说书时有许多“话搭头”，小落回时收到台下递上来的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是一把西瓜子和五香豆，并附打油诗一首：“多少‘奈末’、‘老实讲’，好像念经老和尚，瓜子豆粒代记数，请你自己数清爽。”这也可说是一种“扳错头”吧。
作为评判者的听众，在听书过程中，对演出的感情上的共鸣和理性的评骘是互相交织的。作为评论者，他们鉴裁着书中人物和伦理道德的是非曲直，判断着说书人的逻辑理念和观点，同时也品评着演员技艺的优劣高下。这一切或在现场，或在散场以后，通过多种渠道反馈给演员。正是这种群众性的评论、口碑成为推动评弹艺术不断提高的一股小小的力量。
听众除了是艺术的欣赏者和品评、鉴定者外，也还是艺术创造的合作者和参与者。不作人物化妆、以本色直面听众的评弹演出，能在直接交流中，为听众参与其艺术创造提供很好的条件。在演出中，演员根据听众的情绪反应及时地感受到他们的情感态度，领会到他们的审美理想，进而激扬起演员的创作热情，使其灵感活跃，激情喷薄，于是他们表现的形象更为丰满，语言更为生动，并有不少神来之笔，即兴发挥，华彩唱段，连珠妙语。评弹演员有一条重要经验，凡是新编书目，一定要先到听众中去演出，业内或称为“磨刀”，认为多次演出，才能够“出包浆”。这就说明其艺术创造需要听众的合作和参与。
戏剧，有以写出脚本为一度创造，经过排练为二度创造，而于演出中接受观众的交流、反馈为三度创造的。评弹可以说每次演出都具有三度创造的性质。所以人们说评弹是活的艺术，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艺术创造的完成。而这创造只有在听众的合作下才共同完成。
在评弹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其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包括其程式化的表现）可以说也是在听众的合作和支持下，逐步发展创造的。在听众的积极的审美过程中，存在着感知、想象、联想、情感体验、理性思考等多种心理活动，而想象往往是在诸种心理的协同作用中，较具关键性的。
美学家们在将艺术根据审美特性作分类时，虽然只把文学，由于其作为审美手段的词语“只是观念的符号”，而定为“想象艺术”，其实，对于任何艺术的审美来说，想象这一心理活动都是不可或缺的。正是由于有了听众基于其生活体验和审美经验所发挥的想象力的合作，不作人物化妆，也无舞台装置的评弹表演，通过演员所作的程式化、虚拟性的手面动作、道白以及口技等，使生动的场景和人物呈现于听众之前。
对于其艺术创造，听众的参与和合作还不仅是在于其表演的范围，也是进入于其文学脚本的领域的。评弹书目中有着许多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正是演员在演出、揣度和根据广大听众强烈的情绪反应，在与听众的直接交流反馈中，领会其审美取向，逐步创作刻画而成的。在这些受到听众喜闻乐见的人物身上，正灌注了融会了演员与听众共同的爱憎、理想和兴趣。评弹中许多浓墨重彩、性格突出的典型人物，不能不说都是大众体验、共同提炼的成果。
此外，评弹演员轻装简箧，“背包囊，走官塘”，其食宿一般都在与茶馆合营的书场里。早晨与听众在茶馆内饮茶相叙，下台后，还在宿舍里接待听客，切磋书艺。即使在城市里，演员也有利用落回、休息与听众接触交谈的习惯。于是，热心听客对书目内容和书艺总会有所评点，有所建议。听客来自四面八方，从事多种职业，有的文化修养较高，有的见多识广。听书之后，各抒所见，以补演员的不足。许多书目中的巧对、谜语、诗词以及柬帖、诉状、药方等，常能得到专业人士的润饰、补充，甚至代拟。杨振雄初说《长生殿》时，名演员俞振飞、名票徐凌云都是座上常客。散场之后，杨振雄虚心求教，获益良多。这些都可说是听众对艺术创造的支持和参与。
听众中还有不少人由热爱而成为艺术资料（史料）的收藏者、研究者，更有的学习弹唱说表，成为票友。若以“段位”论，当然，这是属于段位较高的。我曾遇到过不少人，收藏有某一名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所演唱的同一书目的音像资料，并能道出其演唱上每次的变易、改动和发展。其研究的细致，鉴赏的精深，竟有超越于演员本人的。“文革”期间，评弹艺术受到摧残，传统书目、书艺均被禁锢，演员频遭迫害，远离演出，到“文革”结束，有的演员已步入垂暮之年，原先熟谙的书目、技艺，由于心存余悸，生疏而淡忘。这时，一些老听客和票友，却能提供线索与启发，帮助他们找还遗忘的语句、篇什和感觉，重新记起那些艺术手法。这或可说是“礼失而求诸野”吧，是资深的老听客在记忆里储藏和保存了珍贵的艺术财富。
由于评弹长篇逐日演出，听众大抵成为书场的“坐庄听客”，每日相叙，互相结识。其中有的建立了深交，成为挚友。据说，还有的异性听客，在听书时产生了爱情，结为伉俪。也有的，在书场交流信息，成了合作伙伴。书场中集结起了特殊的听众社会，将其凝聚到一起的正是有着引人入胜的魅力的评弹艺术。
一般说，评弹编演人员是艺术的创造者，听众是艺术的欣赏者。然而，评弹直接面对听众的现场演出，使听众同时成为演出的支持者和评论者，更是其艺术创造的参与者及合作者。
说是欣赏者，这是较易理解的。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视听艺术，有人把演出对受众的功能归结为：“感官的享受，情感的宣泄，心灵的净化，知识的丰富，情绪的愉悦。”可以说是作了基本的概括。有的老听客称之为“人生一乐”，他们把听评弹作为了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为生活带来乐趣的一部分。
在评弹界流传着不少听客听书入迷的逸事传闻。有人坐在水缸盖上听书，不慎翻落缸里，半身浸湿，仍不愿为了换衣服而离开，坚持听到结束。有人家里孩子来喊，说是有要事，要他回去，他却说，不能因为家事，误了我正在听的国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上海评弹团每上演新排的中篇，排队买票的人绕场数匝，有时竟要通宵排队。在江南水乡，每有响档开书，附近河浜中鳞次栉比地停满了船只，其热闹拥挤犹如庙会、节场。
这些热情听众，既为了听故事情节，更是为了欣赏艺术。人物、情节和书中的关子、悬念，只有通过优美艺术的表演，才能吸引人。当其以内容美，融合于艺术美之中时，才给听众更大的欣赏乐趣。对此，评弹听众是明确的。他们难得称是去听某某说部书，而总是称去听某某演员（比如，他们一般不说去听《玉蜻蜓》，而是说去听蒋月泉）。我曾对一位名家先生打趣说，人家不是来听你的书而是来听你的。人家也不是来听你的，而是来听你的艺术的。他沉思了一下，点头称是。
演员是艺术的载体。听众赏悦艺术，同时也萌发了对演员的喜爱与钦佩。在听众中产生了书迷，也同时产生了演员迷。
在对艺术的审美中，也包含着对善恶的评骘，真伪的辨别。真与善是和艺术的美相辅相成的，听众要求看艺术中的真与善。听众欣赏艺术，也要求新鲜、新意、新奇。演员中流传着“勤复必漂”的艺谚，就是说，缺乏新鲜感的重复演出是要为听众所厌弃的。但新是要以艺术的提高和发展为前提的，听众认的主要还是艺术。提倡编说现代题材，这是领导层为求开拓评弹书目的题材、发展评弹艺术的表现力所作的考虑。对听众来说，现代题材又具有较好的艺术的书目，固然欢迎；现代题材而窳劣粗浅，那就不如艺术性高的其他题材的书目了。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高层中的江浙人士，思念家乡，收罗大陆编演的评弹节目的录音去聆听。即使是表现革命题材的，只要是艺术上乘的，照样欢迎。而“文革”期间，编演的样板化评弹，由于违反并破坏了评弹艺术，被听众斥为“评歌评戏”，而受到唾弃。连热爱评弹的陈云同志“一九七五年，到了上海……在收音机里听到评弹，已改得不成其为评弹了，很扫兴”。（见《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第84页）。所以扫兴，就因为在审美活动中，引起听众的兴趣的主要是艺术。
听众的兴趣是各有偏爱，各有侧重的。犹如对于饮食，各有各的口味。对说噱弹唱，其爱好也常人人不同。对于书目和艺人的风格，更是各有所好。还有的偏爱传统，有的侧重新编，有的崇尚典雅，有的喜欢通俗。真如俗语说的“百货中百客”。而且听众的兴趣随着年龄、经历等变化是会转化的。并且有人趣味宽广，有人就相对褊狭。正是由于众多的听客有着众多的审美趣味，才护育出多种艺术手段、多种艺术风格的齐放和共荣。宽广的趣味点燃起炽烈的喜爱艺术的热情。可是，褊狭的口味凝结为偏爱，能使听众对一门艺术、一位演员，其艺术风格爱得执著，爱得专一，爱得风魔。所谓书迷，演员迷，都是狂热的爱好者。这种狂热是催发艺术繁荣的动力。
另一方面，由于听众的文化素养、生活体验和审美经验的不同，我们不得不承认，听众是有着不同的欣赏水平的。借用围棋的术语，可以说听众可以分成许多“段位”。初听评弹者，对其中的一些方言俚语以及程式化表现手法，还不很熟悉，有的边听还要边揣摩。而资深的老听客熟谙了评弹的艺术特性，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对名家响档的精彩演出听得多了，见闻既广，其欣赏水平也就高了。对那些资深的听客，内行称为“老耳朵”。过去，旧式书场，在前排正中设置一长形方桌，称“状元台”，一般成了资深听客的固定专座，以示书场和演员对一些老听客的尊重。这些听客的欣赏标准较高，偏重于技艺的赏析和理念的鉴识，但往往好挑剔，难满足，反应也较冷。与状元台上的听客不同的，有一些听客是“听站书”的，或称听“戤壁书”——由于悄然伫立在墙脚边，也被谑称为“听英烈（阴立）”。这是一些买不到或买不起书筹、书票的听客，但往往是听众中听得更入神、更着迷、更热情的一群。不同层面、不同段位的听众，所获得的审美感受和愉快是各有千秋的。资深的听客，深谙评弹美学的三昧，自能识深鉴奥，审美的感受既多，兴味更浓。但是那些初入门的，和听“戤壁书”的，常能热忱投入，酣然动情，陶然忘机，进入深沉感受的境界。
当然，听众也是有其情趣高下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上海这样的都市里，书场中就出现过以艺人色相为吹捧追逐目标的听客，这是十里洋场的一种畸形现象。那些在艺术欣赏中掺杂了淫色、情爱等目的的，只能说是听客中的另类，已不属于正常听众的范畴了。
一般听众对评弹的欣赏是要求有充分自由的。也可以说评弹听众醉心于这门艺术，多少也是中意于欣赏时所享受的自由。他们不但能自由地选择演员，还能自由选择进场和退场的时间。当演员表演的书情书艺不能吸引或满足听客时，他们可以随意抽签退场。在几档演员同场合作时，听众可以在愿意听的档子上台时进场，或者在不想听的档子上台时，到休息室及场外抽烟闲谈。以前的年终会书，就有着尊重听客自由的习俗。听客可以凑足了书筹款，要演员“翻牌子”连说一段，也可以叫“绞手巾”、“倒面汤”，催演员下台。
“接冷嘴”也是过去听众听书时的一种自由，实在便是听众的直接反应和评论。据说以前有演员说书中忘了交代如厕后盖上马桶，下面听客便喊“臭得啦”。再有一位演员上台自谦说，自己书艺不如名家响档，列位听名家如吃山珍海味，听我的书只能算吃“鹪鸪菜”。“鹧鸪菜”是当时一种儿童吃的驱蛔虫药。由于其比喻不当，台下便有人接冷嘴道：“当伲小孩童吗？” 上述的一些习俗，令人看来未免缺乏对演员艺术劳动的尊重。然而，这里多少强调着文娱活动以及艺术欣赏所需的一种自由意识，同时，也构成了评弹演出中演员之间的竞争体制。这对过去评弹艺人的奋斗提高，也是具有一定促进作用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评弹团受国外剧团来沪演出的影响，曾在演出中篇时，推行幕间入场的制度，听众很难接受，最后只得放弃。听众只服从艺术欣赏所需的约束，当他们为艺术所感染、兴味盎然时，他们自会屏气凝神，注目侧耳，悄然无声的。
旧式书场，大抵与茶馆合营。听评弹都能饮茶。有的还能吃零食点心。建国后一段时间，书场里也还保留着这种习惯。后来，零食点心取消了，而吃茶仍一直保留着。这些也是听众喜欢的一种自由。这也正是艺人与听众共同达成的默契。饮茶、吃零食没有大的声响，非但不妨碍视觉听觉的审美乐趣，而口舌的快意，还有助于增加其视听的愉悦。
听众是艺术的欣赏者，同时也是评判者。上面提到的“状元台”上的老听客，往往就是一些资深的评论家，他们为艺人所尊重和敬畏。在缺乏传媒舆论的社会中，听众的“口碑”议论，常具有权威性的影响。这种评论有时是即兴的直接的。那就是艺人常说的当场“扳错头”。在《苏州》杂志一篇关于评弹的随笔中讲到，“一位年轻先生”说书时有许多“话搭头”，小落回时收到台下递上来的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是一把西瓜子和五香豆，并附打油诗一首：“多少‘奈末’、‘老实讲’，好像念经老和尚，瓜子豆粒代记数，请你自己数清爽。”这也可说是一种“扳错头”吧。
作为评判者的听众，在听书过程中，对演出的感情上的共鸣和理性的评骘是互相交织的。作为评论者，他们鉴裁着书中人物和伦理道德的是非曲直，判断着说书人的逻辑理念和观点，同时也品评着演员技艺的优劣高下。这一切或在现场，或在散场以后，通过多种渠道反馈给演员。正是这种群众性的评论、口碑成为推动评弹艺术不断提高的一股小小的力量。
听众除了是艺术的欣赏者和品评、鉴定者外，也还是艺术创造的合作者和参与者。不作人物化妆、以本色直面听众的评弹演出，能在直接交流中，为听众参与其艺术创造提供很好的条件。在演出中，演员根据听众的情绪反应及时地感受到他们的情感态度，领会到他们的审美理想，进而激扬起演员的创作热情，使其灵感活跃，激情喷薄，于是他们表现的形象更为丰满，语言更为生动，并有不少神来之笔，即兴发挥，华彩唱段，连珠妙语。评弹演员有一条重要经验，凡是新编书目，一定要先到听众中去演出，业内或称为“磨刀”，认为多次演出，才能够“出包浆”。这就说明其艺术创造需要听众的合作和参与。
戏剧，有以写出脚本为一度创造，经过排练为二度创造，而于演出中接受观众的交流、反馈为三度创造的。评弹可以说每次演出都具有三度创造的性质。所以人们说评弹是活的艺术，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艺术创造的完成。而这创造只有在听众的合作下才共同完成。
在评弹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其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包括其程式化的表现）可以说也是在听众的合作和支持下，逐步发展创造的。在听众的积极的审美过程中，存在着感知、想象、联想、情感体验、理性思考等多种心理活动，而想象往往是在诸种心理的协同作用中，较具关键性的。
美学家们在将艺术根据审美特性作分类时，虽然只把文学，由于其作为审美手段的词语“只是观念的符号”，而定为“想象艺术”，其实，对于任何艺术的审美来说，想象这一心理活动都是不可或缺的。正是由于有了听众基于其生活体验和审美经验所发挥的想象力的合作，不作人物化妆，也无舞台装置的评弹表演，通过演员所作的程式化、虚拟性的手面动作、道白以及口技等，使生动的场景和人物呈现于听众之前。
对于其艺术创造，听众的参与和合作还不仅是在于其表演的范围，也是进入于其文学脚本的领域的。评弹书目中有着许多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正是演员在演出、揣度和根据广大听众强烈的情绪反应，在与听众的直接交流反馈中，领会其审美取向，逐步创作刻画而成的。在这些受到听众喜闻乐见的人物身上，正灌注了融会了演员与听众共同的爱憎、理想和兴趣。评弹中许多浓墨重彩、性格突出的典型人物，不能不说都是大众体验、共同提炼的成果。
此外，评弹演员轻装简箧，“背包囊，走官塘”，其食宿一般都在与茶馆合营的书场里。早晨与听众在茶馆内饮茶相叙，下台后，还在宿舍里接待听客，切磋书艺。即使在城市里，演员也有利用落回、休息与听众接触交谈的习惯。于是，热心听客对书目内容和书艺总会有所评点，有所建议。听客来自四面八方，从事多种职业，有的文化修养较高，有的见多识广。听书之后，各抒所见，以补演员的不足。许多书目中的巧对、谜语、诗词以及柬帖、诉状、药方等，常能得到专业人士的润饰、补充，甚至代拟。杨振雄初说《长生殿》时，名演员俞振飞、名票徐凌云都是座上常客。散场之后，杨振雄虚心求教，获益良多。这些都可说是听众对艺术创造的支持和参与。
听众中还有不少人由热爱而成为艺术资料（史料）的收藏者、研究者，更有的学习弹唱说表，成为票友。若以“段位”论，当然，这是属于段位较高的。我曾遇到过不少人，收藏有某一名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所演唱的同一书目的音像资料，并能道出其演唱上每次的变易、改动和发展。其研究的细致，鉴赏的精深，竟有超越于演员本人的。“文革”期间，评弹艺术受到摧残，传统书目、书艺均被禁锢，演员频遭迫害，远离演出，到“文革”结束，有的演员已步入垂暮之年，原先熟谙的书目、技艺，由于心存余悸，生疏而淡忘。这时，一些老听客和票友，却能提供线索与启发，帮助他们找还遗忘的语句、篇什和感觉，重新记起那些艺术手法。这或可说是“礼失而求诸野”吧，是资深的老听客在记忆里储藏和保存了珍贵的艺术财富。
由于评弹长篇逐日演出，听众大抵成为书场的“坐庄听客”，每日相叙，互相结识。其中有的建立了深交，成为挚友。据说，还有的异性听客，在听书时产生了爱情，结为伉俪。也有的，在书场交流信息，成了合作伙伴。书场中集结起了特殊的听众社会，将其凝聚到一起的正是有着引人入胜的魅力的评弹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