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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明二姨家的老大昌哥患有艾滋病，但他比谁都热爱生活。只是没想到，昌哥因一场意外事故不幸离世，他的身后事引发了纷纷扰扰……
为叙述方便，本文以第一人称写成。
震惊：阳光表哥竟是艾滋病患者
我叫刘佳明，是80后，家在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个小县城。昌哥是我二姨家的老大，建哥是老二。二姨的家在我们邻乡的村庄。
2018年9月23日，上午9点多，建哥打电话要我速去市医院，说昌哥住院了。我去了才知道，早上7点多，昌哥干活从房顶上摔下来，有五六米高，当时是头朝下，落在水泥地面上。
昌哥先被送往镇医院，镇医院不敢接，才拉到市医院。我说怎么不直接拉市医院，建哥说当时是包工头送的。下午手术结束，医生说：“挺过48小时还有希望。”第二天凌晨，昌哥终究还是走了。
昌哥比我大15岁，以前每逢过年，我大姨、二姨、舅舅在姥爷家汇聚一堂。初五，我们会专门去二姨家，二姨说：“这是你昌哥的屋子。”
那时，阳光穿过摆满书的窗台，看着桌上那些大部头，我心中满是崇拜。
1996年，我转到了二姨父所在的初中，他是班主任。二姨父的字写得极好，二姨却说：“你昌哥的字还要好。”初一下半年，二姨父突发脑溢血，不到一年就走了。昌哥28岁，正处于四处打工的状态。当年他没考上大学，跟一个高中女同学结了婚。
还记得第一次去昌哥家，红砖盖的三间平房，窗明几净。两个大红灯笼挂在门口，屋内墙壁没粉刷，脚下还是土地，但干净整洁。木床边上的简易衣柜里，衣服不多。做饭还是那种煤球炉子，一台老旧电视机是仅有的电器。我很惊讶，昌哥家比我想象中还要清贫，但很有情调，很懂得生活的感觉。
2007年，已参加工作的我，正值休班。我在回家的街上，碰到了二姨。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随口告诉了我妈。我妈停了一会儿说：“你昌哥有艾滋病。”我愣住了，忙追问详情。原来，早在2001年，昌哥在矿上干活砸到了腿，去医院输血时查验出来的。
医院追问，昌哥回忆应该是90年代，他迫于生活压力卖过血，可能是在那时传染上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次受伤，昌哥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
艾滋病瞒不住，医院都要上报。很快，消息传到了村里，当年和昌哥一起卖过血的其中一个也确诊患上了。随后，村里为昌哥他俩办了低保。药物方面，国家全包了。这些年来，他的病情一直还算稳定。
我不敢相信昌哥会得这种病，以往在他家看到的充满生机的画面，丝毫不像是绝症之家。我竭力回忆种种细节，想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二姨的脸上从来不会有大喜大悲的表情;在他们家吃饭时，二姨曾说这是你昌哥专用的碗;这些年去二姨家走亲戚，昌哥从来不见我们，除非我们主动去他家。
这些年，虽然每次见到昌哥，他穿的都是很旧的衣服，也几乎都是打工干活的状态，但往日房间内洒满阳光的读书少年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忽然，我想到一个问题：昌哥家的女儿呢？我妈说查了，昌哥女儿没事，她出生得早。
之后的那年春节，我们去了昌哥家。二姨、昌哥、嫂子都在，我和昌哥若无其事地聊着天。中午包的饺子，我端起一大碗，吃得格外香。
后来，我們还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街上遇见了他们干活的一群人，我快步过去给昌哥递了一根烟，我说：“昌哥，你字写得好，春节可以卖对联呀！”他很高兴，说周边邻居家的对联都是他免费写的。
另一次，是在建哥的家电门市上。昌哥领着他的小儿子，给他买学习用品，神情透着愉悦和自豪。我一问，昌哥的儿子在初中班里是第一。
没想到，昌哥终究还是走了，不是死于让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而是意外。
谈判：“一个艾滋病人还想赔多少？”
事发当天，包工头在医院外面的一个宾馆，开了两间房暂时安顿家属。建哥给他认为所有能帮上忙的亲戚打电话，速来宾馆。
包工头其实是他们邻村的，平常大家都认识，这次的活是翻新厂子棚顶。用包工头的话说，找到昌哥，是看在昌哥的人不错，干活实在。
昌哥曾告诉嫂子，不是没有心塞、委屈过，也曾觉得活着没意义。可终究他还是抛舍不了家人，再难，也不能自个儿先垮掉。所以，我才看到了那个身患艾滋，但依然对生活抱有热望的昌哥。再者，这病虽根治无望，但还能靠药物维持下去。
姨夫从小正统的教育，善良的本性，使昌哥没有选择混吃等死，破罐子破摔。怎么养活家里？不给活干，昌哥就去四处求人。人家一天50块钱，他只要20块钱，只要能让他干。
干活的时候，所有人都离昌哥远远的，像看怪物一样看他，甚至有人看到他在，直接就不干走了。更有甚者，他去过的地方人们不去，他用过的东西过后都被扔了。吃饭的时候，工人们刚开始都不让他一起吃，连他洗手的地方人们都不敢去。后来昌哥自己捎碗筷，躲在角落里吃一口饭。随着医疗知识的普及，人们也知道了艾滋病没那么可怕。而昌哥踏实肯干的品质赢得了大家的认可，甚至产生由衷的敬佩。慢慢地，只要昌哥一开口，别人都愿意跟着他干。这些关于昌哥的诸多细节，都是在宾馆里的亲戚告诉我的。
屋里都是紧要的亲戚，舅家的几个表哥，嫂子那边的叔叔伯伯。建哥买了成条的烟，成件的矿泉水，男的只要来，先发一盒烟。不幸发生了，所有人都群情激愤，甚至昌哥曾经的病友打电话来，只要需要，他们随时可以过来十几个人。建哥说先不用。
快一点了还没吃午饭，有人说了一句：“怎么没人管饭了？”建哥立即给包工头打电话，十分钟后，大家出去吃饭了，伙食丰盛。头几天来的亲戚很多，这种事只要打了电话，大家一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
长辈们对这件事早有定性，这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是持久战，所有费用都是包工头出。包工头的态度很恭敬，生怕我们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在赔偿金额上，他们从最初的五万提到八万。 建哥全权代理交涉，自然不同意。包工头问建哥要多少，建哥不吐口，说你们给的太少了，根本就不是谈事情的态度。建哥不松口说具体数字，是一种自抬身价的策略。他还提到了那个厂子也有责任，包工头和工厂都脱不了干系，都得赔。
这个消息传达给他们后，工厂的回复是，活是承包给包工头干的，与厂子无关，如果执意要赔偿，出于人道主义，他们愿拿出两万。为了给厂方施压，我们提出去看现场。我们一共去了三辆车的人。厂子出事的第二天已放假，甚至垒了一堵墙直接把那片区域隔绝开。
包工头请来了村支书说和。在大家面前，村支书似乎是安抚并且晓以利害，他的态度是：一个艾滋病人还想赔多少？差不多就可以了。村支书走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支书肯定收了对方的好处。
在这个法制社会，一切终究是有依据的，建哥便找到律师咨询。目前，昌哥的大女儿已毕业工作，老二在上学，未满18岁。嫂子属于劳动力，我二姨还有建哥可以负担养老。按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只需负担至18岁即可，加上嫂子将来的养老，律师最后算出最多赔27万多。这个数字，远非建哥心中的目标。
这时，我们内部有个苗头冒了出来，一个年纪大的亲戚说：“九几年，我们村里的二柱子，煤矿出事，最后啥也没弄到。”没人说话。
隔了一天，一番争论后，包工头那一方有个人扭过头，鄙夷地自言自语：“差不多行了，算我们倒霉遇到这事，就他那情况，你们还想指望靠这发财？”建哥大怒：“你再说一遍试试！换做你亲哥试试！”说完，建哥上前几步就要伸手打他，众人拦住。
惦念：让自尊自爱的表哥入土为安
9月29日，包工头再没给宾馆续费，也别提吃饭了，更没人再露面。建哥只得让大家解散回家。
10月1日，国庆节放假，昌哥依然躺在水晶棺里。商量的结果是：没人出面就闹，先去乡政府闹，还不行就去市里。这次需要我二姨出面了，因为她是母亲，最有说服力。
10月5日晚，我到门市上看二姨。见我进来，二姨擦了一下眼睛，我妈在旁边坐着。二姨说：“没事，我能挺住。从他爹走，我的泪都已经哭干了。只是可怜你昌哥一辈子吃苦。当年那个同样得病的人，都死了快十年了。那个人就是心理压力太大走了。也算得你昌哥干活得力，他要不干活，估计也到不了现在。可是要不出这事，你昌哥说不定寿还长着呢！”
此后几天，我妈一直对二姨寸步不离。10月8日，国庆节后上班第一天，亲戚来的人并不多，十几个人，昌哥女儿捧着遗像走在最前面。進了乡政府大院，有个人向我们走来时，我才知道，其实乡里一直关注着事态发展。最后，乡里的一个副乡长出面负责昌哥这件事。
经过几番拉锯，10月11日，赔偿金额定在32万。包工头百分之八十，厂里百分之二十，三天内结清，丧葬费同等比例。当大家把昌哥从水晶棺抬出来送去火化时，我看到他的脸庞很干净。
两个月后，我听我妈说，昌哥生前竟然在镇上花17万买了一个门面房，准备留给儿子。当时怕取消低保，用建哥身份证办的，并且还有几万块钱在炒股。
我感到不可思议，问哪来的钱。妈说就是硬攒的，十几年硬攒的。平时钱都是昌哥管着，买门市房，除了建哥，连我嫂子和二姨都不知道。我算了算，昌哥干的都是建筑活，日工资也不算差。度过最初的艰难期后，活也是持续不断，除去必要的开支，日积月累攒出来这么多钱也不足为怪。
身患疾病，他向来不惧那些外在的偏见，活得清清爽爽，自尊自爱。他攒钱为家里、为孩子，一心一意地过好自己的余生，才是唯一目标。
2019年5月，昌哥女儿结婚，女婿是外地的。其实，当初还在宾馆为昌哥讨公道时，他已跑前跑后地帮忙了，很诚恳的一个人。他俩选择这个时候结婚，也是因为家里的顶梁柱倒了，需要一个主心骨。
那天，婚礼一切从简，甚至按风俗，连简单的唢呐都没请。两人就在那三间红砖平房前举行仪式，院子打扫得非常干净。跪拜父母时，披着洁白婚纱的昌哥女儿看着母亲旁边空空的椅子，瞬间泪流满面。
2020年春节，我们去二姨家拜年，在那栋几十年的老房子里，昌哥曾住过的那间屋子，阳光透过窗台，那张书桌还在。中午，二姨弄了一大桌子菜。大家围坐一起，昌哥的儿子也在，二姨不停给他夹菜，眼神里全是关切的宠爱。
我知道昌哥的儿子很争气，问他：“学习现在咋样？”他说：“高二快班，十几名吧。”我说：“985、211是你唯一的选择。”他回答说：“好。”
编辑/王茜
为叙述方便，本文以第一人称写成。
震惊：阳光表哥竟是艾滋病患者
我叫刘佳明，是80后，家在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个小县城。昌哥是我二姨家的老大，建哥是老二。二姨的家在我们邻乡的村庄。
2018年9月23日，上午9点多，建哥打电话要我速去市医院，说昌哥住院了。我去了才知道，早上7点多，昌哥干活从房顶上摔下来，有五六米高，当时是头朝下，落在水泥地面上。
昌哥先被送往镇医院，镇医院不敢接，才拉到市医院。我说怎么不直接拉市医院，建哥说当时是包工头送的。下午手术结束，医生说：“挺过48小时还有希望。”第二天凌晨，昌哥终究还是走了。
昌哥比我大15岁，以前每逢过年，我大姨、二姨、舅舅在姥爷家汇聚一堂。初五，我们会专门去二姨家，二姨说：“这是你昌哥的屋子。”
那时，阳光穿过摆满书的窗台，看着桌上那些大部头，我心中满是崇拜。
1996年，我转到了二姨父所在的初中，他是班主任。二姨父的字写得极好，二姨却说：“你昌哥的字还要好。”初一下半年，二姨父突发脑溢血，不到一年就走了。昌哥28岁，正处于四处打工的状态。当年他没考上大学，跟一个高中女同学结了婚。
还记得第一次去昌哥家，红砖盖的三间平房，窗明几净。两个大红灯笼挂在门口，屋内墙壁没粉刷，脚下还是土地，但干净整洁。木床边上的简易衣柜里，衣服不多。做饭还是那种煤球炉子，一台老旧电视机是仅有的电器。我很惊讶，昌哥家比我想象中还要清贫，但很有情调，很懂得生活的感觉。
2007年，已参加工作的我，正值休班。我在回家的街上，碰到了二姨。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随口告诉了我妈。我妈停了一会儿说：“你昌哥有艾滋病。”我愣住了，忙追问详情。原来，早在2001年，昌哥在矿上干活砸到了腿，去医院输血时查验出来的。
医院追问，昌哥回忆应该是90年代，他迫于生活压力卖过血，可能是在那时传染上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次受伤，昌哥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
艾滋病瞒不住，医院都要上报。很快，消息传到了村里，当年和昌哥一起卖过血的其中一个也确诊患上了。随后，村里为昌哥他俩办了低保。药物方面，国家全包了。这些年来，他的病情一直还算稳定。
我不敢相信昌哥会得这种病，以往在他家看到的充满生机的画面，丝毫不像是绝症之家。我竭力回忆种种细节，想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二姨的脸上从来不会有大喜大悲的表情;在他们家吃饭时，二姨曾说这是你昌哥专用的碗;这些年去二姨家走亲戚，昌哥从来不见我们，除非我们主动去他家。
这些年，虽然每次见到昌哥，他穿的都是很旧的衣服，也几乎都是打工干活的状态，但往日房间内洒满阳光的读书少年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忽然，我想到一个问题：昌哥家的女儿呢？我妈说查了，昌哥女儿没事，她出生得早。
之后的那年春节，我们去了昌哥家。二姨、昌哥、嫂子都在，我和昌哥若无其事地聊着天。中午包的饺子，我端起一大碗，吃得格外香。
后来，我們还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街上遇见了他们干活的一群人，我快步过去给昌哥递了一根烟，我说：“昌哥，你字写得好，春节可以卖对联呀！”他很高兴，说周边邻居家的对联都是他免费写的。
另一次，是在建哥的家电门市上。昌哥领着他的小儿子，给他买学习用品，神情透着愉悦和自豪。我一问，昌哥的儿子在初中班里是第一。
没想到，昌哥终究还是走了，不是死于让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而是意外。
谈判：“一个艾滋病人还想赔多少？”
事发当天，包工头在医院外面的一个宾馆，开了两间房暂时安顿家属。建哥给他认为所有能帮上忙的亲戚打电话，速来宾馆。
包工头其实是他们邻村的，平常大家都认识，这次的活是翻新厂子棚顶。用包工头的话说，找到昌哥，是看在昌哥的人不错，干活实在。
昌哥曾告诉嫂子，不是没有心塞、委屈过，也曾觉得活着没意义。可终究他还是抛舍不了家人，再难，也不能自个儿先垮掉。所以，我才看到了那个身患艾滋，但依然对生活抱有热望的昌哥。再者，这病虽根治无望，但还能靠药物维持下去。
姨夫从小正统的教育，善良的本性，使昌哥没有选择混吃等死，破罐子破摔。怎么养活家里？不给活干，昌哥就去四处求人。人家一天50块钱，他只要20块钱，只要能让他干。
干活的时候，所有人都离昌哥远远的，像看怪物一样看他，甚至有人看到他在，直接就不干走了。更有甚者，他去过的地方人们不去，他用过的东西过后都被扔了。吃饭的时候，工人们刚开始都不让他一起吃，连他洗手的地方人们都不敢去。后来昌哥自己捎碗筷，躲在角落里吃一口饭。随着医疗知识的普及，人们也知道了艾滋病没那么可怕。而昌哥踏实肯干的品质赢得了大家的认可，甚至产生由衷的敬佩。慢慢地，只要昌哥一开口，别人都愿意跟着他干。这些关于昌哥的诸多细节，都是在宾馆里的亲戚告诉我的。
屋里都是紧要的亲戚，舅家的几个表哥，嫂子那边的叔叔伯伯。建哥买了成条的烟，成件的矿泉水，男的只要来，先发一盒烟。不幸发生了，所有人都群情激愤，甚至昌哥曾经的病友打电话来，只要需要，他们随时可以过来十几个人。建哥说先不用。
快一点了还没吃午饭，有人说了一句：“怎么没人管饭了？”建哥立即给包工头打电话，十分钟后，大家出去吃饭了，伙食丰盛。头几天来的亲戚很多，这种事只要打了电话，大家一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
长辈们对这件事早有定性，这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是持久战，所有费用都是包工头出。包工头的态度很恭敬，生怕我们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在赔偿金额上，他们从最初的五万提到八万。 建哥全权代理交涉，自然不同意。包工头问建哥要多少，建哥不吐口，说你们给的太少了，根本就不是谈事情的态度。建哥不松口说具体数字，是一种自抬身价的策略。他还提到了那个厂子也有责任，包工头和工厂都脱不了干系，都得赔。
这个消息传达给他们后，工厂的回复是，活是承包给包工头干的，与厂子无关，如果执意要赔偿，出于人道主义，他们愿拿出两万。为了给厂方施压，我们提出去看现场。我们一共去了三辆车的人。厂子出事的第二天已放假，甚至垒了一堵墙直接把那片区域隔绝开。
包工头请来了村支书说和。在大家面前，村支书似乎是安抚并且晓以利害，他的态度是：一个艾滋病人还想赔多少？差不多就可以了。村支书走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支书肯定收了对方的好处。
在这个法制社会，一切终究是有依据的，建哥便找到律师咨询。目前，昌哥的大女儿已毕业工作，老二在上学，未满18岁。嫂子属于劳动力，我二姨还有建哥可以负担养老。按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只需负担至18岁即可，加上嫂子将来的养老，律师最后算出最多赔27万多。这个数字，远非建哥心中的目标。
这时，我们内部有个苗头冒了出来，一个年纪大的亲戚说：“九几年，我们村里的二柱子，煤矿出事，最后啥也没弄到。”没人说话。
隔了一天，一番争论后，包工头那一方有个人扭过头，鄙夷地自言自语：“差不多行了，算我们倒霉遇到这事，就他那情况，你们还想指望靠这发财？”建哥大怒：“你再说一遍试试！换做你亲哥试试！”说完，建哥上前几步就要伸手打他，众人拦住。
惦念：让自尊自爱的表哥入土为安
9月29日，包工头再没给宾馆续费，也别提吃饭了，更没人再露面。建哥只得让大家解散回家。
10月1日，国庆节放假，昌哥依然躺在水晶棺里。商量的结果是：没人出面就闹，先去乡政府闹，还不行就去市里。这次需要我二姨出面了，因为她是母亲，最有说服力。
10月5日晚，我到门市上看二姨。见我进来，二姨擦了一下眼睛，我妈在旁边坐着。二姨说：“没事，我能挺住。从他爹走，我的泪都已经哭干了。只是可怜你昌哥一辈子吃苦。当年那个同样得病的人，都死了快十年了。那个人就是心理压力太大走了。也算得你昌哥干活得力，他要不干活，估计也到不了现在。可是要不出这事，你昌哥说不定寿还长着呢！”
此后几天，我妈一直对二姨寸步不离。10月8日，国庆节后上班第一天，亲戚来的人并不多，十几个人，昌哥女儿捧着遗像走在最前面。進了乡政府大院，有个人向我们走来时，我才知道，其实乡里一直关注着事态发展。最后，乡里的一个副乡长出面负责昌哥这件事。
经过几番拉锯，10月11日，赔偿金额定在32万。包工头百分之八十，厂里百分之二十，三天内结清，丧葬费同等比例。当大家把昌哥从水晶棺抬出来送去火化时，我看到他的脸庞很干净。
两个月后，我听我妈说，昌哥生前竟然在镇上花17万买了一个门面房，准备留给儿子。当时怕取消低保，用建哥身份证办的，并且还有几万块钱在炒股。
我感到不可思议，问哪来的钱。妈说就是硬攒的，十几年硬攒的。平时钱都是昌哥管着，买门市房，除了建哥，连我嫂子和二姨都不知道。我算了算，昌哥干的都是建筑活，日工资也不算差。度过最初的艰难期后，活也是持续不断，除去必要的开支，日积月累攒出来这么多钱也不足为怪。
身患疾病，他向来不惧那些外在的偏见，活得清清爽爽，自尊自爱。他攒钱为家里、为孩子，一心一意地过好自己的余生，才是唯一目标。
2019年5月，昌哥女儿结婚，女婿是外地的。其实，当初还在宾馆为昌哥讨公道时，他已跑前跑后地帮忙了，很诚恳的一个人。他俩选择这个时候结婚，也是因为家里的顶梁柱倒了，需要一个主心骨。
那天，婚礼一切从简，甚至按风俗，连简单的唢呐都没请。两人就在那三间红砖平房前举行仪式，院子打扫得非常干净。跪拜父母时，披着洁白婚纱的昌哥女儿看着母亲旁边空空的椅子，瞬间泪流满面。
2020年春节，我们去二姨家拜年，在那栋几十年的老房子里，昌哥曾住过的那间屋子，阳光透过窗台，那张书桌还在。中午，二姨弄了一大桌子菜。大家围坐一起，昌哥的儿子也在，二姨不停给他夹菜，眼神里全是关切的宠爱。
我知道昌哥的儿子很争气，问他：“学习现在咋样？”他说：“高二快班，十几名吧。”我说：“985、211是你唯一的选择。”他回答说：“好。”
编辑/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