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冒烽烟振艺坛，笔走龙蛇灿大千。
　　馆兴桑梓梅竹挺，双清劲节垂万年。
　　我父亲罗公名忠烈，字文谟，号静盦，别号双清馆主;1902年（壬寅年）12月12日出生在荣县五宝镇涂家嘴（今属自贡市贡井区）医儒世家。受家乡“辛亥首义”民主革命思潮孕育、影响，他早年就远赴民主革命烽火的前沿上海求学，积极投身学运，任职学联常委兼宣传部主任，参与组织了反击日英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差点牺牲于帝国主义者的枪口下。这也从此给他留下爱国反帝的深深烙印。1925年，父亲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大师;返川后，历任成都美术专科学校、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南虹艺术专科学校等校教师，以及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还担任成都艺术社团“蜀艺社”社长，倡议并领衔组建了四川美术协会，任常务理事，主持协会日常工作。这期间，他广泛团结省内外各方面的艺术家，协力同心为发展大后方美术事业长期辛勤奋搏，促使大后方抗战文化艺术活动高潮迭起，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1]为推动美术事业蓬勃发展，1944年11月，他又联合一些同行创办了《新艺》美术月刊，由更生书局出版，自任发行人兼编委;另聘请谢无量、关山月、刘开渠、邓穆卿、梁又铭、陈觉玄、洪毅然、施孝长、周浒生、王白与、王希瑾等人组成编委会，王希瑾任主编;同时还聘请了朱光潜、宗白华、吴作人、徐悲鸿、张大千、郭沫若、叶圣陶、王云阶、伍蠡甫、傅抱石、万籁天、潘天寿、常书鸿、庞熏琹等人为特约撰述。该刊以美术论著为主，发表过《谈战时绘画》（梁又铭）、《中国人物画之起源及其演变》（陈觉玄）、《气韵论》（施孝长）、《研究原始艺术的特点》（罗致中）、《雕刻泛论》（朱培均）等重要文论。父亲和王希瑾等也常带头撰文发表。据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1911年—1949年中国美术期刊过眼录》称述：《新艺》是“抗战时期后方出版的一份重要美术期刊……对当时艺术界影响巨大，特别是为推动战时美术研究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四川美协理事、《新艺》月刊主编王希瑾也曾指出：“文谟先生从事美术工作有年，深知欲负引导中国社会之使命，非将全民之意识形态纳入正轨，不足以使当前社会生活取一贯之步骤，其见地甚高，而于艺术之效用亦宏也。”[2]
　　除奋力推进大后方抗战美术活动的蓬勃开展外，父亲也非常重视培养美术人才和扶植艺林后进的美术教育工作，努力为美术事业的发展壮大狠抓组织、队伍建设。1939年，他抓住全国各地艺术人才流亡四川的机遇，积极向省教育厅建议并竭力协助，创办了公立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即今四川音乐学院和四川美术学院的前身）。1940年，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吕凤子为在川东创办私立正则艺术学校，到成都举办画展筹募建校资金，他也为之奔走于上层人士之中劝募劝购，并带头动员美术界朋友共襄义举，慷慨解囊，终使正则艺校得以在璧山文凤桥建成。私立南虹艺专在成都建校时，他不仅助其筹集资金、物色校址，还亲自出任校董，参与主持该校的学术团体“虹社”。1947年，他又和“虹社”另外两名主持人邓只淳、洪毅然在成都创办了《艺苑》月刊，并在创刊号上发表富有卓见的《发扬艺术教育》学术论文，主张美术工作应当面向现实，发扬艺术的教育功能，以普及艺术教育为手段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并带头发表优秀的国画作品为引导和示范;而且，他还在正规从教之余，从40年代开始便零星收徒传授书画技艺，佼佼者如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画家祁博文，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叶正昌等，都曾先后就教于他。成都画院院长朱佩君生前曾说过，她年轻时学画，曾得到过他的帮扶和指点。他如陈重枢、张靖波等多人，也都曾师从于他，并都终身奉献给方兴未艾的四川美术事业。
　　父亲对发展美术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奉献精神赢得了美术界广大同仁的由衷敬重和信赖，从而使他不仅成为四川美术界当然的领军人物，而且在整个文化界团结、联谊了不少志同道合、声应气求的英髦、良友，为发展大后方的抗战美术事业共同奋进。我国近代著名美术大师徐悲鸿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父亲与徐悲鸿的交往体现着“取善辅仁”的高尚情怀，还贯穿着对国画进行改革创新的共识。徐上世纪20年代留学巴黎8年，1925年一度短期回国逗留，在上海与父亲相识、结缘，后徐归来曾在南京傅厚岗住家。1936年春，父亲转到南京工作，也住在傅厚岗，便常和徐在一起讨论中国的书法、绘画和篆刻，对徐把国画的优秀传统和西画技法相结合的革新主张及实践表示钦佩和支持。当时，父亲和徐悲鸿都认为：国画应当从师法造化入手，以推陈出新。全面抗战时期，徐随中央大学艺术系迁到重庆，夫人廖静文一度在成都金陵女大讀书，因此他经常往来于成渝两地。父亲便介绍他参加“蜀艺社”活动，并协助其在成都举办画展。徐每次到成都都要和父亲会晤，有时还带上廖静文偕我母亲一道出游，谈艺作画，甚是相得。上世纪80年代成都出版的一本美术挂历内，就有一张徐当时为父亲画的秋风立马图。[3]其时徐还为父亲画过花猫扇面。[4]父亲与徐和张采芹、林君墨、缐云平等人亦合作有一幅写意花鸟画，上面有父亲的款书：“悲鸿画蕉、采芹写雏、云平作蚓、君墨种樱桃、文谟补竹并题。”[5]1943年9月，徐因在一幅水墨山水画上题了“嘉陵山水，气象万千，蜀中画家，对之漠然，此理之奇也”的画款，触怒了部分比较因循守旧的四川国画界同仁，引起相互间的隔阂和矛盾。父亲深知徐倡导国画革新的苦心和率直讽喻的善意，便出面耐心疏通解释，并尽力支持徐举办画展，推荐其具有浓郁时代气息、深刻生活内容和完美艺术技巧的作品，让这些作品为其观点展示令人信服的样板，很快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赏。美术界多数同仁对其误解也逐步清除了。不仅如此，父亲为了对徐表示支持，还特约徐去江油窦圌山写生旅行，一道用毛笔画了不少山水素描。[6]画稿汇集成册后，徐在后面写了长篇题跋，称父亲的素描山水肇自然之性，无愧水墨画之上品。他们间的这种翰墨知交，事隔半世纪之后，还令徐的遗孀廖静文念念不忘。1993年，廖静文到成都主持徐悲鸿遗作展览时，致信我姐姐香谷提到，她对徐和我父母双亲的交往，记忆犹新。廖常住北京，我和长兄荣渠、三兄荣陶都数次到徐悲鸿纪念馆去拜望她。廖在三兄荣陶收藏的《群马图》上题词：“文谟先生之哲嗣荣陶君，以所藏之荣宝斋复制之群马图示我，嘱为题字。览之深感岁月易逝，故旧凋零，缅怀之情难以自抑。”[7]2006年，她又欣然应聘担任我创建并任会长的杏林书画摄影艺术研究会首席顾问;[8]2012年又为“罗文谟艺术馆”亲题馆名。[9]这些也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父亲与徐生前的深厚友谊非比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