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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存在各种形式的分割，且程度各异。认为高等教育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职业分割，采用2007年和2008年的中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进行观察和验证，并得出相关的结论。
关键词：教育程度；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分割
中图分类号：F242
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都有着共同的一些特征，都存在行业、职业、地域、制度以及个体特征的分割，中国有其特殊性，如所有制的分割、城乡分割等等。劳动者身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相比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主要部门或是次要部门的工作对于就业可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利用2007年和2008年的中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统计描述性的结果，观察具有大学文凭的劳动者和不具有大学文凭的劳动者这两类群体在不同职业中的收入等差异，发现高等教育引起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存在的。
一、职业分割的出现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我们将职业性质划分为8类，分别是：固定工，长期合同工，短期合同工，无合同的临时工，不领工资的家庭帮工，自我经营者，零工，其他。其中固定工的稳定性最强，收入较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均非常完备，晋升机制成熟，同时具有相对内部性，这类工作符合传统意义上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描述（Piore，1973），也是每一位劳动者竞相追求的“好工作”。随着劳动力市场制度不断改革，尤其是人事代理制度的推行①，长期合同工也相对其他性质的职业稳定，而其他6类职业（除自我经营者另当别论）就成为人们心目中退而求其次的“差工作”。从职业种类来看，同样可以分成8类，依次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军人，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好工作”与“差工作”就在这种制度和现实的差异中出现，并逐渐演化为一种职业分割。
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动力资源配置通过国家计划实施，所有劳动力被分成三类“干部”、“工人”和“农民”，由于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农民除了当兵入伍提拔成“干部”或是考上大学分配工作成为“干部”这两条途径，几乎没有可能改变身份。城镇劳动力则是依据初次就业单位性质来划分身份，而且这种划分是一次定终身。虽然身份不一样，“干部”的社会经济地位要高于“工人”，但是他们的收入差异不大，按各自身份的级别获得工资，其他形式的报酬和收入也几乎没有，并且他们都同样享受终身雇佣和社会福利，都是“铁饭碗”。但在市场经济推行了近20年并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今天，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尽管近些年来人事代理制度在努力改变过去给劳动者的身份划分，要取消“干部”一说，可是只要是大专院校毕业生（即有高等教育的学历）就能接受地方人才交流中心的人事管理，其人事档案自动定为“干部”，属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辖。反之，没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就由地方劳动力市场部门管理，他们基本上没有档案，身份定义非常模糊，城镇户籍的定义为“工人”，农村户籍的被定义为“农民工”，属于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辖。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方面。
第一，固定工、长期合同工这两种性质的“好工作”在高学历和低学历者中都是比例最高的，2007年、2008年都超过了20%，但具有大学学历的高学历劳动者比例均显著高于低学历劳动者，尤其是高学历劳动者固定工的比重两年都保持在40%左右，而低学历劳动者成为固定工就业的人数比重仅在25%左右。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变化，固定工岗位增加同比减少，不同学历者进入固定工的比例也都下降，但低学历者下降更快；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长期合同工比例增加，可以看出来高学历者上升的更快。说明高等教育学历背景对劳动者进入“好工作”的机会仍在增长而不是随着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减弱。
第二，自我经营者的比例近年来都在增加，这跟国家鼓励劳动者创业是有密切联系的。一方面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鼓励其他劳动者加入创业者的队伍，创业带动更多的就业。低学历者自我创业的比例相对高学历者而言比较高，并且增加的速度也更快。
第三，除上述三类性质的职业以外，高学历者在不稳定的“差工作”岗位的比例都要低于低学历者，而且前者比例在下降，后者却有几类这样的职业比例在上升，如“无合同临时”和“打零工”。这也说明，高等教育学历给不同劳动者带来的职业分割越来越明显。
表2列出了2007年和2008年城镇劳动者分职业种类的平均年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固定工和长期合同工占本职业种类总人数的比重情况。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以下三方面的趋势。
第一，固定工这种稳定的“好工作”在职业种类里面分布最高的是国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军人，均超过六成，军人比较特殊，而国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是“好工作”的典型代表，虽然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从2007年到2008年，这类职业的固定工和长期合同工比例仍保持上升，尽管改革，却改不到公务员的头上，“好工作”仍是“好工作”，这用来作为解释当今国家公务考试为何成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首选的原因之一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反之，商业、服务业人员中固定工的比例就非常低，2007年该职业种类有一成以上固定工，仅一年之后，就下降到7.76。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流传的传统观念“有出息便不伺候人”，在此也有或多或少的印证。
第二，不同职业种类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2007年职业的最高年平均收入为39894元，最低为19809元，前者是后者的2.01倍，2008年相应的数据为47613元、21854元、2.18倍。最高收入的职业一直都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最低收入的职业始终是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一方面，收入在增加，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也在增加，“好工作”与“差工作”不仅存在，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第三，教育投资回报率的差异。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7年到2008年在8类职业的变化是，前3类明显提高，后5类或者微弱提高或者没有提高，甚至下降；与之对应的职业平均收入都在增加。前3类职业分别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是社会公认的“好工作”，这些职业所吸纳的高学历劳动者较多，后4类（除军人比较特殊暂不分析以外）是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等逐渐次之的差一些的工作，吸纳的低学历劳动者更多，这也就说明，教育投资回报率在“好工作”的职业部门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在“差工作”的职业部门正效应不显著，甚至呈现负效应。 二、职业分割的特点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分为强分割、弱分割和无分割三类。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的实证研究结果更支持弱分割：在中国，无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与劳动者的收入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主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提高对劳动者收入的作用要大于次要劳动力市场③。20世纪90年代，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雇佣方式由从前的统一的国有企业“铁饭碗”逐渐丰富，不同的雇佣方式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分割。掌握更多社会资源且拥有更高收入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国家建立了一系列技术证书制度，如注册会计师证、律师资格证、报关员证等，具备这些证书也成为相关行业的基本条件之一，而获得这些证书是以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为基础（李强，2004）。当今国家和地方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或国企、央企招聘正式员工都以大学本科为投简历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很多部门、岗位最低要求受教育程度为博士研究生。这些典型的“好工作”、“金饭碗”均是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它们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职业层面的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差距拉大，反过来让学历带来的分割也更为明显。
高考制度带来的高等教育学历分割也体现在职业分割中。通常的情况是，“好工作”雇佣方式稳定、连续，晋升机制成熟，晋升机会多，并且对应着高收入、高社会保险和福利。现在的“好工作”更多都由有大学文凭的人获得，低学历劳动者甚至连机会都没有。现在中国社会普遍流行和承认的一种观点是：就业单位最好的是政府机关，其次是事业单位，再次就是企业，企业里面以国有的央企、国企为“好工作”典型代表，再便是世界排名靠前的外企或经济实力很强的一些民企和私企，除此之外，其余的企业或者个体经营那都是不稳定的“差工作”，好的部门里面最好的是固定工，其次是长期合同工，那些在好部门从事临时性工作的照样是“差工作”。社会普遍对“好工作”和“差工作”的清晰认可以及这两类工作回报与福利的差异和流动障碍，也就实际形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就业岗位和低学历就业岗位的职业分割。
首先，一般来说，劳动合同关系越稳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时间越长，越是“好工作”，反之，则是“差工作”，同时，好工作还对应着高工资、高福利和高晋升机会。从表3和表4不难发现高学历劳动者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即使是流动性较强的商业、服务业和收入较差的农林牧渔水利业，他们占据各个职业固定工或长期合同工岗位的比重都非常高，2008年最低水平都达到了72.38%。而在职业收入高、工作稳定性强的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高学历人员以固定工身份或长期合同工身份入职的比例更是高的惊人，两年均在90%以上，且从2007年到2008年该比值还在提升。
其次，从收入上来看，高学历劳动者虽然收入高，其收入差距却要比低学历劳动者小。以2008年为例，高学历劳动者平均年收入最高为52199.63元，最低为28082.82，前者是后者的1.86倍，收入基尼系数为0.11300；同年低学历劳动者平均收入最高为40113.33，最低为19858.51，前者是后者的2.02倍，收入基尼系数为0.11490（见表5）。同时，低学历劳动者在各个职业种类上的年平均收入均低于高学历劳动者，这其中有显著贡献的是教育水平，如比较特殊的军人，2008年高学历军人平均收入是低学历军人的2倍，两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4年多，而且低学历军人雇佣方式为短期工或临时工的劳动者占比高达50.03%，这说明高等教育学历虽然不排斥低学历劳动者进入好的职业种类，但是却更多的把他们排斥在好的雇佣方式外，短期工或临时工对应的是低收入、低社会福利和少的晋升机会。
再者，从受教育水平来看。2008年城镇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31年，低学历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26年，表4显示出在各类职业中就业的低学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为10.96年，低于整体平均水平，更远低于高学历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其结果低学历劳动者只能在“差工作”就业。
另外，低学历劳动者在商业、服务业这类职业上分布的短期工或临时工也相对较多。无论是哪一类职业，其进入本身不存在绝对的学历歧视或分割，是由于每一类职业尚有“内部”与“外部”之分，比如国家公务人员，内部人员设定定编定岗，编内人员与工作单位是最强的雇佣关系，也就是固定工；次强的是长期合同工，由于编制限制或是学历原因无法将劳动者纳入内部，但是保持长期雇用，基本不会解聘，甚至有机会还能“转正”；最弱是短期工或临时工，他们与单位关系很弱，并不属于这个单位的正式员工，很多属于一次行雇用关系，他们的人事档案不由该单位管理，甚至很多人根本没有人事档案，工作待遇较之固定工也有很大差别。而如此差别很显然的形成了一种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割，强关系的属于单位内部人，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弱关系的属于单位外部人，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这种分割有一个基本的区分来自大学学历，不是有大学学历的人都能进入内部，但至少有准入资格，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准入资格都没有。
三、结论
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转轨的关键时期，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不利于劳动者生产效率的发挥和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严重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尽管学历和文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形成的收入差异是符合并体现了教育投资回报率和劳动生产率要求的，然后它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非生产效率的收入报酬等差异，从而形成了该视角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解决问题的思路一方面应继续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制度，提升市场效率对劳动者就业和提升职业技能的积极影响，而非一味要求文凭；另一方面从教育的视角，对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应在一段时间内仍持肯定的态度，继续优化和提升全体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与就业能力。
注释：
①1983年中央发布决定，打破高度集权的干部管理制度，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个人可以申请向当时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流动，也可以在国家优惠政策的鼓励下向边远贫困地区发展。1988年，中组部、人事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规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管理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统一由党委组织部门、政府人事部门及其所属的人才流动服务中心等机构负责。1966年，中组部、人事部联合印发《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的文件，对流动人员的档案管理作了更明确、更详细的规定。
②为了保证数据有效性，我们对2007年、2008年中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进行了筛选，选取收入大于0、年龄为16岁～60岁的男性样本和年龄为16岁～55岁的女性样本，并剔除了问卷填答中出现的职业性质、职业种类小于或等于0的个体，最后得到2007年有效样本6642，2008年有效样本6712。以下若无特别说明，2007年、2008年情况数据均来自该样本。
③ 郭丛斌：教育与代际流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4页。
参考文献：
[1]郭丛斌. 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4）.
[2]孙百才. 中国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研究 [D]. 北京师范大学，2005.
[3]李实，马欣欣. 中国城镇职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职业分割的经验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06（5）.
[4]吴愈晓.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J]. 中国社会科学，2011（1）.
[5]姚本安.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成过程研究[J]. 中国证券期货，2011（10）.
[6]陈立文.论企业集团人力资源管控模式选择 [J] .中国市场，2013（35）.
[7]赖德胜，使改革红利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4（6）.
（编辑：周南）
关键词：教育程度；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分割
中图分类号：F242
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都有着共同的一些特征，都存在行业、职业、地域、制度以及个体特征的分割，中国有其特殊性，如所有制的分割、城乡分割等等。劳动者身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相比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主要部门或是次要部门的工作对于就业可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利用2007年和2008年的中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统计描述性的结果，观察具有大学文凭的劳动者和不具有大学文凭的劳动者这两类群体在不同职业中的收入等差异，发现高等教育引起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存在的。
一、职业分割的出现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我们将职业性质划分为8类，分别是：固定工，长期合同工，短期合同工，无合同的临时工，不领工资的家庭帮工，自我经营者，零工，其他。其中固定工的稳定性最强，收入较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均非常完备，晋升机制成熟，同时具有相对内部性，这类工作符合传统意义上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描述（Piore，1973），也是每一位劳动者竞相追求的“好工作”。随着劳动力市场制度不断改革，尤其是人事代理制度的推行①，长期合同工也相对其他性质的职业稳定，而其他6类职业（除自我经营者另当别论）就成为人们心目中退而求其次的“差工作”。从职业种类来看，同样可以分成8类，依次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军人，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好工作”与“差工作”就在这种制度和现实的差异中出现，并逐渐演化为一种职业分割。
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动力资源配置通过国家计划实施，所有劳动力被分成三类“干部”、“工人”和“农民”，由于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农民除了当兵入伍提拔成“干部”或是考上大学分配工作成为“干部”这两条途径，几乎没有可能改变身份。城镇劳动力则是依据初次就业单位性质来划分身份，而且这种划分是一次定终身。虽然身份不一样，“干部”的社会经济地位要高于“工人”，但是他们的收入差异不大，按各自身份的级别获得工资，其他形式的报酬和收入也几乎没有，并且他们都同样享受终身雇佣和社会福利，都是“铁饭碗”。但在市场经济推行了近20年并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今天，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尽管近些年来人事代理制度在努力改变过去给劳动者的身份划分，要取消“干部”一说，可是只要是大专院校毕业生（即有高等教育的学历）就能接受地方人才交流中心的人事管理，其人事档案自动定为“干部”，属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辖。反之，没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就由地方劳动力市场部门管理，他们基本上没有档案，身份定义非常模糊，城镇户籍的定义为“工人”，农村户籍的被定义为“农民工”，属于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辖。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方面。
第一，固定工、长期合同工这两种性质的“好工作”在高学历和低学历者中都是比例最高的，2007年、2008年都超过了20%，但具有大学学历的高学历劳动者比例均显著高于低学历劳动者，尤其是高学历劳动者固定工的比重两年都保持在40%左右，而低学历劳动者成为固定工就业的人数比重仅在25%左右。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变化，固定工岗位增加同比减少，不同学历者进入固定工的比例也都下降，但低学历者下降更快；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长期合同工比例增加，可以看出来高学历者上升的更快。说明高等教育学历背景对劳动者进入“好工作”的机会仍在增长而不是随着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减弱。
第二，自我经营者的比例近年来都在增加，这跟国家鼓励劳动者创业是有密切联系的。一方面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鼓励其他劳动者加入创业者的队伍，创业带动更多的就业。低学历者自我创业的比例相对高学历者而言比较高，并且增加的速度也更快。
第三，除上述三类性质的职业以外，高学历者在不稳定的“差工作”岗位的比例都要低于低学历者，而且前者比例在下降，后者却有几类这样的职业比例在上升，如“无合同临时”和“打零工”。这也说明，高等教育学历给不同劳动者带来的职业分割越来越明显。
表2列出了2007年和2008年城镇劳动者分职业种类的平均年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固定工和长期合同工占本职业种类总人数的比重情况。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以下三方面的趋势。
第一，固定工这种稳定的“好工作”在职业种类里面分布最高的是国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军人，均超过六成，军人比较特殊，而国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是“好工作”的典型代表，虽然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从2007年到2008年，这类职业的固定工和长期合同工比例仍保持上升，尽管改革，却改不到公务员的头上，“好工作”仍是“好工作”，这用来作为解释当今国家公务考试为何成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首选的原因之一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反之，商业、服务业人员中固定工的比例就非常低，2007年该职业种类有一成以上固定工，仅一年之后，就下降到7.76。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流传的传统观念“有出息便不伺候人”，在此也有或多或少的印证。
第二，不同职业种类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2007年职业的最高年平均收入为39894元，最低为19809元，前者是后者的2.01倍，2008年相应的数据为47613元、21854元、2.18倍。最高收入的职业一直都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最低收入的职业始终是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一方面，收入在增加，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也在增加，“好工作”与“差工作”不仅存在，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第三，教育投资回报率的差异。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7年到2008年在8类职业的变化是，前3类明显提高，后5类或者微弱提高或者没有提高，甚至下降；与之对应的职业平均收入都在增加。前3类职业分别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是社会公认的“好工作”，这些职业所吸纳的高学历劳动者较多，后4类（除军人比较特殊暂不分析以外）是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等逐渐次之的差一些的工作，吸纳的低学历劳动者更多，这也就说明，教育投资回报率在“好工作”的职业部门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在“差工作”的职业部门正效应不显著，甚至呈现负效应。 二、职业分割的特点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分为强分割、弱分割和无分割三类。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的实证研究结果更支持弱分割：在中国，无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与劳动者的收入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主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提高对劳动者收入的作用要大于次要劳动力市场③。20世纪90年代，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雇佣方式由从前的统一的国有企业“铁饭碗”逐渐丰富，不同的雇佣方式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分割。掌握更多社会资源且拥有更高收入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国家建立了一系列技术证书制度，如注册会计师证、律师资格证、报关员证等，具备这些证书也成为相关行业的基本条件之一，而获得这些证书是以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为基础（李强，2004）。当今国家和地方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或国企、央企招聘正式员工都以大学本科为投简历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很多部门、岗位最低要求受教育程度为博士研究生。这些典型的“好工作”、“金饭碗”均是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它们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职业层面的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差距拉大，反过来让学历带来的分割也更为明显。
高考制度带来的高等教育学历分割也体现在职业分割中。通常的情况是，“好工作”雇佣方式稳定、连续，晋升机制成熟，晋升机会多，并且对应着高收入、高社会保险和福利。现在的“好工作”更多都由有大学文凭的人获得，低学历劳动者甚至连机会都没有。现在中国社会普遍流行和承认的一种观点是：就业单位最好的是政府机关，其次是事业单位，再次就是企业，企业里面以国有的央企、国企为“好工作”典型代表，再便是世界排名靠前的外企或经济实力很强的一些民企和私企，除此之外，其余的企业或者个体经营那都是不稳定的“差工作”，好的部门里面最好的是固定工，其次是长期合同工，那些在好部门从事临时性工作的照样是“差工作”。社会普遍对“好工作”和“差工作”的清晰认可以及这两类工作回报与福利的差异和流动障碍，也就实际形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就业岗位和低学历就业岗位的职业分割。
首先，一般来说，劳动合同关系越稳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时间越长，越是“好工作”，反之，则是“差工作”，同时，好工作还对应着高工资、高福利和高晋升机会。从表3和表4不难发现高学历劳动者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即使是流动性较强的商业、服务业和收入较差的农林牧渔水利业，他们占据各个职业固定工或长期合同工岗位的比重都非常高，2008年最低水平都达到了72.38%。而在职业收入高、工作稳定性强的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高学历人员以固定工身份或长期合同工身份入职的比例更是高的惊人，两年均在90%以上，且从2007年到2008年该比值还在提升。
其次，从收入上来看，高学历劳动者虽然收入高，其收入差距却要比低学历劳动者小。以2008年为例，高学历劳动者平均年收入最高为52199.63元，最低为28082.82，前者是后者的1.86倍，收入基尼系数为0.11300；同年低学历劳动者平均收入最高为40113.33，最低为19858.51，前者是后者的2.02倍，收入基尼系数为0.11490（见表5）。同时，低学历劳动者在各个职业种类上的年平均收入均低于高学历劳动者，这其中有显著贡献的是教育水平，如比较特殊的军人，2008年高学历军人平均收入是低学历军人的2倍，两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4年多，而且低学历军人雇佣方式为短期工或临时工的劳动者占比高达50.03%，这说明高等教育学历虽然不排斥低学历劳动者进入好的职业种类，但是却更多的把他们排斥在好的雇佣方式外，短期工或临时工对应的是低收入、低社会福利和少的晋升机会。
再者，从受教育水平来看。2008年城镇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31年，低学历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26年，表4显示出在各类职业中就业的低学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为10.96年，低于整体平均水平，更远低于高学历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其结果低学历劳动者只能在“差工作”就业。
另外，低学历劳动者在商业、服务业这类职业上分布的短期工或临时工也相对较多。无论是哪一类职业，其进入本身不存在绝对的学历歧视或分割，是由于每一类职业尚有“内部”与“外部”之分，比如国家公务人员，内部人员设定定编定岗，编内人员与工作单位是最强的雇佣关系，也就是固定工；次强的是长期合同工，由于编制限制或是学历原因无法将劳动者纳入内部，但是保持长期雇用，基本不会解聘，甚至有机会还能“转正”；最弱是短期工或临时工，他们与单位关系很弱，并不属于这个单位的正式员工，很多属于一次行雇用关系，他们的人事档案不由该单位管理，甚至很多人根本没有人事档案，工作待遇较之固定工也有很大差别。而如此差别很显然的形成了一种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割，强关系的属于单位内部人，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弱关系的属于单位外部人，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这种分割有一个基本的区分来自大学学历，不是有大学学历的人都能进入内部，但至少有准入资格，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准入资格都没有。
三、结论
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转轨的关键时期，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不利于劳动者生产效率的发挥和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严重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尽管学历和文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形成的收入差异是符合并体现了教育投资回报率和劳动生产率要求的，然后它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非生产效率的收入报酬等差异，从而形成了该视角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解决问题的思路一方面应继续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制度，提升市场效率对劳动者就业和提升职业技能的积极影响，而非一味要求文凭；另一方面从教育的视角，对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应在一段时间内仍持肯定的态度，继续优化和提升全体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与就业能力。
注释：
①1983年中央发布决定，打破高度集权的干部管理制度，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个人可以申请向当时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流动，也可以在国家优惠政策的鼓励下向边远贫困地区发展。1988年，中组部、人事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规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管理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统一由党委组织部门、政府人事部门及其所属的人才流动服务中心等机构负责。1966年，中组部、人事部联合印发《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的文件，对流动人员的档案管理作了更明确、更详细的规定。
②为了保证数据有效性，我们对2007年、2008年中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进行了筛选，选取收入大于0、年龄为16岁～60岁的男性样本和年龄为16岁～55岁的女性样本，并剔除了问卷填答中出现的职业性质、职业种类小于或等于0的个体，最后得到2007年有效样本6642，2008年有效样本6712。以下若无特别说明，2007年、2008年情况数据均来自该样本。
③ 郭丛斌：教育与代际流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4页。
参考文献：
[1]郭丛斌. 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4）.
[2]孙百才. 中国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研究 [D]. 北京师范大学，2005.
[3]李实，马欣欣. 中国城镇职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职业分割的经验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06（5）.
[4]吴愈晓.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J]. 中国社会科学，2011（1）.
[5]姚本安.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成过程研究[J]. 中国证券期货，2011（10）.
[6]陈立文.论企业集团人力资源管控模式选择 [J] .中国市场，2013（35）.
[7]赖德胜，使改革红利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4（6）.
（编辑：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