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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0月8日赫塔·米勒“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直率描绘了被放逐者的景观”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0月12日，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的前一天，今年的德国图书奖还是给了女作家和诗人凯瑟琳·施密特和她的《你不死》。在诺奖之前，米勒女士也已进入德国图书奖最后一轮角逐，但落选了。
德国批评界对米勒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反应是一开始都承认没有料到米勒会得奖，有的批评家甚至称，惊讶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但转眼间又说，米勒获奖是实至名归，理所应当。德语媒体的相关评论，谈政治内涵的多，谈艺术成就的少。最有趣的是德国“文学批评教皇”拉尼茨基的点评：“我不想谈那个赫塔·米勒。再见!”
德国政界自然更会把文学与政治挂钩。总理默克尔称米勒“缘于极权、压迫、恐惧的生活经历的伟大文学，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而米勒的获奖正值柏林墙倒塌20年，默克尔说她高兴地看到，“米勒在德国找到了故乡”。
德国总统科勒说，“为了抗拒遗忘而写作，提醒人们认识到自由的价值。在东欧剧变二十年后的今天，米勒的获奖具有特殊的意义。”
从出生就是异乡人
“米勒身形娇小，神情坚毅。”曾经留学慕尼黑的学者胡蔚谈到她对米勒的印象，“我总觉得她身上透露出强烈的不安和焦虑，这在保尔·策兰，在卡夫卡身上都可以感觉到，他们都是出生于东欧德语地区的犹太人。而他们对于语言和文化的敏感把握，亦得益于这种漂泊无根的生存状态和人生体验。”
赫塔·米勒的文学世界离不开她出生的罗马尼亚南部德裔聚居地尼茨基多夫小镇。米勒认为自己是巴纳特人，从未在公开场合说过她是罗马尼亚人，或是德国人。巴纳特人是德国施瓦本人的后裔，18世纪南下殖民后定居于此，却始终使用德语，保留德国文化。德语中对罗马尼亚德语区人的正式称呼是“罗马尼亚德国人”。米勒生下来便是个异乡人。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米勒不是流亡德国的作家，她是回到了她的母国。而对于德国人来说，米勒是罗马尼亚人，尽管她已经在德国生活了超过20年，尽管她的母语是德语。
在那个她出生的小镇，她的家境殷实的祖父的财产在政权更迭后被充公，她的父亲曾在纳粹党卫军里服役，二战结束后的职业是货车司机。她母亲年轻时被苏军掳到苏联劳工营做苦役，而米勒本人从小就生活在歧视和恐怖之中。
在她看来，小小的故乡是一个抽象的国家。她多次说，她不喜欢“家园”这个词。但“家园”作为不可磨灭的经验一直伴随着她，伴随着她的作品。
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教师、著有《德国文学史》的刘慧儒眼里，米勒的生活世界里和作品里没有田园牧歌。在生她养她的大地上，她看到的只是沉重的苦难。“米勒自己没有被压垮，因为她找到了平衡的方式，这就是文学。”
米勒说过：“在东欧，对诗歌的热爱不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它源自恐惧。”文学是在失去家园后用语言重建的家园，文学是实在的，在充满敌意和暴力的世界，它是“内心的支柱”。她甚至说：“我以为，诗在世界里，而不在语言里。”米勒在诗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她和诗人、作家瓦格纳结婚。在她偕丈夫和老母亲一道离开罗马尼亚前的将近20年间，米勒创作不断。
东欧许多国家都有德语区。几百年前，那里曾是日耳曼民族向东进行基督教化扩张的前沿。几个世纪以来，不同文化之间的撞击、冲突、磨合，使得那里的德裔对德意志文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20世纪许多重量级德语作家，如里尔克、卡夫卡、卡奈蒂、策兰都来自这些边缘地区。这些作家虽然风格迥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非常敏感细腻、对语言高度自觉。在人们不留意或者习以为常的事物中，他们往往能感知到生存的尴尬处境和世界上无处不在的威胁，并诉诸独到的语言形式，把这些高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米勒也是这样。”刘慧儒说。
必须离开现实一击
“罗马尼亚语最生动美好的部分在民间语言，在民间歌曲和在工厂工人的语言中，我发现罗马尼亚语的喻象比德语要丰富得多。”米勒2007年接受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访谈时说。
1973年到1976年，米勒在蒂米什瓦拉大学学习日耳曼文学和罗马尼亚文学。
1972年，她在巴纳特青年诗人文集《发言》上，发表了处女作诗歌《手摇井边》和《传说》。
在大学期间，她结识了后来的丈夫理查德·瓦格纳，他是“巴纳特行动小组”的核心人物，这是一个由几位罗马尼亚德裔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自由派文学小团体，反对僵化抽象的语言和单一陈旧的创作模式，提倡用文学表达个人的主观感受。在1965年以后的政治解冻期，他们得以接受和模仿当时西欧文学潮流，试图成为“行动着的主观派”。
米勒从1979年开始，不断在罗马尼亚的德语杂志上发表作品，1981年获得亚当·穆勒·古腾布鲁恩文学奖。她在回顾自己文学创作的开端时说：“我的写作是抗议这种强加于我的‘德国人’身份，也是抗议巴纳特的施瓦本村庄，抗议失语而压抑的童年。我写下的其实只是我的经历，别无其他。”
米勒回忆说，她的许多作品是在机械厂当翻译时，在办公室上班时写的。米勒后来被开除公职，不是因为写作，而是因为她拒绝配合国家安全部工作。米勒提到，国安部的人常常找她麻烦，趁她不在家时，偷偷搜查她的住所，她冰箱上贴着从东德逃到西德的诗人基尔希的诗句，并不曾给她带来麻烦。基尔希的诗是米勒抗议警察国家的声音。
1982年，她的短篇小说集《深渊》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之前经历了严苛的审查和大幅度的删节。1984年，该书在西柏林出版，马上受到了德国媒体的关注和好评。1987年米勒和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移居西柏林后，又陆续出版了《独腿旅人》(1989)、《狐狸那时便是猎人》(1992)、《心兽》(1994)等作品，都以在罗马尼亚德语少数民族区的生活经历为素材，以齐奥塞斯库铁腕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为背景，常常以边缘人的视角，白描极权政府对个人的压迫、控制、监视，以及异议者抗争暴政的勇气和无奈。《独腿旅人》则书写流亡者在异乡的不易。正因为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直到今天，她在普通民众心目中依然是一个贴着冷战标签的流亡作家。
但是米勒的写作并非满足于单纯的“见证文学”，“我写的不是历史，也不是见证，我不想充当启蒙者的角色，我做的是文学。”
这段话是2009年10月8日，米勒在接受《德国书商报》记者Irena Binal的采访时说的。米勒这种说法是为了强调自己作品的文学性。从她关于文学理论的随笔来看，她对文学语言有很多深入的反思，也在写作中有不少对语言内涵和形式的探索，如她的拼贴诗。她强调小说文本区别于回忆录和历史写作，也不愿充当启蒙和道德说教者。在同一个访谈中，她强调 文本的美学独立性，而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模拟：“在文本中，最简单的事物都会获得新的含义…必须离开现实一步”。
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
米勒是一个有明确政治倾向和参与意识的作家，在文化公共空间不时会听到她积极干预的声音。
然而，她的参与意识仅限于对冷战时代东欧阵营意识形态统治的揭露与批判，对过去种种不人道行为的记录和反省，以期在思想和现实的层面对其进行彻底的清算。她以当年受害者的身份，密切关注东欧特别是罗马尼亚的现实变化，并且认为，当年的迫害手段，现在仍然在沿用。去年，柏林罗马尼亚文化学院邀请两个曾为罗马尼亚安全部效过力的学者和作家参加会议，米勒就发表公开信反对，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不过，她对德国时下的现实问题以及知识界关注的争论，并没有太深的介入。就此而言，米勒不是什么大众人物，基本上可以说是个小众人物。
米勒最新的作品是出版于2009年8月的《残喘》，，这是她的首部长篇小说，也就是被提名为德国图书奖的最终候选书目而最终落选的作品。1945年二战结束后，巴纳特地区所有17至45岁的人被强制运送到原苏联境内的劳动营，1949年才得以返乡。这批人中有米勒的母亲，也有2006年的毕希纳奖得主、著名诗人奥斯卡·帕斯托。
这段历史，在当事人的记忆中沉封了60年。60年后，米勒和帕斯托共同前往寻访在如今乌克兰境内的强制劳动营。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记忆之旅。帕斯托不久后过世，米勒收集了大量当事人的口述材料，独自完成了《残喘》，这部小说以一个1.7岁男孩的视角展开，描述了劳动营的残酷和荒谬。这段历史是史书上的盲点和禁区，长期以来不被世人所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饥饿的描写。比如，劳改营里的犯人互相交换面包，因为都相信别人的面包一定比自己的大；比如饿到极点的犯人吃沙子、粪便。当连土豆皮和菜叶都没有时，只有语言来当救兵。“讲菜谱比讲笑话要难得多，菜谱是饥饿天使的笑话。”
获奖之前，赫塔·米勒虽说也是个有实力的作家，比较受重视，但她的名字对普通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即使接触过她的作品，一般也就把她归入专写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社会的一个“特色作家”而已。米勒在柏林已生活了二十多年，德国的现实还没有走进她的作品。有的批评家指责她格局小，走不出过去的阴影，未免落伍。米勒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她为自己辩护说，过去与现在的划分，不应因地域而不同。她写十年前的罗马尼亚，人们就说她还在写过去；而德国作家写战后，写经济奇迹、68学运，人们并不觉得这与时代脱节。她不无风趣地说，“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她的意思是，创作和卖鞋子不一样，要倾听内心的召唤，不能一味追逐时尚。她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召唤是，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她声称，若不这样做，她“完全没有必要从事写作”。
(选摘自《南方周末》2009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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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塔·米勒，德国女作家和诗人。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小镇尼茨基多夫一个农民家庭。她1973年至1976年在蒂米什瓦拉大学学习德国社会文化和罗马尼亚文学，毕业后当过工厂翻译、幼儿园教师等。米勒1987年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纳迁往西德，现常居德国柏林。1982年其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米勒曾多次获得德国的文学奖项，其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随笔等。其他作品有《我所拥有的我都带走》《河水奔流》《行走界线》《那时狐狸就是猎人》等。中文译本有《风中绿李》(台湾，时报出版，1999)。
10月8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赫塔·米勒。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决定中说，米勒的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
德国批评界对米勒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反应是一开始都承认没有料到米勒会得奖，有的批评家甚至称，惊讶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但转眼间又说，米勒获奖是实至名归，理所应当。德语媒体的相关评论，谈政治内涵的多，谈艺术成就的少。最有趣的是德国“文学批评教皇”拉尼茨基的点评：“我不想谈那个赫塔·米勒。再见!”
德国政界自然更会把文学与政治挂钩。总理默克尔称米勒“缘于极权、压迫、恐惧的生活经历的伟大文学，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而米勒的获奖正值柏林墙倒塌20年，默克尔说她高兴地看到，“米勒在德国找到了故乡”。
德国总统科勒说，“为了抗拒遗忘而写作，提醒人们认识到自由的价值。在东欧剧变二十年后的今天，米勒的获奖具有特殊的意义。”
从出生就是异乡人
“米勒身形娇小，神情坚毅。”曾经留学慕尼黑的学者胡蔚谈到她对米勒的印象，“我总觉得她身上透露出强烈的不安和焦虑，这在保尔·策兰，在卡夫卡身上都可以感觉到，他们都是出生于东欧德语地区的犹太人。而他们对于语言和文化的敏感把握，亦得益于这种漂泊无根的生存状态和人生体验。”
赫塔·米勒的文学世界离不开她出生的罗马尼亚南部德裔聚居地尼茨基多夫小镇。米勒认为自己是巴纳特人，从未在公开场合说过她是罗马尼亚人，或是德国人。巴纳特人是德国施瓦本人的后裔，18世纪南下殖民后定居于此，却始终使用德语，保留德国文化。德语中对罗马尼亚德语区人的正式称呼是“罗马尼亚德国人”。米勒生下来便是个异乡人。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米勒不是流亡德国的作家，她是回到了她的母国。而对于德国人来说，米勒是罗马尼亚人，尽管她已经在德国生活了超过20年，尽管她的母语是德语。
在那个她出生的小镇，她的家境殷实的祖父的财产在政权更迭后被充公，她的父亲曾在纳粹党卫军里服役，二战结束后的职业是货车司机。她母亲年轻时被苏军掳到苏联劳工营做苦役，而米勒本人从小就生活在歧视和恐怖之中。
在她看来，小小的故乡是一个抽象的国家。她多次说，她不喜欢“家园”这个词。但“家园”作为不可磨灭的经验一直伴随着她，伴随着她的作品。
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教师、著有《德国文学史》的刘慧儒眼里，米勒的生活世界里和作品里没有田园牧歌。在生她养她的大地上，她看到的只是沉重的苦难。“米勒自己没有被压垮，因为她找到了平衡的方式，这就是文学。”
米勒说过：“在东欧，对诗歌的热爱不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它源自恐惧。”文学是在失去家园后用语言重建的家园，文学是实在的，在充满敌意和暴力的世界，它是“内心的支柱”。她甚至说：“我以为，诗在世界里，而不在语言里。”米勒在诗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她和诗人、作家瓦格纳结婚。在她偕丈夫和老母亲一道离开罗马尼亚前的将近20年间，米勒创作不断。
东欧许多国家都有德语区。几百年前，那里曾是日耳曼民族向东进行基督教化扩张的前沿。几个世纪以来，不同文化之间的撞击、冲突、磨合，使得那里的德裔对德意志文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20世纪许多重量级德语作家，如里尔克、卡夫卡、卡奈蒂、策兰都来自这些边缘地区。这些作家虽然风格迥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非常敏感细腻、对语言高度自觉。在人们不留意或者习以为常的事物中，他们往往能感知到生存的尴尬处境和世界上无处不在的威胁，并诉诸独到的语言形式，把这些高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米勒也是这样。”刘慧儒说。
必须离开现实一击
“罗马尼亚语最生动美好的部分在民间语言，在民间歌曲和在工厂工人的语言中，我发现罗马尼亚语的喻象比德语要丰富得多。”米勒2007年接受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访谈时说。
1973年到1976年，米勒在蒂米什瓦拉大学学习日耳曼文学和罗马尼亚文学。
1972年，她在巴纳特青年诗人文集《发言》上，发表了处女作诗歌《手摇井边》和《传说》。
在大学期间，她结识了后来的丈夫理查德·瓦格纳，他是“巴纳特行动小组”的核心人物，这是一个由几位罗马尼亚德裔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自由派文学小团体，反对僵化抽象的语言和单一陈旧的创作模式，提倡用文学表达个人的主观感受。在1965年以后的政治解冻期，他们得以接受和模仿当时西欧文学潮流，试图成为“行动着的主观派”。
米勒从1979年开始，不断在罗马尼亚的德语杂志上发表作品，1981年获得亚当·穆勒·古腾布鲁恩文学奖。她在回顾自己文学创作的开端时说：“我的写作是抗议这种强加于我的‘德国人’身份，也是抗议巴纳特的施瓦本村庄，抗议失语而压抑的童年。我写下的其实只是我的经历，别无其他。”
米勒回忆说，她的许多作品是在机械厂当翻译时，在办公室上班时写的。米勒后来被开除公职，不是因为写作，而是因为她拒绝配合国家安全部工作。米勒提到，国安部的人常常找她麻烦，趁她不在家时，偷偷搜查她的住所，她冰箱上贴着从东德逃到西德的诗人基尔希的诗句，并不曾给她带来麻烦。基尔希的诗是米勒抗议警察国家的声音。
1982年，她的短篇小说集《深渊》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之前经历了严苛的审查和大幅度的删节。1984年，该书在西柏林出版，马上受到了德国媒体的关注和好评。1987年米勒和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移居西柏林后，又陆续出版了《独腿旅人》(1989)、《狐狸那时便是猎人》(1992)、《心兽》(1994)等作品，都以在罗马尼亚德语少数民族区的生活经历为素材，以齐奥塞斯库铁腕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为背景，常常以边缘人的视角，白描极权政府对个人的压迫、控制、监视，以及异议者抗争暴政的勇气和无奈。《独腿旅人》则书写流亡者在异乡的不易。正因为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直到今天，她在普通民众心目中依然是一个贴着冷战标签的流亡作家。
但是米勒的写作并非满足于单纯的“见证文学”，“我写的不是历史，也不是见证，我不想充当启蒙者的角色，我做的是文学。”
这段话是2009年10月8日，米勒在接受《德国书商报》记者Irena Binal的采访时说的。米勒这种说法是为了强调自己作品的文学性。从她关于文学理论的随笔来看，她对文学语言有很多深入的反思，也在写作中有不少对语言内涵和形式的探索，如她的拼贴诗。她强调小说文本区别于回忆录和历史写作，也不愿充当启蒙和道德说教者。在同一个访谈中，她强调 文本的美学独立性，而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模拟：“在文本中，最简单的事物都会获得新的含义…必须离开现实一步”。
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
米勒是一个有明确政治倾向和参与意识的作家，在文化公共空间不时会听到她积极干预的声音。
然而，她的参与意识仅限于对冷战时代东欧阵营意识形态统治的揭露与批判，对过去种种不人道行为的记录和反省，以期在思想和现实的层面对其进行彻底的清算。她以当年受害者的身份，密切关注东欧特别是罗马尼亚的现实变化，并且认为，当年的迫害手段，现在仍然在沿用。去年，柏林罗马尼亚文化学院邀请两个曾为罗马尼亚安全部效过力的学者和作家参加会议，米勒就发表公开信反对，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不过，她对德国时下的现实问题以及知识界关注的争论，并没有太深的介入。就此而言，米勒不是什么大众人物，基本上可以说是个小众人物。
米勒最新的作品是出版于2009年8月的《残喘》，，这是她的首部长篇小说，也就是被提名为德国图书奖的最终候选书目而最终落选的作品。1945年二战结束后，巴纳特地区所有17至45岁的人被强制运送到原苏联境内的劳动营，1949年才得以返乡。这批人中有米勒的母亲，也有2006年的毕希纳奖得主、著名诗人奥斯卡·帕斯托。
这段历史，在当事人的记忆中沉封了60年。60年后，米勒和帕斯托共同前往寻访在如今乌克兰境内的强制劳动营。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记忆之旅。帕斯托不久后过世，米勒收集了大量当事人的口述材料，独自完成了《残喘》，这部小说以一个1.7岁男孩的视角展开，描述了劳动营的残酷和荒谬。这段历史是史书上的盲点和禁区，长期以来不被世人所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饥饿的描写。比如，劳改营里的犯人互相交换面包，因为都相信别人的面包一定比自己的大；比如饿到极点的犯人吃沙子、粪便。当连土豆皮和菜叶都没有时，只有语言来当救兵。“讲菜谱比讲笑话要难得多，菜谱是饥饿天使的笑话。”
获奖之前，赫塔·米勒虽说也是个有实力的作家，比较受重视，但她的名字对普通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即使接触过她的作品，一般也就把她归入专写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社会的一个“特色作家”而已。米勒在柏林已生活了二十多年，德国的现实还没有走进她的作品。有的批评家指责她格局小，走不出过去的阴影，未免落伍。米勒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她为自己辩护说，过去与现在的划分，不应因地域而不同。她写十年前的罗马尼亚，人们就说她还在写过去；而德国作家写战后，写经济奇迹、68学运，人们并不觉得这与时代脱节。她不无风趣地说，“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她的意思是，创作和卖鞋子不一样，要倾听内心的召唤，不能一味追逐时尚。她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召唤是，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她声称，若不这样做，她“完全没有必要从事写作”。
(选摘自《南方周末》2009年10月15日)
细节链接
赫塔·米勒，德国女作家和诗人。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小镇尼茨基多夫一个农民家庭。她1973年至1976年在蒂米什瓦拉大学学习德国社会文化和罗马尼亚文学，毕业后当过工厂翻译、幼儿园教师等。米勒1987年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纳迁往西德，现常居德国柏林。1982年其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米勒曾多次获得德国的文学奖项，其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随笔等。其他作品有《我所拥有的我都带走》《河水奔流》《行走界线》《那时狐狸就是猎人》等。中文译本有《风中绿李》(台湾，时报出版，1999)。
10月8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赫塔·米勒。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决定中说，米勒的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