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本文以印度经济增长模式为例，以竞争优势理论为分析框架，研究了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生成机制与优劣势。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薄弱、精英人才涌现”的资源禀赋结构、社会内部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支撑、龙头企业带动、自由化的政策改革环境以及技术进步推动，促进了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基于此，通过中印两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指出“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具有资源环境友好特征、能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反向刺激工业发展等优势；并揭示了“跨工业化”增长模式的劣势，即难以提高就业率、服务业持续发展缺乏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支撑等。鉴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工业发展面临资源与环境高消耗的困境，我国应借鉴印度经验，培养服务业人才队伍、提高社会消费需求、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培育服务业龙头企业、加快服务业自由化改革、提高服务业创新能力，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增强服务业对工业的反哺效应，保障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资源与环境双约束下”又快又好地和谐推进。
关键词 跨工业化；生成机制；优劣势；印度
中图分类号 F062；F4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13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21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工业化是一国迈向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在此转型过程中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但近年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了世界关注，其经济增长模式也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目前，印度GDP已成为第12个GDP超万亿美元的经济大国，并且其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较小，由此引起全球瞩目。然而，驱动印度经济崛起的最大动力并非制造业，而是印度蓬勃发展的服务业，尤其与亚洲新兴经济大国——中国相比，印度服务业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来自摩根斯坦利的数据显示，2011年印度服务业占GDP比重达68.5%（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制造业一直停滞在27%左右。因此，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颇有些非同寻常，因为服务业的高速增长通常在一国工业化的后期才会出现。例如，中国走的是“率先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2003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3.1%，近十年间上升不到两个百分点，而制造业比重在50%的高位仍在持续攀升。
然而，印度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工业化阶段可快速通过，甚至直接跨越。当前，印度经济学家习惯将印度经济与“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联系在一起，从而享有“世界办公室”的美誉。而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比较优势发展工业，促使劳动密集型工业快速发展，但却呈现“两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特征，沦落为“世界工厂”，陷入跨国企业“俘获式”低端锁定困境。鉴于此，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同样是第三世界一员又是世界最大民主化国家的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先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构成了挑战。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正试图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现代服务业，实现经济发展的“软化”与“和谐化”。因此，研究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生成机制、优劣势，对我国发展服务业，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界定
英国剑桥学派著名经济学家Caldo[1]在梵登定律的基础上，提出GDP与制造业产值高度正相关，即“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Simon Kuznets[2]指出，各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著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则变动较少。Kaldo和Chenery[3]等学者研究表明，工业化是一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唯一之路，大力发展制造业是后发国家的首选战略。因此，依据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一国经济发展通常遵循以下过程：农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逐渐下降，经济初步发展；工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开始上升，经济逐渐繁荣。几乎所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了工业化阶段的积累才推动经济的增长，然后才实现服务业的发展，即“先工业化”模式。例如，西方国家、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的经济都是在农业稳固基础上，利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优势率先发展制造业，继而发展服务业乃至现代服务业。
然而与中国等国家的“率先工业化”发展模式不同，印度在农业经济萎缩后，基于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把中国制造业的做法用于服务业，即将劳动力和资本集中于服务业，优先发展以软件外包、IT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然后利用IT业等新兴技术反向刺激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进而从农业社会直接跨入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使印度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这种绕过工业化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即为“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由于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对自然和制造资源的消耗较小、对环境的污染较小，并且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很多南亚发展中国家，如赞比亚、乍得、苏丹、肯尼亚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采取了类似的“跨工业化增长模式”[4]，以谋取全球产业竞争的差异化竞争优势，避免与中国等制造大国在国际产业链的直接竞争。
2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机制
波特将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归结为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产业以及企业战略与结构、政府作用与机遇等，并构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5]。20世纪90年代后，跨国公司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日显突出，于是邓宁将跨国公司引入“钻石模型”。本文以此为框架，认为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主要受要素禀赋、社会内部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支撑、龙头企业带动、政府的自由化改革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
2.1 “基础设施薄弱、精英人才涌现”的资源禀赋结构
生产要素可划分为初级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指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基础设施、资金等传统资源；高级生产要素则指现代通讯、信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研究机构等创新资源。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劣势抑制了工业发展，但却促使投资向服务业倾斜；而精英人才优势又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创新资源优势。 2.1.1 基础设施的薄弱促使投资向服务业倾斜
制造业对基础设施的依赖性较高，然而印度的基础设施较落后，这使得制造业难以得到发展。而服务业对基础设施的依赖较小，这促使印度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例如，印度的交通运力不足，很难满足制造业的需要。直到2006年，印度才建成全长近5 000 km的“黄金四边形”公路网。在这些较好的高速公路行驶时，时速才可接近100 km。其次，印度煤炭和油气能源供应不足，限制了制造业发展。再次，印度电力严重短缺，现在每年约40%的印度居民无电可用，在大城市中也经常断电。因此，在基础设施处于弱势的情形下，印度经济发展的重心只能向资源依赖性较低和资源消耗较少的服务业倾斜。
2.1.2 精英人才资源的涌现驱动印度选择“率先服务化”发展模式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经济改革后，承接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推动了制造业蓬勃发展。相对而言，印度经济改革落后于中国十几年，加之工业化基础薄弱，错过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时机[6]。然而，印度将大量资金投入大学，重视“精英人才”的培育。出色的大学体系，使印度每年可培养100万工科毕业生，因此印度科技实力名列世界前茅。加之长期的殖民化，印度高层与英美在文化、语言、生活习惯上能互相理解和融合。鉴于此，印度拥有为数众多、具有英语优势和专业优势的软件工程师和信息产业服务商，从而为IT业和软件外包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促使印度在承接欧美服务业外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进而可以实现服务业的“专业化、规模化、范围化”的发展。
2.2 内部消费需求的拉动
印度企业为本土市场打造了“印度制造”的产品概念，即所有产品都是针对印度人爱好和需求制造的，这种以本土消费者为导向的生产模式使印度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吸引力。与此同时，印度的消费率较高，甚至高于部分发达国家，拉动了印度服务业的发展。例如，在印度，消费是GDP的主体，占到了64%；即使欧洲也只有58%，日本为55%，而中国却只有42%。印度消费率多年来保持世界领先的原因在于：①尽管印度平均工资低于我国，但印度采取包容性增长方式，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较小，有利于中产阶级形成。目前，印度中产阶级达2.8 亿人，这部分居民购买力极强。②其次，印度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健全，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比较完善。③再次，印度银行放宽了消费信贷限制，印度商业银行贷款中有65%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只有35%贷给国有企业。这就促进了社会消费购买力的上升，为印度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需求拉力。与印度不同，中国公共服务投入和保障体系的不足降低了国内居民消费倾向，导致购物、餐饮、休闲和娱乐等消费性服务业发展缓慢。
2.3 相关产业的支持
印度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也离不开相关产业的支持互动。首先，印度承接国外服务业帮助其提升了服务业竞争力。例如，信息技术强国美国利用印度廉价而高技能含量的劳动力使其成为美国软件业加工厂，继而升级为美国软件研发基地，使印度企业在此过程中提升了研发能力，逐渐向“全球服务链”高端的攀升。其次，外资企业纷纷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这种竞争机制的引入激励了印度服务业的快速成长。据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统计，2001年以来共有290 家跨国公司在班加罗尔设立研发中心。再次，印度良好的金融体系保障了服务业的健康发展。由于印度沿用了英国人留下来的金融制度；因此与中国相比，印度金融体制的基础更完善、市场秩序更好、资源配置更能体现市场导向[7]。当前，印度Reliance、Ranbaxy和Dr. Reddys Labs等巨头企业的崛起，与印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密不可分。最后，印度工业企业的“专业性裂变”（制造企业为了提高制造效率，通过外包方式获得法律、会计和保安服务等）[8]，也拉动了印度服务业的增长。
2.4 龙头企业的带动
印度服务业的发展也得益于龙头企业的带动。印度信息产业及相关服务业经历了从出口产品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其企业经过多年国际市场的竞争，拥有了与全球价值链高端企业竞争的实力。以印度软件业为例，其软件企业需要面对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端客户，从而迫使印度企业形成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产业规范，增强了印度企业的竞争优势。例如，TCS， Wipro 以及Infosys 等软件企业巩固了印度作为世界信息技术供应商的龙头地位，已经能与IBM、惠普以及微软等知名企业竞争。目前，全球500 强中有185 家跨国企业已把部分业务外包给印度的信息技术公司，有135 家企业使用印度企业开发的软件，这表明印度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软件龙头企业群落。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软件企业缺乏竞争力。一方面，国内需求层次低，没有形成高端需求的客户群体，降低了软件企业竞争的强度，制约了软件业行业标准和生产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国际一流的软件企业进入国内市场较晚，使中国企业缺乏与国际企业竞合的机会，致使中国企业存在“在位者惰性”。
2.5 自由化的政策环境改革
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政府以“亲商业化”[9]为导向，实施了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经济改革，涉及印度的财政、货币、物价、外资、工业等多领域[10]，从而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政策保障环境。例如，印度服务业在早期受政府的干预程度较高，尤其金融、保险、电信等行业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但1991年开始，政府将这些领域向私人投资者和外资开放。如今，私营、外资与合资企业已在印度移动通信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正是由于印度不断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激起了私人和外资的投资热情，从而使这些产业很快成为服务业的高增长部门，推动了印度服务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印度在投资软环境，尤其是金融自由度、产权制度和法律体系等领域进行改革，引导各种要素资源跨越制造业而流向服务业，从而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环境，促进了“跨工业化”增长模式的生成。例如，在印度有限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外资主要集中在软件（13%）、IT服务（20%）、金融服务（5%）、汽车（5%）、电力（3%）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印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长期以来吸引外资的重点在加工制造业。据统计，我国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比例平均在70%以上，流入到服务业的外资也以传统房地产（17.6%）和批发零售餐饮业（2.85%）为主。因此，中国无法通过引进外资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融入服务业，并通过引入竞争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服务业持续在低位徘徊的一个重要原因。 2.6 技术进步的推动
技术的突破会带来新业务或新产品的出现，印度服务业的快速高效增长还可归结为技术变革的推动。这种变革发生在IT、电信服务、金融等行业部门。印度服务业增长较快的行业主要为软件业、商务服务业、银行业和通讯业。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属于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服务行业，是对信息技术革命反应敏感的行业。例如，印度的银行业保持着快速发展态势，1990-2006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19.8%，而在此期间中国金融保险业的平均发展速度只有10.7%[11]。金融业和商务服务业都属于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它们的快速发展说明技术进步对印度服务业的推动作用不断加强[12]。这也印证了Bosworth[13]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印度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很高（几乎每年都是5% ），而资本贡献率仅为1.4%。这也表明，印度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变革的驱动效应较强，因此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较低；而中国却与此相反。
3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势分析
基于印度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比较，探讨“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势，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提供借鉴。
3.1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势分析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主要以加工制造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虽获得了GDP的快速增长，但却陷入资源环境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困境。而印度的跨工业化增长模式，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外包环节，跨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资源环境友好的特征，并且能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反向刺激工业化的发展。
3.1.1 资源和环境低消耗
与经济工业化过程需要大规模资本、劳动投资不同，服务化过程更多地依靠知识和技术的专业化、规模化和范围化或报酬递增效应。因此，跨越工业化的“率先服务化”模式具有低资源消耗、低环境破坏、低物质资本依赖、发展速度平稳等特点。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以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资主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为着力点，发挥成本比较优势，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但也使得能源和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相对于中国高能耗的经济发展现状，印度的发展并未经历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跨入服务经济社会形态，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力争让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从而降低了工业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因此，印度的环境保护指数和资源保护状况都优于中国。故而，中国在面临资源与环境不断恶化情况下，应将服务业作为发展重点，通过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和谐社会的建设。
3.1.2 反向刺激工业的发展
印度采取了反向刺激工业发展模式，即“重点发展服务业利用金融市场刺激国际资本进入本国资本市场刺激消费刺激制造业刺激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全面发展”[14]。Hutton认为在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越来越广泛地融入到生产制造过程，有助于提升工业生产各环节的运营效率，具有“推进器”的战略功能。缘在，服务业能促进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推动制造业资本深化；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融入制造业，助推制造业创造差异化优势；有助于制造企业将非核心环节外包出去，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为制造业内部企业提供中介服务，降低制造业内部的交易费用。印度经济增长选择的是“逆向发展模式”，即“率先服务化”，进而能借助率先服务化的新兴技术成果反向刺激工业化的发展与跨越。例如，印度以信息软件产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在制造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基础上实现了跨越，继而以IT业和软件业等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生产、经营环节进行变革，使印度钢铁、汽车零配件生产、制药、服装加工等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也使得印度在这些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明显高于中国。
3.2 跨工业化的劣势分析
当然，与中国“先工业化”模式相比，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难以实现充分就业，其次是服务业的持久发展缺失基础设施保障和制造业的支撑。
3.2.1 难以提高社会就业率、社会和谐度低
印度是人口大国，优先发展服务业、跨越工业化并不能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因为，以知识密集为特征的服务业吸纳的是印度精英阶层的劳动力，而把低教育程度、低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排斥在外。尽管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后，其服务业增长势头进一步加快，但印度就业率呈下降趋势（2000年印度的失业率为7.3%，2005印度的失业率却高达9.1%）。由此可见，服务业远不如工业发展所引致的就业需求增幅大。因此，印度缺少工业来承接大量教育程度低下、劳动技能低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印度7 亿农民的收入状况难以改变。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没有制造业的发展来容纳大规模就业，任何一个人口大国都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腾飞。鉴于此，印度的跨工业化发展模式使得贫困人口的状况没有显著改善，特别是贫困人口比例、生命期望值、婴儿死亡率、幼儿营养不良率以及成人识字率等人类发展指数明显落后于中国。近几年，为扩大就业，印度仿效中国设立了许多经济开发区和特区，鼓励国内外企业投资于加工制造业，提高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例如，2005年印度发布了《制造业国家战略》白皮书，决定与中国争夺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
3.2.2 缺失基础设施的保障
尽管服务业的发展不像制造业那样对物质和基础设施的要求很高，但是服务业对电力供应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依赖却很大，这也正是印度服务业目前发展面临的“软肋”。印度落后的电力供应、滞后的电信服务、低下的收入水平、大量处于技术低端的制造业，使得印度无法将引进的IT技术应用于生产和管理，影响了对IT产品的需求。以印度高速发展的电信业为例，尽管其年均增长率达到13%；但是印度全国的电信密度（电信用户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仍然只有20%，远低于中国50%的水平。再如，Srinivasan[15]指出，在2004年，印度的旅游业增长了24%，已成为世界热门的旅游地，但缺少足够合格质量的宾馆，且交通和通信条件仍不尽完善，制约了印度吸引和接纳海内外游客。可见，离开基础设施的保障，服务业的增长就失去了基础。 3.2.3 缺少工业制造业的支撑
制造业对服务业也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具体表现为：其一，制造业对服务业具有需求拉动效应，能使服务业更加专业化，并获得规模效应；其二，制造业的发展能为服务业提供物质基础、技术支持和运作平台，从而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16]。由此可见，制造业是服务业的基础，服务业的持续增长需要制造业的支撑。然而，印度的服务业是从高端市场进入，服务于发达国家；而不是从低端市场进入，服务于国内农业和制造业，即印度服务业的发展没有经历与国内农业和制造业的衔接过程，从而使服务业的发展失去了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当前，印度服务业的发展已受到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制约。鉴于此，2000年起，印度开始着力打造经济特区，欲借鉴中国经验以“特区”模式克服基础设施的缺陷，促进出口加工业的快速发展，拉动服务业的发展。
4 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借鉴
虽然，印度“跨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难以大幅带动社会就业，缺乏持久增长的基础设施支撑等缺陷；但其“率先服务化”的发展经验仍值得面临“资源与环境双约束”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借鉴。鉴于我国服务业发展较落后，对制造业的外部性较小，制约了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升级；并且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资源与环境的消耗较高。因此，我国在工业化中后期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以借助服务业实现经济发展的“软化”，实现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迈进。
4.1 培养服务业人才队伍体系
高素质专业人才是发展服务业的重要基石，是争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重要因素。中国应注重发挥本国人才的积极性，大力发展服务教育事业，增加服务业的教育投入。首先，应加强专业化培训与正规教育的联系与互动，以提高服务业人才的创造能力；其次，加强国内培训组织与国外先进培训机构的合作，引进国外成熟的培训体系，以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例如，印度的NIIT服务人才培训机构的APTECH体系在全球第一个获得ISO 9001认证。国内培训机构应加强与这些机构的合作，提高服务人才培训水平。同时，为了缩小与印度服务业人才的差距，中国可以加强“海外引智”，吸引服务人才回流，以拓展服务业人才的来源。
4.2 提高社会消费需求购买力
印度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59.6%，对GDP增长的贡献额接近48%，并且保持8%的增长水平[17]。中国服务业在人均收入达到2 000 美元界限点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仍未超过工业，其中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中国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社会个人消费购买力。与此同时，鉴于公共服务的供给会提高国内居民消费倾向，促进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例如，印度政府消费支出从2008-2009年度的7.4%上升到2009-2010年度的16.8%。然而，我国大量公共资源被用于制造业的投资扩张，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明显不足，从而降低了国内居民消费倾向。因此，我国应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并优化公共服务的投入结构，以提高社会消费倾向，从而促进劳动、资本等要素向服务业的转移，推动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
4.3 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
印度服务业以知识密集型的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实现了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然而，中国服务业竞争力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服务，金融、保险、商务、软件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作用还没有出现，制约了国际产业链在我国的延伸和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鉴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制造业具有较高的外部性，能促进制造业的分工专业化，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融入制造业，降低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并能降低制造业内部的交易费用，是现代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18-19]。因此，中国经济要在国际竞争中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应按照国际分工和市场需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从而加快制造业升级调整，促使中国摆脱对资源和环境的高度依赖。
4.4 培养服务业的龙头企业
由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可知，国家产业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龙头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然而，我国服务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小、散、乱的情形，龙头企业的竞争实力也较弱，以致难以获得规模经济，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因此，我国应鼓励服务业内部企业实施兼并重组、竞争合作，支持服务企业的市场开拓和国际化运营，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服务业龙头企业，从而形成服务业的产业群落效应，进而拉动服务业的发展。
4.5 加大服务业的自由化政策改革力度
通常，服务业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越能吸引资本、高素质人才和先进技术等高级资源要素进入服务业，促进服务业效率改善。印度服务业是在开放条件下，利用国际资金、技术、人才，把握与跨国公司合作机会，充分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实现了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因此，中国服务业应抓住当前服务业全球转移的有利时机，借鉴印度内部市场开放和外部市场准入的经验。首先，应引入竞争机制，构建服务业的进入与退出机制；推进非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鼓励非国有经济的进入，提高服务企业的竞争力。其次，应加大政策环境的扶持，一要扶持吸纳就业人数多、投资能力弱的服务业企业；二要扶持跟踪世界一流水平的高新技术项目。再次，还应扩大开放程度，规范服务业行为，以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4.6 提高服务业的创新能力
印度通过服务业创新，不仅加快了银行业、证券业、电信、能源、工具系统集成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推进了远程医学、远程手术、远程教育、嵌入式产品、自动化生产技术等服务衍生产品的跨越式发展[20]，并且提升了传统服务业的水平，改造了传统工业，实现工业的集约化发展。针对我国服务业发展速度缓慢、生产率较低的实情，政府应提高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加快我国向“服务经济”的转变。诸如，加大对服务业创新的科技投入力度，促进研发投入主体的多元化；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断完善科技基础设施，为服务业创新提供重要支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与导向作用，强化税收政策对服务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不断创新服务业的投融资方式，完善服务业投融资支持体系[21]，以提高服务业的创新效率，增强服务业对工业的反哺效应，保障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资源环境双约束下”又快又好地和谐推进。 5 研究结论
本文以印度经济增长模式为例，界定了“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即跨越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而，借助竞争优势理论，指出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主要受“基础设施薄弱、精英人才涌现”的资源禀赋结构、社会内部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支撑、龙头企业的带动、自由化的政策环境改革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在此基础上通过中印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分析了“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势，即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主要以加工制造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虽获得了GDP的快速增长，但却陷入资源环境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困境；而印度的跨工业化增长模式，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外包环节，跨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资源环境友好的特征，并且能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反向刺激工业的发展。当然，与中国“先工业化”模式相比，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也存在诸多劣势。首先是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社会和谐度低，其次是服务业的持久发展缺失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制造业的支撑。最后，本文指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我国应借鉴印度的经验，培养服务业人才队伍、提高社会消费需求购买力、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培养服务业龙头企业、加大服务业自由化改革力度、提高服务业的创新能力，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增强服务业对工业的反哺效应，保障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资源环境双约束下”又快又好地和谐推进。
（编辑：刘呈庆）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Caldor N. Strategic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29-36.
[2]Simon K.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93-95.
[3]Chenery G， Gaba V， Gakratsa S，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M]. Shanghai： Shang Hai People Press， 1989：71-78.
[4]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101-123.
[5]Porter M. Competitive Advantage[M]. New York： Har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73-76.
[6]白远，刘雯.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与印度的比较[J]. 国际经济合作，2006，（6）：13-14.[Bai Yuan， Liu Wen. The FDI in Comparison： China and India[J].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2006，（6）：13-14.]
[7]王泉泉. 中国与印度服务业比较：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J]. 国际商务，2007，（4）：5-10.[Wang Quanqua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Service Sector： Competitiveness and Impact Factor[J].International Business， 2007，（4）：5-10.]
[8]Braggart J. Splintering and Disembodiment of Services and Developing Nations[J].World Economy， 1984，（2）： 133-134.
[9]Kaplan K，Utah K， Rathdrum R， et al. Arvin Subramanian and Ioannis Tokatlidis： Indias Pattern of Development： What Happened， What Follows？[G].NBER Working Paper， 2006-10-12， http： //www.nber.erg/papers/w1203.
[10]张立，王学人. 印度服务业增长的绩效、原因与问题[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92-97.[Zhang Li， Wang Xueren. The Performance and Problem of Indias Services Sector Growth[J].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y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8，（2）：92-97.]
[11]魏作磊.中国与印度服务业发展比较[J]. 统计研究，2007，（3）：92-96.[Wei Zuolei.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Service Sector[J].Statistical Research， 2007，（3）：92-96.]
[12]Gordon J， Gupta P. Understanding Indias Services Revolution[G].IMF Working Paper.（2003-11-12）[2011-03-09].
http；//www.imf.org.
[13]Bosworth B， Collins S M， Virmani A. Sources of Growth in the Indian Economy[G].NBER Working Paper No.12901， 2007. http；//www.nber. org/papers/w12901.
[14]杨文武，李文贵. 印度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新挑战[J]. 南亚研究季刊，2009，（4）：44-51.[Yang Wenwu， Li Wengui. New Challenges of Indian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South Asian Studies， 2009，（4）：44-51.]
[15]Srinivasan 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ed Services and Indias Growth Prospects[C].The Brookings Trade Forum， 2005，（10）：59-87.
[16]Bowen D， Spiel C， Schneider B. A Framework for anAllying Customer Service Orientations in Manufactur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75-95.
[17]张立. 印度经济近期走势及前景展望[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46-53.[Zhang Li. Indias Recent Economic Trends and Outlook[J].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y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9，（5）：46-53.]
[18]黄永春，佘海峰.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名牌成长能力的构成体系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9）：117-123. Huang Yongchun， She Haifeng.[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ituent System of Growth Competence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Famous Brand—Based on Value Chain Theory[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2011，（9）：117-123.]
[19]黄永春，郑江淮，任志成，等.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名牌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PLSSEM模型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4）：156-165.[Huang Yongchun， Zheng Jianghuai， Ren Zhicheng， et al. The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Famous Brand： Based on PLSSEM Model[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 2012，（4）：156-165.]
[20]王丽. 印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证分析[J]. 南亚研究季刊，2009，（3）：32-39. Wang Li.[An Empirical Analysis to the Shift of 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adigm[J].South Asian Studies， 2009，（3）：32-39.]
[21]韩霞. 加快我国服务业自主创新的公共政策选择[J].中国软科学，2011，（11）：21-29.[Han Xia. Policy Choices on Speeding up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Service in Chinas Public[J].China Soft Science Mananagent， 2011，（11）：21-29.]
“Across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From the Enlightenment of India Economic Growth Model
HUANG YongChun1，2 ZHENG Jianghuai2 YANG Yiwen2，3 ZANG Canjia1
（1.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China；
2.Economic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3.Economics Department，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Abstract Taking India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as an exampl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y a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cross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ource endowment structure of lack ‘of infrastructure， emerging talents’， internal consumers demand， the support of related industries， leading enterprises， liberalization policy reform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ve promoted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India ‘ acrossindustrialization ’ economy growth pattern. Based on this， by comparing the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of China and India， the paper purposes that ‘across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has resourceand environmentfriendly features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it can reversely stimula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reover， the paper reveals the disadvantags of ‘acrossindustrialization’ growth pattern，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improving employment and weak support in the service sector. In view of Chinese lagged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acing with the plight of high consump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Indias experience to train personnel in service sector， improve the social consumers dema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service sector， nurture leading enterprises in service industry， speed up the service sector liberalization reform， and improve service innovation.
Key words across industrialization； formation mechanism；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India
关键词 跨工业化；生成机制；优劣势；印度
中图分类号 F062；F4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13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21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工业化是一国迈向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在此转型过程中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但近年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了世界关注，其经济增长模式也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目前，印度GDP已成为第12个GDP超万亿美元的经济大国，并且其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较小，由此引起全球瞩目。然而，驱动印度经济崛起的最大动力并非制造业，而是印度蓬勃发展的服务业，尤其与亚洲新兴经济大国——中国相比，印度服务业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来自摩根斯坦利的数据显示，2011年印度服务业占GDP比重达68.5%（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制造业一直停滞在27%左右。因此，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颇有些非同寻常，因为服务业的高速增长通常在一国工业化的后期才会出现。例如，中国走的是“率先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2003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3.1%，近十年间上升不到两个百分点，而制造业比重在50%的高位仍在持续攀升。
然而，印度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工业化阶段可快速通过，甚至直接跨越。当前，印度经济学家习惯将印度经济与“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联系在一起，从而享有“世界办公室”的美誉。而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比较优势发展工业，促使劳动密集型工业快速发展，但却呈现“两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特征，沦落为“世界工厂”，陷入跨国企业“俘获式”低端锁定困境。鉴于此，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同样是第三世界一员又是世界最大民主化国家的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先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构成了挑战。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正试图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现代服务业，实现经济发展的“软化”与“和谐化”。因此，研究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生成机制、优劣势，对我国发展服务业，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界定
英国剑桥学派著名经济学家Caldo[1]在梵登定律的基础上，提出GDP与制造业产值高度正相关，即“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Simon Kuznets[2]指出，各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著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则变动较少。Kaldo和Chenery[3]等学者研究表明，工业化是一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唯一之路，大力发展制造业是后发国家的首选战略。因此，依据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一国经济发展通常遵循以下过程：农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逐渐下降，经济初步发展；工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开始上升，经济逐渐繁荣。几乎所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了工业化阶段的积累才推动经济的增长，然后才实现服务业的发展，即“先工业化”模式。例如，西方国家、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的经济都是在农业稳固基础上，利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优势率先发展制造业，继而发展服务业乃至现代服务业。
然而与中国等国家的“率先工业化”发展模式不同，印度在农业经济萎缩后，基于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把中国制造业的做法用于服务业，即将劳动力和资本集中于服务业，优先发展以软件外包、IT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然后利用IT业等新兴技术反向刺激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进而从农业社会直接跨入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使印度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这种绕过工业化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即为“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由于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对自然和制造资源的消耗较小、对环境的污染较小，并且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很多南亚发展中国家，如赞比亚、乍得、苏丹、肯尼亚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采取了类似的“跨工业化增长模式”[4]，以谋取全球产业竞争的差异化竞争优势，避免与中国等制造大国在国际产业链的直接竞争。
2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机制
波特将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归结为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产业以及企业战略与结构、政府作用与机遇等，并构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5]。20世纪90年代后，跨国公司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日显突出，于是邓宁将跨国公司引入“钻石模型”。本文以此为框架，认为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主要受要素禀赋、社会内部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支撑、龙头企业带动、政府的自由化改革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
2.1 “基础设施薄弱、精英人才涌现”的资源禀赋结构
生产要素可划分为初级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指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基础设施、资金等传统资源；高级生产要素则指现代通讯、信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研究机构等创新资源。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劣势抑制了工业发展，但却促使投资向服务业倾斜；而精英人才优势又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创新资源优势。 2.1.1 基础设施的薄弱促使投资向服务业倾斜
制造业对基础设施的依赖性较高，然而印度的基础设施较落后，这使得制造业难以得到发展。而服务业对基础设施的依赖较小，这促使印度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例如，印度的交通运力不足，很难满足制造业的需要。直到2006年，印度才建成全长近5 000 km的“黄金四边形”公路网。在这些较好的高速公路行驶时，时速才可接近100 km。其次，印度煤炭和油气能源供应不足，限制了制造业发展。再次，印度电力严重短缺，现在每年约40%的印度居民无电可用，在大城市中也经常断电。因此，在基础设施处于弱势的情形下，印度经济发展的重心只能向资源依赖性较低和资源消耗较少的服务业倾斜。
2.1.2 精英人才资源的涌现驱动印度选择“率先服务化”发展模式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经济改革后，承接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推动了制造业蓬勃发展。相对而言，印度经济改革落后于中国十几年，加之工业化基础薄弱，错过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时机[6]。然而，印度将大量资金投入大学，重视“精英人才”的培育。出色的大学体系，使印度每年可培养100万工科毕业生，因此印度科技实力名列世界前茅。加之长期的殖民化，印度高层与英美在文化、语言、生活习惯上能互相理解和融合。鉴于此，印度拥有为数众多、具有英语优势和专业优势的软件工程师和信息产业服务商，从而为IT业和软件外包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促使印度在承接欧美服务业外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进而可以实现服务业的“专业化、规模化、范围化”的发展。
2.2 内部消费需求的拉动
印度企业为本土市场打造了“印度制造”的产品概念，即所有产品都是针对印度人爱好和需求制造的，这种以本土消费者为导向的生产模式使印度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吸引力。与此同时，印度的消费率较高，甚至高于部分发达国家，拉动了印度服务业的发展。例如，在印度，消费是GDP的主体，占到了64%；即使欧洲也只有58%，日本为55%，而中国却只有42%。印度消费率多年来保持世界领先的原因在于：①尽管印度平均工资低于我国，但印度采取包容性增长方式，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较小，有利于中产阶级形成。目前，印度中产阶级达2.8 亿人，这部分居民购买力极强。②其次，印度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健全，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比较完善。③再次，印度银行放宽了消费信贷限制，印度商业银行贷款中有65%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只有35%贷给国有企业。这就促进了社会消费购买力的上升，为印度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需求拉力。与印度不同，中国公共服务投入和保障体系的不足降低了国内居民消费倾向，导致购物、餐饮、休闲和娱乐等消费性服务业发展缓慢。
2.3 相关产业的支持
印度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也离不开相关产业的支持互动。首先，印度承接国外服务业帮助其提升了服务业竞争力。例如，信息技术强国美国利用印度廉价而高技能含量的劳动力使其成为美国软件业加工厂，继而升级为美国软件研发基地，使印度企业在此过程中提升了研发能力，逐渐向“全球服务链”高端的攀升。其次，外资企业纷纷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这种竞争机制的引入激励了印度服务业的快速成长。据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统计，2001年以来共有290 家跨国公司在班加罗尔设立研发中心。再次，印度良好的金融体系保障了服务业的健康发展。由于印度沿用了英国人留下来的金融制度；因此与中国相比，印度金融体制的基础更完善、市场秩序更好、资源配置更能体现市场导向[7]。当前，印度Reliance、Ranbaxy和Dr. Reddys Labs等巨头企业的崛起，与印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密不可分。最后，印度工业企业的“专业性裂变”（制造企业为了提高制造效率，通过外包方式获得法律、会计和保安服务等）[8]，也拉动了印度服务业的增长。
2.4 龙头企业的带动
印度服务业的发展也得益于龙头企业的带动。印度信息产业及相关服务业经历了从出口产品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其企业经过多年国际市场的竞争，拥有了与全球价值链高端企业竞争的实力。以印度软件业为例，其软件企业需要面对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端客户，从而迫使印度企业形成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产业规范，增强了印度企业的竞争优势。例如，TCS， Wipro 以及Infosys 等软件企业巩固了印度作为世界信息技术供应商的龙头地位，已经能与IBM、惠普以及微软等知名企业竞争。目前，全球500 强中有185 家跨国企业已把部分业务外包给印度的信息技术公司，有135 家企业使用印度企业开发的软件，这表明印度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软件龙头企业群落。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软件企业缺乏竞争力。一方面，国内需求层次低，没有形成高端需求的客户群体，降低了软件企业竞争的强度，制约了软件业行业标准和生产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国际一流的软件企业进入国内市场较晚，使中国企业缺乏与国际企业竞合的机会，致使中国企业存在“在位者惰性”。
2.5 自由化的政策环境改革
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政府以“亲商业化”[9]为导向，实施了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经济改革，涉及印度的财政、货币、物价、外资、工业等多领域[10]，从而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政策保障环境。例如，印度服务业在早期受政府的干预程度较高，尤其金融、保险、电信等行业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但1991年开始，政府将这些领域向私人投资者和外资开放。如今，私营、外资与合资企业已在印度移动通信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正是由于印度不断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激起了私人和外资的投资热情，从而使这些产业很快成为服务业的高增长部门，推动了印度服务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印度在投资软环境，尤其是金融自由度、产权制度和法律体系等领域进行改革，引导各种要素资源跨越制造业而流向服务业，从而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环境，促进了“跨工业化”增长模式的生成。例如，在印度有限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外资主要集中在软件（13%）、IT服务（20%）、金融服务（5%）、汽车（5%）、电力（3%）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印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长期以来吸引外资的重点在加工制造业。据统计，我国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比例平均在70%以上，流入到服务业的外资也以传统房地产（17.6%）和批发零售餐饮业（2.85%）为主。因此，中国无法通过引进外资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融入服务业，并通过引入竞争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服务业持续在低位徘徊的一个重要原因。 2.6 技术进步的推动
技术的突破会带来新业务或新产品的出现，印度服务业的快速高效增长还可归结为技术变革的推动。这种变革发生在IT、电信服务、金融等行业部门。印度服务业增长较快的行业主要为软件业、商务服务业、银行业和通讯业。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属于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服务行业，是对信息技术革命反应敏感的行业。例如，印度的银行业保持着快速发展态势，1990-2006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19.8%，而在此期间中国金融保险业的平均发展速度只有10.7%[11]。金融业和商务服务业都属于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它们的快速发展说明技术进步对印度服务业的推动作用不断加强[12]。这也印证了Bosworth[13]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印度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很高（几乎每年都是5% ），而资本贡献率仅为1.4%。这也表明，印度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变革的驱动效应较强，因此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较低；而中国却与此相反。
3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势分析
基于印度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比较，探讨“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势，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提供借鉴。
3.1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势分析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主要以加工制造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虽获得了GDP的快速增长，但却陷入资源环境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困境。而印度的跨工业化增长模式，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外包环节，跨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资源环境友好的特征，并且能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反向刺激工业化的发展。
3.1.1 资源和环境低消耗
与经济工业化过程需要大规模资本、劳动投资不同，服务化过程更多地依靠知识和技术的专业化、规模化和范围化或报酬递增效应。因此，跨越工业化的“率先服务化”模式具有低资源消耗、低环境破坏、低物质资本依赖、发展速度平稳等特点。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以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资主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为着力点，发挥成本比较优势，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但也使得能源和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相对于中国高能耗的经济发展现状，印度的发展并未经历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跨入服务经济社会形态，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力争让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从而降低了工业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因此，印度的环境保护指数和资源保护状况都优于中国。故而，中国在面临资源与环境不断恶化情况下，应将服务业作为发展重点，通过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和谐社会的建设。
3.1.2 反向刺激工业的发展
印度采取了反向刺激工业发展模式，即“重点发展服务业利用金融市场刺激国际资本进入本国资本市场刺激消费刺激制造业刺激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全面发展”[14]。Hutton认为在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越来越广泛地融入到生产制造过程，有助于提升工业生产各环节的运营效率，具有“推进器”的战略功能。缘在，服务业能促进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推动制造业资本深化；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融入制造业，助推制造业创造差异化优势；有助于制造企业将非核心环节外包出去，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为制造业内部企业提供中介服务，降低制造业内部的交易费用。印度经济增长选择的是“逆向发展模式”，即“率先服务化”，进而能借助率先服务化的新兴技术成果反向刺激工业化的发展与跨越。例如，印度以信息软件产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在制造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基础上实现了跨越，继而以IT业和软件业等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生产、经营环节进行变革，使印度钢铁、汽车零配件生产、制药、服装加工等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也使得印度在这些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明显高于中国。
3.2 跨工业化的劣势分析
当然，与中国“先工业化”模式相比，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难以实现充分就业，其次是服务业的持久发展缺失基础设施保障和制造业的支撑。
3.2.1 难以提高社会就业率、社会和谐度低
印度是人口大国，优先发展服务业、跨越工业化并不能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因为，以知识密集为特征的服务业吸纳的是印度精英阶层的劳动力，而把低教育程度、低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排斥在外。尽管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后，其服务业增长势头进一步加快，但印度就业率呈下降趋势（2000年印度的失业率为7.3%，2005印度的失业率却高达9.1%）。由此可见，服务业远不如工业发展所引致的就业需求增幅大。因此，印度缺少工业来承接大量教育程度低下、劳动技能低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印度7 亿农民的收入状况难以改变。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没有制造业的发展来容纳大规模就业，任何一个人口大国都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腾飞。鉴于此，印度的跨工业化发展模式使得贫困人口的状况没有显著改善，特别是贫困人口比例、生命期望值、婴儿死亡率、幼儿营养不良率以及成人识字率等人类发展指数明显落后于中国。近几年，为扩大就业，印度仿效中国设立了许多经济开发区和特区，鼓励国内外企业投资于加工制造业，提高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例如，2005年印度发布了《制造业国家战略》白皮书，决定与中国争夺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
3.2.2 缺失基础设施的保障
尽管服务业的发展不像制造业那样对物质和基础设施的要求很高，但是服务业对电力供应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依赖却很大，这也正是印度服务业目前发展面临的“软肋”。印度落后的电力供应、滞后的电信服务、低下的收入水平、大量处于技术低端的制造业，使得印度无法将引进的IT技术应用于生产和管理，影响了对IT产品的需求。以印度高速发展的电信业为例，尽管其年均增长率达到13%；但是印度全国的电信密度（电信用户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仍然只有20%，远低于中国50%的水平。再如，Srinivasan[15]指出，在2004年，印度的旅游业增长了24%，已成为世界热门的旅游地，但缺少足够合格质量的宾馆，且交通和通信条件仍不尽完善，制约了印度吸引和接纳海内外游客。可见，离开基础设施的保障，服务业的增长就失去了基础。 3.2.3 缺少工业制造业的支撑
制造业对服务业也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具体表现为：其一，制造业对服务业具有需求拉动效应，能使服务业更加专业化，并获得规模效应；其二，制造业的发展能为服务业提供物质基础、技术支持和运作平台，从而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16]。由此可见，制造业是服务业的基础，服务业的持续增长需要制造业的支撑。然而，印度的服务业是从高端市场进入，服务于发达国家；而不是从低端市场进入，服务于国内农业和制造业，即印度服务业的发展没有经历与国内农业和制造业的衔接过程，从而使服务业的发展失去了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当前，印度服务业的发展已受到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制约。鉴于此，2000年起，印度开始着力打造经济特区，欲借鉴中国经验以“特区”模式克服基础设施的缺陷，促进出口加工业的快速发展，拉动服务业的发展。
4 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借鉴
虽然，印度“跨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难以大幅带动社会就业，缺乏持久增长的基础设施支撑等缺陷；但其“率先服务化”的发展经验仍值得面临“资源与环境双约束”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借鉴。鉴于我国服务业发展较落后，对制造业的外部性较小，制约了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升级；并且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资源与环境的消耗较高。因此，我国在工业化中后期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以借助服务业实现经济发展的“软化”，实现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迈进。
4.1 培养服务业人才队伍体系
高素质专业人才是发展服务业的重要基石，是争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重要因素。中国应注重发挥本国人才的积极性，大力发展服务教育事业，增加服务业的教育投入。首先，应加强专业化培训与正规教育的联系与互动，以提高服务业人才的创造能力；其次，加强国内培训组织与国外先进培训机构的合作，引进国外成熟的培训体系，以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例如，印度的NIIT服务人才培训机构的APTECH体系在全球第一个获得ISO 9001认证。国内培训机构应加强与这些机构的合作，提高服务人才培训水平。同时，为了缩小与印度服务业人才的差距，中国可以加强“海外引智”，吸引服务人才回流，以拓展服务业人才的来源。
4.2 提高社会消费需求购买力
印度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59.6%，对GDP增长的贡献额接近48%，并且保持8%的增长水平[17]。中国服务业在人均收入达到2 000 美元界限点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仍未超过工业，其中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中国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社会个人消费购买力。与此同时，鉴于公共服务的供给会提高国内居民消费倾向，促进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例如，印度政府消费支出从2008-2009年度的7.4%上升到2009-2010年度的16.8%。然而，我国大量公共资源被用于制造业的投资扩张，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明显不足，从而降低了国内居民消费倾向。因此，我国应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并优化公共服务的投入结构，以提高社会消费倾向，从而促进劳动、资本等要素向服务业的转移，推动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
4.3 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
印度服务业以知识密集型的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实现了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然而，中国服务业竞争力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服务，金融、保险、商务、软件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作用还没有出现，制约了国际产业链在我国的延伸和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鉴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制造业具有较高的外部性，能促进制造业的分工专业化，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融入制造业，降低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并能降低制造业内部的交易费用，是现代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18-19]。因此，中国经济要在国际竞争中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应按照国际分工和市场需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从而加快制造业升级调整，促使中国摆脱对资源和环境的高度依赖。
4.4 培养服务业的龙头企业
由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可知，国家产业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龙头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然而，我国服务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小、散、乱的情形，龙头企业的竞争实力也较弱，以致难以获得规模经济，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因此，我国应鼓励服务业内部企业实施兼并重组、竞争合作，支持服务企业的市场开拓和国际化运营，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服务业龙头企业，从而形成服务业的产业群落效应，进而拉动服务业的发展。
4.5 加大服务业的自由化政策改革力度
通常，服务业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越能吸引资本、高素质人才和先进技术等高级资源要素进入服务业，促进服务业效率改善。印度服务业是在开放条件下，利用国际资金、技术、人才，把握与跨国公司合作机会，充分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实现了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因此，中国服务业应抓住当前服务业全球转移的有利时机，借鉴印度内部市场开放和外部市场准入的经验。首先，应引入竞争机制，构建服务业的进入与退出机制；推进非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鼓励非国有经济的进入，提高服务企业的竞争力。其次，应加大政策环境的扶持，一要扶持吸纳就业人数多、投资能力弱的服务业企业；二要扶持跟踪世界一流水平的高新技术项目。再次，还应扩大开放程度，规范服务业行为，以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4.6 提高服务业的创新能力
印度通过服务业创新，不仅加快了银行业、证券业、电信、能源、工具系统集成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推进了远程医学、远程手术、远程教育、嵌入式产品、自动化生产技术等服务衍生产品的跨越式发展[20]，并且提升了传统服务业的水平，改造了传统工业，实现工业的集约化发展。针对我国服务业发展速度缓慢、生产率较低的实情，政府应提高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加快我国向“服务经济”的转变。诸如，加大对服务业创新的科技投入力度，促进研发投入主体的多元化；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断完善科技基础设施，为服务业创新提供重要支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与导向作用，强化税收政策对服务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不断创新服务业的投融资方式，完善服务业投融资支持体系[21]，以提高服务业的创新效率，增强服务业对工业的反哺效应，保障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资源环境双约束下”又快又好地和谐推进。 5 研究结论
本文以印度经济增长模式为例，界定了“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即跨越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而，借助竞争优势理论，指出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主要受“基础设施薄弱、精英人才涌现”的资源禀赋结构、社会内部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支撑、龙头企业的带动、自由化的政策环境改革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在此基础上通过中印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分析了“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势，即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主要以加工制造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虽获得了GDP的快速增长，但却陷入资源环境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困境；而印度的跨工业化增长模式，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外包环节，跨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资源环境友好的特征，并且能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反向刺激工业的发展。当然，与中国“先工业化”模式相比，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也存在诸多劣势。首先是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社会和谐度低，其次是服务业的持久发展缺失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制造业的支撑。最后，本文指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我国应借鉴印度的经验，培养服务业人才队伍、提高社会消费需求购买力、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培养服务业龙头企业、加大服务业自由化改革力度、提高服务业的创新能力，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增强服务业对工业的反哺效应，保障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资源环境双约束下”又快又好地和谐推进。
（编辑：刘呈庆）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Caldor N. Strategic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29-36.
[2]Simon K.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93-95.
[3]Chenery G， Gaba V， Gakratsa S，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M]. Shanghai： Shang Hai People Press， 1989：71-78.
[4]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101-123.
[5]Porter M. Competitive Advantage[M]. New York： Har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73-76.
[6]白远，刘雯.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与印度的比较[J]. 国际经济合作，2006，（6）：13-14.[Bai Yuan， Liu Wen. The FDI in Comparison： China and India[J].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2006，（6）：13-14.]
[7]王泉泉. 中国与印度服务业比较：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J]. 国际商务，2007，（4）：5-10.[Wang Quanqua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Service Sector： Competitiveness and Impact Factor[J].International Business， 2007，（4）：5-10.]
[8]Braggart J. Splintering and Disembodiment of Services and Developing Nations[J].World Economy， 1984，（2）： 133-134.
[9]Kaplan K，Utah K， Rathdrum R， et al. Arvin Subramanian and Ioannis Tokatlidis： Indias Pattern of Development： What Happened， What Follows？[G].NBER Working Paper， 2006-10-12， http： //www.nber.erg/papers/w1203.
[10]张立，王学人. 印度服务业增长的绩效、原因与问题[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92-97.[Zhang Li， Wang Xueren. The Performance and Problem of Indias Services Sector Growth[J].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y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8，（2）：92-97.]
[11]魏作磊.中国与印度服务业发展比较[J]. 统计研究，2007，（3）：92-96.[Wei Zuolei.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Service Sector[J].Statistical Research， 2007，（3）：92-96.]
[12]Gordon J， Gupta P. Understanding Indias Services Revolution[G].IMF Working Paper.（2003-11-12）[2011-03-09].
http；//www.imf.org.
[13]Bosworth B， Collins S M， Virmani A. Sources of Growth in the Indian Economy[G].NBER Working Paper No.12901， 2007. http；//www.nber. org/papers/w12901.
[14]杨文武，李文贵. 印度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新挑战[J]. 南亚研究季刊，2009，（4）：44-51.[Yang Wenwu， Li Wengui. New Challenges of Indian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South Asian Studies， 2009，（4）：44-51.]
[15]Srinivasan 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ed Services and Indias Growth Prospects[C].The Brookings Trade Forum， 2005，（10）：59-87.
[16]Bowen D， Spiel C， Schneider B. A Framework for anAllying Customer Service Orientations in Manufactur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75-95.
[17]张立. 印度经济近期走势及前景展望[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46-53.[Zhang Li. Indias Recent Economic Trends and Outlook[J].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y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9，（5）：46-53.]
[18]黄永春，佘海峰.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名牌成长能力的构成体系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9）：117-123. Huang Yongchun， She Haifeng.[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ituent System of Growth Competence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Famous Brand—Based on Value Chain Theory[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2011，（9）：117-123.]
[19]黄永春，郑江淮，任志成，等.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名牌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PLSSEM模型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4）：156-165.[Huang Yongchun， Zheng Jianghuai， Ren Zhicheng， et al. The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Famous Brand： Based on PLSSEM Model[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 2012，（4）：156-165.]
[20]王丽. 印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证分析[J]. 南亚研究季刊，2009，（3）：32-39. Wang Li.[An Empirical Analysis to the Shift of 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adigm[J].South Asian Studies， 2009，（3）：32-39.]
[21]韩霞. 加快我国服务业自主创新的公共政策选择[J].中国软科学，2011，（11）：21-29.[Han Xia. Policy Choices on Speeding up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Service in Chinas Public[J].China Soft Science Mananagent， 2011，（11）：21-29.]
“Across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From the Enlightenment of India Economic Growth Model
HUANG YongChun1，2 ZHENG Jianghuai2 YANG Yiwen2，3 ZANG Canjia1
（1.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China；
2.Economic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3.Economics Department，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Abstract Taking India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as an exampl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y a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cross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ource endowment structure of lack ‘of infrastructure， emerging talents’， internal consumers demand， the support of related industries， leading enterprises， liberalization policy reform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ve promoted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India ‘ acrossindustrialization ’ economy growth pattern. Based on this， by comparing the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of China and India， the paper purposes that ‘across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has resourceand environmentfriendly features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it can reversely stimula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reover， the paper reveals the disadvantags of ‘acrossindustrialization’ growth pattern，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improving employment and weak support in the service sector. In view of Chinese lagged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acing with the plight of high consump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Indias experience to train personnel in service sector， improve the social consumers dema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service sector， nurture leading enterprises in service industry， speed up the service sector liberalization reform， and improve service innovation.
Key words across industrialization； formation mechanism；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In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