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首《沁园春？长沙》，是1925年毛泽东南下广州，路经长沙时，追忆他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新民学会的同学好友一起追寻革命理想、投身革命斗争时光的感怀之作。词作中所说的“同学少年”中就包括了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萧三。
　　萧三，1896年10月10月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萧三的父亲萧岳英青年时代屡次参加科举不第，所以做了教师，任教于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由于萧岳英思想开明、教导有方，因此萧家兄弟自幼勤奋好学，聪慧过人，其中萧三和兄长萧子昇、弟弟萧子凤更是被人称为“萧氏三杰”。此后，萧三成为了我党优秀的文化战士和国际活动家，在风云际会的20世纪上半叶，书写了自己出彩的人生。回顾萧三的一生，他先与毛泽东等同窗，后与周恩来等留法，再与赵世炎等赴苏，参与了新民学会、旅欧少共的筹建，翻译了《国际歌》，第一个为毛泽东写传，用自己的激情和忠诚，写下了一个革命诗人和文化战士的精彩一生。

同学少年

　　1907年，萧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并在此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好友毛泽东。1909年秋天，毛泽东以外婆家为籍贯考入了东山高等小学堂，并很快和在此读书的萧三兄弟成了好友。若干年后，已经是中国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还曾饶有兴致地回忆了这段友谊：“我在东山高小学习时，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衣衫，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他们当中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毛泽东口中的作家就是萧三。
　　其实，萧三和毛泽东的相交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在两人还不熟识时，毛泽东听闻萧三有本专讲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伟大人物事迹的书籍《世界英雄豪杰传》，便前往借阅。岂料萧三自视甚高，说自己的书有三不借：无真才实学者不借；庸庸小人不借；不能对上自己对联者不借。萧三原想让毛泽东知难而退，哪知毛泽东借书心切，说：“小弟不敢自命才高博学，但阅书心切，请仁兄出一联如何？”萧三见毛泽东并不放弃，便道：“既然书里讲的都是英雄豪杰，那上联就是：目旁是贵，瞆眼不会识贵人。”毛泽东略略沉吟，脱口而出：“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毛泽东对出的下联不仅和萧三的上联对仗工整，而且意中还略有几分讽刺。萧三听后，十分佩服毛泽东的敏捷才思，同时也对自己的冒失略感羞愧，急忙将书拿出，双手奉上。不想这次“交锋”之后，萧毛二人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
　　如果说在东山高小时，萧三、毛泽东之间还属于以文会友、意气相投，那进入湖南第一师范（以下简称“一师”）后，二人间便多了几分思想共鸣、战斗情谊。1911年，萧三升入一师预备班，翌年转为正式学员。1914年，毛泽东也转入一师。20世纪初的湖南，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在内陆省份开风气之先，汇聚了一大批仁人志士、思想先导。在一师任教的杨昌济便是其中之一。杨昌济早年留学日本、英国，思想进步、见识不凡，而且待人和蔼可亲。在一师期间，毛泽东、萧三等人常常做客杨家，聆听杨昌济教诲，不仅与杨昌济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义，也在杨昌济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探求中华崛起的道路。
　　到一师后，毛泽东发起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学友会，以“砥砺道德、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为宗旨，时常组织青年讨论时事。而萧三毕业后留在一师附小任教，也时常参与其中。密切的交往，使二人的思想更加进步、视野也更加宽阔，于是两个年轻人便“斗胆”干了一件事：1917年春，得知曾資助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来长沙参加黄兴改葬仪式，萧毛两人便给宫崎寅藏写了一封联名信，表达自己“尝读诗书，颇立志气”，希望“拜见丰采，聆取宏论”。可惜，最后他们并未见到宫崎寅藏，但壮了两个年轻人的胆，进而鼓励了他们走上更加进步的道路。
　　1918年4月14日，萧三与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13人渡过湘江，到岳麓山下蔡和森寓所，成立了新民学会，相约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开始实践他们“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宏愿。学会成立不久，由于受勤工俭学运动影响，毛泽东等人认为，会友应当前往俄国、法国，以研究进步学说，了解各国实情，以备将来回国所用。于是，在多番联系之后，毛泽东与萧三、蔡和森等人抵达北京，开始筹备留法事宜，萧三也进入了留法预备班学习。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和萧三不仅再次相聚于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家中聆听教诲，还在杨昌济介绍下，拜会了李大钊、蔡元培等先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受诸先生影响，年轻的萧三思想越发进步。五四运动爆发后，身在北京的萧三不仅参加了示威游行和集会宣传，还奋笔疾书，投稿给毛泽东在长沙主编的《湘江评论》，开始用文字作武器，投身革命道路。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冬，萧三和毛泽东结伴去大沽口看海，由于天气寒冷，他们两人将冻僵的脚伸到对方裤腿里取暖。可见，此时二人的确情深义重。

旅法时光

　　1920年5月，萧三登船赴法勤工俭学。在船上，萧三遇到了不少志趣相投的同志。赵世炎便是其中之一。在船上，年仅19岁的赵世炎一开始就表现出过人才干，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在长达40天的海上之旅中，性情开朗的萧三，为赵世炎的魅力吸引、折服，并主动与之交往，开始了他们间“在那以后的7年中，在巴黎、莫斯科、北京、上海四地，都一起学习和工作”的时光。
　　抵达法国后，萧三进入蒙达尔纪公学，而其他学生也大多分散在巴黎周围，他们有的先工后读，有的半工半读，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后来，邓小平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而捡马粪挣钱最多。”但即使物质生活不富足，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并不匮乏，在这个发达、自由、浪漫的国度，他们一边见识发达的资本主义，一边开始阅读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著作，并逐步形成了一个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洗礼的进步青年群体。这些志同道合的年轻革命者，开始渐渐感觉到，要争取自己的权益，就必须联合起来！要争取中国的进步，就必须走共产主义道路！ 　　1921年2月末，由于法国一战后经济日益萧条，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勤工俭学的难度越来越大，加之中、法当局对学生中日益倾向革命的情绪不满，因此决定切断对他们的经济帮助。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群情激奋，汇集巴黎，到中国驻法公使馆附近公园内，开展了“争生存权、争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学生的抗议并没有获得当局的同情，反而加剧了他们对运动的破坏，他们不顾中法大学是为勤工俭学而办的事实，暗中从国内招收学生，对勤工俭学的学生却拒之门外。在生存没有保障，求学又受阻的形势下，同学们深感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反抗，又组织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9月21日，各地代表125人占据中法大学，但最终还是被反动当局破坏。蔡和森、陈毅、李立三、聂荣臻等104人以过激主义罪名被遣送回国，赵世炎、萧三、李维汉等人因做联络工作不在现场，幸而躲过一劫。
　　经历挫折之后的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并未退却，而是毅然决定成立党组织，增强领导力量，继续开展斗争。他们召集在法的陈延年、陈乔年、李维汉、邓小平、王若飞等人组织发起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萧三积极参与其中，协助邓小平等编辑出版刊物《少年》。10多年后的1939年，从苏联回国的萧三，再次见到当年的“油印博士”邓小平时，二人还对那段岁月充满回忆。但在法国的岁月，最让萧三记忆深刻的还是他经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共之后，第一次听到《国际歌》。或许当时他并不知道，在遥远的中国，未来他的名字将和这首歌紧紧联系在一起。

留苏岁月

　　在法3年后，萧三来到了另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国家苏联。不同于浪漫之都巴黎，红色之都莫斯科的一切都是崭新的、神奇的、有生命的。1923年，萧三与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先后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此后，萧三真正成为了一个革命诗人和文化战士。
　　抵达莫斯科后，萧三不仅见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领导人，还干了一件让他的同学们羡慕不已的事——为列宁守灵。1924年1月，列宁逝世，这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中国给予了平等相待和大力支持的革命导师在中国共产党人乃至全世界共产党人心中都有着崇高威望。能为他守灵，哪怕一分钟，都会让这些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感到神圣和光荣。而萧三、任弼时等5人作为中共代表不仅参加了葬礼，还在列宁遗体旁守灵5分钟。这5分钟，对萧三来说，是短暂的，也是漫长的。短暂的是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将伟大导师的遗容一点一滴地印刻在自己的脑海，漫长的是从此他心中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胸中的激情变得更加澎湃。正如萧三诗中写的那样：“我紧紧地站在伟人的左脚旁，低头把那亲切的容颜来凝望。我的两行泪水滴在花丛中，最崇敬的人永远在我心上。”

　　在莫斯科期间，萧三干的另外一件大事，便是和陈乔年一起翻译了《国际歌》。《国际歌》是由法国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谱曲，以巴黎公社领导人之一的欧仁？鲍狄埃所作诗歌为词创作而成的，原为法语演唱。十月革命后，《国际歌》被翻译成俄语。因为《国际歌》歌词振奋人心，曲调激昂雄壮，因此每每在苏的中国革命者相聚一起，便会慷慨高歌。虽然此前，李大钊等人已将该歌译为了中文，但传唱度并不高。于是，1923年夏天，已经熟练掌握俄、法、英、德等语言的萧三和陈乔年，萌生了一个念头：将这首让自己激动不已的《国际歌》翻译成中文。为了让这首歌易于流传，唤醒更多的劳苦大众投身革命，萧、陈二人不仅参考了俄文译本、法文原本，还翻译一句，配唱一句，不断修改，反复演唱，最终译成了3段正歌和副歌。译完之后，他们又将歌曲教给了在苏同学。他们押韵上口的翻译作品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迅速地在同学中传开了。从此，萧三、陈乔年翻译的《国际歌》从苏联传到了中国，并很快流行起来。
　　翻译完《国际歌》后，萧三于1924年夏回国，先后担任了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和代理书记等职务，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筹备、组织工作，出席了党的五大，不想后来被困海参崴，并不慎摔成严重脑震荡，此后便一直在苏联养病。在苏期间，随着身体渐渐康复，萧三开始在东方学院教授中文，并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还担任了该会刊物《国际革命文学》的中文版主编。这一时期，受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热潮的鼓舞，萧三开始“认识到文艺是革命斗争的武器”，是“一项严肃的革命事业”并尝试“把诗当做‘子弹和刺刀’”，将他的诗歌创作推向了高潮。

回到延安

　　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大幕。不久，心系祖国的萧三回到了国内。1939年4月29日，萧三抵达延安，得知消息的毛泽东当晚便设宴为萧三洗尘。此时，这对十几岁相识，曾将脚放到对方裤腿里取暖的“同学少年”现在已是人过中年，一个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一个成了蜚声海内的诗人，但故人见面，追忆往事，还是欢声笑语、意犹未尽。
　　第二天，中央给萧三分配工作，安排他担任鲁艺编译部主任。又过了5天，毛泽东亲自来鲁艺编译部“专诚拜谒”，这让萧三既受宠若惊，又感激万分，不仅向毛泽东介绍了自己诗歌创作的经历，还将诗作拿给毛泽东看，请他指正。毛泽东翻看了几首之后，对萧三开玩笑地说：“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没过多久，他又专门致信萧三：“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毛泽东的重视和鼓励，让萧三再次看到了自己的使命和诗歌的价值。于是，他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常委、文化俱乐部主任、中宣部文委委员，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翻译了大量苏联作品之余，还组织了延安诗社，发行《新诗歌》，凝聚了一大批革命詩人和文学青年。此时的萧三，心中激情澎湃，他在诗歌中写道：“诗人，起来……你现在不能丢炸弹、动刀枪，你应该写些诗歌给他们唱：诗人、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 　　延安期间，萧三除了大量创作诗歌外，还承担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为毛泽东立传。1943年秋，任弼时叮嘱萧三“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贺主席50岁大寿”。为完成这项任务，萧三放下了繁杂的工作，减少了诗歌创作，开始认真回忆与毛泽东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同时又走访了在延安的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徐特立等人，详细记录素材，精心斟酌文辞，并于1944年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系统地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经历。与其他文学创作不同，萧三为毛泽东写传时，情感更加丰富、特殊，这里面不仅饱含了他对中国革命经历艰难曲折即将走向胜利的回忆、期待、祝福，更饱含了他对毛泽东这位伟人、领袖、同学、至交于公于私都十分真诚、深厚的情义。或许，就在他奋笔疾书的时候，他脑海里闪现的是曾经的借书之谊、取暖之情，是留法前夕的上海话别，是归国当晚的延安夜谈。
　　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让萧三笔耕不辍，《毛泽东同志传略》《大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等文章一篇篇刊发。其中，《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还迅速被译成日、德、英、法等文字，流行海外，为宣传中国革命和毛泽东作出了不小贡献。而“为毛泽东立传第一人”也同“《国际歌》翻译者”一起成为了萧三身上永远闪光的标签。

老骥伏枥

　　1949年7月，萧三出席全国文代会，被选举为文联委员、作协书记处书记、顾问。9月，他又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以后，萧三先后担任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书记处中国书记等职务，不仅常年出访世界各地，为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巩固外交成果、扩大国际影响四处奔波，还主动邀请和接待世界各国的文化人士来华访问，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
　　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忘记那些曾经共同奋斗而且已经牺牲了的先烈。1959年，萧三精心校对、考证、注解，编辑出版了《革命烈士诗抄》，将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89位革命先烈的194首诗词收录其中，让先烈们的崇高品格和伟大精神得以长存。“文革”结束后，萧三得到平反，立即振奋起精神，以80多岁的高龄和诗人独有的热情开始对新时代的歌颂。他说：“而今社会主义前途多辉煌！彻底粉碎‘四人帮’！愿同庚共勉，愿老当益壮！”这就是萧三，洒脱的萧三！超脱的萧三！永怀着真诚的萧三！永怀着忠诚的萧三！
　　1983年2月4日，萧三逝世。他用87年的人生，給我们留下了一个文化战士的身影、一个革命诗人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