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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正越来越重要。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提速。
从2009年7月至今已经五年，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在诸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到2013年末，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累计金额已经突破10万亿元。2014年一季度，单季结算量就达到了1.65万亿元。2013年11月，国际清算银行的全球外汇市场成交量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人民币首次成为日均交易量前十大货币（位列第九）。
此外，资本与金融项下的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也在审批和额度的控制下得到了可控的发展。其中对内、对外直接投资的人民幣跨境业务之和就已经超过了万亿元。
由于人民币跨境结算量迅速上升，在国际收支平衡表外，人民币国际化也渐次取得了相当重要的进展：香港市场，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枢纽，已经具有超过万亿元人民币规模的资产池；而在此基础上，人民币的区域性离岸中心网络也已经初见其雏形，目前这个网络已经包括了伦敦、新加坡、中国台湾、巴黎、澳大利亚、卢森堡等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从中国自身因素来看，问题与挑战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性问题，对人民币国际化存在根本性的制约。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国企业的产品定价权普遍较弱。国际贸易中，计价、结算币种的选择，实际上是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定价能力弱的企业，必将承担更多的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
在整个对外贸易中，外资企业的占比也大致占到一半的比例。但外资企业的经营决策普遍受制于海外的母公司，缺乏财务独立性。与中国企业不同，使用人民币结算，对外资企业并不意味着汇率风险就能够消失，故而外企通常难以接受使用人民币来计价结算。当然，在使用人民币结算具有套利空间的情况下，外企对人民币结算可能会有很大的兴趣，但这种动机的行为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有问题的。
从贸易类型来看，加工贸易也几乎占据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主要分为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两种。后者的情况，例如中国的A公司从日本B公司进口了一批原材料，价值95万元；经加工后以105万元再售回给B公司。其间贸易额为200万元；但双方为了节省成本只是支付差额，即实际跨境结算金额只有10万元。这意味着，即使贸易结算全部使用人民币结算，其占进出口贸易额比例也只有5%。
进料加工，与来料加工有所不同。但不论是哪种加工贸易，其附加值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占比都很低，例如苹果手机在中国加工环节的增值不到4%。由于在分工体系中的低附加值地位，加工企业往往是被动来选择结算币种的；因此，如果考虑到加工贸易，则对外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空间也会大打折扣。
再者，中国的进口商品贸易结构中，国际大宗商品占比较高。近年来这一比重接近40%。由于国际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计价、结算，因此进口环节的人民币使用将受到挤压。
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的区内贸易中，甚至日元也没能成为日本企业的主要计价货币。伊藤隆敏等日本经济学家的多年研究发现了原因：日本企业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子公司，从日本进口中间品，经加工后出口到美国，形成了三角贸易。由于出口商品最终销往美国市场，因此终端的消费市场，仍然决定了美元计价的高占比。近些年，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断上升，对这些地区的贸易量也有快速增长。但是，如果这些对外投资，只是简单地将中国对欧美的出口，转变成为第三国对欧美的出口，这种分工格局，也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应的货币交易网络。
上述这些因素将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潜力产生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这些因素涉及面较多，但归根到底都是一点：我国尚缺乏本土的、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它们才是贸易、投资和货币交易网络的实际载体。
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开放滞后，也制约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尽管货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却以资本项目开放为前提条件。那么现在是否可以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国内各界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反对者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关键价格的形成机制尚未理顺，在此条件下开放资本项目，会面临大量的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流出压力，对国内的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产生冲击；与此同时，在美国、日本、欧洲货币政策频出狠招的背景下，国际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情绪也很不稳定。由此可见，目前中国尚不具备开放资本项目的条件，而且外部时机也不成熟。
支持者则认为，改革可以试错推进、甚至由外向内倒逼。即便有风险，也可借此打破固有的利益僵局，推动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否则就贻误了时机。
尽管上述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分歧较大。但有趣的是，就实践方案，双方却有不少共识，即：将资本账户开放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短期中，在一年至三年内，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中期上，三年到五年，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长期来看，在五年到十年，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剩下其他风险程序更高的项目，可以再择机开放。
因此，从双方的共识来看，资本账户的开放仍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人民币国际化还将继续面临这方面的制约。而且，资本账户开放，解决的只是人民币资产的可得性问题，这本身并无法解决人民币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流动性等问题。
目前的中国金融市场，利率、外汇、债券、股票市场的发展都面临着各自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存在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上市后的国有商业银行，是否真正实现了市场化的公司治理？地方政府可以发债、或者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举债，但是地方财政的预算、决算机制是否有监督、是否有配套改革措施？以国家信用作为隐性担保的国有企业，其在金融市场进行融资，对其他融资需求主体是否公平？
这一系列问题怎样解决以及解决得怎样，都关系到中国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进而关系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发展。
国际化疾进
从2009年7月至今已经五年，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在诸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到2013年末，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累计金额已经突破10万亿元。2014年一季度，单季结算量就达到了1.65万亿元。2013年11月，国际清算银行的全球外汇市场成交量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人民币首次成为日均交易量前十大货币（位列第九）。
此外，资本与金融项下的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也在审批和额度的控制下得到了可控的发展。其中对内、对外直接投资的人民幣跨境业务之和就已经超过了万亿元。
由于人民币跨境结算量迅速上升，在国际收支平衡表外，人民币国际化也渐次取得了相当重要的进展：香港市场，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枢纽，已经具有超过万亿元人民币规模的资产池；而在此基础上，人民币的区域性离岸中心网络也已经初见其雏形，目前这个网络已经包括了伦敦、新加坡、中国台湾、巴黎、澳大利亚、卢森堡等国际金融中心。
外贸结构的影响
但是，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从中国自身因素来看，问题与挑战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性问题，对人民币国际化存在根本性的制约。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国企业的产品定价权普遍较弱。国际贸易中，计价、结算币种的选择，实际上是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定价能力弱的企业，必将承担更多的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
在整个对外贸易中，外资企业的占比也大致占到一半的比例。但外资企业的经营决策普遍受制于海外的母公司，缺乏财务独立性。与中国企业不同，使用人民币结算，对外资企业并不意味着汇率风险就能够消失，故而外企通常难以接受使用人民币来计价结算。当然，在使用人民币结算具有套利空间的情况下，外企对人民币结算可能会有很大的兴趣，但这种动机的行为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有问题的。
从贸易类型来看，加工贸易也几乎占据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主要分为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两种。后者的情况，例如中国的A公司从日本B公司进口了一批原材料，价值95万元；经加工后以105万元再售回给B公司。其间贸易额为200万元；但双方为了节省成本只是支付差额，即实际跨境结算金额只有10万元。这意味着，即使贸易结算全部使用人民币结算，其占进出口贸易额比例也只有5%。
进料加工，与来料加工有所不同。但不论是哪种加工贸易，其附加值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占比都很低，例如苹果手机在中国加工环节的增值不到4%。由于在分工体系中的低附加值地位，加工企业往往是被动来选择结算币种的；因此，如果考虑到加工贸易，则对外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空间也会大打折扣。
再者，中国的进口商品贸易结构中，国际大宗商品占比较高。近年来这一比重接近40%。由于国际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计价、结算，因此进口环节的人民币使用将受到挤压。
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的区内贸易中，甚至日元也没能成为日本企业的主要计价货币。伊藤隆敏等日本经济学家的多年研究发现了原因：日本企业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子公司，从日本进口中间品，经加工后出口到美国，形成了三角贸易。由于出口商品最终销往美国市场，因此终端的消费市场，仍然决定了美元计价的高占比。近些年，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断上升，对这些地区的贸易量也有快速增长。但是，如果这些对外投资，只是简单地将中国对欧美的出口，转变成为第三国对欧美的出口，这种分工格局，也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应的货币交易网络。
上述这些因素将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潜力产生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这些因素涉及面较多，但归根到底都是一点：我国尚缺乏本土的、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它们才是贸易、投资和货币交易网络的实际载体。
金融滞后的挑战
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开放滞后，也制约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尽管货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却以资本项目开放为前提条件。那么现在是否可以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国内各界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反对者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关键价格的形成机制尚未理顺，在此条件下开放资本项目，会面临大量的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流出压力，对国内的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产生冲击；与此同时，在美国、日本、欧洲货币政策频出狠招的背景下，国际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情绪也很不稳定。由此可见，目前中国尚不具备开放资本项目的条件，而且外部时机也不成熟。
支持者则认为，改革可以试错推进、甚至由外向内倒逼。即便有风险，也可借此打破固有的利益僵局，推动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否则就贻误了时机。
尽管上述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分歧较大。但有趣的是，就实践方案，双方却有不少共识，即：将资本账户开放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短期中，在一年至三年内，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中期上，三年到五年，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长期来看，在五年到十年，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剩下其他风险程序更高的项目，可以再择机开放。
依旧在路上
因此，从双方的共识来看，资本账户的开放仍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人民币国际化还将继续面临这方面的制约。而且，资本账户开放，解决的只是人民币资产的可得性问题，这本身并无法解决人民币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流动性等问题。
目前的中国金融市场，利率、外汇、债券、股票市场的发展都面临着各自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存在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上市后的国有商业银行，是否真正实现了市场化的公司治理？地方政府可以发债、或者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举债，但是地方财政的预算、决算机制是否有监督、是否有配套改革措施？以国家信用作为隐性担保的国有企业，其在金融市场进行融资，对其他融资需求主体是否公平？
这一系列问题怎样解决以及解决得怎样，都关系到中国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进而关系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发展。